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垄断(Oligopoly)是一种介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市场结构,其最大特征是市场中只有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主导。这些企业在市场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每一家企业的决策(如定价、产量等)都会对其他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战略互动。
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各企业既可能竞争,也可能合作。例如,他们可能通过价格战争夺市场份额,也可能通过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协调行动以获取更高利润。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促使它们在制定经营策略时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又要预判对手的反应。这就使得寡头垄断市场的分析比完全竞争或垄断市场更加复杂。
寡头垄断广泛存在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智能手机、汽车、航空、互联网平台等行业。研究寡头垄断有助于理解企业如何通过博弈论思维进行决策,政府又为何需要规制和干预这一市场结构,以维护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如果你想购买一部新手机,你很可能会选择以下几个品牌中的一个:华为、苹果、小米、OPPO、vivo或荣耀。这几家公司生产并销售了中国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智能手机。除了这些主要品牌外,像三星等国际品牌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总体来说,市场结构被少数几家大型企业牢牢掌控。这导致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极高,头部品牌掌握着主要的分销渠道和供应链资源。
这些企业不仅共同决定着智能手机的生产数量,还会在定价、创新、营销等多个层面展开激烈竞争。表面上看,它们在广告宣传、产品设计和售后服务上互相pk,背后却还可能通过专利交叉授权、产业联盟等方式进行有限的合作。比如,某些厂商之间会在原材料采购、基础技术标准等领域协同,共享部分行业资源。与此同时,每家企业的定价、产品发布节奏、渠道策略等重大决策都需要充分考虑竞争对手的可能应对,这种高度复杂的战略互动是寡头垄断市场的典型特征。
智能手机市场正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典型案例。在这种市场结构下,只有少数几个销售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由于企业数量有限,每一家企业的行为(无论是降价、提价,还是推出新产品和新功能)都会即时对其他企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和市场格局。寡头垄断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性企业所不具有的强烈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市场分析与预测变得极其复杂,也更加富有战略性。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某一家企业率先采用了更激进的价格战策略,往往会引发其他企业迅速跟进,否则就有可能失去市场份额。反之,在高端市场,企业又可能通过差异化创新和品牌塑造相互拉开距离,从而避免无序竞争。这也是寡头垄断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或垄断市场的根本区别之一:企业之间的每一次决策,都会带来全盘博弈的效果,甚至可能推动整个行业进入新的竞争阶段。

由于寡头垄断市场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每家企业都必须进行战略性思考。每家企业都知道,其利润不仅取决于自己生产多少,还取决于其他企业生产多少。 在做出生产决策时,寡头垄断中的每家企业都应该考虑其决策可能如何影响市场中所有其他企业的生产决策。
理解竞争市场或垄断市场并不需要博弈论。在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的市场中,每家企业相对于市场来说都很小,因此与其他企业的战略互动并不重要。 在垄断市场中,不存在战略互动,因为市场只有一家企业。
滴滴与高德打车的战略博弈:
博弈论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分析工具来理解这种战略互动。我们可以把博弈论想象成一个棋局分析器,它帮助我们理解每个棋手(企业)在下每一步棋时都需要考虑对手的可能反应。 博弈论的核心要素包括参与者、策略、支付和均衡四个方面。参与者是博弈中的决策主体,在商业环境中通常指的是各家企业; 策略是每个参与者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比如定价策略、产量决策或市场营销方式;支 付是每种策略组合导致的结果,通常用利润、市场份额或其他商业指标来衡量; 均衡则是所有参与者都选择最优策略的稳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任何一方有动机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
