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生命的起源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人类一直怀着深深的好奇。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由于科学技术和观察手段的局限,人们对生命起源有着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比如在中国古代,民间曾流传“腐肉生蛆”“塘水生虫”等说法;而在欧洲,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也认为某些动物可以自发地由泥土、腐败的物质甚至露水中产生。这种认为生命可以自然而然从无生命的物质中直接诞生的观点,被称为“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
直到17世纪,随着科学实验方法的发展,科学家们才开始用理性和证据来挑战这一古老的信念。在显微镜发明之前,人们很难想象那些肉眼不可见的生物从哪里来,更无法理解蛆虫突然出现在腐肉上的原因。一块新鲜的肉,放置几天后就会出现蛆虫,表面上似乎证明了“自然发生说”。但真相是什么呢?
17世纪中期,意大利生物学家弗朗切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提出了怀疑。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实验,将新鲜的肉分别放在完全敞开的容器、用纱布覆盖的容器以及完全密封的容器中,并耐心观察:
这些细致的对照实验有力地证明了蛆虫并非“空气孕育而生”,而是苍蝇产卵的结果。雷迪的实验有力地动摇了“自然发生说”在人们心中的根基。他不仅用事实推翻了表面的直观印象,还让“用实验来验证假设”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则。
科学思维的核心之一,就是对普遍经验和直观现象提出疑问,通过精心设计的对照实验来检验和修正我们的看法。这推动了科学方法的发展并影响至今。
我们来通过一个表格,整理雷迪的实验条件和不同情况下的结果:
从上面我们可以直观看出:蛆虫的出现,与苍蝇能否接触到肉有直接关系,而与空气流通或肉腐败与否无关。这一发现为后来的生物学实验以及“无生命物质不能自发产生生命”的科学观点奠定了基础。
然而,科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新的疑问和发现。进入18世纪后,显微镜的发明让人们第一次见到了水滴里、空气中挤满了活动的“微小生命”。虽然雷迪的实验否定了肉里自发生蛆,但在用肉汤、营养液等做类似实验时,人们发现:即使把液体煮沸并密封几天后,还是会出现很多微生物。这一点似乎又为“自然发生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这其中最著名的争论,包括了1745年英国科学家尼达姆(John Needham)和意大利生物学家斯帕兰扎尼(Lazzaro Spallanzani)的实验。尼达姆短时间加热肉汤后密封,发现肉汤依然滋生微生物,他认为生命可以自发产生。斯帕兰扎尼却质疑加热时间不足,通过长时间充分煮沸和更严密的密封,结果肉汤再也没有微生物出现。他总结出:只有杀死全部原有微生物,才能保证其不复生长,也就是说,生命只能来自已有生命。
直到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通过著名的鹅颈瓶实验彻底终结了“自然发生说”的科学生命。他设计了特殊形状的玻璃瓶颈,使空气可以进出但尘埃与微生物被阻隔,在这样的开放环境中,经过彻底灭菌的营养液长期保持无菌,无论多久都没有微生物自发出现。这一实验成为生物实验史上的“定海神针”,奠定了“生命只能来自生命”(biogenesis)的原则,并直接推动了消毒、巴氏杀菌法以及细菌学和微生物学的诞生。
从这个图表中你可以看到:如果加热时间短,液体中仍然含有大量微生物;加热时间中等,数量减少但未绝;而只有长时间煮沸后,营养液才真正无菌。这不仅揭示了微生物的顽强,也推动了现代医学中消毒、巴氏消毒法和罐头食品等行业的发展。生命,就算微小如细菌,也不会凭空诞生。
随着科学进一步发展,探索的目光投向了生命的多样性。人们发现,地球上的生物种类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丰富。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动植物进行系统分类的传统。例如,《山海经》对动植物做了一些描述,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将药用动植物划分为草部、木部、谷部、菜部等,并且详尽记录了它们的形态与用途。这些分类主要是为实用服务,但已蕴含了科学观察和思考。
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依据形态、生活环境等标准,将动物分为“有血”和“无血”两大类。这些最早的分类方式虽然简单,但为后来的生物分类学奠定了基础。
分类的意义,绝不只是为整理方便。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对你说“我在森林里发现了一种动物”,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了解更多,包括它的形态、食性、习性、颜色和生活环境等。正是因为有了分类系统,我们才能高效而准确地描述和交流关于不同生物的信息。分类也像图书馆中的索引,为我们提供检索和理解自然界的钥匙。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全球探索的推进,到18世纪,科学家们记录的生物种类激增到数万种,若没有统一的分类体系,无论研究还是教育都面临极大障碍。正如图书馆如果不分门别类,那么找一本特定的书会像“大海捞针”。
