
建筑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栋建筑都必然落在某个具体的地方,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把建筑所处的这个具体位置称为“场地环境”。这个环境会对建筑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它既是限制因素,也是创意的源泉。
如果把上海新天地的石库门建筑搬到北京胡同里,或者把深圳的玻璃幕墙高楼放在江南水乡,会是什么样子?答案显然是不协调的。这就是场地环境的重要性。优秀的建筑师会仔细研究场地的特点,让设计方案与环境产生对话。有的建筑选择融入环境,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有的则选择对比反差,形成独特的视觉冲击。无论哪种方式,关键在于对场地的深入理解和有意识的回应。
场地环境不仅包括物理空间特征,还涵盖了历史记忆、文化氛围、社会活动等多个维度。理解场地,就是理解建筑存在的理由。
每一块场地都有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由地形地貌、位置关系、历史沿革等多个因素共同塑造。在城市里,场地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痕迹。比如北京798艺术区,原本是50年代建设的工业厂房区,德国包豪斯风格的建筑结构、高大的车间空间、砖红色的外墙,这些都是场地的历史记忆。当这里被改造成艺术区时,设计师保留了这些工业遗存的特征,让新的艺术功能与旧的工业氛围形成了独特的对话。
城市场地的物理历史会给建筑设计提供重要线索。周边建筑的材料质感、形体高度、细节处理,都在讲述着这个地方的故事。上海新天地的改造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那里原本是老式里弄住宅区,设计团队没有推倒重来,而是保留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墙和街巷格局,只在内部植入现代商业功能。这样做的结果是,新旧建筑在这里和谐共生,游客既能感受到上海的历史韵味,又能享受到现代化的商业服务。
相比之下,自然场地的历史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它的物理特征同样重要。地形的起伏、地质的构成、植被的分布,这些都是场地在向建筑师“说话”。杭州西溪湿地的建筑群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设计师没有大规模改造地形,而是让建筑顺应湿地的水系和植被分布,建筑体量轻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这样的设计让建筑真正成为了景观的一部分。
作为建筑师,必须系统地研究场地特征。这个研究过程会揭示一系列影响设计的参数。朝向问题决定了阳光如何在场地上移动,这会影响建筑的采光和节能。交通问题关系到人们如何到达建筑,这会影响入口的位置和建筑的形态。周边建筑的尺度和材料则提示着新建筑应该如何与环境对话。
在场地上,设计师需要想象建筑的形体、体量、材料、入口和视线关系。场地既是限制,也是机遇。正是因为场地的独特性,才让每一个建筑项目都有其不可复制的特质。没有两块场地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场地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为建筑设计创造了无限可能。场地分析是建筑设计的起点,它为建筑师提供了设计的基本准则。
场地分析的本质,是在限制中寻找机遇,在约束中发现创意的可能性。
当我们观察中国的城市天际线,会发现历史建筑与当代建筑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城市景观。以北京为例,从故宫的传统木构建筑,到国贸的现代玻璃幕墙,再到央视大楼的先锋造型,不同时代的建筑通过材料、形式、尺度建立着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可能是和谐的延续,也可能是对比的张力,但它们都建立在对场地环境的深刻理解之上。
深圳蛇口海上世界的改造是另一个精彩的案例。原有的“明华轮”邮轮被保留下来,成为场地的历史标志,新建的文化艺术中心则采用了现代简洁的设计语言。新旧建筑通过公共空间的串联形成了对话,既尊重了场地的历史记忆,又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城市环境中,建筑的高度不仅影响天际线的美观,还直接关系到周边建筑的日照条件和空间尺度感。你有没有想过,轻轻调整一幢楼的高度,周围的光影范围和街道氛围也会随之改变?试试看下方的交互图表,直观体验建筑高度与日照阴影之间的微妙关联。
通过上方交互图表我们可以直观发现,随着太阳高度角降低(如冬季),同样高度的建筑会投下更长的阴影;而太阳高度角升高(如夏季)时,阴影长度则明显缩短。这正是城市设计师在规划建筑时必须精确分析日照条件的原因,以避免新建筑对周边造成不合理的遮挡和影响。
要真正理解一块场地,需要运用系统的分析方法。这个过程既包括定量的物理测量,也包括定性的体验感知。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多次实地考察,观察场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天气条件下的状态变化。早晨的光线、中午的人流、傍晚的氛围,都会给设计师带来不同的启发。
