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食堂排队打饭时,前面一位同学突然插队。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个人真没素质”。但当你得知这位同学要赶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家人,对他的看法可能立刻改变。这个简单的场景揭示了社会认知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行为?如何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又如何认识自己?
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思维和行为。社会认知作为其重要分支,关注我们如何处理、存储和应用关于他人及社会情境的信息。本节将探讨印象形成、归因理论、自我概念等核心内容,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人际互动中的心理过程。
社会认知是指人们如何解释、分析、记忆和使用关于社会世界的信息。与一般认知不同,社会认知的对象是有意图、有情感的人,而非无生命的物体,这使其具有独特的复杂性。
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都在进行社会认知。第一次见到室友时,你会根据他的外貌、言谈举止形成初步印象;同学考试失利时,你会思考原因;发朋友圈时,你会考虑别人如何看待你。社会认知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自动化,对他人的判断往往瞬间完成,无需刻意思考;二是依赖认知捷径,面对复杂的社会信息,大脑会使用刻板印象和图式等简化策略;三是容易出现偏差,由于信息处理的局限性和动机因素,判断常常偏离客观现实。
社会认知不仅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他人,也深刻塑造着自我认识。理解社会认知的规律,能帮助我们更客观地评价自己和他人,减少人际误解。
印象形成是指我们根据有限的信息对他人形成整体评价的过程。虽然常说“不要以貌取人”,但人们往往在见到陌生人的几秒钟内就形成初步印象,且这种印象具有持久性。
首因效应是指最先呈现的信息对印象形成的影响最大。求职面试时,前几分钟的表现往往决定了面试官对你的整体评价。一项研究让参与者阅读两组人格特征词:A组是“聪明、勤奋、冲动、挑剔、固执、嫉妒”,B组是“嫉妒、固执、挑剔、冲动、勤奋、聪明”。两组词完全相同,只是顺序相反,但参与者对A组描述的人评价明显更积极。
近因效应与首因效应相反,指最近呈现的信息影响更大,这在长期关系中更常见。你的好友平时表现很好,但最近一次让你失望,你可能会觉得他“变了”。
晕轮效应是指一个人的某个突出特征会扩散到对他整体的评价。长相好看的人容易被认为性格也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容易被认为能力强。明星代言正是利用了晕轮效应:品牌希望明星的正面形象能转移到产品上。2019年,某位流量明星因代言某劣质产品而遭受舆论批评。消费者原本因为喜欢这位明星而信任产品,结果发现产品质量很差,这既体现了晕轮效应,也说明了这种认知捷径的风险。

图式是我们头脑中关于某类人、事、物的认知结构,就像一个心理模板,帮助我们快速理解新信息。你对“大学教授”可能有一个图式:知识渊博、戴眼镜、不修边幅。当你遇到一位教授时,这个图式会引导你的注意和解释。图式的好处是提高效率,避免认知系统不堪重负,但也有代价,那就是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对某个群体成员的固定化、概括化的看法,如“北方人豪爽”“南方人精明”“文科生感性”“理科生刻板”。这些概括忽略了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把所有成员当成一样的。
刻板印象的问题不在于完全错误——很多刻板印象确实有一定统计基础——而在于被过度应用。当我们遇到一个北方人时,如果仅因刻板印象就期待他豪爽,而忽视他的真实个性,就可能导致误解。更严重的是,刻板印象可能导致歧视。“女生不擅长理科”的刻板印象会影响教师对女学生的评价和学生对自己的期望。
2021年,一项针对国内高校的研究发现,在STEM专业中,持有“女生数学能力不如男生”刻板印象的教师,给女学生的成绩评定平均低0.3分,即使在客观考试中两性表现相同。这种“刻板印象威胁”会形成恶性循环:负面刻板印象降低女生的自信和表现,而较差的表现又强化了刻板印象。
克服刻板印象的关键是“个体化”:把对方当作独特的个体而非群体代表。多接触、多了解,用具体信息替代抽象标签。
归因是指人们对自己或他人行为原因的推断。当你看到室友考试得了高分,你会思考:是因为他聪明(内部原因),还是因为题目简单(外部原因)?这种对原因的推断就是归因。