寡头垄断市场的独特性在于企业间的高度相互依赖。想象一下几个巨人在同一个房间里跳舞,每个人的动作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步伐和节奏。 这种相互依赖性表现在定价决策的相互影响上,一家企业的价格变动会直接影响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体现在产能规划的战略考虑中,企业在规划产能时必须考虑竞争对手的可能反应; 反映在创新投资的竞争压力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往往引发行业内的跟进和超越;以及显现在市场进入的壁垒效应上,现有企业可能通过协调行动来阻止新企业进入。
寡头垄断市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极为常见,并对社会、消费者、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多个维度来看,寡头垄断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结构的代表性
寡头垄断广泛存在于各类行业,比如电信、互联网平台、汽车制造、航空运输、家用电器等。这些市场通常由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主导,它们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壁垒牢牢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市场结构成为分析企业战略互动和政府政策制定的重要场景。
价格与产量的控制
在寡头垄断市场中,企业间高度关注彼此的决策,一个企业的价格变动或产量调整,都会引发对手的立即反应。因此,企业往往会采取观望、博弈和联合(如价格联盟或默契合作)等策略,造成价格高于完全竞争但低于垄断,产量介于二者之间。这影响了产品价格、消费者福利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或抑制创新
寡头垄断企业往往拥有雄厚的研发资金和技术积累,能够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如手机、芯片、互联网平台等领域,巨头之间的竞争成为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但也存在企业为了固化垄断地位而抵制颠覆性创新、甚至试图通过并购抑制新兴挑战者的现象。
形成进入壁垒
少数企业控制市场常常导致高进入门槛,如规模经济、技术壁垒、品牌效应、网络效应等,这使得新企业难以进入,降低了市场活力。对于消费者来说,虽可享受一定的产品质量保障,但选择多样性和价格竞争可能被弱化。
监管与政策的挑战
寡头垄断市场使得反垄断监管面临更大挑战。如何防止企业串谋操纵价格、瓜分市场,如何遏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影响公平竞争,成为政府政策关注的重点。数字经济背景下,算法协同、数据优势等新问题也不断涌现,推动监管创新。
社会与公共利益的考量
在寡头垄断领域,企业不仅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其经营决策还会影响社会福祉。例如互联网平台对信息流通、消费偏好乃至公共舆论具有深远影响。寡头企业如果滥用权力,可能损害消费者权益、打压中小企业,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寡头垄断市场中的企业就像几个技艺精湛的工匠在同一条街上开店,彼此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推出更加创新的产品来吸引顾客; 同时,这些大企业凭借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往往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因此受益;此外,不同品牌之间的竞争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满足了不同层次和偏好的需求。
但是,当市场中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时,它们很容易形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就像几个邻居商家暗中商量好不打价格战一样, 这种默契合作往往导致价格维持在高于完全竞争水平的状态,消费者需要为同样的产品支付更高的费用;更令人担忧的是,企业的创新重点可能会偏离实质性的技术进步, 转而专注于表面的营销包装和概念炒作,这种“伪创新”并不能真正提升产品价值;另外,由于现有企业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和资源优势,新企业很难进入这个市场,长期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会削弱市场的竞争活力。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寡头垄断企业就像几个拥有雄厚资本的探险家,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勇气去探索那些小企业无法涉足的技术前沿,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资和技术创新; 同时,这些大企业在行业中往往扮演着标准制定者的角色,通过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推动整个产业的协调发展,避免了技术碎片化带来的资源浪费; 更重要的是,在面对国际竞争时,这些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壁垒。
