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我们如何理解记忆和思维这两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这个问题困扰了心理学家数十年,从早期的行为主义学派到现代的认知科学,学者们一直在寻找答案。传统的观点往往将记忆视为一个静态的存储系统,将思维看作是对存储信息的简单操作和重组。然而,这种机械化的理解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今天,我们将探索一种全新的认知方法——建构性认知理论。这种方法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存储-提取”模式,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记忆和思维的动态本质。这种理论认为,记忆和思维并非被动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是主动的、创造性的建构活动。每一次记忆的回想,每一次思维的展开,都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过程,就像艺术家每次创作都会产生独特的作品一样。 这种认知方法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类心智的理解,为认知科学、教育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通过深入探讨这种建构性的认知过程,我们将发现人类心智的真正奥秘,以及它如何使我们能够灵活地适应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记忆和思维并不是简单的信息储存和提取过程,而是类似于适应性运动技能的动态建构过程。
传统观念中,我们往往把记忆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各种信息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需要的时候就去“提取”。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记忆更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每次回忆都是一次重新创造的过程。 就像中国古代的陶瓷师傅,他们不是简单地复制模板,而是根据每次制作时的具体情况—土质、温度、湿度—来调整手法,创造出既保持传统特色又独具特色的作品。我们的记忆系统也是如此工作的。
存储的信息实际上是早期建构行为的痕迹,这些痕迹按照当时行为的结构来组织。但这些“痕迹”并不是休眠的早期经验副本,它们从不被“唤醒”,只是被利用。
这种建构性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早有体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每次重新学习旧知识,都能获得新的理解。这正说明了记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新建构。
记忆过程本身也组织成两个阶段,这类似于感知中的前注意和注意过程。首先是“初级过程”——一种粗糙的、整体性的、并行的处理方式。然后是“次级过程”,包括主体的有意识操作。 想象一下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过程。画家首先要“胸中有丘壑”,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性的构思,类似于初级过程。然后才是具体的笔墨技法,精雕细琢每一个细节,这就像次级过程。
初级过程:快速、并行、整体性地处理信息,形成粗糙的表象
次级过程:有意识地精细加工,形成清晰完整的记忆或思维内容
这种两阶段的处理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有“话到嘴边说不出”的感觉——初级过程已经提供了模糊的信息,但次级过程还没有完成精确的建构。
这种建构性的记忆观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心理活动的理解。记忆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存储系统,而是主动的建构过程。每一次回忆都是基于存储信息的新建构,就像京剧演员每次演出同一折戏,都会根据当时的状态和观众反应进行微调,既保持了戏的基本结构,又有独特的表现。
正如巴特利特(Bartlett)在《记忆》一书中所说,记忆本身就是建构性的,是人类不断努力掌握和享受一个充满变化世界的成就之一。记忆以及伴随而来的意象和词汇生活,与古老的距离感官获得以及建构性想象和建构性思维的发展是一致的,最终使我们从当前时空的狭隘中获得最完全的解放。
这种观点强调了人类认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理解更高级的心理过程奠定了基础。
要理解新的认知方法,我们首先必须认识传统记忆理论的根本问题。在心理学史上,有一个看似合理但实际上极其有害的假设,它就是“重现假说”。
古代的戏班子,每次演出都是原样重复同样的戏码,台词、动作、表情都一模一样。重现假说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心理活动的——认为存储的信息就像休眠的演员,时不时被“唤醒”来重复同样的表演。 早期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人们保留的是“观念”或“概念”,这些不过是感官经验的褪色副本。这些观念通过“联想”的纽带相互连接,当原始经验同时发生或快速连续发生时就形成联想。
这种观点的核心错误在于:认为心理过程毫无“建构性”可言,每次回忆都只是唤醒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
就像京剧里的程式化表演,看起来每次都一样,但真正的好演员每次演出都会根据当时的情境有所调整。可是重现假说却忽视了这种创造性的适应。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主要心理学派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同中国古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不同学派在表面上争论激烈,但在重现假说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
这个假设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完全相反。 如果重现假说是对的,那么重复早期的行为或思想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变化应该是例外。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精确重复任何动作、任何句子或任何思想序列都是极其困难的。
在中国武术中,师父常说“功夫无止境”,即使练同一套拳法几十年,每次演练都会有细微的不同。这正说明了人类行为的适应性变化才是常态。
当重复确实发生时,比如戏剧表演或背诵诗词,我们会把它归因于长期的、高度激励的练习,而不是自然状态。 更有说服力的是,即使是最简单的条件反射也证明了重现假说的错误。心理学家们普遍同意,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从来不是严格相同的,条件反射不是无条件反射的简单复制。 自然的状态是适应性变化。正如我们在视觉意象、语言记忆和正常言语中看到的那样,很少出现完全相同的重复,更多的是基于兴趣和价值观的重新组织。
既然重现假说如此明显地与经验不符,为什么它会在心理学中如此根深蒂固呢?