心理学家海德提出,普通人就像“朴素科学家”,会自发地分析行为原因。他提出了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的区分:内部归因将行为归结于个人特质、能力、动机等;外部归因将行为归结于情境、运气、任务难度等。你的朋友在演讲比赛中获胜,你可以做内部归因(“他口才真好”)或外部归因(“评委偏心”)。不同的归因会影响你对朋友的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
凯利进一步提出,人们根据三种信息进行归因:
一致性信息:这个人在类似情境中是否总是这样表现?如果你的同学每次小组作业都很积极,一致性高,你更可能做内部归因(“他确实负责”)。
区别性信息:这个人在不同情境中表现是否不同?如果你的同学只在重要作业中积极,在日常小任务中懒散,区别性高,你可能做外部归因(“这次任务很重要”)。
共同性信息:其他人在这个情境中是否也这样表现?如果全班同学都对某个任务很积极,共同性高,你会做外部归因(“这个任务确实有吸引力”)。
观察行为:小李在小组讨论中沉默不语。
收集信息:一致性(小李在其他讨论中也沉默吗?),区别性(小李在其他活动中也沉默吗?),共同性(其他组员也沉默吗?)。
做出归因:如果小李总是沉默(高一致性)、只在讨论中沉默(高区别性)、其他人都发言(低共同性),则归因为内部原因(“小李性格内向”)。如果大家都沉默(高共同性),则归因为外部原因(“这个话题太无聊”)。
韦纳关注对成功和失败的归因,提出了三个维度:因素来源(内部vs外部)、稳定性(稳定vs不稳定)、可控性(可控vs不可控)。这三个维度的组合产生了不同的归因模式,而不同的归因会影响情绪和动机。如果学生将考试失败归因于缺乏能力(内部、稳定、不可控),他会感到羞愧和绝望,可能放弃努力。但如果归因于努力不够(内部、不稳定、可控),他会感到愧疚但有动力改进。
虽然人们像科学家一样分析行为原因,但这个“科学家”常常有偏见。社会心理学发现了多种系统性的归因偏差。
基本归因错误是指人们倾向于高估个人因素,低估情境因素对他人行为的影响。看到路边的乞丐,我们容易认为是他们懒惰(内部归因),而忽视了经济结构、教育机会等外部因素。
一个经典实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者让参与者观看辩论,辩论双方的立场是随机分配的。虽然参与者知道立场是被指定的,但他们仍然认为辩手的观点反映了真实态度,忽视了情境压力(“被要求这样说”)。

外卖员迟到时,我们可能认为他不负责,而忽视了交通拥堵、订单太多等情境因素。同事工作出错时,我们可能认为他能力不足,而忽视了任务难度和时间压力。
自我服务偏差是指人们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考试考好了,学生会说“我很聪明”“我努力了”;考差了,会说“题目太偏”“老师没讲清楚”。这种偏差保护了自尊,但也妨碍了自我反思和成长。
过度的自我服务偏差会让人自我感觉良好但缺乏进步。健康的做法是:为成功感到自豪,但也承认外部帮助;为失败承担责任,但也不过度自责。
归因偏差受文化影响。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人自主,因此更倾向于内部归因。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会关系和情境,因此更倾向于外部归因。研究发现,国内在解释犯罪行为时更多考虑社会经济因素,而西方国家更多归咎于罪犯的品格缺陷。虽然基本归因错误在各文化中都存在,但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人会更多考虑情境因素,基本归因错误相对较弱。
如果让你用十句话回答“我是谁”,你会怎么说?你可能会提到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爱好、性格等。这些回答反映了你的自我概念,即一个人对自己的整体认知和信念。
自我概念是多维度的,包括生理自我(“我身高170cm”)、社会自我(“我是某某大学的学生”)、心理自我(“我是内向的人”)等,也是动态的,随着经历和角色的变化而发展。
自我概念从何而来?首先来自他人反馈,这被称为“镜中自我”。我们通过他人的反应了解自己。如果父母总说你聪明,你会将“聪明”纳入自我概念;如果老师常夸你有创造力,你会认为自己是创造性的人。
其次来自社会比较。我们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定位自己。在学霸云集的班级中,成绩中等的学生可能觉得自己不够聪明;而在普通班级中,同样成绩的学生可能很自信。这就是“大鱼小池塘效应”:在小池塘里当大鱼(普通学校的优等生)比在大池塘里当小鱼(名校的中等生)更有利于自我概念发展。
第三个来源是自我知觉。心理学家贝姆提出,我们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推断自己的态度和特质。如果你经常帮助他人,你会推断自己是善良的;如果你总是拖延,你可能认为自己缺乏自律。