场地分析的两种基本立场值得关注。一种是“顺应式”的分析,目标是找出场地的既有特征并在设计中延续它们。另一种是“对比式”的分析,目标是识别场地特征后有意识地制造反差。无论采用哪种立场,前提都是对场地的充分认知。这种认知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场地测绘来实现。
场地测绘的目的是记录场地的多维度信息。这些信息既有物理层面的数据,比如尺寸、高度、距离,也有体验层面的印象,比如光线、声音、氛围。在深圳前海自贸区的规划中,测绘团队不仅记录了地形数据和周边建筑信息,还详细调研了海风的强度、潮汐的变化、候鸟的迁徙路线。这些看似细微的信息,最终都成为了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
完整的场地测绘应该同时包含客观数据和主观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场地的真实特征。
场地测绘有多种工具和技术可以使用。从传统的实地测量到现代的无人机航拍,从手绘草图到数字化建模,不同的工具适用于不同的分析需求。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工具来揭示场地最关键的特征。这些分析工具让场地可以从多个角度被“阅读”和理解,为后续的设计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在场地分析的过程中,建筑师扮演着解读者的角色。就像考古学家从遗迹中读出历史,建筑师从场地特征中读出设计的可能性。这个解读过程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只有深入理解场地,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这个地方的建筑。
要系统地理解一块场地,我们需要掌握一些专业的分析工具。这些工具各有侧重,有的关注个人体验,有的强调空间关系,有的挖掘历史维度。熟练运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解读场地,发现那些不易察觉但十分重要的特征。
我们对一个地方的第一印象往往最为深刻。当你第一次走进北京的胡同,或是漫步在上海外滩,那些瞬间的感受会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序列视点分析法就是要捕捉这种行走体验中的空间感受。
这个方法的核心思路是将场地体验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序列。假如你沿着一条路线行走,每走几步,眼前的景象就会发生变化。街道的宽窄、建筑的高低、光线的明暗、视线的开合,这些变化构成了空间的“节奏”。通过在地图上标注若干个观察点,然后为每个点绘制或拍摄视觉印象,我们可以将这种动态体验转化为可分析的序列。
以北京中轴线为例。从永定门开始向北行走,空间体验经历了多次转换。先是开阔的广场空间,然后进入天坛的林荫道,接着是前门大街的街道空间,再到天安门广场的宏大尺度,最后是故宫的层层递进。每一段都有独特的空间特征,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了中轴线完整的空间叙事。如果我们用序列视点分析法来记录这个过程,就能清晰地看到空间尺度、围合程度、视觉焦点是如何变化的。
序列视点分析法不仅适用于分析现有场地,也可以用来设计新建筑的空间序列,帮助我们构思人们在建筑中的行走体验。
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手绘草图,也可以用摄影记录,关键是要按序列组织起来,展现空间体验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改造中,设计团队就运用了这种方法,通过保留和强化原有工业厂房的空间序列感,让游客在行走中体验到从工业到艺术的空间转换。
从高空俯瞰城市,会看到建筑和空间形成的抽象图案。图底关系分析法就是采用这种俯视视角,将建筑物涂成黑色实体,将街道、广场、水面等开放空间留白,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图。这种抽象化的处理让我们能够专注于空间的基本结构关系。
在这种图中,建筑是“图”,空间是“底”。通过观察图底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的空间格局。传统的中国城市,比如老北京,呈现出比较规整的方格网图案,胡同和院落形成了清晰的实体与虚空关系。而现代城市的图底关系往往更加破碎和复杂。
上海外滩地区的图底关系很有特点。黄浦江形成了巨大的开放空间,沿江的建筑群形成了连续的界面,而后方的街区则是相对密集的建筑肌理。通过图底分析,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外滩的建筑如此重要——它们界定了江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关键要素。
图底关系分析还能揭示不同城市的空间特征。下面这个图表对比了几个中国主要城市核心区的建筑密度情况。