这个假设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思维中,以至于我们很少注意到它与经验的糟糕匹配。它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枷锁,束缚着心理学理论的发展。 即使是历史上的反对者,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只能提出零星的批评。詹姆斯说过一句精彩的话:“一个永久存在的‘观念’或‘表象’,定期出现在意识的聚光灯下,就像红桃杰克一样是神话般的存在。”
重现假说的顽强存在,反映了人类思维中一种深层的惰性——我们倾向于用静态的、机械的模式来理解动态的、有机的过程。
这种理论上的惰性就像中国古代的因循守旧,明明知道有问题,但因为习惯了,就不愿意改变。直到今天,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记忆和思维的动态本质。
既然重现假说如此有害,那么有什么替代方案呢?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存储信息的本质?
让我们用一个生动的类比来理解新的观点。想象一位古生物学家,他手中只有几块恐龙的骨头碎片,但却要复原整个恐龙的模型。
古生物学家不是简单地把骨头碎片拼接起来,而是根据这些“线索”,运用专业知识和创造性想象,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恐龙模型。
我们的记忆系统就是这样工作的!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就像那些骨头碎片——它们不是完整经验的副本,而是早期建构过程的痕迹,为新的建构提供信息支持。 就像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写《史记》时,手中的材料可能只是些零散的史料片段,但他能够根据这些材料,重新构建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每次我们回忆时,也是在进行类似的创造性重建。
在这种新的理解中,存储信息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感知中刺激信息的角色。 刺激信息本身并不直接进入意识,也不能简单地在行为中重现(除非经过特殊训练)。同样,存储信息也不会直接出现在意识中,不能简单地在行为中重现。
想想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过程。诗人心中储存的不是现成的诗句,而是对自然美景的感受痕迹、对人生的思考痕迹、对语言节奏的体验痕迹。当他要创作新诗时,这些痕迹为新的创作提供原料,但每首诗都是独特的新创造。
这种理解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学习的看法:所有学习本质上都是“过程学习”,即学习如何进行某种协调的行为序列。
让我们具体看看不同类型的记忆如何体现这种建构性:
就像中国传统的评书艺术,说书人不是背诵固定的文本,而是在每次表演时,根据观众反应和现场气氛,重新组织故事的讲述。这种即兴的创造性正是人类记忆的本质特征。
这个新理论的核心主张是:我们存储的是早期认知行为的痕迹,而不是这些行为产品的痕迹。 这些痕迹不是简单地被“重新激活”,而是作为信息被用来支持新的建构。就像古生物学家用的骨头碎片,它们本身不会出现在最终的模型中——模型是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恐龙。这些骨头可以看作是创造和支持原始恐龙结构的残余,因此是关于如何重建恐龙的信息来源。
这种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回忆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就像中国古代的手工艺品,师傅传授的不是具体的产品样式,而是制作的技法和理念,每个学徒都能在传承中创新,既保持传统特色又有个人特色。
利用假说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记忆和思维真正本质的大门,它强调了人类认知的创造性和适应性。
当我们感知或想象某些东西时,建构过程并不仅限于对象本身。我们通常还会建构(或重建)空间的、时间的和概念的框架。这些框架可以被看作是认知建构的第三个层次。
假设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不只是书籍的堆放处,而是按照经史子集的系统精心组织的知识宝库。我们的心智也是如此——它包含着组织化的知识系统,我们称之为“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是对以往经验的非特定但有组织的表征。它们不反映这些经验的单独方面,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知识网络。
比如,你对周围地理环境的掌握、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对开车的“感觉”、对汉语语法的“直觉”,都是大量个别经验的结果,但你很容易忘记学习这些知识的具体场合,它们却留下了有机的整体。
让我们看看几个具体的认知结构:
地理认知结构:你知道从家到学校怎么走,知道北京在上海北边,但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学到这些地理知识的。
历史认知结构:你了解唐宋明清的历史顺序,知道鸦片战争发生在近代,但具体是从哪本书或哪位老师那里学到的,可能已经模糊不清。
语言认知结构:你能自然地说出符合汉语语法的句子,但你肯定记不清每个语法规则是何时何地学会的。
正如朱熹所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认知结构就像这源头活水,为我们的思维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背景。
在学习和记忆领域,认知结构经常被称为“图式”。图式在控制存储信息的命运方面起着特别有趣的作用。 图式之所以能控制存储信息,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类似的信息。建构过程留下的痕迹就形成了图式,而图式本身也是这样的建构产物,在注意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精细化。
回忆之所以按图式来组织,是因为原始经验就是按同样的方式来精细化的。
