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决策中,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被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影响,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锚定效应”。这一概念最初由著名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揭示出来,至今仍是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例如,某研究团队在大学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验。他们制作了一个数字转盘,看似随机但实际上只会停在25或75这两个数字上。实验人员让参与者转动转盘,然后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轮值主席的次数是高于还是低于转盘显示的数字?你认为中国担任轮值主席的实际次数是多少?
按常理说,一个完全随机的数字不可能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任何有用信息,参与者应该完全忽略转盘结果。然而实验结果却令人意外:看到25的参与者平均估计为18次,而看到75的参与者平均估计为42次。这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数字居然显著影响了人们的判断,这就是锚定效应的威力所在。
锚定效应之所以如此普遍且强大,源于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复杂机制。当我们面临需要估计或判断的情况时,任何数字信息都可能成为我们思维的“锚点”,即使这个数字与问题本身毫无关系。就像船只需要锚来固定位置一样,我们的估计往往会“锚定”在最初接触到的数值附近,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
如果有人问你毛泽东享年是否超过90岁,你对其实际享年的估计会比被问是否超过70岁时要高得多。类似地,当你考虑购买一套房屋时,挂牌价格会显著影响你的价值判断。即使你决心不受这个数字影响,同一套房子在高价标示下看起来仍然比低价标示时更有价值。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任何出现在估算问题中的数字都会产生锚定效应。
这种现象的荒谬性在于,人们的判断会受到明显无关信息的影响。转盘实验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它有力地证明了锚定效应的存在。现代研究表明,锚定效应实际上由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产生,分别对应直觉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运作模式。
现代认知心理学将人类的思维过程分为直觉思维与理性思维两大系统:前者负责自动、快速的反应,后者则侧重于理性的分析与深层的推理。锚定效应正是这两者交互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我们面对估算类问题时,大脑首先通过直觉思维让锚点信息启动(例如,一个看似随机的数字或外部提示)。随后,理性思维试图对直觉估计进行调整,但人们的调整往往不够充分,很容易停在锚点附近。这两种机制共同影响我们的判断。
以购物为例,如果商品标签上先标明“原价599元,现价299元”,顾客对这件商品的价值判断很容易锚定在“原价599元”,即使实际价值远低于599元。又比如,餐厅菜单上最开始列出高价菜品,后续选择时也会受到高价“锚点”影响。
下表展示了几个生活中的锚定效应调整例子:
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紧张时(如压力或分心),人们对锚点的调整幅度会进一步受限。例如疫情期间人们面对信息爆炸,各类数据和政策变动频繁,更容易“卡”在第一个听到的数字附近。
一个实验显示,让被试不断摇头(暗示反对)会让他们更大幅度地偏离最初锚点,而点头(暗示赞同)则会加强锚定效应。这也凸显了调整机制很依赖认知资源和主观努力。
很多人在面对类似问题时,明知锚点(如9000米)偏高,仍会在其附近给出答案。这背后正是双重机制一起作用的结果。
除了可感知的理性调整,锚定效应还通过无意识的启动机制(priming)影响判断。锚点不仅作为数字影响结论,还能激活与其相关的概念和记忆。
将“启动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做了对比:
德国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参与者被分别问及“中国年平均气温高于还是低于28度?”或“高于还是低于8度?”,接着识别天气相关的词汇。结果显示,前者更容易识别“炎热”、“沙漠”等词汇,后者则对“寒冷”、“冰雪”等词汇反应更快。这证明锚点可直接启动相关记忆和联想。
类似地,当有人问你“你是不是觉得房间特别冷?”,即使你起初并不这么想,很多人也会开始回味相关身体感受,认为也许真的有点冷。这就是暗示信息通过启动机制左右了判断。
最终,锚定效应之所以难以避免,正是因为它既有显性的调整过程,也有隐形的自动激活过程:锚点像信号灯一样,为后续的联想和信息提取提供了方向。在商品定价、科普传播、甚至法律判决中,启动机制都能微妙但实质地干预人们的判断。
锚定效应到底有多强?心理学家们为此设计了一套量化测量标准,常用的就是“锚定指数”。计算公式非常直接:
锚定指数 = (高锚点组平均估计 - 低锚点组平均估计) / (高锚点 - 低锚点) × 100%
让我们用中国常见的社会调研为例来看:
计算锚定指数:
大部分中国心理学锚定实验的锚定指数在30%~60%之间,显示了锚定影响的广泛性——无论是学者、学生还是普通大众,几乎人人“中招”。
锚定效应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尤为常见。以一项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屋评估实验为例:评估师们被要求给同一套住宅估价,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挂牌价格组,结果如下: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房地产估价师,面对高挂牌价时也会不知不觉“上浮”自己的评估。数据显示,挂牌价越高,最终估值越高,锚定指数达到38%。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实验的多数专业人士都坚称“不会受挂牌价干扰”,但数据证明潜意识效应之强烈。
锚定效应影响渗透到商业、电商、公益、司法诸多场景。以下以中国常见具体案例说明:
2023年“双11”,某平台同款饮品设置“单用户限购8件”,结果平均购买3.2件(无限购组仅1.8件),8成为心理上限锚点。
2022年河南水灾救援,某基金会募捐时设置不同“建议捐款金额”后,结果如下表:
无论你原本预期捐多少,数字提示都会影响决定。
例如,2022年国内汽车4S店的新车定价,初始标价通常比实际成交价高出15%,购车者即便经过激烈谈判,最终价格大多还是围绕着锚定的“指导价”波动。这说明锚点不仅拖住消费者,也利于经营方争取更高利润。
比如某国产潮玩品牌,通过设置“爆款概率仅有1%”“限量抽签5000份”等数字标签,无形中提升了用户的下单与参与意愿。数字本身就是锚。
某高校招生在招生简章中展示了往年分数线(如“去年最低录取分数为600分”),很多考生家长会直觉地以上一年数据作为报考标准,容易忽视当年新变化。
在某些情况下,锚点确实能为判断提供参考。例如你完全不知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的高度时,被问及“是否超过500米”,许多人理性地假设这个数字不会偏离真相太远,毕竟问题本身可能带有线索。
不过研究显示,即便是完全随机的数字也会产生类似的锚定效应。例如有实验采用转盘抽取的随机数字作为参考,参与者的判断仍然向该值靠拢,锚定指数高达44%。

锚定效应影响深远,但并非无法抵御。研究和实际经验表明,通过有意识的“反锚定”思考、延迟决策、设定多重参考点等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其负面作用。
反向思考
面对锚点时,心理学家建议主动搜集与初始数字不一致的证据。例如购房时,不应只看中介的挂牌价,而要综合考察历史成交价、周边小区均价、租金回报等多项指标。
例如,在2024年,某地居民购房时参考了中介挂牌(锚点)19000元/㎡,但通过查找历史成交案例和贷款评估价,最终以16500元/㎡成交,显著低于最初锚点。
多元参考
不仅关注唯一参考,还设立多个对比点,使决策更为全面。下面表格梳理了多元参考在不同情境下的案例和效果:
延迟决策与冷静期
在面临强烈锚点“冲击”时,可以有效主动拖延决策,为自己争取时间思考。
程序化与标准化流程
在组织决策、政策制定等场合,建立决策流程、标准模板,可以弱化个体主观数值对结果的过度影响。
情绪调节与同伴复核
在高强度、高风险决策(如临床诊断、重大采购)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或团队讨论,能避免个人情绪带来的锚定。
例子:2023年某医疗机构要求医生在高额药品推荐前,必须邀请同科室医生共同复核,显著降低了不合理锚定导致的用药偏差。
锚定效应之所以难抗,是因为人类大脑处理信息时,直觉思维(系统1)会优先激活与现有数字相关的记忆和联想,而理性思维(系统2)则在此基础上做有限调整。即使专业人士或经验丰富的管理者,也可能在不自觉间“被锚住”,而且难以主动修正。
如图所示,人类决策流程常见偏差简表:
即便是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法官或医生,也无法完全避免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
现代信息环境下,我们每个人都浸泡在各类“数字锚点”中,从短视频点赞数、热搜排名,到各种排行榜、打分、建议零售价,都可能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判断和选择。直觉思维往往“自动拼凑”成合理故事,把听到的第一个数字当作判断标准,无论这个数字来自权威专家还是网络段子。“数字素养”的本质,就是教会我们在面对决策时要主动质疑数字的出处和合理性,勇于用事实、数据、跨界经验去校正不合理锚定。
教育者在课堂中可以采用“盲审实验”或“随机数字猜测”等活动,帮助学生亲身体验锚定效应并学会识别其影响。当我们理解了锚定的原理,就不会被简单的信息牵着鼻子走——而能够养成逢决策必“三问”:锚点从哪来?合理吗?还有没有其他参考?
你要牢记:凡是有数字出现,它都可能成为你的锚——不论是促销限量、理财预期收益、还是政策参数。只有当你多角度审视、质疑并核查每一个数字,才算真正动员理性思维去“反锚定”,避免被数据误导。如果一桩决策关系重大,不妨先按下暂停键,专门搜集与锚点相反信息再判断。
通过深入理解锚定效应的机制、影响和实际案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提升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理性决策能力。“数字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提高决策水平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