从数据可以看出,历史悠久的城市核心区往往建筑密度更高,开放空间相对较少。这种高密度的空间格局是历史形成的,也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城市规划理念。现代规划更加重视开放空间的比例,这就是为什么新开发区的建筑密度相对较低。
图底关系分析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从整体空间结构的角度理解场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单个建筑。
每一块城市用地都有自己的历史。道路可能改了线,建筑可能拆了建,但历史的痕迹往往以某种方式留存下来。历史叠加分析法通过将不同时期的场地地图叠加在一起,揭示场地的演变轨迹和历史记忆。
这种方法的操作方式是收集场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图,将它们统一到相同的比例尺,然后以半透明的方式叠加显示。当多张地图叠在一起,那些始终存在的要素会变得醒目,而消失和新增的要素也清晰可辨。这种分析能够发现场地历史上的重要路径、边界、建筑位置等信息。
深圳蛇口地区的历史演变就很有代表性。1979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1979年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2000年后逐渐转型为创意产业区。通过叠加不同时期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码头岸线的变化、工业区的扩张、居住区的形成。这些历史信息为今天的城市更新提供了重要线索。比如原有的工业大道被保留下来成为主要的公共空间轴线,一些有特色的工业建筑被改造为文化设施。
西安的城市发展更是历史叠加的典型案例。唐代的长安城格局、明代的城墙位置、现代的城市道路,这些不同时期的城市要素在今天的西安都能找到痕迹。唐代皇城的中轴线影响了今天的南北主干道,明城墙围合的区域依然是老城区的边界,这些历史轴线和边界在当代城市设计中仍然被有意识地强化和延续。
历史叠加分析不仅是在研究过去,更重要的是为当代设计提供灵感。历史中的重要路径、边界、节点,往往可以转化为新设计中的主要轴线、空间界定、标志性位置。
不同的分析工具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的场地类型和设计需求。下面这个表格总结了三种工具的特征和应用场景。
这三种工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运用。在一个完整的场地分析中,我们往往需要从体验、空间、历史等多个维度来理解场地,这样才能获得全面而深入的认知。比如在对上海新天地的前期研究中,设计团队既进行了历史叠加分析来理解里弄的形成过程,也进行了图底关系分析来把握街巷空间格局,还通过序列视点分析来体验传统里弄的空间氛围。正是这种多角度的分析,为后续的设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有些地方让人印象深刻,过了多年仍能清晰记起。这些地方往往有着鲜明的特征,可能是独特的声音、特殊的质感、标志性的事件,或是某种难以言说的氛围。对于建筑师来说,理解场所的记忆特质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处理历史场地或文化保护区的项目时。有些场地特征需要被强化和延续,它们构成了场所认同的基础。
什么时候一个空间会成为一个“场所”?空间是物理性的存在,它有尺寸、有位置、会随时间变化、承载着记忆。而场所则是活动和事件发生的舞台,是有意义的所在。一栋建筑可以是一个场所,也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场所。同样,一座城市既是由许多重要空间组成的整体,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场所。
场所具有记忆和认同感。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成都的宽窄巷子,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场所”而不仅仅是“空间”,是因为它们承载着特定的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记忆、形成了独特的认同。人们去天桥不只是路过那个位置,而是去体验老北京的市井文化;去城隍庙不只是看建筑,而是去感受上海的传统商业氛围。
设计建筑和城市空间,需要把它们构想为事件发生的场所。这要求建筑师不仅要考虑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和活动,还要想象未来可能发生的场景。建筑和空间是为生活服务的,它们应该成为各种活动展开的舞台。
场所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活动的沉淀。设计可以创造成为场所的潜力,但最终是否能成为有意义的场所,还要看它如何被使用和体验。
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的保护就体现了对场所记忆的尊重。设计团队没有把它打造成旅游景区,而是保留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清晨买菜的老人、下午晒太阳的居民、傍晚遛狗的邻居,这些日常活动让平江路保持了作为“生活场所”的真实性。建筑的修缮也采用了传统工艺和材料,让物理空间保持着历史的质感。