想想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考生多年来积累的各种知识——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经义理解——形成了复杂的知识结构。在考场上写文章时,这个知识结构决定了他能想起哪些相关内容,如何组织论证。
每个人都认识到兴趣和记忆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似乎是我们为感兴趣的材料建立了广泛图式的结果。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孩子:能把《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故事倒背如流,却对数学公式一窍不通。成年后也是如此,我们能轻松掌握与工作或兴趣相关的大量新知识,而其他领域的信息却总是左耳进右耳出。
就像中国古代的藏书家,对某类书籍特别感兴趣,就会在那个领域建立详细的分类系统,新书就很容易找到合适的位置。
虽然认知结构使回忆成为可能,但它们也有负面效果。它们必然会给初始建构和后续重建都引入偏见和歪曲。 这就像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虽然能看得更清楚某些方面,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差。巴特利特(Bartlett)在《记忆》中详细记录了这些变化,后来波斯特曼(Postman)等人也在更传统的实验情境中研究了这些现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截然不同的记忆,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记录会随着记录者的立场而变化。
认知结构在帮助我们理解和记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按照我们的既有观念来“改写”新信息。
除了一般的认知结构,时间表征的认知结构特别重要。现代人往往习惯于在时间框架中组织自己的经验和记忆。 比如,一个人早上起床时会想:“今天是周五,昨天刚完成了项目报告,下周一要开重要会议。”这种时间定位几乎是自动的,我们总是把当下的经历放在一个连续的时间链条中。 这种时间结构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大多数学习理论中被赋予了核心的、原始的地位。普遍的假设是,两个刺激的时间继承,或刺激和反应的时间继承,会自动产生某种内在表征,其中它们的顺序得到保持。
但我们必须区分真实的时间邻近性和功能性的、体验到的邻近性。时间的认知表征不是简单地反映刺激的物理时间顺序。
空间是另一个重要的认知维度,虽然重要,但不像有时假设的那样“原始”。 我们显然以空间术语来构想自己和世界。书页上的字不仅有身份,还有位置:左或右,上或下,近或远。关于建构的空间方面的信息仍然可用于回忆,所以我们经常知道某个论点在页面的哪个部分可以找到。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种空间性并不简单地反映输入的原始空间组织。就像我们在视觉中看到的那样,感知空间本身是整合众多视网膜“快照”的结果。 想想你对自己家的“认知地图”。你在想象房子时,对餐厅和卧室之间的关系(它们上下相邻,因此从未在直接继承中体验过)和对相邻的餐厅和客厅之间关系的意识一样清楚。
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童年遗忘症”——无法回忆自己的早期童年。 正如沙克特尔(Schachtel)清楚地看到的,原因是成年人不能像儿童那样思考;他们不再以曾经的方式进行注意性建构。因此,他们不能利用他们可能仍然保留的任何童年建构的碎片。
这不是因为童年记忆“丢失”了,而是因为成年人的认知结构与儿童时期的认知结构差异太大,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早期的记忆痕迹。
这就像用现代汉语去理解古代汉语的文献,虽然都是“汉语”,但认知框架的差异使得理解变得困难。童年的我们和成年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使用着不同的“认知语言”。 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体现。古人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但我们很少能回忆起三岁时的具体经历。这不是因为记忆力差,而是因为成长过程中我们的整个认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重组。
认知结构的理论为我们理解记忆的组织性、选择性和建构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框架。
认知方法强调记忆和问题解决是建构性行为,基于早期行为留下的信息。这表明高级心理过程与熟练的运动行为密切相关——巴特利特在相隔26年的两本书中都探索和阐述了这种关系。
让我们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理解这个观点。想象一位太极拳大师正在练拳:
大师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绝对全新的,也不是简单重复旧动作。每个招式都是在当下的视觉感受、身体姿态和内在节奏基础上,重新“制造”出来的独特表现。
这就像一位乒乓球高手在比赛中的表现:每一次挥拍都要结合对手的来球速度、旋转、落点,以及自己当时的站位和身体状态。高手不会机械地重复某个固定动作,而是在瞬间整合所有信息,“制造”出最适合当前情况的回球。
这种技能性行为有几个关键特征:
所有形式的思维都具有这些技能特性,这不仅仅是类比,而是它们实际具备的性质。思维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技能行为。
但是,心理活动与简单身体技能有一个重要区别:心理活动远不如运动技能那样依赖于直接的过去经验。 巴特利特意识到,为了解释我们选择性使用早期经验的能力,需要假设“一个有机体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得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图式'并重新构建它们的能力”。 其他理论家也提到了类似概念:搜索记忆、策略、审查制度,甚至隐蔽的尝试错误。但这些概念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谁在做转身、尝试和犯错?大脑中是否有一个“小人”,扮演着古生物学家对恐龙的角色?
