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法律与法庭

走进法庭，一个问题常常浮现：法庭审判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追求客观真相，还是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法律叙事？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触及了法律与心理学交汇的核心。律师的询问技巧如何影响证人陈述？媒体报道怎样塑造公众认知？法官的指示能否被准确理解？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又是如何决策的？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构成审判主体，他们的认知过程、群体动力和决策模式都会对最终裁判产生深远影响。合议庭的组成结构会影响判决结果，法律术语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法官独任审理的案件中，如何在控辩双方的不同叙事之间做出选择，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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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

司法制度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基本骨架，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的历史传统与社会需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诉讼体制。理解这些制度差异，是探讨司法心理学的第一步。

两种诉讼模式

司法制度虽然形式各异，但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强调控辩双方的对抗与平等，法官扮演居中裁判的角色；另一种赋予法官更主动的调查权力，强调通过职权调查发现真相。这两种模式在不断融合演进，各有其心理学上的利与弊。

对抗制模式中，法庭审理被视为一场有序的争论。控诉方和辩护方地位平等，双方通过举证、质证、辩论支持各自主张，法官的主要职责是确保程序公正，不参与证据收集和案件侦查，核心关注点是程序公平性以及双方是否获得充分表达机会。现代实践中，法官角色已变得更加积极，需要主导庭审进程，保护弱势参与者的权利。

职权主义模式中，法官通过自己的调查查明事实真相。开庭前，法官主导司法调查过程，包括询问证人、审查证据，案件是否进入审判程序也由法官决定，审判更像是一次客观调查，而非对抗辩论。

刑民案件的证明差异

现代司法制度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这两类案件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民事案件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只要法官认为某一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即可认定该事实成立。但实际操作远比这复杂——法官在权衡证据时，会考虑判决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在涉及儿童监护权的案件中，虽然名义上是民事案件，法院实际采用的证明标准往往更接近刑事标准，因为判决结果对儿童影响重大。

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则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证据必须足够充分，使得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对被告人的有罪产生合理怀疑。但何为理性的人？何种怀疑才算合理？研究发现，即使经验丰富的法官，对这个标准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有人认为需达到90%的确定性，有人认为是95%，还有人坚持必须接近100%。这种理解差异可能直接影响审判结果。

在某起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质疑检方视频证据的清晰度和完整性。法官权衡证据时，不仅考虑技术鉴定报告，还关注拍摄角度、光线条件及是否存在剪辑痕迹，最终认定虽然视频存在瑕疵，但结合其他证据仍能排除合理怀疑。这体现了法官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平衡不同证据的证明力。

证据规则方面，民事案件关注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证据规则相对灵活，强调效率和成本控制；刑事案件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剥夺，证据规则格外严格，这些规则的设计本身就考虑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偏见的可能性。

不同审级的审判心理

司法体系中，基层法院处理了约90%以上的一审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通常采用简易程序审理，重大复杂案件可能由中级法院直接审理，或由基层法院审理后上诉二审。这两种审判方式在心理动态上存在明显差异，二审改判率在不同类型案件中的表现，折射出审判者的决策心理。

基层法院中，法官同时承担法律解释和事实认定的双重角色。即使某些证据在法律上不应被采纳，法官在做出最终判断时已接触这些信息，可能在潜意识中影响判断。人民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中，审判机制更加复杂。人民陪审员虽不具备专业法律训练，但代表了社会公众的常识和价值判断，群体决策与个人决策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以及群体动力学、信息交换方式和多数意见的影响力，都会在评议中发挥作用。

研究对比发现，在相似案件中，合议庭判决往往更加谨慎，量刑相对较轻。这可能反映了群体决策中的责任分散效应——当决策责任由多人分担时，个体更容易采取保守策略。同时，合议庭成员间的讨论辩论，有助于暴露单一视角的盲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认知偏差。然而也有观点指出，正是因为某些关键证据无法在庭审中呈现，才导致判决结果与公众预期产生偏差。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的判断总是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如果关键信息被排除在外，即使最理性的决策者也可能得出偏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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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心理学维度

判决必须建立在可靠证据基础上，但心理学研究发现，影响司法判断的远不止证据本身。证人和被告人的外在表现、询问方式的设计，乃至媒体报道的渗透，都在悄然左右着法庭的天平。这些因素在法律意义上并不被归类为证据，却以各种方式深刻影响着司法结果。

