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创造利润之后,面临着如何将现金回馈给股东的重要决策。这个决策不仅影响着股东的投资回报,也关系到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股利政策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三大核心决策之一,与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共同构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框架体系。

企业在获得经营利润后,面临两大选择:一是将现金留在企业内部用于再投资与扩大再生产,二是将一部分利润以现金形式分配给股东。这一现金分配决策,既直接影响股东的投资回报,又是企业运营信息向市场传递的关键方式,因此受到广大投资者和公司管理层的高度关注。
企业现金分配的主要方式包括:
这两种方式各具优势。现金股利为投资者带来直接回报,有助于树立企业稳健形象;股票回购则能优化资本结构、提升每股收益,常用于股价被低估或企业暂时缺乏优质投资项目时。
我们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例,来更直观感受现金分配政策的实际应用。
中国石化作为典型的成熟型大型国企,持续执行“稳定现金分红”政策。2019-2023年间,其每年派息均在每股0.15元至0.21元之间,股利支付率基本维持在30%-40%之间。如下表所示:
这种稳定的分红政策,使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起“现金奶牛”的形象,对机构投资者尤其具有吸引力。
作为新能源行业的龙头企业,宁德时代近年来利润快速增长,但鲜少进行大规模现金分红。宁德时代更偏向将现金投入新项目、技术研发与产能扩建。例如,2021年公司净利润突破百亿元,但现金分红总额仅占净利润的10%左右。这种分配策略符合“成长型公司偏向低股利、高再投资”的典型特征,助推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继续扩张。
投资者结构差异,导致对现金分配方式的需求不尽相同:

现实案例中,王先生(65岁退休)将绝大多数资金投入银行股,每年获取5万元左右的现金股利,作为退休后的额外生活来源。而赵女士(35岁,互联网公司员工)则更乐于选择未分红、注重成长的高科技龙头,其更关注企业市值提升带来的长远资本利得。
合理的现金分配政策虽本身不直接创造价值,但能有效消除代理矛盾,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升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是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制订现金分配时,核心衡量标准是:如果公司有高于股东要求回报率的再投资机会,应优先投资扩张与创新;若投资机会不足,则宜适度回馈股东,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我们可以用如下数学公式来表达:
其中, 表示企业保留收益再投资的回报率, 表示股东要求的资本成本。
贵州茅台自2012年至2015年,随着白酒行业增速放缓及自身扩张空间有限,公司将股利支付率由40%提高至60%以上。如下表:
由于缺乏高回报项目,公司主动提高分红,将现金返还投资者。这一决策受到市场认同,反映到茅台股价在接下来几年内持续走强。
通过合理的现金分配策略,不仅能实现资本的高效流动,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形象和投资者信心。
股利分配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涉及多个时间节点、法律和会计程序。投资者若能准确把握各关键日期,可以科学决定买卖时机;企业管理层则需统筹现金流与披露效率,确保分红流程合规高效。
股利分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核心日期,每一个节点都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权利:
注:A股实行T+1交易制度,但分红登记、交收等核心流程与T+2制度类似。
股利分配时序一般为:宣告日 → 除息日 → 登记日 → 支付日。其中,投资者实际能否收到分红,关键在于登记日在册。
以2023年万科A分红为例:
表格结算示例:
王女士在6月7日收市前已持有,在股权登记日名单上,能收到1800元分红 (1000股/10 × 18元)。
除息日当天,按照理论,股票价格应下跌与每股分红额度大致相同,原因是公司向外支付股利减少了资产。数学表达:

以格力电器2023年除息为例:
事实上,格力电器7月11日实际开盘价为34.75元,接近理论值。出现误差的主要原因包括市场整体走势、投资者对公司基本面的再评估、消息面影响等。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市场常见“填权”现象——即好公司、强基本面下,股价短期内收复分红带来的价差,甚至超越除息前水平。
企业在制定股利政策时,究竟能否通过分红等方式影响公司价值,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点讨论。不同理论提出了多样化的视角,既有假设市场完美的理性分析,也有基于现实条件的优化建议。下面信息简要对比主要理论:
1961年,莫迪利亚尼(M. Modigliani)和米勒(F. Miller)提出了“股利无关论”(MM理论),认为在完全理想的资本市场下,企业的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总价值。其核心逻辑为:
用公式表示:

MM理论的前提包括:无税收,零交易成本,信息完全对称,投资者完全理性。现实中这些假设较难完全成立,但该理论为分析股利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准线”。
一鸟在手理论(The Bird-in-the-Hand Theory)则认为,由于未来不确定性高,投资者更偏好当前可获得的现金分红,而非遥不可及的资本利得。“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心理。

