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在北京三里屯寻找餐厅时,你会选择哪一家?是选择门口排着长队的那家网红店,还是选择空无一人的那家?大多数人的直觉会告诉他们选择排队的那家,因为“人多的地方一定不错”。这就是社会影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社会影响是指他人的行为、态度和观点对我们决策产生的无形压力。这种影响无处不在,从我们选择穿什么衣服,到我们是否支持某个政策,再到我们是否愿意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理解社会影响的机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行为,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改变社会行为的有效工具。
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从进化角度看,跟随群体行为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生存概率。当我们的祖先看到其他人在逃离某个危险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跟着跑,而不是停下来分析危险的真实性。这种“跟随群体”的本能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影响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信息性影响是指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获取信息,认为“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一定是对的”。规范性影响则是指我们为了避免被群体排斥或获得群体认可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不同城市的人们对戴口罩的态度也体现了社会规范的力量。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们很快适应了戴口罩的新常态;而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初期戴口罩的人相对较少。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的社会规范——人们倾向于做“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做的事情。
在中国,从众行为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想象一下,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时,如果前面几个同学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后面的同学往往会选择跟随,即使他们内心有不同的想法。这种现象在小组讨论、课堂发言中都很常见。
当某个专业或学校被宣传为“热门”时,许多学生会蜂拥而至,即使这个专业可能并不适合他们。这种“跟风”现象反映了从众心理的强大力量——人们倾向于认为“大家都选择的一定是对的”。
在中国的职场环境中,从众行为也很常见。当团队中大多数人都支持某个方案时,即使有人内心有不同意见,也往往选择保持沉默或附和。这种现象被称为“沉默的螺旋”,它可能导致群体决策的质量下降。
根据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研究,从众行为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如下:
从众行为并非总是有害的。在许多情况下,跟随群体行为是理性的选择,因为群体往往拥有比个人更多的信息。但当群体判断明显错误时,从众行为就会导致问题。
社会规范是指在特定群体或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认可和遵守的行为标准。它们不仅指导着我们的决策和行为,还在无形中规定了“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社会规范的形成和传播,通常依靠两种机制:一是通过信息传递,让个人感知“他人都在做什么”;二是通过同伴压力,使人担心违背规范会面临排斥、批评甚至惩罚。
在中国,社会规范的影响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近年来推广垃圾分类,“身边的人都在分,自己不分就显得格格不入”。当一个社区广泛宣传“我们小区90%以上的住户都已参与垃圾分类”,新搬来的居民更易自觉践行。同理,公共场合戴口罩、排队等待、节约用水、遵守交通规则,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都是社会规范渗透人心的例证。
不过,社会规范也有“负面”一面——如果大家都觉得“别人都不参与环保”,很可能导致环保参与度进一步降至低谷。这种“误判多数人行为”的现象,会削弱良好社会规范的传播。
在税收征收管理领域,社会规范的巨大作用得到了实证验证。有研究团队在中国部分城市进行实验,将纳税人随机分成四组,每组收到不同类型的信息反馈:
结果很明确:只有“社会规范”型信息显著提高了纳税合规率。很多本来犹豫的人一旦知道“大多数人都守规矩”,就不愿做“少数不合群者”。这表明,纠正对他人行为的误判、正向强化社会规范,有时胜于惩罚和说教。
积极正面的社会规范可以带动全社会的行为转变,而负面的群体规范(如“别人都逃票”“大家都不发言”)则易导致公共行为恶化。社会治理要有意识塑造和强化正向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的信息传递方式和社会环境下表现各异。研究显示,如果社会规范以“具体数字”或“群体多数”的形式被明确传达,激励效应往往最为明显。例如,向个人传达“90%的同事已经参与志愿服务”远比模糊的“很多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更能推动行动。此外,社会规范与惩罚威胁、正面激励相结合时,效果也可能产生叠加或减弱。与“只有你没做”这种强调孤立感的信息相比,鼓励式的“你也是我们这个正能量群体的一员”,更利于持续行为转变。