外貌举止对可信度的影响

法庭上，一个人的外表、说话方式、举止神态，常常在无意识中影响法官和陪审员的判断，这种影响有时甚至超越证据本身。

心理学实验揭示了口音对证人可信度的影响。研究人员让同一证人用不同口音陈述完全相同的证词，结果发现，使用明显地方口音时，听众对其可信度和准确性的评价都明显低于使用标准普通话。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口音成为一种边缘线索，在人们处理信息时不自觉影响对证人的整体评价。

外貌吸引力同样发挥作用。实验表明，民事赔偿案件中，外表更有吸引力的原告更容易获得有利判决和更高赔偿；刑事案件中，外表更具吸引力的被告人被定罪后，刑罚往往较轻。这种现象被称为光环效应，即某一正面特征会让人对其他方面产生连带的正面评价。

面部表情和情绪流露也影响可信度判断。面带微笑的女性证人比面无表情的证人更容易被认为可信，表现出真诚懊悔甚至落泪，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有罪判决的可能性。而有前科的被告人，则更容易在同等证据下被认定有罪。某中级法院资深法官在培训中坦言，衣着得体、谈吐清晰的被告人和衣衫不整、语无伦次的被告人，即使面对相同指控，给人的感觉也完全不同，必须时刻警惕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研究表明，族裔背景、举止神态和外貌特征都可能影响可信度判断，进而影响审判结果和量刑决定，其作用甚至可能超越客观证据本身。

证人可信度的评估误区

法律工作者可能低估了情境因素，特别是询问方式对证人可信度评估的影响。心理学家研究了法律术语和复杂问句对听众推断的影响，发现陪审员最容易判定证人不准确的情况，是当复杂的法律化问题之后紧跟负面暗示时，比如“你是否可能记错了？”向证人提出复杂问题后再暗示其回答可能有误，会让旁听者怀疑证词的准确性。同样，当陪审员听到证人前后陈述不一致时，也会认为证人缺乏准确性和可信度。

陪审员普遍相信证人的自信程度能反映陈述准确性——如果证人看起来很自信，就会被认为更准确。然而心理学证据显示，证人的自信程度与其记忆的实际准确性之间相关性并不强，这给司法公正造成了不容忽视的隐患。

更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最不自信的证人最先作证，他的证词反而会被认为更准确。这可能是因为观察者过度依赖最初判断，后续听到其他证人证词时无法充分修正看法——这就是心理学中的锚定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自信度与准确性之间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弱化。证人出庭顺序、案件审理的时间间隔等程序性因素，都可能对可信度判断产生显著影响。

询问技巧对证词的塑造

法庭上，每位证人要接受多轮询问：己方律师的主询问、对方律师的交叉询问、己方律师的再询问及法官的补充询问。主询问的目的是建立证人可信形象，己方律师会鼓励证人以自由叙述方式讲述事件经过，此时不允许使用诱导性或暗示性问题。

交叉询问则有完全不同的目的——检验证人可信度。法律界的经典观点认为，交叉询问是检验证人真实性、陈述准确性和完整性的重要工具。证人对事实的了解程度、是否公正、是否诚实、品格好坏、是否存在偏见、陈述是否可靠，都可能在这个阶段受到质疑。交叉询问的各种策略都围绕如何最有效地动摇证人陈述，为提问者提供机会构建不同解释，这反映了对抗式诉讼的本质特征。

交叉询问中大量使用假设性问句。律师会把预设陈述嵌入问题中，然后将其设计成只需简单确认或否认的形式，比如“我向你指出，我的当事人有充分理由相信你已经允许他使用那辆车”，希望证人直接接受提问者的表述作为自己的回答。

诱导性问题通常带有暗示性，比如“那辆车是黑色的，对吧？”这类提问旨在将回答限制为二选一的强制选择，给证人施加压力，促使其提供提问者期望的答案，这种现象被称为应答效应。这引发了对司法公正基本原则的严重关切，因为律师的问题本身就可能塑造证人的记忆和陈述。

研究人员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诱导性问题：指令型诱导明确暗示期望的回答，如“你当时实际上在某地，不是吗？”；非指令型则采用较为中性的表述，如“你当时在某地吗？”对于成年证人，非诱导性提问方式下准确率最高。否定句、双重否定句和复合句对所有年龄段的证人都构成较大困难，快速语速和对抗性语气还会使证人感到困惑和恐惧，导致受害证人遭受二次创伤。

