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医疗服务
理解健康经济学，需要我们跳出单纯医学视角，从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背景重新审视健康。常见的医学定义往往将健康限定为无疾病和心理状态正常，但这一定义忽略了健康在社会、环境、经济等领域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经济学则将健康纳入到资本的范畴，认为健康与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一样，对个人生活品质、劳动力参与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经济学框架下，健康不仅提升个体幸福感，还决定了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和资源分配效率。
健康经济学聚焦于健康相关资源的有效配置，包括医疗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医保政策的优化、公共卫生战略的设计，力图揭示各种健康投入及其分配如何影响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在这里，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评价健康服务的成本效益、可及性和公平性，为公共政策和个体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所以，健康经济学远不止探讨医疗市场，更是理解健康如何塑造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的关键学科。
重新认识健康的本质
健康的经济学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将健康定义为“身体没有疾病，心理状态正常”。但在经济学视角下，健康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本质是一种能够持续产生服务流的特殊耐用品，不仅涉及疾病和心理，还涵盖生产力与生活幸福感等经济要素。
健康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比如，电脑和工厂设备等物质资本会随着使用逐渐磨损，健康资本同样会随着时间自然“折旧”；但人可以通过干预行为对健康资本进行投资和维护，这在物质资本领域并不常见。下表梳理了健康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键对比：
健康资本的运作机制
每个人在出生时都拥有一定的健康资本禀赋，通常受到遗传因素影响。随着年龄增长，健康资本会逐步折旧。但人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延缓折旧、甚至增加健康资本存量：
- 接受医疗服务（如疫苗接种、治疗慢性病）
- 实践健康生活方式（均衡饮食、规律锻炼、良好的作息）
- 减少健康风险行为（如戒烟、限酒等）
以一位高校男教师为例。他在35岁前保持规律锻炼和健康饮食，年度体检显示身体指标良好。40岁后，由于科研压力暴增，他减少锻炼，夜间加班，健康资本加速折旧。直到他调节生活与工作平衡，再次提升了健康资本。
当个人健康资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以下时，生命将不可逆转地终止。该临界水平因人而异，既与生理基础有关，也受到环境与医疗条件的影响。例如，有些先天遗传疾病会导致健康资本迅速消耗，部分环境污染则可增加健康折旧率。
影响健康资本的关键因素
影响健康资本的因素分为“不可控”和“可控”两大类。
一名高血压患者通过“低盐饮食+规律锻炼+遵医嘱吃药”组合，健康资本折旧明显慢于忽视这些管理的同龄人。
健康的测量挑战
健康是一个多维、主观且容易波动的概念，难以精准度量。通常，健康测量涉及两大维度：
- 生命的数量：如寿命、无病生存年数
- 生命的质量：如能否独立生活、参与社会等
在现实生活中，生命的数量和质量并不总是同步提升。例如，部分高龄老人在临终阶段虽然存活时间延长，但生活质量大幅下降。2019年中国某位植物人家属选择放弃生命支持的社会事件，即引发了对“健康与生命质量”关系的广泛讨论。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和慢性病负担加重，健康测量工具如QALY（质量调整生命年）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我们将在后续内容中展开更详细介绍。
健康的价值
为什么我们需要健康
健康不仅仅意味着“没有病”，它实质上是持续创造满足与产出的能力。经济学家通常将健康的价值区分为消费价值和投资价值两类：
- 消费价值：健康的人能体会生活乐趣，有精力参与社交、旅游、兴趣等活动。
- 投资价值：健康让人有更长的有效劳动时间，可积累财富或追求理想目标。
例如，25岁的创业者小李，重视长期健康投资，坚持健身和合理饮食，目的是保持高强度工作的持续战斗力；而他身边的另一位“熬夜咖啡侠”朋友，则习惯选择高糖高脂零食，注重即时享受，未来健康风险也随之增加。
健康投资的决策逻辑
人们的健康相关决策受到“未来偏好”的影响。如果重视未来（即折现率低），更愿意投入健康投资；反之，更重即时满足（折现率高）的人会优先考虑当前收益。
这种差异在不同性格或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群中均有显现。
健康效用的基本规律
经济学中，效用是反映个人从物品或服务中获得满足感的度量。健康能提升这些满足感，但其带来的增益不会无止境地增长。现实中，健康每提升一个单位，人们感受到的新增幸福或满足感其实是递减的。
比如，一名刚刚从重病中恢复、能够自理的患者，会比原本就很健康、只是稍微增强体力的人获得更大的满足。也就是说，在健康状况较差时，每一项健康改善都极为宝贵；而当健康已经很好时，进一步变得更健康所带来的额外幸福就有限得多。
这一规律揭示了健康改善对个人效用的边际提升作用：健康的每次显著改善，最能提升的是那些原本健康水平较低者的满足感。对于已经非常健康的人，再多投入健康相关资源，带来的幸福提升就会相对较小。
医疗服务的本质与特征
医疗服务的构成
医疗服务是指为维护、改善、恢复个人和群体健康而提供的各种商品与服务，具有极其多样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这些服务涵盖了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多个环节。例如：
- 年轻白领：由于久坐办公室，引发腰椎间盘突出，通过物理治疗+康复锻炼组合，恢复并重返职场。
- 老年居民：因骨关节退行性变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训练提升了生活质量和自主活动能力。