近年来,实验数据发现,当人们认为社会规范背后有强有力的社会监督或道德认同感时,遵从率提升显著。反之,如果人们怀疑“群体行为数据”存在虚假,或社会规范与私下真实行为差距过大,则合规效果减弱,甚至引发群体性违抗。
在垃圾分类、纳税、疫情防控等公共事务中,那些“人人都这么做”的社会规范比单纯依赖政策法规或处罚办法,更能根本性地塑造群体行为。这表明,塑造真实、可感知的正向社会规范,并及时传达群体主流行动,是提升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抓手。

信息瀑布(Informational Cascade)是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信息传播与决策偏差现象。具体来说,就是个体在决策时,过度参考他人的选择或观点,哪怕自己的初步判断与之相反。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跟风”,“少数人的选择”迅速演变为“全社会的流行”。
在中国,信息瀑布在互联网、娱乐、金融、消费等领域非常典型。以短视频平台为例:一条视频一旦出现高点赞高转发,就会被平台算法推荐给更多用户——看热闹者增多,内容进一步走红。用户很难判断内容本身优劣,只会根据热度趋势做出观看甚至点赞转发等行为。
又如电商领域,淘宝、京东商品销量和评价数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决策。绝大多数新人买家会首选“月销爆款”“大量五星好评”商品,而对“冷门新品”望而却步,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正反馈循环。
信息瀑布容易引发“羊群效应”,让少数偶发选择变成“主流趋势”,从而埋没了很多质量优秀但未被早期注意到的内容与产品。最终市场和社会决策可能因此失真。
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和用户互动极易催生信息瀑布现象,极少数内容/观点因早期热度积累而被全体关注,优质但起步一般的内容则难以获得充分曝光。

除了社会规范和信息瀑布,身份认同也是影响群体行为和社会决策的核心动力。人们倾向于与拥有相似身份的人同流合污,无论这种“身份”来自地域(如老北京、上海人)、职业(如程序员、教师)、兴趣圈层(如球迷、动漫迷)甚至民族与国家。
中国的地域身份认同极其鲜明,不同地区的人通过“家乡特征”快速拉近心理距离。例如,北京人的“豪爽仗义”、上海人的“精致务实”、深圳人的“创新开放”、成都人的“慢生活宽松”。这些身份标签不仅塑造了消费娱乐偏好,还影响着新事物的接受度和社会政策的响应。
举例来说,垃圾分类在上海推行时,政府充分利用本地居民“精致讲究”的身份自豪感,宣传“精细化管理”,成效显著。而在北京,则强调“首都形象、引领全国”,调动市民内心荣誉感和责任心。
国内许多品牌精准地利用这种身份心理。如华为倡导“民族自信”,唤起消费者“我是中国人” 的群体身份;小米主张“发烧友文化”,锁定年轻、务实且喜爱科技创新的人群。新国货品牌采取情感共鸣口号,强化消费过程中的认同感。
身份认同营销的精髓在于共创用户故事,强化“我购买的不只是产品,更是在表达我的归属与态度”。
身处不同身份圈层的人,对同一社会行为或公共政策会产生不同响应。理解并善用身份认同机制,有助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商业创新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中国,社会影响的力量同样显著。以垃圾分类为例,上海在2019年实施强制垃圾分类后,其他城市也纷纷跟进。这种“示范效应”不仅提高了垃圾分类的执行率,也改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
在商业领域,中国的直播带货现象也体现了社会影响的力量。当消费者看到其他人购买某款产品时,他们更可能产生购买欲望。这种“从众消费”行为推动了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
社会影响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性本质,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变行为的有效工具。通过理解从众行为、社会规范、信息瀑布和身份认同等机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行为,也可以更有效地设计政策和干预措施。在信息时代,社会影响的力量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一条病毒式传播的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数百万人的行为。这提醒我们,在享受社会影响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避免被错误的信息或有害的群体行为所误导。
对于中国而言,理解社会影响机制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有着深厚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社会影响在塑造个人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学雷锋”到“全民健身”,从“垃圾分类”到“绿色出行”,中国在运用社会影响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最终,理解社会影响不是为了让我们完全避免它,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明智地运用这种力量,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在新时代的中国,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社会影响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