鉴于这些问题，让证人事先熟悉法庭程序的做法逐渐受到重视。最高法院的相关意见中明确提出，可以对证人进行必要的出庭作证培训，帮助其了解法庭规则和作证流程，减轻心理压力，但严禁诱导证人作伪证或串供。实验研究表明，事先熟悉指令型诱导性问题，能改善证人自信度与证据准确性之间的关系，证人主动向提问者寻求澄清的意愿也会明显增强。

媒体报道与法律指示的困境

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中，公众往往通过媒体报道获取大量信息。近年来，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引发了新的担忧——人民陪审员可能在庭审期间通过网络搜索案件相关信息，如被告人的前科记录。陪审员无法判断网上信息是否准确可靠，但研究明确显示，接触过案件媒体报道的人更倾向于相信嫌疑人有罪。

全天候新闻环境中，潜在陪审员可能反复接触生动甚至触目惊心的犯罪画面。研究考察了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对偏见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媒体曝光都会产生偏见影响，但电视和报纸的效果尤其强烈。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性社会影响的偏见效应——人们倾向于服从外部信息来源，下意识地相信他人的解释更准确，而能够激发情绪的材料会产生特别强大的影响力。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三组陪审员观看一个抢劫案的审判录像。观看前，第一组接触情绪化报道，内容是与抢劫案所用车辆相似的一辆车撞死了一名七岁女孩；第二组接触事实性报道，内容是该抢劫犯有大量前科记录；第三组没有接触任何报道。结果显示，接触情绪化报道的陪审员作出有罪判决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组。更重要的是，法官的指示和讨论策略都未能减少这两种报道类型的影响，讨论反而强化了偏见。

虽然法官可以指示陪审员忽略某些信息，但这种指示可能并不总是有效，甚至可能增强陪审员对相关问题的关注。法官在审判结束时，会总结案情并向合议庭提供法律指示。然而陪审员发现这些指示难以理解和运用，因为它们是为法律专业人士而非普通公众撰写的。

理解上的困难使普通陪审员更多依赖自己的常识和个人经验，而非法律本身的要求。一个常被误解的指示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研究表明，陪审员倾向于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即接近100%的确定性，而这在实践中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即使法官自己对如何界定“排除合理怀疑”的确定性程度，也存在明显分歧。基于这些发现，审前媒体报道应当受到必要限制，法官也应采用对陪审员更友好的指示方式，以便陪审员能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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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决策心理

法官力求保持公正，希望判决纯粹源于法律和证据。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法官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认知偏见、叙事框架和群体压力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决策过程。

叙事锚定的隐形力量

民事法庭和许多司法体系中，法官而非陪审团做出最终裁决。研究发现，法官的判断可能受到“锚定叙事”的深刻影响。

所谓锚定，是指那些被普遍认为正确的常识性规则，即关于人、行为和观念的未经质疑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是刻板印象，将任何叙事固定在共同持有的认知上，如“做过一次贼就会一直偷”或“吸毒者都会偷东西”。这类锚定通常隐藏在法律判决中，是隐性而非显性的。根据研究，法律事实认定主要是一个心理过程，往往缺乏严格的逻辑性。锚定支撑着命题或事实，它们源自对世界的一般印象，但不一定正确，刑事案件中的证明可能因此缺乏对其所依赖的锚定的严格论证。

通过“常识”获得的锚定，恰恰说明我们对自己决策根源缺乏充分的洞察。而且，由于所有参与者倾向于共享相关的共同理解，这些锚定往往不需要被明确言说就能发挥作用。

某些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隐性认知：“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不会撒谎”。这个锚定预设了单个警察的陈述就足以作为证据。在某案例中，一名男子被指控在农场打工的同时非法领取失业救济金，检方仅依靠两名警察的陈述就成功定罪，由此引发了对证据充分性的质疑。

研究者分析了某地区法院的555份刑事判决，估计锚定效应驱动了其中63.6%的判决结果。文化锚定不仅影响个体决策，还解释了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之间判决不一致的现象。

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合理性，意指“内在的连贯性”。法庭上控辩双方的目标都是提出一个合理且可信的叙述，使法官和陪审员能够相信。合理性对激活相关认知图式的外部锚定十分敏感，这些图式是与特定主题相关的知识、信念和期望的整合网络。研究发现，当陈述不遵循事件的时间顺序时，合理性水平会明显降低。

