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企业决策的经济学分析中,我们之前主要关注运输成本对企业选址的影响。这种分析假设除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差异外,各个候选地点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方面基本相同。然而,现实中的企业选址决策远比这种简化假设复杂得多。
当我们观察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发展轨迹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企业并未选择运输成本最低的地点,而是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转移。比如,大量纺织服装企业从珠三角、长三角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即使这意味着更高的原材料运输成本和产品运输成本。
这种现象反映了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实际上是在不同类型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和替代,而不仅仅是最小化单一的运输成本。为了理解这种复杂的决策过程,我们需要引入成本替代分析的概念。这种分析方法允许我们同时考虑多种成本要素,并研究企业如何在这些要素之间进行最优的组合选择。
在传统的运输成本最小化模型中,企业会选择使所有运输成本总和最低的地点。但是,当我们引入劳动成本的地区差异后,决策变得更加复杂。企业需要在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假设一家手机制造企业正在考虑在三个不同地点建厂: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虽然贵阳的运输成本最高,但由于其劳动成本优势显著,总成本反而最低。这就是劳动导向区位选择的基本逻辑。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成本”不仅指工资水平,还包括劳动生产率。一个地区即使工资较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更高,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可能反而更低。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企业的区位选择决策,我们可以使用成本替代曲线进行分析。这条曲线展示了在不同的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组合下,企业可以实现的总成本水平。
图中的曲线显示了不同地点在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方面的组合。企业会选择位于最低成本曲线上的地点,即图中贵阳所代表的位置。
中国制造业的区域转移为我们提供了劳动导向区位选择的典型案例。以富士康为例,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在2010年后大规模向内陆转移产能。
富士康的区位转移轨迹:
这种转移模式充分体现了企业在运输成本上升和劳动成本下降之间的权衡。随着东部地区劳动成本的快速上升,即使承担更高的运输成本,向内陆转移仍然能够获得整体成本优势。

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受到多种成本和收益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可以表现出明显的区位导向差异。以下从能源成本、原材料价格、资本与税收、市场价值等方面系统阐述这些导向。
能源成本,尤其是电力和燃气价格,对于高耗能产业来说,往往成为影响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例如,中国的铝冶炼、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最近十年呈现出向新疆、内蒙古、云南等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布局的趋势。
以铝冶炼为例,这一行业的用电成本占总成本比重极高。许多企业因此不惜远离东部沿海的消费市场,转而在西部省份建立生产基地。例如新疆某大型铝厂,虽然运输距离变长,但依托当地产能消纳电(如煤电、风电),使其吨铝电力成本比山东、河南等东部产区低出数百元,抵消了高昂的物流费用。
中国某大型化工企业在选择新建工厂时,最终落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主要考量地方“电价0.2元/千瓦时、土地成本低、政策支持强”。这也使得企业能承受产品外运到华东、华南市场的高运输费用。
原材料的区域价格差异同样对区位选择起到决定作用,这种效应在钢铁、水泥、化工、玻璃、食品加工等原材料消耗密集型行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案例举例:
资本成本与税收水平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地区差异。东部发达地区金融渠道多、融资便利,但资金成本偏高,土地价格昂贵。中西部、东北等地为吸引企业投资,推出了各类财政与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区域资本与税收政策比较
例如,某新能源电池企业,原计划扩产于苏州园区,后因西部某地市政府以大额产业补贴及税收三年减半承诺,最终工厂选址西安,减少了资金压力。
对于品牌消费品、电子产品、汽车组装等行业,企业往往倾向于靠近主要消费市场以获取更高售价和市场响应速度。例如:
这种“靠近市场”策略有时会牺牲部分要素成本,但通过缩短交付周期、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品牌价值,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
为更系统地分析企业区位选择的复杂性,可将区位要素分为三大类别,各类别有独特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决策权重。
这类要素以运输、通讯、流动等“距离”本身为决定性影响因素。以高能耗工业产品为例,单位重量的运输距离越长,物流费用越高。这部分变化较为可预期。
距离相关成本遵循“距离衰减”法则,企业可较为准确地据实际点测算和优化全流程物流成本。
常见距离相关要素:
这类要素以“资源禀赋”、“政策引导”或“历史惯性”产生空间差异。比如廉价劳动力、低电价水价、专项补贴等,常出现于特定区域,并不严格按距离分布。
空间不规律要素常常体现在不同区域因资源禀赋、政策支持或历史条件而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某外资服装企业之所以选择在越南北部设厂,是因为当地的最低工资仅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三分之一,同时还能享受出口退税政策。
在中国西部,某大数据产业园由于长期维持低位的绿色电价,成功吸引了全国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将服务器部署于此。这类区位优势并非随着距离变化而发生规律性波动,而是由特定区域的特殊条件决定,不同行业和企业需结合自身需求加以甄别和把握。
第三类要素源于企业、产业的空间集聚,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协同效应,助推创新、人才流动和成本降低。聚集经济带来的好处不局限于单一行业,而体现在整个区域经济活力提升。
聚集经济通常体现在三个层次:
聚集经济的表现:
通过合理权衡上述多元区位因素,企业能更科学地优化自身布局,实现成本、效率和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经过对各类区位要素的详细分析,我们需要评估成本替代分析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和局限性。
替代分析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帮助企业理解不同成本要素之间的权衡关系。特别是对于距离相关的要素,这种方法能够提供相当精确的分析结果。
在中国的实践中,许多跨国公司在进行选址决策时都采用了类似的分析方法。例如,特斯拉在选择上海超级工厂的位置时,就综合考虑了运输成本、劳动成本、土地成本、政策支持等多个要素。
替代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处理空间不规律分布的要素时:
当企业面临的区位选择涉及多个不规律分布的要素时,过度依赖形式化的替代分析可能导致决策偏差。此时,更直接的总成本比较方法可能更加实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企业在进行区位决策时采用以下策略:
分阶段分析:首先使用替代分析方法处理距离相关的规律性要素,然后单独评估不规律分布的要素。
情景分析:对于不确定性较高的要素,采用多情景分析方法,考虑不同可能情况下的决策结果。
定期更新: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定期更新各类成本要素的数据,及时调整区位战略。
总的来说,替代分析方法为企业区位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但在实际应用中,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一方法,而不应将其视为万能的决策工具。只有在充分理解各类区位要素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区位选择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