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紧急医疗事件中,例如突发重病、意外事故或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形下,个人及家庭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具有高度的刚性,几乎不会将医疗费用作为主要考量因素。在这种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与健康成为唯一优先目标,医疗服务需求对于价格、支付能力甚至医保报销范围等经济变量表现出极低的敏感性。因此,经济因素对急诊和危重症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作用有限,医疗行为更多受生命安全本能与医学专业判断主导。
相比之下,我国绝大多数居民在日常就医过程中,面临的是非紧急、具备一定可选择性的就诊场景,比如普通门诊、常见病和慢性病复诊等。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及其家庭会综合考虑医疗水平(如就诊医生的资质、医院的设备)、医疗服务费用、医保报销政策、实际负担比例、候诊时间与便利性以及医疗机构的交通位置等诸多因素,做出理性的决策选择。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和问卷结果显示,对于这类可选择性医疗服务,大多数居民将经济因素——尤其是医疗费用水平、医保覆盖范围、报销比例、个人自付额度等——作为影响自身就医行为的首要考量。这一影响甚至超过了医院地理位置、机构品牌声誉乃至门诊体验等传统关注点。
现实中,为了节约家庭开支或最大化医保福利,部分患者甚至会主动调整就医频率、选择更优的报销政策组合,或在多家医疗机构间权衡费用和服务。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在我国医疗服务需求和利用行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不仅影响居民的就医决策,也成为医疗服务机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之一。
要推导医疗服务的需求曲线,我们首先需要确立医疗服务数量与效用之间的关系。回顾之前的理论,健康存量可以被视为一种耐用品,它产生效用并且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意味着健康状况的每次增量改善所带来的总效用增加逐渐减少。
我们知道医疗服务是健康生产的一种投入,因为人们消费医疗服务的明确目的是维护、恢复或改善健康。然而,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导致每增加一单位医疗服务消费所带来的健康改善逐渐减少。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医疗服务间接地提供效用。具体来说,医疗服务帮助生产健康,而健康反过来产生效用。因此,效用可以被指定为医疗服务数量的函数。上图描述了医疗服务消费水平与效用之间的关系。效用在垂直轴上,医疗服务数量在水平轴上。总效用曲线的形状表明,效用相对于医疗服务以递减的速度增长,即医疗服务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面临有限的收入和多种商品与服务的选择,医疗服务只是其中之一。微观经济学认为,理性的消费者会追求效用最大化,即在预算约束下,通过合理分配支出,使总体获得的满足感(效用)达到最高。
这一过程遵循著名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原则:消费者只有在每多消费一元(或一个单位货币)在不同商品和服务上所获得的额外效用(即边际效用/价格)全部相等时,才达到了效用最大化的最优状态。
数学表达为:对医疗服务与其他商品,需满足
其中 代表边际效用、 代表价格。这一条件也适用于所有商品的组合。
若不满足这一条件,比如医疗服务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大于其他商品,则说明消费者每花一元钱在医疗服务上能获得更多效用。此时,理性的选择是减少对其他商品的消费,增加医疗服务的购买,直到两者的边际效用/价格比相等,从而使总效用最大化。
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中国医疗服务例子来说明需求定律。考虑北京市某位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选择。
该图描绘了个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曲线,其中水平轴表示消费的医疗服务数量(例如,按访问次数衡量),垂直轴表示医疗服务的价格。该曲线向下倾斜,反映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反比关系。
例如,如果医疗服务价格等于200元,消费者愿意并能够购买3次服务。请注意,如果价格降至100元,消费者购买5次医疗服务。这里的价格代表消费者在购买医疗服务时承担的单位自付费用。因此,它等于考虑第三方付款影响后消费者必须支付的金额。
收入是影响医疗服务需求的另一个经济变量。由于医疗服务通常被认为是正常商品,收入的任何增加都应该导致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
当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从d₀到d₁,因为在每个价格水平上,消费者愿意并能够购买更多医疗服务。这是因为收入增加的至少一部分被用于医疗服务。相反,收入减少会导致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特定类型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可能取决于其他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其他类型的医疗服务。如果两种或多种商品在消费中是联合使用的,经济学家说它们是消费中的互补品。例如,眼镜(即眼镜或隐形眼镜)和验光师服务的需求很可能是高度互补的。
让我们看一个中国医疗体系中的例子:
时间成本也影响医疗服务的需求量。时间成本包括交通的货币成本(如公交车费或汽油费)以及时间的机会成本。个人时间的机会成本代表在获取医疗服务时所放弃活动的价值。
例如,如果一个小时挣200元的程序员请两小时假去看牙医,时间的机会成本等于400元。这意味着时间的机会成本与个人的工资率直接相关。考虑到时间成本,儿童和老年人经常出现在医生候诊室就不足为奇了。

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增长是近几十年来医疗领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主要通过对医疗服务自付价格的影响,对医疗市场内的资源配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自付医疗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从1980年的约80%下降到2020年的约28%。更引人注目的是,住院自付费用从1980年的约60%下降到2020年的约8%。
中国的医疗保险计划,特别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通常有共付比例。在共付比例计划下,消费者支付医疗费用的固定百分比,保险承担其余部分。
