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5世纪,古罗马建筑经历了长达千余年的演变与创新,最终发展出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建筑体系。其在结构、材料、空间组织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取得的技术成就,不仅极大丰富了建筑表现手法,也为后世欧洲甚至世界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罗马建筑的核心特征首先体现在对拱券和穹顶技术的创造性运用,这一突破使得建筑物能够突破传统直线和横梁结构的限制,形成大跨度的公共空间,例如斗兽场、万神殿等宏伟建筑。
另外,罗马人在大规模混凝土结构的建造方面开创先河,他们发明并广泛使用了混凝土(opus caementicium)这种新材料,极大地提高了建筑的灵活性和耐久性。凭借这些技术革新,建筑师不仅能够实现更复杂多变的平面布局,还能建造体量庞大、结构稳定的公共设施,包括浴场、竞技场、神庙等。罗马建筑在空间感、实用性、美学及城市功能方面的综合突破, 对后世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乃至现代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伊特鲁里亚人在建筑技术上的最大贡献是掌握了真正的拱券建造方法。这种结构采用楔形石块(voussoir)砌筑,所有接缝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圆心。与埃及和亚述的水平叠涩券不同,真拱券能够更有效地传递荷载,承载能力显著提升。
克拉卡·马克西玛下水道(Cloaca Maxima)展示了伊特鲁里亚拱券技术的成熟程度。这座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工程采用三层同心拱圈,全部采用干砌法建造,石块之间不使用任何粘结材料。这种工法依靠石块间的精确加工和重力作用形成稳定结构,至今仍在使用。
中国在拱券技术的发展上走了不同的道路。隋代建造的赵州桥采用圆弧拱形式,跨度达37.4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敞肩拱桥。与罗马圆拱相比,赵州桥的浅拱设计使得桥面更加平缓,减少了拱脚的水平推力。这两种技术路线反映了不同地域工程师对拱券力学的深刻理解。
伊特鲁里亚人在希腊多立克柱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托斯卡纳柱式。这种柱式的显著特征是为柱身增加了基座,简化了柱头装饰,并对檐部进行了大幅简化。柱身高度通常为柱底直径的7倍,比希腊多立克柱式更加粗壮。
托斯卡纳柱式的构成从下至上包括:带圆环(torus)和方座(plinth)的基座,光滑无凹槽的柱身,带收分(entasis)的柱头,以及由简化的檐口(corona)和反曲线饰(cyma reversa)组成的檐部。这种简洁的形式后来成为罗马建筑中最实用的柱式类型,广泛应用于住宅和实用性建筑中。
罗马建筑工程师将伊特鲁里亚的拱券技术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通过对半圆拱的系统性运用,罗马人创造出连续的拱廊、筒形拱顶以及复杂的交叉拱顶。这些结构形式使得建筑能够跨越更大的空间,同时减少了对承重墙的依赖。
罗马混凝土(opus caementicium)的发明是建筑技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种材料由火山灰、石灰和碎石混合而成,具有水硬性,能够在潮湿环境中凝固硬化。建造时先砌筑内外两层砖石墙面,中间填充混凝土,形成整体性极强的墙体。混凝土在凝固过程中形成类似石材的结构,随时间推移硬度持续增加。
罗马建筑师在大型公共建筑中普遍采用了这种复合构造方式。外墙立面通常采用大理石薄板贴面,既能展现建筑的宏伟气势,又显著降低了造价。这种“结构与饰面分离”的建造思想与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构架与墙体分离”有异曲同工之处。
罗马建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建筑尺度的大幅增加。通过拱券和混凝土技术的结合,建筑师能够建造跨度超过40米的穹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室内空间体验。