这个“小人假说”问题让很多心理学家望而却步。如果不假设某种选择和使用存储信息的主体,我们就必须把每个思想和反应都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系统的瞬间结果,基本上由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支配。
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实验来理解执行者的必要性。英特马(Yntema)和特拉斯克(Trask)提出了这样一个实验: 我们向被试读一个五个词的列表,然后很快再读其中四个词,但顺序被打乱。被试要说出第二次遗漏了哪个词。 人们很容易完成这个任务,但问题是:被试并不是因为遗漏的项目被强化得最多,或者在任何传统意义上是“最强”的反应而做出反应。
这类反应很少被认为仅仅反映“记忆”。具有这种令人困扰特性的实验通常被归类为“思维”或“问题解决”或“推理”研究,而不是“记忆”研究。
大多数心理学理论都是“传统的”——它们拒绝假设独立的处理器或执行者概念。传统理论家可以用两种方式处理执行现象:
这类反应很少被认为仅仅反映“记忆”。具有这种令人困扰特性的实验通常被归类为“思维”或“问题解决”或“推理”研究,而不是“记忆”研究。 我的观点恰恰相反。表面现象确实在很多实验中具有欺骗性,但它们在“死记硬背学习”研究中的欺骗性至少与在思维研究中一样频繁。
看似简单的联想回忆可能实际上是复杂的搜索和建构过程;被指示机械记忆音节的被试往往会构建复杂的节奏和语义模式来整合它们。
在这个意义上,记忆始终是问题解决的一种形式,因此是一种高级心理过程。
直到最近,控制过程还必须被想象为小人,因为人是唯一已知的执行主体模型。今天,存储程序计算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执行例程的概念。 大多数计算机程序由很大程度上独立的部分或“子程序”组成。在复杂的顺序程序中,子程序应用的顺序会因场合而异。 想象一个智能的围棋程序:
简单情况:条件决策可以从一个子程序转到下一个合适的程序:“如果计算出的数字为正则转移控制到寄存器A,如果为负或零则转移到寄存器B。”
复杂情况:选择可能取决于更复杂的条件集合,必须由称为“执行程序”的独立子程序来评估。
执行程序决定接下来该做什么,所有子程序都以将控制转移到执行程序结束,然后执行程序决定每种情况下接下来该做什么。
这种执行程序有几个重要特点:
虽然计算机执行程序概念很有用,但现有的“计算机模型”在心理学角度看并不令人满意。 最严重的不足之处在当前语境中特别明显:计算机程序的执行例程必须从一开始就由程序员建立。虽然人工智能程序可以轻松“学习”(基于经验修改自身),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能够对自己的执行例程进行重大的发展性改变。
然而在人类中,诸如“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图式”和“搜索记忆”之类的功能本身就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我们对这种学习了解不多,但如果我们已经假设人类记忆存储的是关于过程而不是内容的信息,这在原则上不会产生新问题。
心理活动是可以学习的;也许它们是唯一能够真正学习的东西。就像中国古代工匠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的执行能力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巴特利特把思维和有目的行为联系起来的类比,让我们认识到了执行过程的必要性。但现在必须承认,这并不是全部的故事。思维绝不总是朝着特定目标协调的。
我们并不总是在“填补证据中的空白”,也不是永远在遵循某种战略计划。确实,我可能在有目的的思维过程中构建一个意象,但更多时候,意象只是“自己出现”,仿佛“我”并没有构建它。 历史上,心理学一直认识到两种不同形式的心理组织的存在。这种区别被赋予了许多名称:
把这些概念随意列在一起可能会误导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闭”思维绝不是“创造性的”。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二分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线索:
理性思维:有计划的、高效的、明显有目标导向的;通常被体验为自我控制的。
直觉思维:丰富的、混乱的、低效的;往往被体验为非自愿的,它只是“发生”。它看起来有动机,但与有向思维的方式不同;它看起来不是那么朝着目标指向,而是与某种情感相关联。
这两种心理组织形式的区别让人想起我们已经熟悉的并行和顺序处理之间的差异。
顺序程序的定义是“只进行那些根据先前测试结果适当的测试”的程序。作为建构过程来看,它一次只构建一样东西。“理性”和“逻辑”的定义也表明,每个想法、意象或行动都与前面的想法有合理的联系,只有在考虑中的目标需要时才出现。
