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客观交换价值主要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包括供求关系、流通速度、信用状况、国际环境、利率水平、市场预期、以及政策调控等。货币供大于求、流通加快、信用体系不健全或国际收支恶化时,往往会造成货币价值下跌;反之,供小于求、流通减缓、信用增强或国际环境改善则会提升货币价值。
此外,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如央行调节利率和货币投放)、国际资本流动及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也在不断作用。例如,当央行通过降低利率释放流动性时,可能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也可能增加通胀压力,从而影响货币价值。投资者和居民的信心预期、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也会在资产配置和储蓄行为中反馈到货币需求和价值的变化。这些因素交织影响,最终体现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上。
在现代价值理论中,价格的形成源于市场中各个参与者对商品的主观评价与商品本身的相互作用。价格始终是主观判断的结果。每一件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参与交换的个人依据其主观使用价值来评定的,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则是在供给与需求达到某种均衡时确定下来。
无论是直接交换还是间接交换,这一价格形成规律都同样适用。货币的价格与其他商品一样,归根结底取决于买卖双方的主观评价。不同之处在于,货币的主观使用价值与其主观交换价值是重合的,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用货币购买其他物品时所能获得的预期效用。
要衡量货币的主观价值,必须依赖于货币所能交换到的商品的边际效用。由此可见,只有在假定货币已经具备一定的客观交换价值时,人们才能对货币进行主观估价。这个前提是不可或缺的,它弥合了货币带来的满足感与“无用”货币之间的差距。
货币的主观价值完全建立在其客观交换价值之上。如果没有客观交换价值作为基础,货币就无法被人们估价。
一旦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在市场上确立,这一比例便会持续影响后续的货币估价,为货币价值的进一步判断提供依据。因此,货币过去的客观交换价值对于现在乃至未来的估价都具有重要作用。今天的货币价格与昨日及更早时期的价格相互关联,同时也影响着明天和未来的价格。
然而,仅仅依靠这种联系还无法彻底解释货币价值连续性的本质,这实际上只是将问题向前推移。若要追溯今天货币的价值到昨天,再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最终就会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最初是什么决定了货币的价值?
考察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起源,以及货币功能所带来的特殊价值成分,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货币最初的价值,实际上来源于它们首次被用作普遍交换媒介时,作为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价值,这种价值源自它们在满足人类其他需求方面的实际用途。
当人们开始获取某种物品并非为了直接消费,而是为了将其作为交换媒介时,他们会依据该物品在市场上因其“工业”用途而获得的客观交换价值来进行估价,并且仅仅因为其作为交换媒介的潜力,才会被赋予额外的价值考量。
如果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必须总是与货币和其他经济商品之间预先存在的市场交换比率相联系(否则个体就无法估计货币的价值),那么可以得出,除非在开始用作货币时已经拥有基于其他用途的客观交换价值,否则任何物品都不能用作货币。
这既反驳了那些从对本质上无价值的事物赋予虚构价值的一般协议中推导货币起源的理论,也证实了门格尔关于货币使用起源的假设。
这种与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的联系不仅对商品货币是必要的,对信用货币和法定货币同样如此。没有法定货币能够在不满足这一条件的情况下产生。
人民币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定货币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认可,是因为在成为货币之前,它已经通过中国政府的信用担保、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获得了市场认可的价值基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这种预先存在的价值基础为人民币的货币功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任何货币都必须具备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才能发挥货币功能,这是货币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
从刚才所说的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包含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组成部分。货币的过去价值被现在接受并转化;货币的现在价值传递到未来并被转化。在这方面,货币交换价值的决定与其他经济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形成了对比。
就其他经济商品的相互交换比率而言,所有预先存在的交换比率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如果我们透过货币面纱观察商品之间的真实交换比率,我们会观察到某种连续性。实际价格的变化通常发生得很慢。但这种价格稳定性有其原因在于价格决定因素的稳定性,而不是价格决定定律本身。
价格变化缓慢是因为人类的主观估价变化缓慢。人类的需求,以及人类关于商品满足这些需求的适用性的意见,不会比可供消费的商品存量或其社会分配方式更容易发生频繁和突然的变化。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虽然房价在短期内可能受到政策调控、市场情绪等因素影响而波动,但长期来看,房价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住房需求、城市发展、经济环境等因素的主观估价变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实施和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房价的波动更加理性,这种变化的连续性来自于决定价格的因素本身的稳定性,而不是价格本身的某种惯性。
虽然价格存在一定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来源于价格决定因素的稳定性,而不是过去价格对现在价格的因果关系。

寻找货币客观交换价值决定因素的尝试总是将我们引回到一个点,在这个点上,货币的价值不是由其作为交换媒介的使用决定的,而是完全由其其他功能决定的。这一事实的证明为在主观价值理论及其特殊的边际效用学说基础上发展完整的货币价值理论铺平了道路。
然而,直到现在,主观学派还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其少数关注这个问题的成员中,有一些人实际上试图证明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主观价值理论在面对这里呈现的任务时显得无能为力。
有两种货币理论,无论我们对它们还有什么其他看法,都必须承认它们试图处理货币价值的整个问题。客观价值理论成功地在它们的体系中引入了一个形式上无可挑剔的货币理论,它从货币的生产成本推导出货币的价值。
例如,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的成本理论可能会强调生产成本在决定商品价值中的作用,但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成本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会有不同的价格。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品牌的新能源汽车,虽然生产成本相近,但市场定价却存在显著差异,这正说明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性。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品牌价值、技术创新、用户体验等非成本因素的差异。