要进行批判性推理，需要提高法官的自我认知，培训他们识别隐性偏见和来源偏见的意识。但当法官群体或合议庭共同决策时，这些偏见是否仍然适用？

合议庭的群体动力

法官的决策存在不一致性，有时还缺乏充分的信息支撑。在取保候审的决定中，公安机关提供的信息可能有限，未能向法院提供完整情况。其后果之一是，被告人可能被不必要地羁押，而最终却被宣告无罪或判处非监禁刑罚。对于刑罚系统而言，审前不必要的羁押增加了监管资源的压力，也对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量刑同样存在一致性问题。犯罪的严重性是一种主观判断，不同个体之间或不同时期可能存在差异，而相对缺乏正式指导来帮助法官评估某项犯罪是否“严重到只有判处监禁才合理”。研究反复揭示，在类似案件中，不同法院之间、同一法院内部，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时间的量刑决定都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研究还发现，法官对视频证据的量刑往往比对等的文字记录更严厉，这可能因为视频以直观和生动的方式传达事件，产生了比书面陈述更强的情绪冲击。

社会影响理论指出，当群体是我们所在乎的、当成员在思想或行为上高度一致、当群体规模达到三人或以上时，从众行为会明显增强。合议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共同承担裁判责任，这意味着法官群体并非不受偏见影响——事实上，他们可能会受到独任法官不会经历的额外群体压力。群体思维、极化效应和社会懈怠，都是影响合议庭决策质量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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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员的决策机制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保障人民参与司法、促进司法民主的重要机制。然而，从陪审员的选任构成，到法律术语的理解，再到评议过程中的群体动力，每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裁判的公正性。

陪审员的选任与构成

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这个过程涉及多个可能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然而，由于合议庭评议的保密性，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是学术界、心理学家和法律实务者持续关注的话题。

在无法直接观察合议庭评议的情况下，相关模拟研究存在一些公认的局限性，包括：研究样本的选择、研究环境、案件呈现方式、是否包含评议环节、采用的评估指标，以及任务本身的严肃性。模拟研究最明显的缺陷在于，被告人的未来并未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研究参与者的投入程度和决策心理与真实庭审难以等同。

尽管如此，关于选任和构成的研究仍然揭示了一些规律。某些群体在陪审员中的代表性不足，相当比例的潜在陪审员因各种原因被排除，真正可以参与的人数十分有限；某些群体的登记率较低，包括少数族裔、20至24岁的年轻人以及租房居住者。因此，随机抽样并不必然导致具有人口代表性的陪审员构成。

影响合议庭判决的主要因素应该是证据，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然而，研究者指出，即使面对完全相同的证据，不同陪审员也会对正确判决得出不同结论，仅凭证据可能不足以产生高度一致的判决结果。

对陪审员性别和年龄的研究也发现了规律性差异。女性在依据间接证据定罪时的倾向明显更强；男性和女性陪审员的初始有罪判决与最终判决之间存在差异，这表明女性可能更容易在评议中被说服或重新考虑事实。教育水平也会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回忆率明显低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陪审员，这可能与认知资源的调动有关。

法律术语的理解障碍

法律语言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法律所采用的术语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技术性，因为大量使用了专业词汇；二是文化约束性，因为法律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其概念往往嵌入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正因如此，法律术语容易导致陪审员产生集体性的理解偏差。

研究表明，陪审员对法律定义以及如何应用的理解往往令人担忧。调查发现，陪审员在理解“间接证据”“合理怀疑”“无罪推定”和“故意”等概念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而且陪审员可能倾向于关注证人在庭审中的回答，而不是从法律角度理解术语的本义。

审判通常涉及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向陪审员呈现复杂材料，这妨碍了他们做出符合法律要求的判断。相反，陪审员会将信息综合成一个对自己有意义的叙事，但这个叙事可能与法律认知不一致。复杂案件需要陪审员付出更多认知努力，而他们缺乏此类任务的经验，可能导致认知超载。研究发现，真实陪审员反映，随着信息量的增加，在没有额外指导或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对判决的信心会逐渐下降。

某中级法院审理一起复杂的金融诈骗案时，人民陪审员在评议中向法官提出了十多个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反映出对案件涉及的专业术语和法律概念的理解困难。法官不得不暂停评议，对相关法律概念进行详细解释。这凸显了法律专业性与陪审员认知能力之间难以消弭的张力。

认知超载与不当启发式的使用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过多信息可能导致陪审员感到困惑，进而寻求最容易获得的常识性结论。专家证人的证词可能有助于提升理解，也可能产生反效果。研究发现，陪审员更容易被高水平的专家证人说服，但仅当证词高度复杂时才会如此。为了提供支持，有学者建议向陪审员提供判决路径图，列出在考虑案件时应思考的关键问题，但这一方法目前尚未经过系统的实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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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评议中的心理过程