从数据可以看出,罗马公共建筑的规模远超同时期其他文明的建筑。这种大规模建造能力建立在完善的工程组织和标准化施工技术之上。对比之下,中国传统建筑在水平方向上的扩展能力同样令人瞩目,故宫太和殿的面积达到2377平方米,通过密集的木柱网实现了宽阔的室内空间。

罗马建筑师继承了希腊的三种柱式,并加以改造,最终形成五种柱式体系:托斯卡纳、多立克、爱奥尼、科林斯和混合柱式。每种柱式都有明确的比例规定和适用场合。
罗马多立克柱式在希腊原型基础上增加了基座,柱头上也添加了更多装饰线脚。柱身高度约为直径的8倍,比托斯卡纳柱式更加修长。檐部的三陇板(triglyph)和排档间饰(metope)得到保留,但装饰性减弱。这种柱式主要用于广场的拱廊和庭院,实用性强但缺少希腊原型的精致感。
爱奥尼柱式的特征是柱头的双螺旋涡卷(volute)。罗马工程师在使用这种柱式时进行了一些调整,使其更适合转角位置的处理。柱身高度通常为直径的9倍,增加了24条凹槽。檐部的齿饰带(dentil)成为标准配置。爱奥尼柱式在神庙和公共建筑的立面上得到广泛应用。
科林斯柱式是罗马建筑师最喜爱的形式。柱头由两层茨叶(acanthus)和四个螺旋装饰组成,造型华丽富丽。柱身高度达到直径的10倍,是所有柱式中最为修长的。这种柱式适合表现建筑的雄伟和威严,因此在帝国时期的重要建筑中占据主导地位。
混合柱式结合了爱奥尼的涡卷和科林斯的茨叶,创造出一种新的柱头形式。这种柱式在罗马并不常见,但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建筑师的青睐。提图斯凯旋门是最早使用混合柱式的建筑之一。
罗马柱式系统对后世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艺复兴建筑师将这套体系整理成标准规范,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也发展出类似的“柱式”系统。《营造法式》规定了不同等级建筑的柱高与柱径比例,以及斗拱、梁架的标准做法。这种模数化的设计方法与罗马柱式体系有着相似的系统性思维。

万神庙(Pantheon)建于公元2世纪初期,是罗马建筑技术的最高成就。建筑平面由矩形门廊和圆形主殿组成,门廊有16根科林斯柱式,主殿直径和高度均为43.3米,形成完美的半球形空间。
穹顶采用混凝土浇筑,厚度从底部的6米逐渐减少到顶部的1.2米。为了减轻自重,建筑师在混凝土中掺入不同密度的骨料:下部使用较重的石灰华,上部使用轻质的火山浮石。穹顶内表面设置了5层凹格(coffer),每层28个,这些凹格不仅减轻了结构自重,还形成了丰富的光影效果。
穹顶顶部开设直径9米的圆形采光口(oculus),这是整座建筑唯一的自然光源。光线从顶部射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化在墙面上移动,创造出独特的空间氛围。这种“顶光照明”的处理手法在中国建筑中同样存在,天坛祈年殿的藻井顶部原本也有采光设计,但规模和效果都不如万神庙来得震撼。
天坛祈年殿采用了不同的穹顶建造技术。这座建于明代的木构建筑通过三层圆形屋檐和内部复杂的斗拱体系,创造出直径32.72米的圆形大厅。28根楠木柱支撑起整个结构,中间4根金柱高19.2米,代表四季。这种“以柱承顶”的技术路线与万神庙的“壳体结构”形成鲜明对比。
罗马神庙的标准布局包括前廊(pronaos)和主殿(cella)两部分。主殿通常抬高在基座(stylobate)之上,周围环绕柱廊。根据柱廊的配置方式,神庙可分为不同类型。
周柱式神庙(peripteral)在主殿四周都设置柱廊,朱庇特·斯塔托神庙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这座科林斯柱式神庙原有8根正面柱,三根柱身至今仍矗立在罗马广场上。建筑从基座到山花顶部的总高度约等于正面宽度,形成接近正方形的立面比例,这种处理方式创造出稳定而庄重的视觉效果。
对比中国的祭祀建筑,故宫太和殿同样采用了高台基的设计。三层汉白玉台基总高8米,殿身高26.92米,台基与殿身的比例关系经过精心推敲。虽然太和殿不是圆形穹顶,但其庑殿顶的形式同样表达了建筑的等级和重要性。
万神庙的穹顶跨度在近2000年中一直保持着世界纪录,直到1958年意大利建造了跨度100米的混凝土穹顶才被超越。这座建筑证明了罗马工程师对材料力学的深刻认识。