1870年以来的经济学革命还没有成功地导致这个问题的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进步没有在货币理论一般和货币价值理论特殊方面留下痕迹。主观价值理论的众多贡献之一是它为更深入地理解货币的性质和价值铺平了道路。
门格尔的研究将理论置于新的基础上。但直到现在,有一件事被忽视了。无论是门格尔,还是许多试图追随他的研究者中的任何一个,甚至都没有尝试解决货币价值的基本问题。总的来说,他们忙于检查和发展传统观点,并在各处更正确和精确地阐述它们,但他们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什么是货币客观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
虽然数字人民币在技术上已经成熟并开始试点应用,但其价值决定机制仍然需要理论指导。传统的货币理论无法完全解释数字货币的价值形成,特别是在数字支付、区块链技术、央行数字货币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这正说明了货币价值理论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那些认识到历史上传递的价值在决定货币客观交换价值中的意义的人,不会发现很难从这种明显的循环论证中逃脱。确实,个体对货币单位的估价只有在假设货币与其他经济商品之间已经存在市场交换比率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然而,从这一点推导出边际效用理论无法提供货币客观交换价值决定的完整和令人满意的解释是错误的。边际效用理论无法完全通过参考货币的货币效用来解释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为了完成其解释,它必须回到原始的交换价值,这个价值根本不是基于货币功能,而是基于用作货币的物品的其他用途——这一事实绝不应被算作理论的缺陷,因为它完全符合所讨论的特定客观交换价值的性质和起源。
例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价值不仅来自于其作为支付工具的功能,还来自于其背后支撑的银行账户余额和用户信用。特别是在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升级,移动支付的价值构成更加多元化,既包含了货币功能的因素,也包含了数据价值、生态价值、服务价值等非货币功能的因素,正体现了边际效用理论在货币价值分析中的适用性。
每一个估价都必须来自某个能够处置被估价对象进行交换的人。只有那些在两个经济商品之间有选择的人才能形成价值判断,他们通过偏爱其中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来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开始估价,我们默许假设存在一个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其中没有交换,唯一的估价是负责官员机构的估价。
在这种社会中,估价的机会将在生产和消费的控制中产生,例如,在决定某些生产商品在有多种使用方式时应如何使用时。但在这种社会中,货币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在这些条件下,共同交换媒介既没有效用也没有价值。
因此,在处理货币价值时采用整个社会的观点是不合法的。对货币价值的所有考虑显然必须预设一个交换发生的社会状态,并且必须以在这种社会中作为独立经济主体行事的个体为起点,也就是说,从事估价事物的个体。
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期,货币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商品的分配主要依靠计划指标而不是市场交换,货币的作用相对有限。而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货币的价值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这正说明了货币价值与市场交换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有在市场交换的环境中,货币才能发挥其完整的价值功能。
边际效用理论为货币价值分析提供了重要工具,它强调了个体估价在货币价值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在货币价值变化性质的研究中,通常区分两种决定货币与其他经济商品之间交换比率的因素:那些在比率货币方面发挥作用的因素和那些在商品方面发挥作用的因素。这种区分极其有用;没有它,事实上,所有解决尝试都必须被事先视为无望而放弃。
然而,其真正意义不能被遗忘。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自然也是如此——来自影响交换双方的决定因素。但是,现有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可能仅由与两组交换对象之一相关的决定因素的变化而修改。
虽然决定商品估价的所有因素保持不变,但如果决定第二种商品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它与另一种商品的交换比率可能会改变。如果我更喜欢A而不是B,即使我对A的感觉保持不变,如果我与B建立了更密切的友谊,这种偏好也可能逆转。
例如,近年来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格局持续变化,iPhone的生产成本和技术规格虽然保持相对稳定,但其市场价格和销量却受到了华为、小米等竞争品牌的显著影响。2023年以来,华为在高端市场依靠自研芯片和影像技术重新崛起,多款新品发布后市场反响积极,对高端手机市场格局产生了重要冲击。同时,小米、OPPO、vivo等品牌在中高端市场不断推出创新机型,主打性价比和新技术,吸引了大量消费者。随着国产品牌影响力上升,部分消费者对iPhone的实际价值和购买意愿也出现了改变,从而导致市场价格与需求随之调整。这种以技术创新和消费者偏好变化为驱动的市场竞争,生动反映了主观估价在商品价值形成和变动中的核心作用。
虽然决定价格的因素总是影响要交换的两组商品,但那些仅仅修改现有价格的因素有时可能仅限于一组商品。这种区分对于理解货币价值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因素主要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以及货币制度的变化等。非货币因素则包括商品生产条件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等因素。这两种因素往往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
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当政府推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双积分”政策等时,这既是一个货币因素(通过财政支出影响货币供应),也是一个非货币因素(改变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等品牌快速崛起,这种政策变化会同时影响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和新能能源汽车的市场价格。
货币客观交换价值中包含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组成部分,这一特征使其与其他经济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过程有所不同。货币的过去价值被现在接受并转化,现在的价值传递到未来并被转化。
这种历史连续性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决定不仅受到当前市场条件的影响,还受到历史价值水平的影响。个体在估价货币时,会参考货币的历史价值作为基准,然后根据当前的市场条件进行调整。