并行程序则同时或至少独立地进行许多活动。它们的综合结果可能有用,但也可能没有用。这正是梦境、口误、“自由联想”和许多精神障碍形式中出现的“原发过程”的主要特征。
“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本身就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其中想法和思路彼此分裂,缺乏任何连贯的序列。
弗洛伊德可能不会反对将原发过程描述为一群喧闹的恶魔。他的模型原本是为了解释在不确定和定义不清的情况下的模式识别,但也适用于描述不确定和定义不清的思想。 让我们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理解这种多重处理。假设有人在背诵古诗时,突然忘记了《静夜思》中的一个字,本来应该是“举头望明月”,却说成了“举头望_月”。 如果让他对这个遗漏进行联想,思路可能是这样的:
想到“明亮”、“光明”这些与月亮相关的词汇
联想到中秋节、团圆、远方的家人
想到嫦娥奔月的故事,还有“千里共婵娟”
突然想到一个让他担忧的念头:家中老母亲最近身体不好,自己却在外地工作
这个遗漏可能不是偶然的。“明”字的遗失,可能正反映了内心对家庭责任的愧疚——月亮本该是明亮的,象征着团圆和光明,但他心中却有阴霾。所有这些联想都围绕着“分离”和“责任”的主题展开。
这里涉及的思想显然不是顺序的。它们可以以任何顺序出现,就思考者而言,它们不会导向任何特定的地方。简而言之,它们是多重过程。 这个例子中的每个联想都围绕着同一个内心冲突展开,这正说明了看似随机的思维活动往往有着深层的情感驱动。当然,现实情况通常更加复杂,大部分无意识的思维过程都表现为混乱而丰富的意识流,既难以完整描述,也不容易找到明确的解释。
这些思想虽然在表达时看起来是连续的,但它们可能实际上是同时涌现的,只是在用语言描述时才被排成了先后顺序。多重处理的核心特征不在于真正的同时发生,而在于各个过程的相互独立。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在某些层次允许多重活动,但同时为执行过程留有位置的心理概念。这两种操作似乎都是人类思维的特征。
让我们回到视觉信息处理的理论,特别是前注意过程和焦点注意之间的区别。这似乎为理解思维提供了有用的模型。 前注意阶段是并行的。刺激信息同时到达整个视网膜,首先用于构建分离的视觉图形或对象。涉及的过程在使用的刺激信息和构建图形的特性方面都是整体性的。
这种活动水平产生图标存储——视觉对象的短暂持续,在此期间它们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如果没有进行额外处理,只有刺激的粗糙特性——运动、一般位置、亮度等——能够对行为产生任何影响;通常根本没有影响。 焦点注意则完全不同。注意是连续的:在任何给定时刻只能注意一个对象,每个注意行为需要相当一部分秒的时间。在预注意建立的边界内操作,图形综合产生可能具有相当复杂性或充满相当情感的对象。
综合过程本身从未出现在意识中,但其产品确实出现:有意识地构建某物就是清楚地看到它。这样的对象然后可以被记住;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作为视觉意象重新构建。
这种感觉信息命运的一般描述似乎也适用于高级心理过程。最突出的类比是前注意过程和梦境、幻想中如此突出的多重思维之间的类比。 两者都只产生转瞬即逝的、难以记忆的意识对象,粗略定义且难以记住。如果它们的产品没有被某种执行过程抓住并详细阐述,它们对进一步的思维或行为几乎没有影响。它们确实产生的影响只反映所涉及对象的粗糙和全局特性。
思维的“象征主义”基于整体形状、简单运动和粗糙声音模式:正是视觉和听觉的前注意过程所敏感的特性。 思维的执行过程与视觉中的焦点注意和听觉中的分析综合有很多共同的特性。在思维中,我们构建具有很大复杂性的心理“对象”(和外显反应),从原发过程提供的粗糙产品中选择一个或另一个并根据需要详细阐述它。
构建的心理对象可能充满情感,也可能在情感上是中性的。它们甚至可以重新编码到其他系统中,就像我们想象一个场景然后描述它一样。构建过程受到动机和期望以及“输入”(这里是关于早期构建的存储信息集合)的支配。
无论这种类比有什么缺陷,它至少避免了重现假说——即记忆痕迹持续存在并偶尔被唤起行动的令人不快的假设。
有意识的综合确实留下了某种痕迹,但这些痕迹随后从不被“唤起”,它们只是被使用。这种使用过程需要一个两阶段机制,类似于视觉和听觉的机制。
在这种解释中,原发和次级过程绝不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对立。一个对另一个是必要的。理性思维是“次级的”,因为它处理已经由“原发”过程形成的对象。 如果这些对象没有接受次级详细阐述,就像在一些梦境和无组织的心理状态中那样,我们以转瞬即逝和不精确的方式体验它们,这与图标记忆的未编码图形的特征相同。
然而,产生这些朦胧和难以捉摸体验的相同多重过程也是有向思维的必要前奏。