然而,当几家大企业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后,它们可能会变得保守和自满, 就像坐在舒适椅子上的巨人一样,缺乏继续创新的紧迫感,特别是对那些可能颠覆现有商业模式的革命性创新缺乏动力; 同时,行业内部竞争压力的减弱可能导致企业效率的下降和创新速度的放缓;此外,当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时, 可能会形成“大而不能倒”的局面,这不仅会扼杀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还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寡头垄断市场的核心在于市场上仅存在一小群主要的销售者,这与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企业之间既存在合作的动力,也存在自利的冲突,因此“合作与自利之间的张力”成为寡头垄断最本质的特点之一。
具体而言,寡头垄断企业会密切关注其他竞争对手的定价和产量决策。当这些企业选择合作时,比如通过价格联盟或默契协议共同决定生产较少的产出、维持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它们就像一个联合行动的垄断者,可以共同获得更高的利润,整个行业利润达到最大化。这种合作通常被称为“共谋”或“卡特尔”行为,是寡头垄断中追求集体利益的典型表现。在此情形下,消费者要为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企业则因减少产量和限制竞争而受益最大。
然而,现实中寡头垄断很难长久维持这样的合作,因为每一个企业最终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便存在共谋协议,企业内部也会产生违约诱因——比如单独降价或增加产量以获取比对手更多的市场份额和额外利润——这种“囚徒困境”式的局面使得卡特尔极易瓦解。因此“合则两利,分则自损”,寡头垄断市场始终受到稳定合作与自利行为的激烈冲突影响。
不仅如此,政府的反垄断监管也对寡头间的共同行为形成威慑和约束,防止企业之间非法串谋操控市场。与此同时,在实际博弈过程中,企业常常采取默契定价、价格领袖跟随等隐性合作策略,以规避直接违法行为。这些复杂微妙的互动,构成了寡头垄断市场中不断演化的“竞合”格局——企业既是对手,也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这种动态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市场运行、价格形成和创新激励。
因此,寡头垄断的本质就在于少数几家企业在合作与自利间反复权衡,平衡行业整体利益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矛盾,这一独特结构既增加了市场分析的复杂性,也为政策调控和竞争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理解寡头垄断的行为,让我们考虑一个只有两个成员的寡头垄断,称为双头垄断。双头垄断是最简单的寡头垄断类型。 拥有三个或更多成员的寡头垄断面临与双头垄断相同的问题,因此从更简单的情况开始分析并不会失去太多洞察。
假如小镇只有两个居民——张老板和李老板——拥有能够生产安全饮用水的水源。每个周末,张老板和李老板决定要生产多少桶纯净水,将水运到镇上,以市场能够承受的任何价格出售。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张老板和李老板可以无成本地生产任意数量的水,即水的边际成本等于零。
小镇纯净水需求表
如果两个水源所有者总共销售10桶水,水的价格为每桶110元。如果他们总共销售20桶,价格降至每桶100元,以此类推。 后面显示销售水获得的总收入,等于销售数量乘以价格。由于生产水没有成本,两个生产者的总收入等于他们的总利润。
在考虑张老板和李老板的双头垄断会产生什么样的水价和销售量之前,让我们简要讨论一下如果水市场是完全竞争或垄断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结果。
如果水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每家企业的生产决策会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由于我们假设抽取额外水的边际成本为零,完全竞争下水的均衡价格也将为零。均衡数量将是120桶。水的价格将反映生产成本,将生产和消费有效数量的水。
现在考虑垄断者的行为。从表中可以看出,当数量为60桶、价格为每桶60元时,总利润达到最大值3600元。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者会生产这个数量并制定这个价格。 与垄断的标准情况一样,价格会超过边际成本。结果将是无效率的,因为生产和消费的水量将少于社会有效水平的120桶。
我们的双头垄断者应该期待什么结果?一种可能性是张老板和李老板聚在一起,就生产多少水和收取什么价格达成协议。企业之间关于生产和价格的这种协议被称为共谋,统一行动的企业群体被称为卡特尔。