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受到当前经济状况、贸易关系、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但历史汇率水平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特别是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复杂国际环境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更加频繁,但市场参与者仍然会根据人民币的历史表现来评估其当前价值,这种历史连续性正是货币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特征。
货币价值的历史连续性特征使其区别于普通商品,这种连续性为货币价值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理解货币与非货币因素对货币客观交换价值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同时考虑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的影响,才能准确把握货币价值的变动趋势。
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践为例,在制定利率政策时,央行不仅要考虑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货币因素),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就业状况、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非货币因素)。特别是在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复杂形势,央行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前瞻性,通过降准降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政策。
这种综合分析的方法也适用于其他货币政策的制定,如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汇率政策等。通过理解货币价值决定的双重影响因素,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预测和调控货币价值的变动。
货币价值的变化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从货币因素或非货币因素角度分析都是不全面的。
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作为历史上传递的价值,不仅受到其制成材料工业用途的影响,也受到其货币用途的影响,这一命题现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会否认。确实,直到最近,外行人的意见完全由相反的信念塑造。
对普通人来说,由贵金属制成的货币是“健全的货币”,因为贵金属片是“本质上”有价值的物品,而纸币是“坏货币”,因为它的价值只是“人工的”。但即使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外行人,在商业交易过程中接受货币,也不是为了其工业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其客观交换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货币用途。
中国的黄金市场中,虽然黄金具有工业用途和装饰用途,但人们购买黄金主要是看中其作为投资品和保值工具的价值。特别是在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通胀压力上升、地缘政治冲突等复杂形势,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价值更加凸显,这种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黄金的货币功能,而不仅仅是其工业用途。这正说明了货币价值理论中货币功能的重要性。
迄今为止,确定从货币方面影响货币与其他经济商品之间现有交换比率的因素的定量意义的所有尝试,都遵循了数量理论的思路。这并不是说所有数量理论的支持者都认识到货币的价值不仅由其非货币、工业用途决定,也甚至完全由其货币功能决定。
许多数量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并相信货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货币材料的工业用途。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明确的概念;很少有人接近其真正的解决方案。往往很难决定某些作者应该归入哪一类;他们的措辞往往模糊不清,他们的理论往往自相矛盾。
以中国的货币理论发展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货币价值不仅取决于其材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价值。特别是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货币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从传统的数量理论到现代的功能价值理论,再到当前的数字化货币理论,这种认识的变化反映了货币理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当人们第一次询问经济商品之间交换比率的决定因素时,注意力很早就集中在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对定价过程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不可能忽视商品可用数量变化与价格变化之间众所周知的联系,很快就形成了这样的命题:如果可用数量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上涨。
同样,交易总量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认识。因此,得出了价格决定的机械理论——供求学说,直到最近在我们的科学中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
在所有价格解释中,它是最古老的。我们不能立即将其视为错误的;对它的唯一有效反对意见是它没有追溯到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根据赋予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词的内容,它是正确或错误的。如果考虑到促使人们买卖的所有因素,它就是正确的。如果需求和供给仅在数量意义上被解释和比较,它就是错误的。
将这种为解释商品相互交换比率而构建的理论应用到商品和货币相对价值的波动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步骤。一旦人们意识到货币价值变化的事实,并放弃了货币作为不变价值尺度的天真概念,他们也开始通过供求的数量变化来解释这些变化。
房价的涨跌既受到住房供应量的影响,也受到购房需求的影响。当政府出台限购政策、“房住不炒”等调控措施时,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跌;当土地供应紧张、城市更新改造等因素影响时,供给减少导致房价上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三道红线”、集中供地等政策的实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正是价格决定机制的核心。
数量理论为理解货币价值变化提供了重要工具,但必须结合货币功能的特殊性来正确应用。
近年来,人们对货币理论的态度发生了逐渐但明确的变化。现在普遍认识到货币的价值部分取决于其货币功能。这是由于自关于标准的重大争议开始以来,对货币政策问题的关注增加。
旧的理论被证明是不令人满意的;如果没有援引货币的价值部分来源于其货币功能的假设,就不可能解释诸如奥地利或印度货币制度等现象。许多攻击这种观点的著作的天真及其完全不受任何价值理论知识约束的影响,可能偶尔会使经济学家认为它们不重要;但它们至少可以声称已经履行了动摇根深蒂固偏见的服务并激发了人们对价格问题的普遍兴趣。
人民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货币政策,还取决于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的功能。特别是在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RCEP协议的签署、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应用等,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不断增加,其价值也在不断提升,这正说明了货币功能对货币价值的重要影响。