罗马竞技场(通常称为斗兽场或Colosseum)建于公元72-80年间,是罗马工程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建筑平面呈椭圆形,长轴187米,短轴155米,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外墙高度48.5米,分为四层,前三层为拱券结构,第四层为实墙配以壁柱。
建筑的结构体系采用放射状布置的承重墙和环形拱券相结合的方式。80道放射状墙体从竞技池边缘向外延伸,这些墙体通过连续的拱券连接,形成稳定的框架。观众席由内向外逐层升高,分为5个区域,可容纳约5万名观众,在加设临时木制看台后可增至8.7万人。
地下空间的设计体现了罗马工程师的组织能力。竞技池下方有两层地下室,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分隔成多个房间用于关押猛兽和准备道具。通过垂直升降机和斜坡通道,可以将猛兽快速送到竞技池中。这种复杂的功能布局需要精确的空间规划和流线设计。
北京的鸟巢体育场在设计中借鉴了罗马竞技场的某些理念。椭圆形平面、环形看台、多层疏散通道等设计手法都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但鸟巢采用了现代钢结构技术,用编织状的钢构件替代了传统的承重墙体,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构美学。
罗马浴场是功能最复杂的公共建筑类型。戴克里先浴场占地13公顷,卡拉卡拉浴场占地11公顷,这些建筑不仅包含浴室,还设有图书馆、健身房、花园等多种设施。
浴场的核心区域按照使用顺序布置了一系列不同温度的房间。更衣室(apodyterium)连接温水浴室(tepidarium),再进入热水浴室(caldarium),最后是冷水浴室(frigidarium)。每个房间的温度通过地下供暖系统(hypocaust)精确控制。
供暖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在地面下方留出约0.6米的空腔,用砖墩支撑地面石板。炉灶的热空气和烟气在空腔中流动,加热地面和墙壁。墙体内部也预留了烟道,使热气能够上升,形成更均匀的温度分布。这种供暖方式与中国北方的火炕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烟气余热进行采暖。
大型浴场的主厅通常采用交叉拱顶或筒形拱顶覆盖。戴克里先浴场的主厅跨度约28米,室内净高超过30米,拱顶采用混凝土浇筑,内部有大型弧形窗户提供采光。这些巨大的拱顶无需任何柱子支撑,创造出开阔的室内空间。
罗马剧场在希腊剧场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改进。希腊剧场通常依山而建,利用自然地形布置观众席。罗马剧场则可以建在平地上,通过拱券结构营造出人工地形。
剧场平面由半圆形观众席和矩形舞台组成。观众席围绕乐池(orchestra)呈同心圆布置,座位逐层升高。径向通道将观众席分成若干扇形区域,便于观众疏散。舞台后墙(scaenae frons)与观众席的最高点同高,形成封闭的声学环境。
奥朗日剧场是保存最完好的罗马剧场之一,舞台后墙高37米,宽103米,墙面上布置了多层柱廊和雕像龛。这面巨大的墙体不仅是建筑的立面,还起到反射声音的作用,改善了剧场的声学效果。观众席可容纳约1万名观众,最后一排到舞台的距离约60米,在这个距离上仍能清晰听到舞台上的对话。
罗马城的供水系统由多条输水道(aqueduct)组成,总长度超过400公里。这些工程从远处的水源地将水输送到城市,途经山区时穿隧道,跨越谷地时建拱桥。
输水道必须保持稳定的坡度,通常为0.2%-0.5%,坡度过大会使水流速度过快冲刷渠道,坡度过小则无法形成稳定流动。工程师使用水准仪测量高程,通过多级拱券将渠道抬升到合适的高度。加尔桥是输水道工程的杰出代表,这座三层拱桥高49米,最下层跨越加尔东河,中层和上层用于支撑输水渠道。
拱券的跨度设计需要考虑材料强度和施工难度。加尔桥下层采用6个大跨度拱券,跨度从15米到24米不等。中层有11个拱券,跨度约20米。上层有35个小拱券,跨度约4.5米,承载输水渠道。这种多层拱券的组合方式能够适应不同的受力需求,同时节省材料用量。
中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都江堰通过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实现了引水、泄洪和调节水量的功能。工程利用地形和水流特性,不依赖高大的工程结构物,而是通过巧妙的布局达到目的。赵州桥跨度37.4米,在石拱桥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敞肩拱的设计比罗马的实肩拱更加先进。