一旦形成卡特尔,市场实际上由垄断者服务,我们可以应用第十五章的分析。也就是说,如果张老板和李老板共谋,他们会同意垄断结果,因为该结果最大化了他们从市场获得的总利润。我们的两个生产者将总共生产60桶水,以每桶60元的价格出售。
寡头垄断者希望形成卡特尔并获得垄断利润,但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卡特尔成员之间关于如何分配市场利润的争吵可能使成员之间难以达成协议。此外,反垄断法禁止寡头垄断者之间的明确协议,这是公共政策的问题。
让我们考虑如果张老板和李老板分别决定生产多少水会发生什么。起初,人们可能期望张老板和李老板自己达成垄断结果,因为这个结果最大化了他们的联合利润。然而,在没有约束性协议的情况下,垄断结果是不可能的。
如果张老板预期李老板只生产30桶水(垄断数量的一半)。张老板会这样推理:
“我也可以生产30桶。在这种情况下,总共将销售60桶水,价格为每桶60元。我的利润将是1800元(30桶×60元)。或者,我可以生产40桶。在这种情况下,总共将销售70桶水,价格为每桶50元。 我的利润将是2000元(40桶×50元)。尽管市场总利润会下降,但我的利润会更高,因为我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背叛策略使张老板利润增加200元,这解释了为什么企业难以维持卡特尔合作。 当然,李老板可能会进行同样的推理。如果是这样,张老板和李老板每人都会向镇上运送40桶水。总销售量将是80桶,价格将降至40元。
因此,如果双头垄断者在决定生产多少时个别追求自己的自利,他们生产的总数量大于垄断数量,收取的价格低于垄断价格,获得的总利润少于垄断利润。
虽然自利的逻辑使双头垄断的产出增加到垄断水平之上,但它并没有将双头垄断者一直推向竞争性配置。考虑当每个双头垄断者生产40桶时会发生什么。价格是40元,每个双头垄断者获得1600元的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张老板的自利逻辑得出不同的结论:“现在,我的利润是1600元。假设我将产量增加到50桶。在这种情况下,总共将销售90桶水,价格将是每桶30元。那么我的利润只有1500元。与其增加生产并压低价格,我最好将产量保持在40桶。”
张老板和李老板各自生产40桶的结果看起来像某种均衡。实际上,这个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况:相互影响的经济行为者在给定其他人选择的策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最佳策略。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双头垄断分析的洞察来讨论寡头垄断的规模如何可能影响市场结果。例如,假设王老板和赵老板突然在他们的土地上发现水源,并加入张老板和李老板的水寡头垄断。需求表保持不变,但现在有更多生产者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销售者数量从两个增加到四个如何影响镇上水的价格和数量?如果水的销售者能够形成卡特尔,他们将再次试图通过生产垄断数量和收取垄断价格来最大化总利润。就像只有两个销售者时一样,卡特尔成员需要就每个成员的生产水平达成协议并找到某种方式来执行协议。
然而,随着卡特尔规模变大,这种结果的可能性降低。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达成和执行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寡头垄断者不形成卡特尔——也许因为反垄断法禁止它——他们必须各自决定生产多少水。要了解销售者数量的增加如何影响结果,就需要考虑每个销售者面临的决策。 任何时候,每个水井所有者都可以选择将产量增加一桶。在做这个决策时,水井所有者权衡以下两种效应:
如果产出效应大于价格效应,水井所有者将增加生产。如果价格效应大于产出效应,所有者将不会增加生产。每个寡头垄断者继续增加生产,直到这两种边际效应完全平衡,以其他企业的生产为给定。
现在考虑行业中企业数量如何影响每个寡头垄断者的边际分析。销售者数量越多,每个销售者对自己对市场价格影响的关心程度就越低。也就是说,随着寡头垄断规模的增长,价格效应的幅度下降。
当寡头垄断变得非常大时,价格效应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单个企业的生产决策不再影响市场价格。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每家企业在决定生产多少时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只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它就增加生产。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型寡头垄断本质上是一群竞争企业。竞争企业在决定生产多少时只考虑产出效应:由于竞争企业是价格接受者,价格效应是不存在的。
因此,随着寡头垄断中销售者数量的增长,寡头垄断市场看起来越来越像竞争市场。价格接近边际成本,生产的数量接近社会有效水平。
这种寡头垄断分析为国际贸易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丰田和本田是日本唯一的汽车制造商,大众和宝马是德国唯一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吉利是中国唯一的汽车制造商。 如果这些国家禁止汽车的国际贸易,每个国家都将拥有只有两个成员的汽车寡头垄断,市场结果可能大幅偏离竞争理想。
然而,有了国际贸易,汽车市场就是世界市场,这个例子中的寡头垄断有六个成员。允许自由贸易增加了每个消费者可以选择的生产者数量,这种增加的竞争使价格更接近边际成本。
