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站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节点上,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挑战。从北京的雾霾天到江苏的化工园区污染,从长江流域的重金属超标到珠三角的工业废水排放,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环境问题。
环境生物技术是运用生物学原理和生物体系统来治理环境污染、修复生态破坏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应用,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体现。
在山西某个曾经寸草不生的煤矿废弃地上,经过几年的生物修复,现在已经绿树成荫;在江苏太湖周边,原本富营养化严重的水体,通过微生物处理技术,重新变得清澈见底。这些不是科幻电影中的画面,而是环境生物技术在中国大地上创造的真实奇迹。
让我们通过数据来看看中国环境质量的变化:
这张图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从2013年开始系统监测PM2.5浓度以来,全国平均浓度已经下降了60%以上。这背后既有政策推动的力量,也有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各种环保技术的贡献。
要理解环境生物技术的工作原理,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装置,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物因子包括各种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食物链关系。比如土壤中的细菌可以分解有机物,为植物提供养分;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为动物提供生存条件。
非生物因子则包括阳光、温度、水分、土壤成分等环境条件。这些因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
在自然界中,生物体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和修复潜力。环境生物技术的核心思想就是充分利用这些天然的生物过程,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加速和优化环境修复过程。
当环境受到污染时,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比如工厂排放的重金属会杀死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导致土壤板结、植物无法正常生长。传统的物理化学治理方法往往成本高昂且可能产生二次污染,而生物技术方法则能够更加环保和经济地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在环境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可以说是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相关技术研发投入也大幅增加。
从废水处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水处理设施网络。截至2023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已经达到97%以上,这其中生物处理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土壤修复领域,中国科学家开发的植物修复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得到应用。比如在湖南株洲的铅锌矿区,科研人员利用东南景天等超富集植物成功修复了上千亩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
相比传统的环境治理方法,生物技术具有以下显著优势:
环保性强:生物处理过程通常不会产生有害的副产物,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成本较低:一旦建立起稳定的生物系统,运行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适应性好:生物体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能够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
效果持久:通过建立稳定的生物群落,可以实现长期的环境改善效果。
不过,环境生物技术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处理时间相对较长,对环境条件要求较高,在极端污染情况下可能需要与其他技术结合使用。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环境生物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生物技术必将在环境保护事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土壤、水体、大气等不同环境介质中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以及这些技术在中国的实践案例和发展趋势。

土壤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复杂和神奇的生态系统之一。仅仅一克普通的农田土壤中,就生活着超过10亿个微生物个体,包含数千种不同的微生物种类。这些微小的生命体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地下生态网络。
想象一下,在我们脚下几厘米的土壤中,正在进行着无数个生物化学反应。细菌在分解有机物质,真菌在传递养分,线虫在捕食细菌,而这一切都在为植物的生长提供着必需的营养元素。这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地下工厂,24小时不停地运转着。
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土壤的健康程度。一个健康的土壤生态系统能够自我调节,抵抗外来污染,并维持植物的正常生长。
在植物根系周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微环境,我们称之为根际环境。这里是植物与土壤微生物互动最为频繁的地方。植物根系会分泌各种有机化合物,为周围的微生物提供营养;作为回报,微生物帮助植物吸收养分、抵抗病害,甚至协助植物应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胁迫。