今天,我们的大部分新建筑都建在城市里。城市是当代社会居住和工作的主要环境,它为建筑提供了参照系,也提供了互动的对象。城市本身就是丰富的建筑资源库,展示着不同时期的建筑理念和建造技术。
城市是由成千上万人共同创造和使用的复杂系统。它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想象和描绘——规划师、建筑师、政治家、艺术家、作家、普通市民,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城市图景。许多对城市的构想代表着某种理想状态,描绘着人们希望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新城建设就体现了这种理想城市的追求。雄安新区的规划从一开始就有着清晰的愿景: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这不是对现有城市的修补,而是从零开始构想一个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城市。规划中的空间布局、交通系统、公共服务设施,都体现了当代城市规划的理念。
成都天府新区是另一个例子。与传统的“摊大饼”式城市扩张不同,天府新区采用了组团式的空间结构,每个组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组团之间保留生态廊道。这种规划理念试图在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根据上表,深圳特区自1980年起步,经历了爆发式的面积扩张与快速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特区典范;上海浦东新区自1990年代成立后,以国际金融和高端产业为驱动,实现了城市面貌和规模的飞跃;雄安新区则自2017年设立,以高起点规划和高质量、集约化发展为特色,强调绿色、创新与高品质,追求可持续而非单纯扩张。三个新区的发展轨迹和模式,充分反映了不同时代中国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与战略转型。
城市提供了多种类型的空间,每种空间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用途。从私密的居住空间到开放的公共广场,从商业街区到工业园区,从历史保护区到创新发展区,城市空间的多样性支撑着城市生活的丰富性。
下面这个表格总结了城市中主要的空间类型及其特征。
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对建筑设计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历史街区建新建筑,需要考虑尺度、材料、色彩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在商务区建高层建筑,需要考虑与城市天际线的关系;在生态休闲区建设施,需要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理解城市空间的类型和特征,是在城市环境中进行建筑设计的前提。建筑不是孤立的物体,而是城市空间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深圳前海合作区的规划展示了当代城市设计对空间多样性的追求。这个区域包含了商务办公、文化设施、滨水休闲、交通枢纽等多种空间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通过步行系统和开放空间网络串联起来,形成了功能混合、充满活力的城市片区。建筑设计也相应地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从现代简约的写字楼到亲水低层的文化建筑,各具特色又整体协调。

景观,无论规模大小,都为人类的居住和生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场地可能是城市的、开放的、封闭的或乡村的,但无论什么类型的场地,建筑师都需要深入理解它。这种理解既要有直觉性的感知,也要有量化的测量评估。这两方面的理解结合起来,会为建筑设计提供重要的参数,确保设计方案既适合场地特点,又能为环境增添新的价值。
当代社会中,有些建筑的规模大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景观。机场、公园、大型交通枢纽,这些建筑设施的尺度巨大,它们不再只是景观中的一个元素,而是自己创造了新的景观环境。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整个航站楼的建筑面积达到70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它像一只展翅的凤凰。这座建筑不仅仅是交通设施,更是重塑了周边地区的景观特征。设计采用了五指廊式布局,中心到最远登机口的步行距离被控制在600米以内。屋顶采用流线型的曲面造型,由8000多块玻璃单元组成,每一块的尺寸和曲率都不相同。阳光透过这些玻璃洒进室内,形成丰富的光影变化。
