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讨论人类行为的动因时,我们通常会区分“目标”与“实现路径”。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行动,可能是因为热爱某个最终目标,或是为了实现其他更为重要的追求,而当前目标只是达到终极目的的一个手段。科学理性能够协助我们评估,用什么方式最有效实现既定的目标。
科学方法擅长分析目标与路径之间的逻辑是否通顺,然而对目标本身的价值选择,仍需个人根据自身标准做出抉择。
以新能源汽车推广为例,国家推动电动汽车普及,背后的初衷包括推动绿色经济转型、降低污染物排放、提升本土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科学手段可以系统评估电池技术的成熟度、充电设施建设的经济性、减排对环境的实际贡献等因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比如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持续提升,部分车型续航快突破千公里。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600万辆,产业链带动数百万就业岗位。相比传统燃油车,电动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大幅下降,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但新能源汽车是否应当优先发展,还是应同步改造传统交通、加大公共交通投入,这一抉择属于价值权衡。例如,一线城市可能更注重公交、地铁效率提升,以缓解拥堵和环境压力;而中西部地区也许更应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先满足居民基本出行需求。这些决策,都要求政策制定者结合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等多元价值标准作出选择。
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科学,旨在通过实证方法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多维意义。我们不仅关注现实生活事件与群体行为,更重视这些现象的独特性与历史演变机制。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是理解特定文化现象在当下的体现以及其背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科学的核心在于研究“有意义”的现象,这些意义取决于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与选择。
例如,“双十一”购物节本质不仅是中国最大型的电商促销,还深刻影响和反映了当代中国消费观念、技术进步和社会流动性。一系列数据可以揭示双十一的重要文化维度:
十多年来,双十一促使中国社会从重储蓄,慢消费,逐渐转型为“即时享受”“消费驱动”的发展路径。在数字社会背景下,预售、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模式催生了庞大的网红经济与灵活就业岗位,例如董宇辉,众多明星等头部主播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意见领袖”。
这种现象用我们可以看作:
因此,双十一不仅是一个商业现象,更体现着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深刻变化。
文化现象的价值涵义并非单凭分析法则就能得出,而是先天植根于研究者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每一个文化事件之所以被关注并赋予意义,背后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评判和社会选择。
可以通过下图信息归纳不同典型现象的价值相关性和文化意义:
春节作为标志性传统节日,其文化意义不仅在于仪式,还体现在维系社会纽带上。数据显示,2024年春节期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亿人次,显示出家庭团聚价值的深厚根基,同时带动数千亿元级别的餐饮、旅游、购物等消费。
“国潮”是近年来的新兴文化现象,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被现代青年重新审视和拥抱。例如,2023年国货品牌美妆、服装销售额同比增幅超40%,故宫文创年销售额突破20亿元。国潮的流行,不仅体现消费动能,还传递着文化自信和城市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
类似被赋予鲜明社会色彩的还有“内卷”和“佛系”的文化标签。比如教育领域的“鸡娃”、互联网行业的“996”与“躺平”等,都揭示了社会中隐含的竞争压力与价值抉择。这种现象下的社会行为,可以用如下对比梳理:

社会科学分析中,“理想类型”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分析工具,旨在将纷繁复杂的个案归纳为统一的理论模型。这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而是为观察和理解现实提供有力的理论视角。
理想类型强调理论归纳而非现实再现,是社会科学研究分析和解释现象的“分析镜片”。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例,这是一个包含“共同富裕、环境保护、技术创新、开放包容”等维度的理想类型。通过归纳现象特征、生发理论假设,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高速发展同时兼顾多元价值的制度创新路径。
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想类型包含以下关键特征:
同时,“共同富裕”也是重要的理想类型类比。它不仅仅意味着收入均等,而是强调机会平等、区域协调、物质与精神各层面的整体跃升。现实中的实施途径包括乡村振兴、教育均衡、社会保障完善、收入分配改革等。
因此,理想类型虽不等同于现实,却为我们分析、比较、改进现实提供了科学坐标与理性框架,有利于系统梳理中国经济社会历史进步脉络。
经济学最初是一种“技术”,它从一个看似明确和稳定的实践价值立场来看待现实:即增加人口的“财富”。然而,随着学科发展,经济学逐渐超越了纯粹的技术层面。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早期的经济政策主要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这体现了经济学的“技术”特征。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总量只有3679亿元,人均GDP只有381元。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经济政策重点放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物质财富上。
随着经济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不仅仅是GDP增长,还包括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这反映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比如,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体现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考虑。
具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GDP崇拜”到“绿色GDP”,从“效率优先”到“效率与公平并重”,这些变化反映了经济学方法论从单纯的技术导向向综合价值导向的转变。
以深圳为例,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主要依靠“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发展经济,这体现了经济学的“技术”特征。但随着发展,深圳逐渐转向创新驱动发展,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还注重环境保护、社会建设、文化发展等多个方面,这体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综合化发展。

抽象理论在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抽象理论往往为我们揭示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提供统一的理论视角,是理解复杂现实的分析“工具箱”。然而,抽象理论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对于历史现象的具体现实,最一般性的抽象法则虽然普适,但由于内容贫乏,在实际分析中指导意义有限。
过度依赖抽象理论容易掩盖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区域差异性与多样性。
例如,城市化理论可以抽象出“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城市规模经济带来效率提升”等一般规律,但要真正把握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色与挑战,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制度背景、文化心理甚至地理条件等多方面因素。
中国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从17.9%提升到2023年的66.2%。这一跃升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下面是一份城市化过程中中西对比分析:
以深圳的发展为例,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其从小渔村蜕变为国际化都市,既有城市化的普遍路径——人口流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也有制度创新、政策引导等中国特色。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雄安新区,其并非源于人口或经济的自然积累,而是“高起点”规划、集中资源打造、承担首都疏解等战略任务。这类“规划型城市化”是对抽象理论的创新实现,反映出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新探索。例如:
这些案例说明:只有将抽象理论与具体历史、现实背景紧密结合,理论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才能得以发挥,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实践。
文化科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主观”前提——即我们研究的现实,总与某种文化意义的诉求相关联。科学实践虽然追求真理的普适性,但不同的价值立场、关注维度,往往决定了我们的观察纵深和研究视角。
科学真理对所有寻求真理的人都有效,但文化科学的具体研究内容和方向,始终是在一定的价值前提下展开的。
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对其分析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每种视角关注的内容与研究取向都不一样。下面我们用表格梳理研究角度的多样性:
“一带一路”的巨大成就体现在多个层面。到2023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规模超20万亿美元,直接投资累计超3000亿美元。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如“雅万高铁”、非洲公路等)、跨境产业园区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都成为全球化合作的典型案例。
与此同时,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也会带来不同的质疑与解读。例如,经济学家往往关注投资回报、对宏观经济的带动作用;政治学者关心国际影响和规则重塑;文化学者则更看重文明互鉴与人心相通。甚至同一主题下,不同国家、不同价值立场的学者也常有分歧。例如,西方部分媒体更关注“一带一路”对地区权力格局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改善。
主客观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在追求科学解释力的同时,警惕观点的单一化和价值立场的狭隘。文化科学的研究,离不开多元视角的交流和融合。每一次社会重大变革,都可能带来知识的更新和分析方法的升级。理论体系不是封闭僵化、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释现实,而需要不断回应复杂现实的变化。
抽象理论为我们建构理解世界的框架,但只有与历史研究、现实国情、社会互动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最大价值。文化与社会科学的真理,正是在这种“主观—客观”统一、抽象—具体结合的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