在中国的一些传统农业区,比如山东寿光的蔬菜种植基地,农民们早就懂得利用这种植物-微生物的共生关系。他们通过施用有机肥来培养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从而提高作物的抗病能力和产量。
然而,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也给中国的土壤环境带来了严重挑战。据环保部门统计,全国约有1000万公顷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其中以铅、镉、汞、砷等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
这些重金属一旦进入土壤,就会破坏原有的微生物群落平衡,导致土壤板结、有机质下降,最终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更严重的是,重金属还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健康造成长期危害。
让我们以湖南湘江流域为例,看看中国是如何运用生物技术来治理重金属污染的。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但由于历史上有色金属工业的无序发展,流域内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一度非常严重。株洲市的清水塘工业区曾经是重污染区域,土壤中镉含量超标数十倍。
从2015年开始,当地政府与科研院所合作,采用了多种生物修复技术:
植物修复技术:科研人员筛选出东南景天、龙葵等超富集植物,这些植物能够大量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并将其转移到地上部分。收获后的植物经过特殊处理,甚至可以回收其中的重金属。
微生物修复技术:通过投加特定的微生物菌剂,改善土壤微环境,提高植物对重金属的耐受性和吸收效率。
联合修复技术:将植物修复与微生物修复相结合,同时添加有机改良剂,构建更加稳定高效的修复体系。
在生物修复技术中,超富集植物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植物就像自然界的“清洁工”,能够在重金属浓度极高的土壤中正常生长,并将重金属大量富集在茎叶中。
东南景天在中国南方常见的多肉植物,对镉的耐受能力极强。在正常植物无法存活的高镉土壤中,东南景天不仅能够正常生长,还能将体内镉含量富集到干重的1%以上,是普通植物的数百倍。
中南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多年选育,培育出了镉富集能力更强的东南景天品种,单株植物一年可以从土壤中移除约2-3克的镉,大大提高了修复效率。
植物修复的成功离不开根际微生物的协助。这些微生物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植物应对重金属胁迫:
分泌螯合物质:某些细菌能够分泌有机酸和螯合剂,将土壤中的重金属转化为更容易被植物吸收的形态。
提供营养支持:固氮细菌、解磷细菌等有益微生物为植物提供必需的营养元素,增强植物在重金属胁迫下的生存能力。
产生抗逆酶系:一些内生细菌能够诱导植物产生抗氧化酶,帮助植物清除重金属胁迫产生的活性氧。
相比传统的物理化学修复方法,生物修复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以客土置换法为例,修复一亩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成本通常在10-20万元;而采用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成本只需要2-5万元,节约了60-80%的费用。
更重要的是,生物修复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在湖南的一些修复项目中,收获的富集植物经过处理后可以回收其中的重金属,一公斤含镉量高的植物灰分可以卖到数百元,部分抵消了修复成本。
生物修复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长期持续的监测和管理。在湘江流域的治理项目中,科研人员建立了完整的监测体系,定期检测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微生物群落结构、植物生长状况等指标。
经过近十年的治理,湘江流域的土壤环境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原本寸草不生的污染土地重新披上了绿装,部分区域甚至可以种植经济作物,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水是地球上最珍贵的资源,也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在全球水资源中,仅有不到1%的淡水可供人类直接使用,这使得水资源的保护和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作为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
水生态系统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湿地等多种形态,每一种都拥有独特的微生物群落结构。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是水体自净能力的核心。它们能够分解有机污染物、转化氮磷等营养元素、维持水体生态平衡。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自净能力。微生物、藻类、水生植物和鱼类等各种生物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食物网,共同维护着水体的生态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水污染挑战。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多重压力交织,导致许多重要水体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
其中,湖泊富营养化是中国面临的最突出的水环境问题之一。当水体中氮、磷等营养元素浓度过高时,就会引发藻类大量繁殖,形成“水华”或“蓝藻水华”,严重影响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水源地。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太湖就频繁爆发蓝藻水华,严重威胁着周边城市的供水安全和生态环境。
2007年5月,太湖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蓝藻水华事件,无锡市自来水出现异味,数百万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这次事件成为中国水环境治理的转折点,政府开始大力投入湖泊治理,并积极应用各种生物技术。