这一观点在中国银行板块尤为突出。例如:
税收政策会直接影响投资者获得不同收益的偏好。现行中国A股市场对股利有分级征税规定,而股票买卖价差(资本利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下表:
例如:
可以看出,税收差异加剧了不同投资者对股利政策的分化需求。
信号传递理论(Signaling Theory)认为,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企业管理层会通过调整分红政策向市场传递关于企业未来预期的重要信息。例如:
管理层应慎用分红作为信号工具,频繁改变分红政策往往会损害公司声誉、加大市场不确定性。
在制定股利政策时,企业需综合评估自身的财务状况、所处发展阶段、行业特性、转型和扩张需求,以及股东结构和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一个科学的股利政策不仅有助于平衡公司与股东利益,也能提升企业长期价值。
“剩余股利政策”主张:公司优先以留存收益来支持最优资本结构和必要投资(如资本开支、扩产、技术升级等),仅在满足这些资金需求后的剩余利润才用于发放股利。其基本公式为:

案例:京东方A(000725)
2010-2015年,京东方集团面对液晶面板的高投入周期,几乎将全部利润留存并用于新产线和技术升级建设。单条生产线投资往往超过200亿元,企业将资本优先投入扩产、抢占窗口期。到2016年,随着扩张期结束,公司开始逐步恢复分红。
优点:保障企业有充足资金把握发展机遇,优化资本结构,避免高昂外部融资成本。
缺点:分红波动大,对依赖稳定分红的投资者吸引力较低。
主要特征对比
许多大型或成熟企业更倾向采用“固定股利”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即保证每年支付固定金额或按固定比率持续递增股利,为投资者推测现金回流提供保障。
上海汽车集团(600104)
2010-2023年连续分红,每年股利从0.80元/股上升至1.50元/股,年均稳定增长约5%。该策略有效提升了长期投资者信心,吸引了众多养老、保险等机构资金。
贵州茅台(600519)
多年维持高比例现金分红,2021年派息总额达到246亿元,股利稳步增长,成为A股市场现金流最稳定的蓝筹之一。
对比表:固定股利政策 vs 稳定增长股利政策
部分上市公司选择“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即根据每年净利润的固定比例分红。例如:
这类政策让分红金额与企业经营状况高度挂钩:盈利增加,投资者得以分享增长;盈利下滑时公司负担减轻。
优劣分析
有些公司采用“低正常股利+额外股利”组合,即每年支付低于平均水平的常规股利,在实现超预期盈利或有充裕现金流时,加发一次性特别股利,这样既提供基本保障,又具有灵活性和激励性。

福耀玻璃(600660)
2018年公司每股常规分红0.25元,同时额外派发1.00元特别股利,使得全年总分红达到1.25元/股。公司解释,年度利润大增且阶段性资金没大额投资计划,故回馈股东临时追加派息。
招商银行(600036)2023年
常规每股分红1.24元,并在利润实现超过预算后,向全体股东派发0.36元/股的特别股利。“低正常+额外”方案,一方面保证分红基线,另一方面避免建立不切实际的高预期。
策略效果总结
典型特征对照表
这些主流股利政策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均有代表案例,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与市场定位,选择最能体现公司战略意图并服务股东价值提升的股利政策。
股票回购是指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或通过协议等方式购回部分本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回购的股份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注销直接减少总股本,二是作为“库藏股”未来再分配给员工或用于其他资本运作。从本质上看,股票回购和现金股利都属于公司向股东返还现金,但两者具体动因、实施与市场效果均有所不同。
中国上市公司常见的股票回购方式主要包括三种:
公开市场回购是最常见的方式,操作简单透明;要约回购则更适用于需要在短时间、大规模进行股份回收的场合;协议回购则多用于定向目的,例如员工持股计划或战略调整。
股票回购不仅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EPS),还可增加每股净资产,向市场释放管理层看多公司未来的信号,是促进公司价值管理的重要工具。
提升每股盈利能力
回购注销股份后,净利润被较少的流通股数瓜分,公式如下:

股价管理和信号释放
管理层选择在股价被低估时回购,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被低估”信号,容易提振股价。
员工激励、股权结构优化
回购股份可以作为员工股权激励池,也有助于提升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
2021年,美的集团宣布回购总额不超过140亿元,优先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回购后总股本从70亿降至约67亿股,尽管净利润基本持平,但每股收益提升约4.5%,显示出回购对每股指标的实质推动作用。
回购宣布常被市场解读为“管理层信心”象征。例如:
虽然两者都能将闲置资金分配给股东,但在具体安排上各有优劣:
2020年,海康威视每股派息0.70元,并同步实施30亿元回购。这一组合满足了追求分红与资本增值的双类投资者需求,稳定分红兼具提振每股收益,效果兼顾长期和短期股东利益。
格力这三轮大额回购,既在股价低迷时稳定了市场信心,又通过员工激励等措施实现多重公司治理目标。
尤其2022年超百亿元的回购计划,直接带动了股价短期大幅反弹,成为A股近年的典型回购范例。
小结:
股票回购已成为中国优质上市公司多元资本运作的重要手段。适当的股票回购不仅能优化财务结构、提升每股收益,还能优化资本市场预期,为投资者和公司双方创造双赢局面。
除了现金股利和股票回购,上市公司还常用“股票分割”和“股票股利”等方式调整股本结构与股价。这些操作虽然不涉及实际现金流出,但对投资者信心、市场流动性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A股市场越来越多被采用。
股票分割(Forward Stock Split)是指公司将现有股份按一定比例“拆细”,变为更多股份。分割虽改变单股面值及每股价格,但总市值与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其核心目的是降低每股价格,提高股票流动性,让更多中小投资者可以参与交易。
例:贵州茅台2020年股票分割实况
分割后,买入门槛下降,市场流动性显著提升。2020年茅台实施分割后,日均成交量由1万手增长到3万手以上,吸引了大量新增投资者。
设公司分割比例为 ,则:

投资者总市值保持不变:
虽然理论上股票分割不创造实际价值,但A股市场对其往往反应积极,主要体现在流动性增加和公司信心释放上。
常见影响总结:
案例:宁德时代2021年转增流通股
股票股利是指公司用股票代替现金向股东分红,也会增加股份总数、降低每股价格,但本质上属于“利润再投资”,不涉及实际资金支出。
区别对比:股票分割 vs. 股票股利
中国企业案例:万科A 2015年10送5股票股利
反向股票分割(Reverse Split)是把多股合并为少股,提高每股价格。这通常用于公司股价过低,面临“退市预警”时。
*例:ST德豪2020年反向分割
反向股票分割多数发生在公司经营或股价表现不佳、风险偏高时,通常被市场视作负面信号,投资者需警惕。
企业在制定股利政策时,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最优的股利政策因企业的行业、发展阶段、财务状况等差异而异,关键在于实现公司长期发展和股东利益之间的平衡。
企业所面临的投资机会是影响其股利政策的首要因素。若具备较多高回报项目,企业更倾向于保留利润用于再投资;反之,良好项目稀缺时则倾向于提高分红比例。
举例:
拓展:影响股利政策的投资机会,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盈利越稳定的公司越适合采取高且稳健的分红政策;盈利波动大的公司则建议灵活调整,避免因利润下滑被迫削减股利。
举例对比:

公司若融资便利、成本低,则可大胆提升股利支付率。反之,中小企业或融资受限企业,则需倾向保留利润。
案例:
| 企业类型 | 融资便利性 | 典型股利政策 |
|---|---|---|
| 大型央企/国企 | 极强 | 高分红,外部融资补足资金需求 |
| 中小企业 | 有限 | 低分红甚至不分红,优先保留内部资金 |
股东结构也会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机构投资者更偏好稳定分红,而控股股东有时也会影响现金分配决策。
实例:
公司分配股利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以及合同规定:
案例:
某头部地产企业2018年发行50亿元公司债,债券条款限定“每年分配的利润不得超过净利润的30%”。这样做保护了债权人的还款安全。

股利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平衡企业发展与股东回报、政策稳定性与灵活性的过程。
企业制定股利政策,通常经历以下主要环节:

案例:三一重工2022年底制定2023年度股利政策
公司净利润80亿元,账面现金200亿元,资产负债率55%,智能制造升级拟投资50亿元。公司预计年度自由现金流60亿元,测算后决定分红30亿元(股利支付率37.5%),既保持了增长所需资金,也让股东持续获益。
稳定、透明的分红政策能提升机构持有意愿,但绝对刚性的承诺可能让企业在“寒冬期”陷入被动。
万华化学的“两级股利政策”:公司设定“基础股利+特别股利”制度,每年承诺基础分红(如每股0.50元),业绩特别出色时再发特别股利(如2021年额外1.50元/股)。这样既让投资者形成稳定预期,又能灵活应对市场环境变化。
在股利政策制定与调整过程中,透明沟通至关重要。企业应及时公开分红政策背后的原则与测算逻辑,以增强股东及市场信任。
招商银行的做法:
每年业绩发布会详细说明股利政策制定依据。2023年,公司说明30%的分红率,是在权衡股东回报、资本充足、业务发展及监管多重要求后形成的。这种透明沟通有效增进了投资者信心。
优秀的现金分配政策,需要在分红数量、政策稳定性和投资者沟通三方面实现均衡。让投资者真正理解分红背后的战略思考,才能赢得市场持续认可与支持。
股利政策的制定是一项复杂的决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财务状况、股东结构等因素,制定最适合自己的政策。同时,股利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的合理性和透明度,与投资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实现企业价值与股东利益的共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