正如庄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深层的思维过程往往是无声无形的,但它们为意识思维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这种理论将创造性思维、梦境体验、逻辑推理和日常回忆都统一在一个连贯的框架中,强调了人类认知的整体性和层次性。我们的心智既有广阔的并行处理能力,也有精确的顺序控制能力,两者协调工作,创造出人类思维的奇妙复杂性。
这种对记忆和思维的认知方法为我们开启了理解人类心智的新途径。
这种认知方法的核心假设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这些假设的模糊和推测性质是有充分理由被反对的。可以用“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这样熟悉的借口来回答,认知理论目前无法更明确地表述。 但这个回答可能无法让批评者满意;他们可能合理地问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为什么高级心理过程如此抵制有意义的研究? 问题的核心在于:在解释思维和行动过程时,一再提到被试的动机和期望,甚至提到一个似乎有自己目的的“执行者”。
如果被试将记住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试图完成什么,取决于他的目的,那么预测不是变得不可能,解释不是变得特别吗?
虽然这确实是认知方法的弱点,但它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传统上,动机研究被分配给动态心理学而不是认知心理学,因此可以暂时搁置不论。 这种策略在研究相对“刺激束缚”或“外向”的知觉和即时记忆过程时效果不错。在这些层面上,动机主要起到选择作用——在几种认知加工方式中做出选择,而后续的建构过程则主要受到当前或近期刺激信息的严格控制。 然而,思维或“内向”活动的过程在每一时刻都由个体试图达成的目标决定。虽然人们不能总是只看到想看的东西,但通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思考。
经典的实验心理学程序试图通过蛮力避免这个问题。在普通的学习实验中,被试应该只有一个动机:他必须继续实验任务,学习他被告知要学习的,解决他被告知要解决的。 但这种实验情境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比如,当一个人试图回忆刚进入办公室的访客姓名时,背后往往有多重动机:想知道对方身份以便建立合适的交流关系;不想因为忘记姓名而显得失礼;担心在对方或自己心中留下不好印象。 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还有一个简单的选择:直接询问对方的姓名。这种动机的复杂性和行为的灵活性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但在大多数心理学实验中却被人为地排除了——或者被假设为不存在。
这种简化是否合理?实验不需要模仿生活。实际上,实验艺术就是创造新情境,在没有通常掩盖过程的情况下捕捉某个过程的本质。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本质是否真的被捕捉到了。将被试限制在单一动机和固定的替代反应集合所引入的简化,只有在动机和认知真正不同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明。
如果在记忆和思维方面动机与认知确实是不可分离的,那么传统实验范式可能为了追求简化而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因此,认知方法无法预测一个人下一步会想什么,这并非偶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详细了解他试图达成什么目标,以及背后的原因。
因此,真正令人满意的高级心理过程理论只有与动机理论、人格理论和社会互动理论相结合才能形成。认知研究只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无法独立完成对人类心智的全面理解。
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沮丧,而是令人兴奋的。它表明,理解人类心智需要的不是单一学科的努力,而是多学科的协作。认知心理学、动机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都需要协同工作。 就像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传统,研究者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逐步接近对人类心智这一宇宙中最复杂现象的理解。虽然道路漫长,但每一个小的进步都在揭示人类认知能力的奇迹。
正如《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正是这些挑战推动着研究的不断前进,促进着对人类心智理解的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