- 学龄儿童：每半年定期到口腔门诊涂氟，预防龋齿，积累良好的口腔健康资本。
- 慢性病患者：定期门诊随访，调整降压药物方案，减少心血管事件风险。
医疗服务不仅是抽象的“服务行为”，也包括多种有形商品。
现代医疗体系越来越注重“预防-治疗-康复”全周期服务，绝不仅限于医院内的疾病诊治。
医疗服务的独特属性
医疗服务与一般物品相比，具有非常突出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学界总结为“无形性、不可分离性、无库存性和不一致性”四大特性。
无形性
医疗服务很难通过肉眼、味觉等直接感受。例如一次线上图文问诊，患者实际接收到的是咨询和专业建议，而非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其实，无论是医院专家门诊，还是健康管理顾问，最终的价值体现在健康结局而非服务过程中的“实物体验”。
不可分离性
医疗服务生产和消费是同步完成的，患者主动参与程度很重要。例如：
- 西医外科手术：在麻醉师、手术护士、患者共同协作下完成，患者须在术前禁食、术后遵医嘱配合康复；
- 中医望诊：患者需要准确描述体感和症状，才能协助医生给出正确诊疗。
互动性越强，患者本身就是服务的共同生产者。
无库存性
服务无法事先“存储”，只能按需当场产生。比如：
- 春节期间，大医院无法预留大量门诊，面对急诊高峰时只能靠一线留守医生现场应对。
- 疫情封控期，“互联网医院”可实时满足部分看病需求，但本质上每次远程诊疗都需要医生即时响应，不能像药品那样提前备货。
不一致性
不同时间、地点、患者个体间，医疗服务极易出现“同病异治”现象。以高血压为例，甲乙两位患者虽然同属“高血压”，一个仅需健康教育加轻剂量用药，另一个则可能因合并糖尿病需多学科联合干预。
中国成熟的分级诊疗系统很好体现了不一致性：基层社区做慢病管理，三甲医院负责疑难复杂病种，而同一家医院内不同医生个人经验也可能影响诊疗方案。
下面归纳“四大特性”：
医疗服务质量的多维度评价
衡量医疗服务质量，常用“结构—过程—结果”三重维度。三者互为补充，共同反映医疗服务体系的优劣。
在实际医疗过程中，这三大维度不可完全割裂。例如，加强手术室无菌管理（结构提升）有助于减少术后感染（过程及结果改善）。
医疗服务的测量方法
研究和政策制定时，医疗服务的“量”与“效用”都要客观评价，主要方法包括：
- 可获得性测量：关注医疗资源如何分布，比如每千人医生/护士数量、每万人病床数。2022年我国每千人执业医师数为3.04人，护士为3.56人，床位6.7张，在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 使用情况测量：关注实际医疗服务的发生情况，如人均门诊次数、年均手术量、家庭医生签约率等。中国2021年人均门诊就诊为5.7次，住院率12%。
有时还会结合服务结果共同分析，比如特定手术的术后康复天数等。
例如，某省农村地区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千人医生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通过远程会诊平台，显著提升了偏远地区手术和诊疗的覆盖率，缩小了城乡医疗服务的差距。在城市中，随着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的提升，老年患者在面对常见小病时无需前往大型医院，从而有效分流医疗资源，提升了整体服务体验。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中国设定了明确的医疗服务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达到3.0人，为医疗服务的量化评估提供了政策基准。
健康的生产过程
健康生产函数的基本概念
健康经济学家认为，健康的创造和维护涉及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如同企业使用资本和劳动等各种投入要素来制造产品，个人也使用医疗投入和其他因素（如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生产”健康。
健康生产函数描述了在特定时间内，个人从一系列特定投入中能够获得的最大健康水平。从数学角度看，它展示了健康水平（产出）如何取决于各种投入要素的数量，特别是医疗服务。
一个通用的短期健康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医疗服务与健康的基本关系
为了重点分析健康与医疗服务的关系，我们暂时假设健康生产函数中的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下图展示了这种关系：
图中的总产量曲线向上倾斜，表明随着个人消费更多医疗服务，整体健康水平会改善。纵轴截距代表个人在未消费任何医疗服务时的健康水平，这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和环境等其他因素。
曲线的形状体现了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这一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表明：在其他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医疗服务消费量的增加，健康水平的提升速度会逐渐放缓。
以一位患者多次就诊某种疾病的情况为例：假设她在某段时间内为特定疾病或治疗初次就诊并进行了几次复查。很可能前几次就诊对她的健康存量产生更大的有益影响，而后续就诊带来的健康改善逐次递减。
边际生产力的图形表示
从边际角度来看，医疗服务的边际产量代表每增加一单位医疗服务消费所带来的健康增加量，即每一单位变化引致的健康改善。
其中 表示医疗服务的边际产量，即最后一单位医疗服务所带来的健康改善。
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认为，随着个人获得更多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边际产量（）会递减：
这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建立了医疗服务边际产量与医疗服务消费量之间的关系。曲线下降反映了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随着个人消费更多医疗服务，最后一单位医疗服务的边际产量递减。
技术进步对健康生产的影响
新医疗技术对医疗服务生产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广义上看，新技术包括精密医疗设备的开发、新药物的引入、创新医疗和外科程序的应用，以及最近计算机支持的信息系统的使用等。
根据国际经验，技术变革可能导致治疗扩展、治疗替代或两种效应的结合。治疗扩展是指由于更高的成功率或对健康的风险更低，更多患者接受新医疗干预。治疗替代是指新技术替代或取代旧技术。
