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增长

在城市经济体系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模式。首先是经济增长，指的是城市平均工资或人均收入的提升。经济增长不仅反映了城市整体财富的增加，也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消费能力的提升。其次是就业增长，表现为城市总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就业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口流入、产业扩张和城市规模的提升，为更多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和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这两种增长模式虽然密切相关，但其驱动因素和受益群体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经济增长可能主要受益于高技能人才和资本所有者，而就业增长则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带来机会，包括新移民、青年和低技能劳动者。理解这两种增长的内在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

本内容将深入探讨收入与就业增长的各种驱动因素，结合实际案例和数据，分析不同群体在城市总就业增加过程中的受益格局。我们将特别关注以下核心问题：当总就业增加时，究竟谁能从中获益？哪些政策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使更多人分享到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果？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增加。从传统的非地理学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资本深化效应

物质资本涵盖了人类为生产商品和服务而创造的所有物品，包括机器、设备和建筑物。资本深化是指每个工人占有的资本量增加，这种变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增加收入，因为每个工人都拥有更多的生产工具。

以深圳为例，从1980年代初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正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设备引进，实现了人均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腾飞。

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包括通过教育和工作经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直接推动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增长。

以北京中关村为例，从1980年代开始，依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人才资源，中关村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的“硅谷”，高学历人才的聚集效应推动了整个区域创新能力和平均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

下面展示了不同城市因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经济效益对比：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拥有丰富人力资本资源的城市，往往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技术进步动力

任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创新思想都构成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从工人的常识性改进建议到科学家发明的更快微处理器，都属于这一范畴。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最终会转化为工人收入的增加。

例如，杭州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发展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不仅提升了电商行业的整体效率，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推动了杭州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

集聚经济效应

地理因素为经济增长增加了第四个重要来源。物理邻近性通过要素共享、劳动力汇聚、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等机制提高生产效率。城市通过将生产要素集中配置并促进面对面交流，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

城市特色创新与收入效应

我们可以运用城市效用曲线来分析技术进步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考虑一个拥有1200万劳动力的区域，其中包含两个初始状态相同的城市。

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

假设其中一个城市经历了提高工人生产效率的技术进步。在没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创新城市的收入水平会从初始的每人7000元增加到8000元，与另一城市形成1000元的收入差距。

面对这种收入差距，劳动力将向创新城市迁移，直到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重新平衡。最终均衡状态下，创新城市获得100万新增劳动力，而另一城市失去同等数量的人口。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都从7000元提升到7500元，意味着单个城市的创新成果惠及了整个区域的所有劳动者。

在更大的区域内，创新带来的人均效用增长会相对较小。如果区域内有10个城市而非2个，那么创新收益将由5倍的劳动力共享，每个城市的人均效用增长仅为原来的五分之一。

区域性创新的同步效应

当两个城市同时经历相同的技术创新时，由于不存在效用差距，不会发生人口迁移。每个城市都能维持600万的劳动力规模，效用水平同步提升。也就是说，创新带来的收益在区域内实现了均等分配，所有城市居民都能直接受益于技术进步，无需通过人口流动来重新分配效用。这种情形下，区域整体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增强了区域的经济稳定性和协同发展能力。

如果区域内所有城市都能同步实现技术创新，不仅可以避免因人口迁移带来的城市规模失衡和基础设施压力，还能促进区域内的知识共享和创新扩散，形成良性的创新生态系统。各城市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推动更高层次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其他提高生产效率的因素，包括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增长以及本地化和城市化经济效应产生的生产力提升。例如，如果所有城市都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或者同时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管理方式，那么这些正向变化也会在区域内均匀分布，带来整体性的经济增长。此外，区域内城市间的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还可以进一步放大这些积极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动力

城市经济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人力资本对城市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机制。特定工人教育水平或职业技能的提升会直接提高其生产效率，雇主之间的竞争使得工资水平与更高的生产效率相匹配。

知识溢出效应

劳动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分享相互学习，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工人能够贡献更多知识并具备更强的交流能力。如果高学历工人能够产生更多创新想法，那么人力资本的增加也会推动技术创新速度的提升。

研究表明，在1960-1990年期间，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经历了相对更大的人均收入增长，这证实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关联性。