航站楼内部的空间尺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中央大厅的挑高超过40米,巨大的支撑柱如同树干一样向上延伸,在顶部分支形成"树冠",支撑起整个屋面结构。这种仿生设计既解决了结构问题,又创造了独特的空间体验。旅客在这个巨大的空间中行走,会感受到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人造的景观世界。
当建筑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不再是景观中的“物件”,而是自己创造了景观。这时建筑设计需要以景观设计的思维来思考整体布局和空间体验。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是另一个将建筑与景观融合的案例。这个项目包含了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多个文化设施,但设计师没有把它们做成孤立的建筑,而是通过下沉广场、水景、绿化将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景观。建筑的高度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大部分空间放在地下,地面以上主要是开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设计让建筑群融入了城市景观,而不是突兀地矗立在城市中。
在景观环境中,建筑可以选择融入或对比两种不同的策略。有些建筑追求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在材料、色彩、体量上呼应周边环境,几乎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另一些建筑则选择明确的对比,用独特的形式和材料在景观中形成视觉焦点。
浙江莫干山的裸心谷度假村采用了融入策略。建筑散布在山林之中,采用木材和石材等自然材料,屋顶形式参考了当地传统民居。建筑的体量都不大,掩映在树木之间,从远处几乎看不出来。这种设计让度假村真正成为了山林景观的一部分,游客在这里能够充分体验自然环境。
相反,广州歌剧院在珠江边选择了对比策略。建筑的造型极具雕塑感,由两块“砾石”形态的体量组成,表面覆盖着灰色的花岗岩和玻璃。这座建筑在珠江岸边形成了鲜明的标志,成为城市天际线的亮点。夜晚灯光亮起时,建筑的戏剧性更加突出,在水面形成美丽的倒影。
下面这个图表对比了几个代表性景观建筑的规模特征。
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交通枢纽类建筑往往规模最大,它们需要容纳大量的人流和复杂的功能。文化建筑的规模居中,既要满足功能需求,又要控制环境影响。度假建筑通常规模较小,以免过度干扰自然环境。
在景观环境中设计建筑,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是尊重场地的自然特征。地形、水系、植被都是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建筑应该顺应这些特征而不是强行改变它们。成都锦城公园的建筑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公园沿着绕城高速环状分布,建筑沿着自然的地形起伏布置,尽量不破坏现有的植被和水系。
其次是控制建筑的环境影响。大型建筑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包括遮挡视线、改变风向、影响日照等。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在设计时就考虑了这些因素。建筑采用了"东方之冠"的造型,上大下小的体型不仅有独特的形式美,也减少了建筑底部的阴影面积,为周边创造了更多的开放空间。
最后是创造建筑与景观的对话。无论采用融入还是对比的策略,关键是建立建筑与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材料的呼应、尺度的对比、视线的引导,或是功能的互补。苏州博物馆新馆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建筑位于历史街区中,设计师采用了传统的园林手法,通过庭院、水景、假山创造了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建筑的白墙灰瓦呼应了苏州传统建筑的色彩,但几何形式又是现代的,新旧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景观中的建筑设计,核心在于建立建筑与环境的恰当关系。这种关系既要回应场地特征,也要创造新的空间价值。
当代中国的景观建筑实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自然景观中,建筑师越来越注重生态保护和低影响开发。在城市景观中,则更多地思考如何通过建筑创造高品质的公共空间。这些实践案例为我们理解建筑与景观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青海格尔木的察尔汗盐湖景区游客中心采用了极简的设计策略。建筑体量很小,采用白色混凝土和玻璃,在盐湖的纯净景观中几乎消隐。设计师认为,在这样壮观的自然景观面前,建筑应该尽可能谦逊,不要抢夺自然的风头。