凯旋门是罗马人创造的纪念性建筑类型。这类建筑通常设置在主要道路上,用于庆祝军事胜利。早期的凯旋门结构简单,只有一个拱券开口和顶部的雕像。后期发展出三个开口的形式,中央主券高大,两侧副券较小。
提图斯凯旋门是单开口类型的代表,建于公元81年。建筑宽15.4米,高15.4米,进深4.75米,拱券跨度5.33米。立面采用混合柱式装饰,两侧各有一根半嵌柱。拱券内部装饰浮雕,表现战争场景。顶部的阁楼(attic)承载铭文和雕像,高度约占总高的三分之一。
君士坦丁凯旋门是三开口类型的典范,建于公元315年。建筑宽25.9米,高21米,进深7.4米。中央拱券高11.5米,跨度6.5米;两侧副券高度和跨度均为较小的尺度。立面分为三层:基座层、主券层和阁楼层。每层都有独立的装饰主题,整体比例协调统一。
图拉真纪念柱是罗马工程技术的另一项杰作。这根多立克柱式的大理石柱高38米(包括基座),柱身直径4米,由29块大理石圆鼓叠砌而成。柱身外表面雕刻螺旋形浮雕带,总长度约200米,描绘了战争的全过程。
柱身内部掏空,设置螺旋楼梯通往顶部。楼梯宽度约0.8米,共有185级台阶。楼梯间由狭窄的窗口采光,这些开口同时也起到调节柱内温度的作用。柱顶原本安放图拉真雕像,后来被圣彼得雕像取代。
基座设计考虑了纪念柱的多重功能。基座高5.5米,内部设置小型墓室,存放图拉真的骨灰。基座四角雕刻鹰和花环图案,表现胜利的主题。整座纪念柱不仅是纪念物,也是坟墓和观景台的综合体。
中国的石雕柱类建筑主要是华表和经幢。华表最早用于指示方向,后来演变为宫殿和陵墓前的装饰性构筑物。天安门华表高9.57米,由汉白玉雕刻而成,柱身雕刻云龙纹。虽然在功能和形式上与罗马纪念柱不同,但都体现了对石材雕刻技术的娴熟运用。
罗马陵墓的形式多样,从简单的路边石棺到宏伟的圆形陵墓都有出现。陵墓通常建在城市外围的道路两侧,形成“墓道”景观,庞贝城外的阿皮亚大道至今仍能看到这种布局。
塞西莉亚·梅特拉墓是圆形陵墓的典型。建筑底部是方形基座,上部为圆筒形墓室,直径约30米,高约11米,墙体厚度达到4米。墓室原本覆盖圆锥形屋顶,但现已损毁。这种圆形平面的陵墓类型起源于伊特鲁里亚的封土墓,罗马人将其发展成石构建筑。
哈德良陵墓(现在的圣天使城堡)代表了罗马陵墓建筑的最高水平。建筑底部是方形基座,边长89米,高约15米。其上是圆形墓室,直径64米,高约21米。墓室外表原本覆盖大理石,顶部是圆锥形土丘,再上方设置雕像。这种叠层式的构图创造出强烈的纪念性效果。
中国的陵墓建筑走了不同的道路。秦始皇陵采用“覆斗形”封土堆,底部近似方形,边长约350米,高度原为115米(现存76米)。陵墓前方设置神道,两侧布置石雕,形成仪式性轴线。明清皇陵发展出完整的地上地下双重空间系统,地宫采用砖石券顶,与罗马陵墓的石构技术有相通之处。
罗马建筑的最大贡献在于发展出成熟的拱券和穹顶技术,这些技术后来成为中世纪教堂建筑和文艺复兴建筑的基础。从拜占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到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主教堂,都可以看到罗马建筑技术的延续和发展。
罗马建筑确立了欧洲建筑发展的技术路线。拱券、穹顶、混凝土这三大技术成果被后世不断继承和改进。拜占庭建筑将罗马的筒形拱发展成帆拱(pendentive),解决了在方形平面上建造圆形穹顶的难题。哥特式建筑将罗马的交叉拱顶改造成尖券肋拱,显著减轻了结构自重。文艺复兴建筑师系统研究罗马遗迹,将柱式体系整理成设计规范。
罗马建筑与中国古代建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传统。罗马以石材和混凝土为主,追求永久性和空间的包裹感。中国以木材为主,强调结构的韧性和空间的流动性。罗马建筑通过墙体和拱券来限定空间,中国建筑通过柱网和屋顶来暗示空间。这两种传统各有所长,共同构成了人类建筑文化的宝贵遗产。
现代建筑技术从罗马工程中汲取了重要经验。钢筋混凝土的发明使得罗马混凝土的理念得以在新的材料体系中实现。壳体结构、薄壳穹顶、预应力混凝土等现代技术都可以追溯到罗马建筑师对拱券和穹顶力学性能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建筑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现代建筑技术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