在国内文化中,自我概念更具关系性。西方人的自我概念更独立(“我是独特的个体”),而东方人的自我概念更互依(“我是某某的女儿/学生/朋友”)。一项跨文化研究让不同国家大学生回答“我是谁”,西方学生的回答中48%是个人特质(“我是外向的”),国内学生只有19%;而国内学生的回答中52%涉及社会角色(“我是独生女”),西方学生只有17%。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主观评价。高自尊的人对自己总体上持肯定态度,感到有价值、有能力;低自尊的人对自己持否定态度,感到不够好、不被接纳。
自尊对心理健康和行为有深远影响。高自尊的人更快乐、更有韧性,面对挫折时更能坚持。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更自信,也更愿意尝试新事物。低自尊的人更容易抑郁和焦虑,害怕失败和拒绝,可能陷入消极的自我实现预言: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不努力,结果真的表现不好,进一步降低自尊。
但自尊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自尊,特别是不稳定的高自尊,可能表现为自恋、傲慢、无法接受批评。研究发现,某些暴力行为恰恰来自高自尊但脆弱的个体:当他们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胁时,会攻击性地维护自尊。更重要的是自尊的稳定性和来源。稳定的自尊基于内在价值感,不会因为一时的成败而大幅波动。不稳定的自尊依赖于外部评价和比较,容易因为考试成绩、他人评价而剧烈起伏。
图表显示,稳定的自尊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而不稳定的自尊在过高时反而可能降低心理健康水平。最佳的状态是拥有适度且稳定的自尊。
自我效能感是班杜拉提出的概念,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项任务的信念。它与自尊不同:自尊是对整体自我的评价,而自我效能感是针对特定领域的。你可能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有高效能感(“我能学好数学”),但对社交能力有低效能感(“我不擅长交朋友”)。
自我效能感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努力和坚持。高效能感的人会选择更有挑战性的目标,在困难面前更努力、更持久。低效能感的人会回避挑战,轻易放弃,形成“习得性无助”。
自我效能感有四个来源:
成功经验:这是最重要的来源。成功的经历提升效能感,失败降低效能感。因此,在学习新技能时,从小目标开始,积累小成功,能逐步建立信心。
替代经验:观察与自己相似的人成功,会提升自己的效能感。看到同龄人学会了编程,你会想“他能做到,我也可以”。
言语劝说:他人的鼓励和支持能提升效能感,但效果不如亲身经历。空洞的“你能行”不如具体的“你上次这样做效果很好,这次也可以试试”。
生理和情绪状态:积极的情绪状态增强效能感,焦虑和疲劳降低效能感。这就是为什么考试前保持平静很重要。
某省高考状元在分享经验时说:“高三最大的收获不是知识,而是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正是自我效能感的体现。建立起“我能学好”的信念后,他遇到难题不再轻易放弃,最终取得突破。
培养自我效能感的关键是:设定可达到的目标,积累成功经验,从小进步中获得信心。避免过度比较和完美主义,这会削弱效能感。
自我呈现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塑造和控制他人对自己印象的过程。我们都是“舞台上的演员”,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调整自己的表现。面试时,你会强调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责任心;约会时,你会展现幽默和体贴;在朋友圈发照片时,你会精心挑选角度和滤镜。
常见的自我呈现策略包括:讨好(努力让他人喜欢自己,如赞美他人、表示同意)、自我抬高(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如在简历中强调荣誉)、示范(表现出某种值得效仿的品质,如老师在学生面前示范诚实)、恐吓(展现力量和威胁,让他人顺从,如上司在下属面前摆架子)、哀求(表现脆弱和无助,获得他人同情和帮助)。
自我呈现本身没有对错,它是社会生活的必要部分。但过度的印象管理会让人精疲力尽,也失去真实的自我。社交媒体时代,许多年轻人精心打造“人设”,展示完美的生活,但私下却感到焦虑和空虚。2019年某艺人“人设崩塌”事件引发热议。这位艺人长期营造学霸、暖男形象,但被曝光学历造假、私生活混乱。这个案例警示我们:自我呈现应该基于真实的自我,适度美化可以,但虚假包装终会崩塌,带来更大的代价。
社会比较是指人们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费斯廷格提出,当客观标准不明确时,我们会通过社会比较来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观点。