此外,生物的分类也为探索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演化历史和生态规律提供了基础。比如,大熊猫和一般的熊科动物形态已接近,但食性和生态习性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和共性正是科学分类和研究的对象。
现代生物分类采用“层级分类法”,即把所有生物分成若干层级,从最大到最小分别是:界(Kingdom)、门(Phylum)、纲(Class)、目(Order)、科(Family)、属(Genus)、种(Species)。每往下一级,生物的相似性越高,亲缘关系也越近。举例来说:
以大熊猫为例:
除此之外,科学家还会引入“亚纲”“亚目”“亚科”等中间层级,对复杂的分类进行细致区分,帮助揭示生物多样性的全貌。
从上图可以看出,层级越高,涵盖的生物数量越多;分到“种”这一层时,每个单元往往只包含一种或者个位数的生物。这个呈指数级递增/递减的层级系统,有助于科学家了解不同生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现代科学界通用的生物命名方式,就是“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由18世纪瑞典自然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首创。每个生物的正式学名,由“属名+种名”两个部分组成,并采用拉丁语或拉丁化的词作为名称。
以大熊猫为例,它的二名法是 Ailuropoda melanoleuca ——
采用二名法的好处在于:

例如,大熊猫在中文叫“熊猫”,英文是“Giant Panda”,法语是“Panda Géant”,但它的学名 Ailuropoda melanoleuca 却是全世界通用。任何科学论文、标本馆、数据库里都可以精准找到它。
生物分类和命名不仅是整理自然界的工具,更深层地反映了生物演化和亲缘关系。分类越接近,意味着它们拥有越近的共同祖先。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完善分类体系,以揭示生命世界的更多奥秘。
当我们建立起生物分类系统后,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浮现出来:这些不同的物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吗?还是说,物种本身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如果它们会变,那么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人类又是如何认识到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呢?
这个疑问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就困扰着科学家们。在古代,大多数人认为世界上的每种生物都自古不变,是被某种力量“创造”出来后一直保持现状。直到18、19世纪,一些思想大胆的自然学家开始思考:自然界是不是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生命的样貌也许远比我们亲眼看到的历史更为复杂?
19世纪初,一位法国学者——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提出了“用进废退”理论。这在当时堪称天马行空、颠覆常识:生物的某些部位如果经常使用,就会变得发达;如果长期不用,就会逐渐退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能够遗传给后代。
让我们用一个假想的例子来理解这个观点。假设有一种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鹿,它们喜欢吃树叶。随着环境变化,树叶越长越高,这些鹿为了吃到更高处的树叶,会经常努力伸长脖子。按照“用进废退”理论,每一代鹿中脖子伸得最多、用得最勤的个体,脖子会略微增长,而这种变化还能传给后代。后代继续这样努力,脖子一代比一代长。许多代后,这些草原上的鹿,脖子会变得很长。
其实,这正是后来很多人对长颈鹿脖子进化的最早想象。
这个图表展示了如果“用进废退”理论成立,某种性状可能会随着世代的推移而逐渐变化。拉马克的这一理论,虽然今天看来有明显不足,却开启了人类首次系统性思考物种演变的道路。
其实,用进废退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当时的生活经验里也似乎“有据可依”。比如长期锻炼的人肌肉更强壮,工匠的手更结实粗糙;而失去视力的人往往听力异常灵敏。但这些现象真的能代表遗传变化吗?
要判断拉马克理论是否正确,我们需要问:生物在一生中“获得”的特征,真的能遗传下去吗?
比如,一个人经过长年锻炼变得强壮,他的孩子会直接遗传到这种身体素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同样地,把老鼠的尾巴剪掉,老鼠的后代仍然长有完整的尾巴。很多实验和事实都说明,“后天获得的性状”大多数无法遗传。
此外,用进废退理论还解释不了许多自然现象。比如,有些生物的身体结构与环境高度适应,但这种适应并不是靠“用心去练习”。两栖动物的颜色、昆虫的拟态、甚至复杂的捕食与防御方式,都不是靠主动努力养成,而往往是自发出现并逐渐积累的。如果“用得多就进化”,那蜗牛壳的螺旋应该有数不清的变化,但实际并非如此。
拉马克的理论还无法解释:
早期的进化理论虽然在机制上存在错误,但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个观点本身是革命性的。
拉马克及同时代的学者们虽然意识到了生物可能会变化,也试图描绘这个变化的过程,但很快又遭遇了一个根本性的困惑:如果物种真的会变化,这样的改变需要多长时间?
回望整个有人类书写历史的几千年里,我们从未见过“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即便农作物与家畜经过几百代人工驯化变化很大,但也从没看到真正的新物种诞生。是不是说明物种变化根本不存在?