在我们的健康生产模型框架下，新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会使总产量曲线向上旋转，因为每单位医疗服务消费的边际生产力都有所提高：
从A点到B点的移动说明了新技术同时导致医疗服务消费量增加和健康改善的情况。这代表了新医疗技术带来的治疗扩展。从A点到C点的移动描述了新医疗技术对健康没有影响但导致医疗服务消费减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新技术是成本节约的。
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
健康生产函数中的个人特征变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并控制着个人的遗传构成、心理状态、年龄、性别以及在给定时点（如年初）的种族等项目。个人特征变量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健康生产函数的截距项和斜率。
以一个人的遗传构成使其易患前列腺癌或乳腺癌为例。如果这个人因此原因患癌，那么其总产量曲线会向下移动，因为无论消费多少医疗服务，整体健康都会下降。同时，总产量曲线也可能向下旋转，因为随着个人状况恶化，医疗服务的边际产量应该会下降。
年龄对健康生产的影响相对直接。随着个人年龄增长和身体机能衰退，健康水平和医疗服务的边际产量都可能下降。此外，健康在这一时期的折旧率也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这导致总产量曲线向下移动并变得更加平缓。
生活方式因素的重要性
生活方式变量反映了个人健康习惯对健康生产的影响。常见的不良生活方式包括吸烟、过度饮酒、缺乏运动、超重和不健康饮食等。
我们可以用对比信息来直观展示不同生活方式对健康水平和医疗服务边际产量的影响：
例如，一个原本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通过改善饮食和增加锻炼，体重下降、身体状况改善，其健康水平和医疗服务的边际产量都会提升。这相当于健康生产函数的总产量曲线整体上移，并且斜率变大。
同理，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如教育水平提升）也会带来类似效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通常能更好地理解健康知识，采取更有效的健康行为，从而在不增加医疗服务消费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健康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健康对教育的反向影响也不能排除，特别是在儿童期。患有慢性哮喘的儿童由于哮喘发作可能由过敏、病毒感染和体力消耗等多种事件引起，更可能缺课、在校学习效果下降，最终获得较少的教育。
简而言之，健康生产理论表明，个人特征、医疗服务、医疗技术状态、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健康水平。该理论还表明，在其他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健康随着医疗服务消费量的增加而以递减的速度增长。如果生产过程中的任何其他投入发生变化，医疗服务对健康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变化。任何一个非医疗投入对健康的影响也可能表现出收益递减——在所有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
成年人健康的决定因素
医疗服务与健康成果
根据中国近年的研究数据，医疗服务消费对成年人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数量上相对适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显示，医疗支出每增加10%，慢性病控制率仅提高约1.2%。这一发现与国际研究结果相似，证实了医疗服务对健康的边际效应相对有限。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扩展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2009年新农合覆盖率达到94%以后，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率显著提高，但健康改善的幅度相对温和。这种现象可以用“平坦曲线医学”来解释——在当前的医疗服务消费水平下，大多数成年人处于健康生产函数的平坦部分，医疗服务的边际产出接近零。
如果医疗服务对健康的整体边际贡献确实相对温和，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健康的边际改善？答案在于与健康生产相关的其他因素，其中教育、收入、生活方式和环境是主要贡献因素。
教育与健康的正向关系
中国的研究数据充分证明了教育与健康之间的正向关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分析，教育水平对中国成年人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对男性和工作年龄人群比对女性和老年人更为明显。
具体而言，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比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低约25%。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预期寿命增加约0.3-0.8年。2021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在慢性病管理、预防保健服务利用等方面表现更好。
收入与健康的复杂关系
中国的经验数据证实了收入与健康之间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也值得关注。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FPS）数据，家庭收入每提高一倍，家庭成员自评健康状况改善约12%。
然而，经济周期波动对健康的影响呈现出有趣的反向关系。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数据显示，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某些健康指标反而有所改善。空气质量显著好转，交通事故死亡率下降了约40%，部分地区的心血管疾病急性发作率也有所降低。这种现象可能源于：
- 工作压力减轻和休息时间增加