中国城市教育水平的发展趋势

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都市地区居民的大学学历比例显著提升。从1980年到2020年，中国主要城市的整体大学学历比例从约5%增长到25%以上。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020年时的范围从15%到45%不等。

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城市自1990年以来经历了更快的教育普及速度，使得城市间的教育差异实际上有所扩大。

教育溢出的受益群体

研究证据表明，教育溢出效应的最大受益者是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一项研究估计，城市中大学学历工人比例每增加1%，高中辍学者的工资增长1.9%，高中毕业生工资增长1.6%，而大学毕业生工资仅增长0.4%。这反映了城市经济增长往往具有缩小收入不平等的趋势。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该区域通过引进大量高层次人才，不仅提升了整体创新能力，还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带动了当地传统制造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和收入增长，形成了良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循环。

城市劳动力市场机制

我们可以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模型来探讨决定城市均衡工资和总就业的市场力量。假设都市区是更大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家庭和企业可以在区域内各城市间自由流动。劳动需求来自城市内的企业，劳动供给来自居住在城市的家庭。

城市劳动需求特征

劳动需求曲线本质上是边际收益曲线，显示了雇佣额外劳动单位的边际收益。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产量与产品价格的乘积：

劳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因为随着劳动投入量增加，劳动边际产量递减，进而导致边际收入产品下降。企业自然会优先雇佣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人，随着劳动投入增加，只能雇佣生产效率逐渐降低的工人。

集聚经济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集聚经济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因此，随着城市总就业增加，劳动边际产量提升，推高了劳动的边际收益。如果我们从忽略集聚经济的需求曲线开始，然后加入集聚经济的生产效率效应，需求曲线会变得更加平缓，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增大。

为了说明集聚经济对城市劳动市场的重要性，考虑市场工资增加的影响。在没有集聚经济的情况下，劳动需求量会相应减少。如果城市受到集聚经济影响，劳动需求量的下降会更加明显。随着总就业减少和经济收缩，集聚经济损失导致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人边际收入产品降低。

出口与本地就业的乘数效应

城市经济生产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出口商品和本地商品。出口商品销售给城市以外的消费者，比如钢铁生产商将大部分产品销售给其他城市的客户。相反，本地商品主要销售给城市内部消费者，如面包店、书店和宠物美容店的大部分产品都在本地销售。城市总就业是出口就业和本地就业的总和。

乘数机制的运作

两种类型的就业通过乘数过程相互关联。假设一家钢铁企业通过雇佣100名额外工人来扩大出口生产。这些工人获得收入后，会将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品、理发、图书等本地商品。生产这些本地商品的企业雇佣更多工人来增加产量，因此出口就业的增加带动了本地就业的增长。新增的本地工人又会将部分收入用于本地商品消费，支持更多的本地就业。

政策制定者通过检验城市经济中企业间的相互作用来估算就业乘数，定义为出口就业每单位变化引起的总就业变化。如果乘数为2.10，那么出口就业增加1个单位会直接增加1个出口岗位，间接增加1.10个本地岗位，总计增加2.10个工作岗位。

中国主要城市的就业乘数

注：表中产业乘数为基于典型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的示意数值，用于说明不同都市圈产业关联程度的相对差异。

中国主要都市圈423个产业的平均乘数约为2.25，表明出口就业每增加1个单位，都市圈总就业平均增加2.25个岗位。

供需变化的均衡效应

当出口销售增加时，劳动需求曲线会向右移动，意味着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提升。例如，一次增加相当于21000个工人的需求，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城市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这会造成城市总人口上升，随之而来的还有住房需求和土地价格的上涨。由于生活成本增加，工人期望获得更高的工资，以弥补支出的增加。市场均衡工资因此从每日100元提高到103元，均衡就业人口也从10万人扩大到11.5万人。

人口流入推动了本地服务业、交通、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同时也给基础设施带来了更多压力。房租和物价的上升，可能会驱使部分低收入群体外迁，促使城市在资源配置上做出新的平衡。

预测出口就业增加的效应其实非常复杂。最直接的粗略计算方法，是利用就业乘数来预测出口就业变化对总就业的带动效应。就业乘数展示了需求侧的推动作用：每增加1单位的出口就业，总就业将增加多少个岗位。然而，这种方法只能捕捉到需求曲线的水平方向移动，反映的是潜在增加的就业机会规模，而不涉及工资和均衡就业点的最终变化。