理解货币供应与需求变化对货币价值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准确评估货币供应量和需求量的变化趋势,才能有效调控货币价值。
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践为例,在制定货币供应量目标时,央行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还要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金融创新的影响等因素。特别是在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复杂形势,央行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前瞻性,通过降准降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供应量目标。
这种综合分析方法也适用于其他货币政策的制定,如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通过理解货币价值决定的数量理论,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预测和调控货币价值的变动,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数量理论为货币价值分析提供了重要工具,但必须结合现代货币理论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指导政策实践。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货币价值呈现出新的特征。数字人民币作为央行数字货币的代表,其价值决定机制既遵循传统货币价值理论的基本规律,又展现出数字化时代的独特属性。
在数字支付普及的今天,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不仅体现在传统的购买力上,更体现在其作为数据流通媒介的价值上。每一次数字支付都会产生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具有价值,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中国的支付平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不仅提供了便捷的支付服务,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数据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货币的价值不仅来自其购买力,还来自其作为数据载体的功能价值。特别是在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升级,移动支付的价值构成更加多元化,既包含了货币功能的因素,也包含了数据价值、生态价值、服务价值等非货币功能的因素。
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从单一因素分析向综合因素分析转变的趋势。传统的货币理论往往强调某一特定因素的作用,而现代货币理论则更加注重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这种发展趋势反映了经济学理论从简单向复杂的演进过程。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化,单一的理论框架已经无法完全解释货币价值的决定机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工具。
从传统的银行存款到现在的理财产品、数字货币、金融科技等,货币的价值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在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应用、绿色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推进等,货币的价值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这种多样化要求货币价值理论能够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框架。
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理解货币价值的决定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践为例,通过运用货币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央行能够更好地理解货币价值变动的内在机制,从而制定出更加精准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复杂形势,央行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前瞻性,通过降准降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做法,正是货币价值理论价值的重要体现。
同时,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也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理解货币价值决定的各种因素,监管机构能够更好地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
展望未来,货币价值理论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发展:首先是数字化货币的价值决定机制研究,随着数字货币的普及,传统的货币价值理论需要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其次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货币价值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货币价值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多样;最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货币价值考量,如何在货币价值分析中体现环境、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RCEP协议的签署、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应用等,人民币的价值决定机制将更加复杂,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特别是在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冲突等复杂形势,人民币的价值决定机制更加多元化,这种复杂性正是货币价值理论发展的动力所在。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货币价值分析的方法和工具也将不断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将为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创新分析方法,完善理论框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客观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从货币价值的历史连续性到边际效用理论的适用性,从货币与非货币因素的相互作用到供求变化对货币价值的影响,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货币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在数字经济时代,货币价值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只有不断创新和完善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的实践经验为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案例支撑,也为全球货币理论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