深圳人才公园则展示了城市滨水景观中的建筑策略。公园沿着深圳湾布置,建筑设施都很小体量,包括几个小型展厅、咖啡厅和服务设施。这些建筑采用轻盈的结构,大面积使用玻璃,让室内外空间流通。建筑更多地扮演景观设施的角色,而不是主导性的视觉焦点。
这些案例说明,景观建筑的设计没有固定的模式,关键是理解场地的特质和项目的定位,找到最合适的设计策略。有时候建筑需要谦逊地退到背景中,有时候则需要大胆地站出来成为焦点。这个判断需要基于对场地、功能、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
前面我们探讨了场地分析的方法、场所记忆的概念、城市环境和景观环境的特征。现在让我们通过一个完整的案例,来看看这些理论如何在实际项目中应用。深圳大学城的规划设计很好地体现了场地分析、功能组织、空间营造等多方面的考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深圳大学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片区,占地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个项目始于2000年,目标是建设一个集教学、科研、生活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学园区。与传统的单一大学校园不同,深圳大学城采用了“一城多校”的模式,集中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等多所高校。
场地原本是西丽山区的一片丘陵地带,地形起伏较大,最大高差达到50米左右。场地内有自然水系,植被茂密。这样的自然条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规划团队在前期进行了详细的场地分析,包括地形测量、植被调查、水文分析、日照研究等。
规划的核心理念是“山水校园”。设计团队没有采用传统的大规模平整土地的方式,而是顺应原有地形,让建筑沿着山谷和缓坡布置。这种做法既保护了自然生态,也创造了丰富的空间体验。
整体布局采用了“带状发展”的模式。一条中央绿化景观带贯穿整个校区,沿着这条轴线布置了图书馆、体育中心、艺术中心等共享设施。各个学校的教学区分布在轴线两侧的台地上,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这种布局有几个优点。首先是功能清晰,共享设施集中在中央,方便所有师生使用。其次是交通便利,主要的步行和车行道路沿着轴线展开,形成清晰的路网。最后是景观优美,中央绿带成为校园的"绿肺",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休闲空间。
顺应地形的规划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还能创造更丰富的空间层次。深圳大学城的实践证明,自然地形的“限制”可以转化为设计的“资源”。
大学城的功能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类别:教学科研空间、图书馆等公共学习空间、体育运动空间、生活服务空间、以及开放的景观休闲空间。不同功能的比例和布局直接影响校园的使用效果。
从功能分区比例可以看出,教学科研是核心功能,占据最大比例。但值得注意的是,景观绿化也占了很大比重,体现了“山水校园”的理念。这些绿化空间不仅是视觉景观,也是重要的公共空间,为师生提供了休闲、交流、运动的场所。
空间组织采用了“组团式”的策略。每个学校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组团,包含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等。组团内部通过庭院和连廊串联,形成便捷的步行系统。组团之间则通过中央绿带和道路连接。这种组织方式既保证了各学校的相对独立性,又便于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
大学城的建筑设计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都遵循了一些共同的原则。首先是尺度控制。由于地形起伏,建筑高度被控制在6-8层之间,避免过高的建筑破坏山地景观。其次是材料选择。主要采用浅色系的涂料和玻璃幕墙,在绿色山林中形成明快清爽的视觉效果。第三是形式语言。虽然不同学校的建筑由不同设计师设计,但都采用了现代简约的风格,避免过度装饰,强调功能和空间。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主楼是一个典型案例。建筑采用了“回”字形平面,围合出一个中央庭院。庭院不仅提供采光和通风,也成为师生交流的场所。建筑立面采用了横向线条的处理,呼应了山地的水平层次。首层架空,形成半开放的灰空间,在炎热的深圳气候中提供了遮阳避雨的休憩场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的图书馆则采用了更加通透的设计。大面积的玻璃幕墙让室内外空间产生流动感,坐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和绿化。建筑的屋顶采用了坡屋顶形式,既有利于排水,也呼应了山地的形态。

大学城的交通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外部车行交通、内部车行交通、步行系统。外部车行道路连接城市主干道,解决人员和物资进出的问题。内部车行道路主要服务于日常通勤和物流,设计标准相对较低,强调景观性而非通行效率。步行系统则是最重要的,因为师生的日常活动主要依赖步行。