因此,寡头垄断理论为所有国家都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提供了另一个理由,这是对我们之前讨论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通过增加市场中的竞争者数量,国际贸易有助于减少寡头垄断的市场势力,使价格更接近社会最优水平。
正如我们所见,寡头垄断企业希望达到垄断结果。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合作,而合作有时难以建立和维持。在本节中,我们将更仔细地观察当行为者之间的合作是理想的但又困难时所出现的问题。
为了分析合作的经济学,我们需要学习一些博弈论知识。特别是,我们关注一个叫做“囚徒困境”的“博弈”,它提供了对为什么合作困难的洞察。 生活中很多时候,即使合作会使所有人的境况变好,人们也无法相互合作。寡头垄断只是一个例子。囚徒困境的故事包含了一个普遍教训,适用于任何试图维持其成员之间合作的群体。

囚徒困境是一个关于两个被警察抓获的犯罪分子的故事。让我们称他们为张三和李四。警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张三和李四犯有携带未登记枪支的轻罪,因此每人将在监狱中服刑一年。 警察还怀疑这两个犯罪分子一起实施了银行抢劫,但他们缺乏确凿证据来证明他们犯有这项重罪。
警察在不同的房间里审问张三和李四,并向他们每人提出以下交易:“现在,我们可以让你坐一年牢。但是,如果你承认抢劫银行并指证你的同伙,我们会给你豁免权,你可以自由离开。你的同伙将被判入狱20年。但如果你们都承认犯罪,我们就不需要你的证词,可以避免审判的费用,所以你们每人将获得8年的中等刑期。”
如果张三和李四这些无情的银行抢劫犯只关心自己的刑期,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
让我们分析一下他们面临的选择。每个囚徒有两种策略:承认或保持沉默。每个囚徒获得的刑期取决于他选择的策略以及其犯罪同伙选择的策略。
在博弈论的语言中,如果某种策略无论其他参与者采取什么策略都是参与者遵循的最佳策略,那么这种策略被称为占优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承认对张三来说是占优策略。无论李四是承认还是保持沉默,如果她承认,她在监狱中的时间都会更少。
现在考虑李四的决策。他面临与张三相同的选择,他的推理方式也大致相同。无论张三做什么,李四都可以通过承认来减少他的监禁时间。换句话说,承认对李四来说也是占优策略。
最终,张三和李四都承认了,都要在监狱里待8年。这个结果是纳什均衡:每个犯罪分子都在选择可获得的最佳策略,考虑到另一个人正在遵循的策略。
然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结果是可怕的。如果他们都保持沉默,他们两人的境况都会更好,仅因枪支指控而只需在监狱中待1年。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两个囚徒一起达成了对他们每个人都更糟的结果。
你可能认为张三和李四会预见到这种情况并提前计划。但即使有高级计划,他们仍然会遇到问题。想象一下,在警察抓获张三和李四之前,这两个犯罪分子曾达成不承认的协议。 显然,如果他们都遵守这个协议,这个协议会使他们都更好,因为他们每人只需在监狱中待1年。但这两个犯罪分子实际上会保持沉默,仅仅因为他们已经同意了吗?
一旦他们被分别审问,自利的逻辑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导致他们承认。两个囚徒之间的合作难以维持,因为合作在个体上是非理性的。
囚徒困境与市场和不完全竞争有什么关系?事实证明,寡头垄断者在试图达到垄断结果时玩的博弈与两个囚徒在囚徒困境中玩的博弈相似。 再次考虑张老板和李老板面临的选择。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两个供水商同意将产量保持在30桶,以便价格保持高位,他们一起将获得最大利润。然而,在他们就产量水平达成协议后,他们每人都必须决定是合作并遵守这个协议,还是忽视它并在更高水平上生产。
让我们看看两个生产者的利润如何取决于他们选择的策略。假设你是张老板,你可能会这样推理:
“我可以像我们同意的那样将产量保持在30桶,或者我可以提高产量并销售40桶。如果李老板遵守协议并将她的产量保持在30桶,那么我通过销售40桶获得2000元利润,通过销售30桶获得1800元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适合更高水平的生产。如果李老板未能遵守协议并生产40桶,那么我通过销售40桶获得1600元,通过销售30桶获得1500元。再次,我更适合更高的生产。所以,无论李老板选择做什么,我通过违背我们的协议并在更高水平上生产会更好。”
生产40桶对张老板来说是占优策略。当然,李老板的推理完全相同,所以两人都在40桶的更高水平上生产。结果是(从张老板和李老板的角度来看)劣等的结果,两个生产者的利润都很低。
这个例子说明了为什么寡头垄断难以维持垄断利润。垄断结果是联合理性的,但每个寡头垄断者都有欺骗的激励。正如自利驱使囚徒困境中的囚徒承认一样,自利使寡头垄断者难以维持低生产、高价格和垄断利润的合作结果。
囚徒困境的逻辑适用于许多其他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力量竞争。这个话题激发了博弈论的一些早期工作。
博弈理论家指出,军备竞赛很像囚徒困境。考虑美国和苏联关于是否建造新武器或裁军的决策。每个国家都希望比另一个国家拥有更多武器,因为更大的武器库会给它在世界事务中更多影响力。但每个国家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免受另一个国家武器威胁的安全世界中。