合议庭的评议是司法决策的核心环节，也是心理因素最为集中显现的场域。从群体讨论的模式，到信息获取的规范，陪审员的评议过程远比外界所想象的复杂。

群体讨论的决策模式

合议庭的判决任务复杂而重要。研究表明，陪审员受群体影响明显，讨论常常强化多数意见，甚至引发群体极化；当证据较为充分时，这种极化程度有所降低。合议评议的质量并不必然由成员的智力水平决定，但女性成员比例较高的群体表现普遍更佳，陪审员的外向性也与更高的无罪判决率存在关联。

陪审员常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整合案件信息。故事模型认为，人们倾向于基于叙事来理解和判断，决策更容易受到个人经验、常识和媒体印象的影响，而不是完全依据法律条文。某起涉及家庭纠纷的民事案件中，多名陪审员在评议时反复援引自己生活中的类似经历，而非聚焦于证据本身，最终导致评议过程偏离了法律轨道。

即使提供了法律指导，陪审员依然会受原有认知的影响，判决过程因此既复杂又难以完全理性化。情绪化的证据材料尤其值得关注——令人不安的视觉证据、儿童证人的出现都会提升有罪判决率并引发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司法实践中，法官有时需要及时提醒陪审员回归理性判断，避免情绪主导评议。

各种认知加工方式，如图式和启发式，都会影响陪审员对信息的理解与记忆，“自创案件故事”易造成偏差与误解。部分陪审员甚至会因理解脱节，转向社交媒体等渠道寻求更多信息，这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污染的风险。

陪审员的行为规范与职责边界

近年来，陪审员在审判期间访问互联网的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外部信息的介入可能在形成和做出判断的过程中发挥不当作用。

人民陪审员法明确规定了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理期间，不得私下接触当事人、证人，不得自行收集、调查证据，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与当事人及其委托人会见。这些规定旨在确保陪审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初步研究显示，相当比例的陪审员对审判期间互联网使用规则并不清楚，这为违规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因此，在陪审员正式参与案件审理之前，对其进行充分的行为规范教育，使其清楚了解相关规则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十分必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法院开始探索在重大案件审理期间建议陪审员暂时停用社交媒体，或在评议期间统一保管手机等措施，以维护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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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展望

心理学研究对司法程序中若干重要因素提供了宝贵见解。然而，许多问题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在转化为司法实践时必须保持谨慎。从举止神态的影响、证词的不一致性，到群体讨论的质量，许多问题都值得持续深入探索。

在某些领域，研究结果已经相当明确。审前媒体报道应当受到必要限制，陪审员在审判期间的互联网使用也需要更为严格的规范。然而，鉴于偏见信息确实存在并持续影响着法官和陪审员，迫切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偏见效应产生的理论根源，以及更有效的干预方式。对陪审员更友好的法律指示版本同样有待开发和推广，以便陪审员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他们所接收的信息。

锚定叙事的研究表明，法官也需要发展批判性推理和自我意识的能力，有时甚至需要借助心理学专业人士的帮助。法官在决策中存在偏见是客观事实，这说明研究“法院文化”对于提升司法质量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小群体研究也提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陪审员在群体中实际决策的过程，并将研究重心向真实庭审情境倾斜。

在法律情境下听取证据、处理信息和做出判断的整个过程，其研究深度仍然不足，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司法决策在特定条件下容易产生系统性偏见。推动这一领域的进步，需要法官、陪审员与研究者之间的真诚合作，以便提出有根据的问题，并在必要时推动实质性的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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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选择题

1. 法庭审判中，证人的口音和外表可能会影响法官和陪审员的判断。这种现象主要体现了心理学中的哪个效应？

A. 锚定效应

B. 光环效应

C. 首因效应

D. 近因效应

2. 研究表明，证人的自信程度与其记忆的实际准确性之间的相关性如何？

A. 高度正相关

B. 中度正相关

C. 相关性不强

D. 负相关

3. 刑事案件中，采用的证明标准是？

A. 优势证据标准

B. 高度盖然性标准

C.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D. 绝对确定性标准

4. 合议庭评议过程中，群体讨论往往会产生什么效应？

A. 削弱多数意见

B. 强化多数意见

C. 完全消除个人偏见

D. 导致意见分散

问答题

1. 结合心理学知识，分析律师在法庭询问中使用诱导性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说明如何减少这种负面影响。

2. 审前媒体报道对陪审员决策有何影响？法院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