- 空气污染水平下降
- 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减少
- 生活节奏放缓带来的积极影响
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关键影响
中国的健康生活方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显示，不良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
吸烟的健康影响：中国成年男性吸烟率约为50.5%，每日吸烟一包的人群比不吸烟人群的预期寿命减少约8-10年。吸烟导致的肺癌死亡率是非吸烟者的10倍以上。
饮酒模式的影响：适量饮酒（每日1-2个酒精单位）与重度饮酒（每日4个酒精单位以上）的健康影响差异显著。重度饮酒者的肝病发病率比适量饮酒者高出3.5倍。
肥胖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成年人超重率达到34.3%，肥胖率为16.4%。研究表明，肥胖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相当于20年的衰老过程，肥胖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比正常体重人群高出7倍。
运动不足的后果：中国成年人身体活动不足率达到14.1%。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约30%，降低糖尿病风险约27%。
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关系
中国环境健康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尤为显著：
PM2.5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发病率增加约6%，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约4%。2013-2020年间，中国主要城市PM2.5平均浓度从72微克/立方米降至33微克/立方米，据估算因此避免了约20万例过早死亡。
不同人生阶段健康的影响因素
中国的儿童和老年人健康研究均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医疗保障和健康管理对健康状况具有关键作用，但影响机制和侧重点略有不同：
中国“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特别强调了预防保健和慢性病管理的重要性，这与实证研究结果高度一致。
中国主要死亡原因的变迁与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进步，中国的疾病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了解当前的主要死亡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选择、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因素在健康决定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4年数据，中国主要死亡原因继续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
心脑血管疾病作为第一大死因，其发病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研究表明，高盐饮食、缺乏运动、吸烟、肥胖等因素都会显著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这些因素大多可以通过个人选择来控制，凸显了生活方式在健康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另外，恶性肿瘤作为第二大死因，其发生既与遗传因素有关，也与环境暴露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肺癌仍是中国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这与空气污染和吸烟率偏高有直接关系。
这种疾病谱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巨大进步：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人均寿命显著延长，慢性病成为主要健康挑战。这为未来的健康政策提供了明确方向。
总结
健康与任何其他商品或服务一样，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它能产生效用。同样，健康也受到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约束。这一法则规定，健康的每一个额外单位提供的边际效用都少于前一个单位。
健康的创造或生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医疗服务消费量。然而，健康与医疗服务之间的正向关系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而呈现非线性特征。这一法则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关系，表明在其他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健康随着医疗服务数量的增加而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决定健康的其他一些因素包括医疗技术状态、个人初始健康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
成年人的实证证据表明，良好的健康只是适度地依赖于医疗服务的消费。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似乎在成年人良好健康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如低收入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健康似乎对医疗服务消费的变化更敏感。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健康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卫生的进步减少了传染性疾病的死亡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