在19世纪之前,大多数人认为地球年纪很轻,只有两三千年到上万年。若真如此,物种能有多少时间变化呢?可能连“进化”一词都无从谈起。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物种变化的“步伐”实在太慢,需要千万、上亿年的积累才会发生。人类历史不过地球的“一瞬”,我们见证不到,正如短命的昆虫看不懂树木的生长。
想想看,光是要让一座大山被河流冲磨成峡谷就要花多少年?如果生命的历史也是如此“漫长”,也许所有我们看到的生物,都只是无数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瞬间”而已。
接下来,要想理解物种变化所需的“时间尺度”,科学家们就必须重新审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地球到底有多古老?

18世纪末开始,欧洲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爬山捡石头”的地质学者。他们观察到:高山与峡谷的形成、岩石的风化与泥沙沉积、化石的埋藏与层累,全都发生得极其缓慢。如果只用几千年,怎么可能形成厚厚的岩石层和辽阔的平原?更不用说巨大的山脉与深深的峡谷了。
以长江三峡举例——这些巍峨的山体、万丈深谷,正是水流用了几百万年,点滴侵蚀与搬运形成的结果。如果河水的侵蚀力自古至今变化不大,我们可以推断整个三峡的“雕刻”至少耗时几百万年。
均变论的核心思想是:地球表面的变化过程,从古至今一直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和速度进行。现在发生的地质过程,也曾在过去发生过;现在的速度,也大致是过去的速度。
随着科学家对岩层的研究,地球的历史被一层层揭示出来,真正让人震撼的发现是:岩石里竟然包含了生命的痕迹。这些早已石化的“生物遗体”就是——化石。
化石有大有小,有的是贝壳、有的是龟甲与牙齿,还有完整的恐龙骨骼和被琥珀封存的昆虫。中国的化石资源举世闻名,比如:
科学家发现,不同岩层中的化石种类和复杂程度有显著差异,越“深层”的岩石中,保存的是越古老、结构越简单的生物。越“新”的岩层,化石特征就越接近当代生物。
化石的分布规律,让人们看到了生命演化的“时间画卷”:
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越古老的岩石层中,化石的形态越简单,与现代生物的差异越大;越新的岩石层中,化石越复杂,与现代生物越相似。
这个图表展示了生物复杂度随地质年代的变化:从寒武纪的简单海洋生物,到石炭纪的两栖动物,再到恐龙称霸的侏罗纪,最后到现代繁复多样的生物界。每一条化石曲线,都是大自然亿万年的“演化试卷”。
更细致的研究让科学家发现: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下的化石记录往往可以互相印证,形成全球统一的“地质时间刻度”。因此,我们不仅能了解生命历史的进化递进,还能比对不同大陆间生物演化的共性与差异。
刚开始,人们还不敢相信生命是“渐渐”变化的。19世纪时还流行一种灾变论(Catastrophism):生命史上曾有许多巨大灾难(如洪水、地震、火山等),这些灾难让地球上的生命一度“归零”,然后由某种力量“重新创造”新的物种。
但考古和化石的不断出土让这种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实际上,在大多数地质时期,化石特征的变化呈现平滑递进,更像是“慢慢地、持续地改变”,而不是“突然全部消失”。即使历史上发生了如恐龙灭绝那样巨大的灾难,也总会有部分物种存活下来,生命并未真正中断。
科学家还发现了许多“活化石”——如银杏树、腔棘鱼等,它们从上亿年前就存在,几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表明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有些物种可以持续“原地踏步”;但与此同时,其他物种却在不断演化、涌现新类型。这说明:自然界中既有“保持原样”的例子,也有“逐步演化”的明证。
化石记录为我们展示了生命演化的宏大历史。地球上的生命从简单到复杂,从海洋到陆地,从单一到多样,经历了数亿年的演化过程。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地球的年龄足够古老,时间足够漫长。
今天我们已经理解:生物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广阔无垠的时空中缓慢演化。物种之“变”,既可能很慢,也可能某些时候因环境突然变化而加速。这一切都建立在科学家们两百多年来的大量探索与证据基础之上,从生物分类、化石发掘到地质历史,从实验观测到理论推演,每一步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飞跃。
这些认识为后来的进化论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早期的一些理论(比如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在机制上并不完善,但正是这些试探性的假说和累积起来的证据,为我们理解生命的本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科学就是这样一步步前进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断修正。从错误和不完美的理论中汲取教训,并用新的证据打磨更完善的理论。在探索生命起源与演化的路上,每一个错题本、每一次质疑,都是走向真理不可或缺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