生物脱氮除磷技术:在太湖治理中,生物脱氮除磷是核心技术之一。通过构建厌氧-缺氧-好氧(A²O)工艺系统,利用不同类型的微生物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代谢特点,实现对氮磷的高效去除。
生态浮岛技术:在太湖的一些区域,建设了大量的生态浮岛。这些浮岛上种植着菖蒲、水葱、再力花等水生植物,植物根系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附着载体,形成了植物-微生物共生系统,有效净化水质。
微生物修复技术:通过投加特定的微生物制剂,改善水体微生物群落结构,抑制有害藻类生长,促进有机物分解。
滇池是云南昆明的“母亲湖”,也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经过30多年的治理,滇池的水质从劣V类逐步改善到IV类,这其中生物技术功不可没。
水生植物恢复技术:科研人员在滇池大面积种植沉水植物,如苦草、菹草、穗花狐尾藻等。这些植物不仅能够直接吸收水体中的氮磷,还能为鱼类提供栖息地,重建水生态系统。
生物捞藻技术:利用鲢鱼、鳙鱼等滤食性鱼类大量摄食浮游藻类,通过“以鱼控藻”的方式控制蓝藻数量。
人工湿地技术:在滇池周边建设了大面积的人工湿地,利用湿地植物和微生物的协同作用处理入湖污水。
除了大型湖泊,城市内部的黑臭水体治理也是中国水环境保护的重点。黑臭水体通常是由于有机污染严重、溶解氧不足导致的厌氧环境。
例如,深圳通过实施“流域统筹、系统治理”的策略,结合多种生物技术手段,成功治理了159个黑臭水体。
原位生物修复:直接向黑臭水体投加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快速分解有机污染物,改善水体溶解氧状况。
生态护岸技术:采用生态护岸替代硬质护岸,在岸边种植水生植物,构建水陆交错带生态系统。
生物接触氧化:在水体中设置生物填料,为微生物提供更大的附着表面积,提高生物处理效率。
中国有近6亿农村人口,农村水环境的改善对于全国水环境质量的全面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农村地区分布零散,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在水环境治理中,迫切需要依赖投资少、运行维护简单且成本低廉的生物技术方案。
在江苏、浙江等地,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处理方式成本低,运行费用较小,处理效果稳定,非常适合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例如,浙江省安吉县推广的农村污水治理模式,被称为“安吉经验”,充分利用人工湿地技术,实现了农村生活污水的高效处理,不仅出水水质能够稳定达到一级A标准,处理成本也仅为传统工艺的三分之一。
浙江省安吉县的农村污水治理模式被称为“安吉经验”。该县利用人工湿地技术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出水水质稳定达到一级A标准,处理成本仅为传统工艺的1/3。
此外,生态塘技术在一些农村地区获得了积极推广。通过天然或人工池塘,利用水生植物、藻类和细菌等多种生物的协同作用,可以有效净化养殖废水和生活污水。同时,土壤渗滤系统也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重要生物技术手段,它利用土壤丰富的微生物群落来分解和去除污水中的污染物,不仅建设成本低廉,日常管理也相对简便。
在各种水处理生物技术中,微生物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不同类型的微生物在去除水中污染物的过程中各有分工和优势。例如,有机物降解菌(如假单胞菌属、芽孢杆菌属等)能高效分解多种有机污染物,从而降低水体的COD和BOD。硝化细菌可以将氨氮转化为硝酸氮,是实现生物脱氮的关键环节,而反硝化细菌则能在缺氧环境下进一步将硝酸氮还原为氮气,完成整个脱氮过程。聚磷菌则能够吸收并积累磷酸盐,是生物除磷系统中的重要成员。还有产甲烷菌,它们在厌氧条件下将有机物转化为甲烷,实现有害物的去除同时还能回收能源。
随着我国对水环境质量要求的持续提升,水处理技术正朝着智能化、资源化与高效化方向发展。未来的水处理系统将广泛应用在线监测技术和人工智能,实现水处理过程的智能化与精准控制。此外,资源回收利用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将废水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有效回收,实现“变废为宝”。膜生物反应器,结合了生物处理和膜分离技术,在提高处理效率和出水水质方面表现突出。基因工程菌的应用也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基因改造的微生物,能够高效处理特定的难降解污染物。
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的水环境质量取得了显著进步。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2015年的66%提升到了2023年的87.9%,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已下降至0.7%。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生物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广泛应用。

大气环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大气由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和热层组成,其中与我们生活最为密切的是近地面的对流层。正常的大气组成包括78%的氮气、21%的氧气,以及少量的二氧化碳、水蒸气和其他痕量气体。
这个看似简单的气体混合物,实际上承载着地球生命系统的重要功能:为生物提供呼吸所需的氧气,为植物提供光合作用的原料,调节地球表面温度,保护地球免受有害辐射等。
当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进入大气后,就会破坏这个精密的平衡系统,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温室效应加剧、酸雨形成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机动车数量急剧增长,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