如果苏联选择武装,美国最好也这样做以防止权力损失。如果苏联选择裁军,美国最好武装,因为这样做会使它更强大。对每个国家来说,武装都是占优策略。因此,每个国家都选择继续军备竞赛,导致两个国家都处于危险中的劣等结果。
在1945年到1991年的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试图通过军备控制的谈判和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两国面临的问题与寡头垄断者在试图维持卡特尔时遇到的问题相似。 正如寡头垄断者争论生产水平一样,美国和苏联争论每个国家被允许拥有的武器数量。正如卡特尔难以执行生产水平一样,美国和苏联都担心另一个国家会在任何协议上作弊。
在之前我们讨论到人们倾向于过度使用公共资源。人们可以将这个问题视为囚徒困境的一个例子。
例如,两家石油公司——中石油和中石化——拥有相邻的油田。在油田下面是一个价值1200万元的公共石油池。钻一口井来开采石油需要花费100万元。如果每家公司钻一口井,每家都将获得一半的石油并获得500万元的利润(600万元收入减去100万元成本)。
由于石油池是公共资源,公司不会有效地使用它。假设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钻第二口井。如果一家公司拥有三口井中的两口,该公司获得三分之二的石油,产生600万元的利润。另一家公司获得三分之一的石油,利润为300万元。然而,如果每家公司都钻第二口井,两家公司再次分享石油。在这种情况下,每家都承担第二口井的成本,所以每家公司的利润只有400万元。
钻两口井对每家公司来说都是占优策略。再次,两个参与者的自利导致他们达成劣等结果。
囚徒困境描述了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它表明合作可能难以维持,即使合作会使博弈中的两个参与者都更好。显然,这种缺乏合作对涉及这些情况的人来说是一个问题。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缺乏合作是问题吗?
答案取决于情况。在某些情况下,非合作均衡对社会和参与者都是坏的。在军备竞赛博弈中,美国和苏联最终都处于危险之中。在公共资源博弈中,中石油和中石化挖掘的额外油井是纯粹的浪费。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两个参与者能够达成合作结果,社会会更好。
相比之下,在寡头垄断者试图维持垄断利润的情况下,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缺乏合作是理想的。垄断结果对寡头垄断者有利,但对产品消费者不利。 正如我们在之前讨论的,竞争结果对社会最好,因为它最大化了总剩余。当寡头垄断者未能合作时,他们生产的数量更接近这个最优水平。
换句话说,看不见的手只有在市场具有竞争性时才引导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而市场只有在市场中的企业相互之间未能合作时才具有竞争性。
类似地,考虑警察审问两个嫌疑人的情况。嫌疑人之间缺乏合作是理想的,因为它允许警察定罪更多罪犯。囚徒困境对囚徒来说是困境,但对其他所有人来说可能是福音。
囚徒困境表明合作是困难的。但它是不可能的吗?并非所有囚徒在被警察审问时都决定出卖他们的犯罪伙伴。尽管个别成员有背叛的激励,卡特尔有时设法维持共谋安排。很多时候,参与者可以解决囚徒困境,因为他们不是只玩一次博弈,而是多次。
要了解为什么在重复博弈中更容易实施合作,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双头垄断者张老板和李老板。张老板和李老板希望同意维持垄断结果,其中每人生产30桶。 然而,如果张老板和李老板只玩一次这个博弈,两人都没有任何激励遵守这个协议。自利驱使他们每个人违背并选择40桶的占优策略。
现在假设张老板和李老板知道他们每周都会玩同样的博弈。当他们达成保持低产量的初始协议时,他们也可以规定如果一方违背会发生什么。 例如,他们可能同意,一旦其中一个违背并生产40桶,他们两个将永远生产40桶。这种惩罚很容易执行,因为如果一方在高水平上生产,另一方有充分理由也这样做。
这种惩罚的威胁可能是维持合作所需要的全部。每个人都知道背叛会将他或她的利润从1800元提高到2000元。但这种好处只会持续一周。此后,利润将降至1600元并保持在那里。只要参与者足够关心未来利润,他们就会选择放弃背叛带来的一次性收益。 因此,在重复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两个参与者很可能能够达成合作结果。
在经济学十大原理中,我们曾提到政府有时能够改善市场结果。这一原理在寡头垄断市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我们前面所学,寡头企业之间的合作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是不利的,因为这种合作往往导致产量过低、价格过高的市场结果。 为了使资源配置更接近社会最优状态,政策制定者应当努力促使寡头企业展开竞争而非合作。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新的商业模式和竞争形态不断涌现,传统的反垄断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围绕价格展开,而是延伸到了数据获取、网络效应构建、生态系统建设等多个维度。 这种变化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完善现有的反垄断政策框架,以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商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