向上比较是与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较。它可以激励我们进步(“他能做到,我也可以”),但也可能打击自尊(“我永远赶不上他”)。
向下比较是与比自己差的人比较。它能提升自我感觉(“至少我比他强”),特别是在受挫时,但也可能导致自满和停滞不前。
社会比较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如何解读。如果你将学霸视为激励榜样,向上比较会推动你进步;如果你将学霸视为不可企及的天才,向上比较会让你自卑。如果你从向下比较中获得暂时安慰后继续努力,它有积极作用;如果你因此沾沾自喜,它就有害了。
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交媒体放大了向上比较的频率和强度。你刷朋友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高光时刻:升职加薪、旅游度假、完美身材。很容易忘记这些是精心筛选的展示,而非全貌。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抑郁、焦虑正相关,社会比较是重要中介变量。
“内卷”现象也是社会比较的产物。当所有人都在向上比较、竞争时,努力的边际效益递减,大家陷入消耗战。破解之道不是停止比较,而是转换比较的参照:与过去的自己比,而非总是与他人比。
健康的社会比较应该灵活运用:需要动力时向上比,需要安慰时向下比;比较后关注自己能控制的方面,而非过度羡慕嫉妒。
认知失调理论是费斯廷格的经典贡献。该理论认为,当人们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认知(信念、态度、价值观、行为)时,会体验到不舒服的心理紧张,即认知失调。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人们会改变认知或行为,恢复一致性。
一个案例是吸烟者的认知失调。他们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认知),但又继续吸烟(行为)。这种不一致产生失调。为了减少失调,吸烟者可能采取几种策略:
认知失调理论揭示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现象:有时不是态度决定行为,而是行为影响态度。当我们做出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后,为了减少失调,会调整态度来合理化行为。
出现不一致:你的行为与态度、信念冲突(如考试作弊但认为自己诚实)。
体验失调:感到不舒服、内疚、认知上的紧张。
减少失调:通过改变态度(“偶尔作弊没什么大不了”)、改变行为认知(“这不算真正的作弊”)、增加新认知(“大家都这样”)或改变行为(以后不作弊)来恢复一致性。
恢复平衡:失调感消失,认知系统重新一致。
认知失调理论在说服和态度改变中有重要应用。“登门槛效应”正是利用了这个原理:先让人答应一个小请求,建立“我是乐于助人的人”的自我认知,再提出大请求时,为了与自我认知保持一致,人们更可能答应。

态度是对某个对象(人、事、物)持久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包含三个成分:认知(对象的信念和知识)、情感(对对象的感受)、行为倾向(行动的意向)。
态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形成:
态度改变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说服者会使用多种策略:
抵制说服的方法包括:提前接种(提前了解说服技巧)、批判性思维(质疑信息来源和逻辑)、坚定态度(明确自己的价值观)。
社会认知揭示了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世界和自我。印象形成受到首因效应、晕轮效应等影响,往往是快速但不够准确的。图式和刻板印象是认知捷径,提高了效率但可能导致偏见。归因理论解释了我们如何推断行为原因,但归因过程常出现基本归因错误和自我服务偏差等系统性偏差,这些偏差受文化影响。
自我概念、自尊、自我效能感构成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健康的自我认知基于真实的自我了解,既不过度自信也不过度自卑。自我呈现和社会比较是社会生活的必然部分,关键是保持适度和灵活。认知失调理论解释了态度与行为的相互影响,为理解态度改变提供了框架。
理解社会认知的规律,能帮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减少误解和冲突,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下一章,我们将探讨社会影响的力量:从众、服从和说服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
1. 小王第一次见到新同事小李时,注意到小李穿着名牌西装、戴着名表,于是认为小李一定很有能力。这体现了印象形成的哪种效应?