特别是2013年,中国中东部地区遭遇了极为严重的雾霾天气,北京、天津、河北等地PM2.5浓度经常超过300微克/立方米,远超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这场“大气危机”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转折点。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除了传统的工程措施,北京还积极探索生物技术在大气净化中的应用。
城市森林建设:北京大规模实施植树造林工程,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38.6%提升到2023年的44.8%。不同的树种对大气污染物具有不同的净化能力。
从图表可以看出,森林区域的PM2.5浓度明显低于城区和郊区,这说明植被对大气污染物确实具有显著的净化作用。
植物净化机制:植物通过多种方式净化大气污染物。叶片表面的气孔可以吸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气态污染物;叶片表面的绒毛和蜡质层可以捕获颗粒物;植物根系分泌的化学物质可以与土壤中的微生物相互作用,间接影响大气质量。
微生物降解技术: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区,科研人员利用特定的微生物来降解大气中的有机污染物。比如在石化园区,利用能够降解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细菌,建设生物滤池系统。
长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重点区域。自2018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在区域联防联控过程中,生物技术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改善空气质量,区域内积极推动生态廊道的建设,通过种植大量植被,将不同城市连为一体。这些生态廊道不仅有助于净化并过滤空气,还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迁徙通道。依托崇明东滩、太湖湿地等丰富的湿地资源,区域各地加强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这些湿地通过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并改善局部湿度以及释放负离子等多重作用,有效提升了周边大气环境质量。
研究表明,一公顷的湿地每年可以吸收约22吨二氧化碳,释放16吨氧气,同时还能显著降低周边地区的PM2.5浓度。
在工业密集区域,传统末端治理因成本高和能耗大而面临挑战,生物净化技术逐渐成为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建设生物滤池,依托微生物的代谢活动有效分解处理工业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当废气穿过滤池时,携带污染物会被附着在填料上的微生物分解,最终转化为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
同时,部分工厂尝试在厂房外墙安装立体植物墙,利用植物的吸附与代谢能力净化周边空气。这项绿色技术已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也逐步进入国内化工园区的试点工程。此外,火电厂等大型工业源也在探索利用微藻,通过其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生产氧气,以进一步减少碳排放。这些生物净化手段为工业区的空气质量改善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和可能。
农业活动同样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氨气的大量排放。无论是畜禽养殖还是农田施肥,都会产生大量氨气,这些氨气在空气中与其它污染物结合,形成细颗粒物,加剧雾霾污染。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传统的秸秆焚烧逐步被生物处理方式所替代。农民利用生物发酵技术将大量秸秆转化为生物质燃料或有机肥料,既避免了焚烧带来的空气污染,也实现了废物资源的再利用。
在畜牧业中,利用厌氧发酵技术处理畜禽粪便,不仅能有效减少氨气的释放,还能回收生产沼气,作为清洁能源供农户使用,这一举措实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多赢。
除了关注户外大气环境,近年来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室内空气质量。家庭、办公场所中常常存在甲醛、苯系物、氨气等有害物质,对健康构成威胁。生物净化技术为室内空气治理提供了环保、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种植吊兰、绿萝、虎尾兰等植物被证明能有效吸收甲醛、苯、二氧化硫、氯等多种有害气体,净化室内空气。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空气净化设备开始采用微生物技术,将特定菌种应用于分解有机污染物,持续降解有害气体。这类设备无需频繁更换滤芯,运行成本较低,是传统净化器的有益补充,为改善室内微环境提供了新思路。
2020年,中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为了达成这一转型,生物技术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碳汇建设方面,森林是最重要的陆地碳汇,每年每公顷森林可吸收4-6吨二氧化碳。中国计划到2030年实现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以持续增强碳汇能力。沿海地区也在积极恢复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如微藻、海草床、红树林等,这些海洋生物系统同样具有重要的碳吸收和隔存作用。此外,通过利用农林废弃物和能源作物发展生物质能源,既能降低化石能源依赖,也实现了碳的循环利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贡献了强大的绿色动能。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2023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了57.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5%,比2015年提高了9.1个百分点。