例如,在某个20%共付比例的计划下,消费者每花费1元医疗费用需支付20分,承保方承担其余80分。正如你可以想象的,这样的保险计划对医疗需求有重大影响,因为它有效地将医疗的自付价格降低了80%。
该图说明了共付比例医疗计划如何影响医疗服务的个人需求曲线。标记为的需求曲线代表个人在没有共付比例时的有效需求,而则是实施共付比例后的需求曲线。
名义需求曲线反映了在共付比例下医疗服务的总价格,其中消费者需自付,保险方支付,代表共付比例(如20%,即)。
许多保险政策都有免赔额,即消费者在保险生效前必须每年自付的固定医疗费用。例如,该计划可能要求个人支付最初的2000元医疗费用,家庭限额为每年5000元。一旦满足免赔额,保险承保方将支付剩余医疗费用的全部或部分,取决于计划的具体规定。
免赔额对医疗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很难确定,取决于医疗事件的成本、需要医疗的时间点以及在剩余期间需要额外医疗的概率等因素。
假设一个健康的个人在11月底感冒了,但到此时为止还没有产生任何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不太愿意去看医生。这是因为在他首次就医并满足免赔额后,他几乎没有机会利用医疗成为免费商品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人在2月初感冒,并且他的整体健康状况使他可以预期在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再看医生三四次,那么他更有可能去看医生。通过看医生并满足免赔额,他将当年剩余时间的任何未来就医成本降至零。
在我们结束保险对医疗需求影响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介绍道德风险的概念。道德风险是指消费者在获得医疗保险时改变其行为的情况。
例如,医疗保险可能诱导消费者减少预防疾病的预防措施,或者很少寻找最佳医疗价格。此外,有保险的消费者可能购买比没有保险覆盖时更多的医疗服务。
根据图表,没有保险时,消费者每年只支付全部价格,因此通常购买5个单位医疗服务,总花费为1250元。如果获得了完全医疗保险,消费者将不需要自付任何费用,这时其医疗服务的消费量会明显增加,因为就医对个人来说变成了“零成本”,可以无限制地获得更多服务。
四个一般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医疗服务需求:品味和偏好、身体和精神状况、健康状态以及护理质量。
品味和偏好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如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这些可能影响人们如何评价健康时间,或可能导致对某些类型医疗服务的更大偏好。
医疗服务的实际需求还受到人口统计因素的显著影响,包括性别、种族和年龄分布等。比如,女性由于涉及生育和某些特定疾病,接受医疗服务的频率通常高于男性。某些慢性病和免疫相关疾病在不同性别和群体中的发病率也存在差异。
年龄亦是医疗需求变化的重要变量。人口步入中老年后,健康状况往往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需定期监测和治疗多种慢性病。因此,年龄的增长通常伴随着对医疗资源更高的需求,尤其在中老年阶段,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经济理论中,弹性(E)为我们提供了衡量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医疗需求及其变化幅度的工具。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医疗服务的价格上涨15%,人们的需求数量会下降,但到底会下降多少呢?这种变化是显著的还是微乎其微?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弹性”的概念来精确定量这种关系。
弹性的本质,就是用来衡量某一变量变动百分比引发另一变量变动百分比的程度。在医疗经济学中,最常考察的主要有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
自身价格需求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衡量的是医疗服务价格每变动1%,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其数学定义如下:
其中 表示需求量变化百分比, 表示价格变化百分比。
更明确地,计算公式可写为:
弹性需求与非弹性需求在图像上的典型表现如下:
假如某项医疗服务的价格从 元涨到 元(上涨 ),同时该服务需求量从 人次降到 人次(下降 ),其价格弹性为:
这表明该服务为“非弹性需求”。
根据对中国医疗市场的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其价格弹性有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下表:
一般而言,越是核心、紧急或必须的医疗服务(如急诊、住院等),价格弹性越低(高非弹性);越是可选、延缓消费或带有一定奢侈属性的医疗服务(如美容医疗),价格弹性越高(高弹性)。
需要注意的是,医疗服务需求的弹性并非静态不变,会随时间推移、地区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发生改变。例如,在农村地区,医疗服务价格弹性通常高于城市地区,这体现了收入水平、医疗保险覆盖等因素的作用。
收入需求弹性(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衡量的是收入变化1%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化百分比。其公式为:
其中 表示需求量的百分比变化, 表示收入百分比变化。
也可写作:
在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升,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体现了不同的收入弹性:
例如,图中显示“医疗美容”和“国际医疗”的收入弹性 () 均超过1,属于奢侈性医疗服务;而“基本医疗”、“中医保健”等则低于1,更多表现为必需品属性。
如果某种医疗服务的收入弹性为 ,则意味着当居民收入上升10%时,该项服务的消费量增长 。对于大多数普通(非奢侈型)医疗服务, 通常为正且小于1,说明随着收入提升,需求略有增加但增长有限。
医疗服务需求相对于价格是非弹性的,这主要由于医疗服务的必需品特性、保险制度的缓冲作用以及消费者对价格信息的不完全掌握。同时,医疗服务作为正常商品,其需求与收入正相关,但在微观和宏观层面表现出不同的收入弹性模式。
时间成本和许多非经济变量,如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教育程度和消费者知识,都对需求产生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验证了医疗保险在确定医疗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理论的预期,当医疗保险水平上升时,医疗需求增加,同时需求价格弹性变得更加非弹性。
这些发现对医疗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中国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理解需求侧因素有助于设计更有效的医疗保险制度和价格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