A. 首因效应
B. 近因效应
C. 晕轮效应
D. 刻板印象
答案:C
解析:晕轮效应是指一个人的某个突出特征(如穿着奢华)扩散到对其整体的评价(认为有能力)。首因效应是指最先呈现的信息影响最大;近因效应是最近信息影响大;刻板印象是对某个群体的固定化看法。这里是从外在特征推断内在能力,属于晕轮效应。
2. 小张考试考得很好时说“我真聪明”,考得不好时说“题目出得太偏”。这种归因模式属于:
A. 基本归因错误
B. 自我服务偏差
C. 行动者-观察者偏差
D. 文化归因差异
答案:B
解析:自我服务偏差是指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能力、努力),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运气、情境),以保护自尊。小张正是这样做的。基本归因错误是指对他人行为倾向于内部归因;行动者-观察者偏差是指自己行为外部归因、他人行为内部归因;文化差异指不同文化的归因倾向不同。
3. 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感主要影响:
A. 对整体自我的评价
B. 对特定任务的信心
C. 与他人关系的质量
D. 道德判断的标准
答案:B
解析: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信念,是针对具体领域的信心(如“我能学好数学”)。对整体自我的评价是自尊;人际关系质量涉及社交技能和依恋类型;道德判断标准属于道德发展范畴。
4. 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时,人们会:
A. 体验到心理紧张并试图减少不一致
B. 完全无视这种不一致
C. 只改变行为不改变态度
D. 求助于他人解决冲突
答案:A
解析:认知失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认知不一致会产生不舒服的心理紧张(失调),人们会通过改变态度、改变行为、增加新认知或降低重要性等方式来减少失调,恢复一致性。B选项错误,因为人们无法无视失调;C选项片面,既可能改变行为也可能改变态度;D选项不是理论的核心内容。
1. 请结合实际案例,说明基本归因错误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的,并提出减少这种偏差的建议。
答案要点:
案例说明:基本归因错误是指过分强调个人因素、低估情境因素对他人行为的影响。
在校园中看到一位同学上课迟到,我们可能立即认为这个人“不守时”“懒散”“不重视学习”(内部归因)。但实际上,这位同学可能是因为家里突发情况(如照顾生病的家人)、公交车延误、或者前一晚为了完成紧急任务熬夜导致睡过头(外部情境因素)。我们忽视了这些可能的情境因素,仅从一次行为就判断了对方的人格特质。
影响:这种偏差导致我们对他人的评价不够客观,容易产生误解和不公平对待。它也可能加剧偏见,如认为贫困者是因为懒惰,而忽视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因素。
减少建议:
2. 社交媒体时代,许多年轻人热衷于在朋友圈展示精美照片和成功时刻。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涉及哪些心理机制,以及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答案要点:
涉及的心理机制:
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
建议:保持线上展示与线下真实的适度一致,不过度美化;关注真实的人际互动而非虚拟点赞;有意识地进行与过去自我的比较而非总是与他人比较;定期进行“数字排毒”,减少社交媒体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