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有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等“硬措施”的贡献,也有生物技术等“软措施”的重要作用。未来,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们将在大气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随着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分子生物技术正在为环境修复开辟全新的道路。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让我们对微生物和植物的环境修复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基因组学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环境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现具有特殊功能的微生物,并通过基因改造技术增强它们的修复能力。
在中国,科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发新一代的生物修复工具。比如中科院的研究团队通过基因组测序技术,从电子垃圾处理厂的土壤中发现了一种能够高效降解多氯联苯的细菌,并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进一步增强了其降解能力。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这项被誉为“基因魔剪”的技术,为创造超级环保微生物提供了可能。科研人员可以精确地修改微生物的基因,让它们具备降解特定污染物的能力。
合成生物学:通过人工设计和构建生物系统,创造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生物机器”。这些人工生物系统可以被设计用于特定的环境修复任务。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环境生物技术带来了智能化的可能。通过实时监测环境参数,智能系统可以自动调节修复过程,大大提高修复效率。
在深圳的一个智能化污水处理厂,人工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质参数,自动调节微生物投加量和曝气强度,使得处理效率提高了30%,能耗降低了25%。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则体现在,通过在环境修复现场部署各类传感器设备,能够对温度、湿度、pH值、溶解氧等关键环境参数进行实时采集。这些数据不仅为整个修复过程提供了科学、精准的支撑,也有助于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修复策略,从而提升修复效率和效果。
另外,数字孪生技术为环境修复带来了创新的实验和测试平台。通过在虚拟空间中构建修复系统的数字孪生体,科研人员可以在不影响实际现场的前提下,模拟并测试不同的修复方案,最终筛选出最优的修复路径,为现实操作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
近年来,中国的生物修复产业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从企业数量来看,全国从事环境生物技术的企业已超过3000家,年产值达到800多亿元。
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中国在某些生物修复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比如在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方面,中国科学家培育的超富集植物品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产业链逐步完善:从上游的微生物菌种培育、中游的设备制造,到下游的工程应用和运营维护,产业链条日趋完善。
区域集群发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形成了生物修复技术的产业集群,产学研合作更加密切。
未来,环境生物技术的发展将走向多元融合,不再局限于单一技术的应用,而是通过纳米、生物、膜分离等多种前沿技术的协同创新,实现“1+1>2”的综合效益,极大提升环境修复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例如,纳米生物技术通过将纳米材料引入生物过程,开发出了具备特殊功能的纳米生物材料,如纳米铁与微生物协同作用,可以更高效地去除地下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膜生物技术则将生物处理与膜分离结合,既提升了水体净化能力,还实现了水资源的再利用;光催化生物技术则巧妙融合了光催化材料产生的活性氧与微生物代谢路径,为污染物的协同降解提供了新思路。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领域取得了显著突破,他们开发的光催化-生物耦合技术在印染废水处理上,效率相较传统方法提升了80%。
与此同时,中国在环境生物技术领域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日益深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不少生物修复技术已出口到东南亚、非洲等地,为当地矿山生态恢复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矿山修复项目中,中国的植物修复技术帮助恢复了上万公顷受损生态。此外,通过多样化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累计培养了大批环境生物技术专业人才,为全球环保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生物修复技术国际标准的制定中积极参与,逐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也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范例。
到2035年,中国有望在环境生物技术领域实现以下目标:
建成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形成千亿级的产业规模,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建立健全的标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技术应用更加规范和安全;培养一大批高水平专业人才,为全球环保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环境生物技术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携手努力,用生物技术的力量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