步行系统设计充分考虑了场地的地形特征。在坡度较大的地方设置了台阶和坡道,在平缓的地方则是宽阔的步行道。步行道两侧种植了茂密的树木,提供遮阳。沿途设置了休息座椅和小广场,为步行增添趣味。从宿舍区到教学区的步行时间控制在10-15分钟之内,确保便利性。
更重要的是,步行体验被设计成一种空间序列。从宿舍出发,先经过相对狭窄的林荫道,然后视野逐渐开阔,看到远处的教学楼,接着穿过一个小广场,最后到达教学楼入口。这种空间的收放变化,让日常的通勤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体验。这正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序列视点分析法在设计中的应用。
交通系统不仅是功能性的,也是塑造空间体验的重要手段。步行路径的设计直接影响人们对场所的感知和记忆。
大学城的景观设计采用了“最小干预”的策略。原有的大树尽可能保留,自然水系被整合进景观系统,形成了几个小型湖泊和湿地。这些水体不仅美化环境,也起到调节微气候、净化雨水的作用。
植被配置采用了本土植物为主的策略。荔枝树、芒果树、凤凰木等岭南常见树种大量种植,既适应当地气候,也营造了地方特色。地被植物选择耐旱耐阴的品种,减少养护成本。景观设计避免了过度的人工化,保持了相对自然的状态。
生态保护是整个规划的重要考虑。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土方量,减少大规模的土地平整。建筑选址避开了原有的大树和重要的生态节点。雨水管理采用海绵城市的理念,通过植草沟、雨水花园等设施收集和净化雨水。这些措施让大学城在建设中保持了较好的生态平衡。
深圳大学城的案例给我们带来几点重要启示。第一是场地分析的重要性。详细的场地调研为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顺应地形的规划策略既保护了环境又创造了特色。第二是整体性思维的必要性。大学城不是简单的建筑堆砌,而是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建筑、景观、交通有机整合。第三是人本关怀的体现。从功能布局到步行体验,设计始终关注使用者的实际需求。
这个案例也说明,场地环境并不仅仅是限制因素。深圳大学城的丘陵地形在传统观念中可能被视为不利条件,但设计团队将其转化为独特优势,创造出与平原校园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这种转化能力正是优秀建筑设计的核心特质。
每个场地都有其独特价值,关键在于如何读懂场地的语言,将限制转化为特色,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深圳大学城的成功经验证明,尊重场地、顺应自然的设计往往能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建筑环境。
建筑的场地定位,是建筑设计的起点,也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从最初的场地调研,到方案构思,再到细部设计,场地始终在提供线索、设置约束、启发创意。优秀的建筑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与场地展开深入对话,让设计回应场地的特征,同时也为场地增添新的价值。
我们讨论了场地分析的系统方法,包括序列视点分析、图底关系研究、历史叠加分析等工具。这些方法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场地,发现那些不易察觉但至关重要的特征。我们也探讨了场所记忆的概念,理解了空间如何转化为场所,理解了建筑如何承载和延续历史文化的记忆。
在城市环境中,建筑是城市空间系统的一部分,需要与周边建筑和空间建立恰当的关系。在景观环境中,建筑可以融入自然也可以形成对比,关键是找到合适的策略。深圳大学城的案例则综合展示了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让我们看到场地分析如何转化为设计决策。
场地定位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一种艺术。它需要理性的分析,也需要感性的体验;需要对场地历史的尊重,也需要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每一个场地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建筑师的任务是倾听这些故事,并用建筑的语言为它们续写新的篇章。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建筑项目面临复杂的场地环境。旧城改造、历史保护、生态建设、新区开发,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场地考虑。深入理解场地定位的原理和方法,将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加根植于场所、服务于生活、丰富于体验的建筑作品。这不仅是专业能力的要求,也是对场地、对环境、对使用者的一种尊重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