要更准确地预测总就业的实际变动，必须结合供给和需求两条曲线的斜率。假如劳动供给曲线很陡峭，即新增工人的进城意愿较低，那么就业增长主要表现为工资上涨；而如果劳动供给曲线较平坦，表示很多人乐意迁入或进入劳动力市场，则就业增长会明显高于工资涨幅。从数据中发现，不同城市和行业，供需曲线的形状差异很大，这也解释了为何相同的就业政策，在不同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果会大不相同。

改善公共服务的效应

城市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比如提升医疗、教育、公共安全水平，或优化交通设施、简化住房政策等，可以有效地促使劳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这意味着对同等工资水平下，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或迁入城市就业。比如，提升公共安全项目或降低通勤成本，将降低工人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隐性成本”，吸引更多劳动力参与，从而扩大劳动力供给。

供给曲线右移的结果，是在相同的劳动需求下，均衡就业人数上升，而均衡工资反而会降低。这说明即使企业没有提高工资，完善的公共服务本身就具有“隐性补贴”的效果，使工人在实际收入不变甚至略降的情况下，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这一结论也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工人的工作满意度和长期定居意愿，即便工资水平未见明显提高。许多工人愿意以略低于市场平均的工资，换取一个生活环境优越、配套设施完善的城市。此外，公共品的提升还能带来间接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减少通勤拥堵、提升人身安全、促进健康，从而更稳固地支持城市的长期人口吸引力和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劳动市场的均衡不仅取决于经济中的需求端（企业用工），供给端（劳动者意愿）同样关键。政策制定者要提升城市的就业规模和生活质量，应同时考虑促进劳动需求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这样才能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均衡和人居环境的持续吸引力。

就业增长的受益分析

新增岗位的分配和就业增长对人均实际收入的影响是两个核心问题：新增的就业岗位中有多少被新迁入者占据，有多少由本地原本可能处于失业状态或未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获得？同时，整体就业规模扩大后，城市的实际人均收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新增就业的分配格局

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城市起初有10万个工作岗位，就业增长1%（1000个额外工作）会产生以下影响：

在新增的1000个工作岗位中：

• 新移民填补770个岗位（77%）
• 原住民填补230个岗位（23%）
• 其中70个由原失业人员填补
• 其中160个由原非劳动力人员填补

简单来说，就业增加会引起人口迁入和人口增长，因此原住民只能获得小部分新增工作机会。

对实际人均收入的影响

总就业增加如何影响城市实际人均收入？收入可能通过几种方式增加：

实际工资变化：如前所述，总就业增加导致名义工资和生活成本的相互抵消变化，特定职业的实际工资基本不受影响。

职业晋升效应：研究显示，总就业增加会加速在职业层级中的向上流动。劳动需求增加使企业更快地将工人提升到更高薪酬的职位。受教育程度较低、年轻或少数族裔工人在职业层级中的提升幅度最大。

就业率提升：如前所述，总就业增加会降低失业率并提高参与率，从而增加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比例。

以下显示了实际工资变化、职业排序、失业率和参与率变化的综合效果：

对于普通家庭，就业增长1%会使实际人均收入增长0.40%。推动收入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晋升效应（晋升到更高薪工作）和参与效应（更高的劳动参与率）。经历相对较大晋升效应的家庭（教育程度较低、年轻或少数族裔）的收入弹性更大。

总结

城市经济的繁荣不仅仅取决于单一要素，而是多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包括产业升级、创新技术的引入、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些因素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推动了城市生产率与整体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

城市新增就业岗位大多被外来人口或新迁入者所占据，原有居民在分配中所获比例相对有限。这一现象表明，城市就业扩张的主要表现是吸引更多人口、调整劳动力结构，而不是显著改善本地居民的平均工资水平。更重要的是，城市中就业机会增多会带动职业流动性，使更多年轻人、教育水平较低者，以及少数群体有机会晋升到更高薪岗位，同时带动整体劳动参与率上升。这不仅提高了这些人群的实际收入，也增强了城市发展的包容性与社会活力。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需要兼顾短期就业增长与长期核心竞争力的塑造——推动教育培训提升本地人力资本、加大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投入、持续改善城市生活与工作环境，这些举措比单纯追求就业数量更能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居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