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视角下的攻击性行为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科技不断进步，但暴力与冲突却从未真正消失。从个人之间的口角冲突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攻击性行为始终是人类社会难以回避的话题。街头的斗殴、网络上的骂战、新闻中的暴力报道，无不让人思考：人类为什么会有攻击性？这种攻击性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二十世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教育程度最高的世纪，同时也是最血腥的世纪。据学者统计，这一百年间各种战争和种族灭绝事件夺去了约1.1亿人的生命。在教育普及与暴力并存的悖论背后，心理学给出了更系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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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攻击性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攻击性”这个词的含义并不统一。销售员“很有攻击性”指的是积极主动、充满干劲，学生“学习很有攻击性”指的是勤奋刻苦、不轻言放弃。但在心理学研究中，攻击性有着更为精确的定义。

这个定义包含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故意实施”，意外事故不在攻击的范围之内。在拥挤的地铁里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不算攻击；但因为愤怒而故意踩踏，则属于攻击行为。其次是“旨在造成伤害”，这种伤害既包括身体伤害，也包括心理伤害。一记耳光是攻击，一句恶毒的话语同样是攻击，故意忽视某人、散布谣言、在背后诽谤，只要出于伤害他人的意图，都属于攻击范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那些虽然会造成痛苦但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的行为并不算攻击。医生给病人手术虽然会带来痛苦，但目的是治病救人。父母适度管教孩子，老师严格要求学生，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不应简单归类为攻击行为。攻击性行为的核心在于主观的伤害意图，而非行为本身是否带来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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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的两种基本类型

心理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人类的攻击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理解这两种攻击类型的区别，对于认识攻击行为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两种类型在动机、情绪状态和攻击目的上都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分类也为后续的预防干预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

敌意性攻击

敌意性攻击源于愤怒、仇恨或其他强烈的负面情绪，攻击者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对方受到伤害，没有其他更深层的目的。这种攻击往往是冲动的、情绪化的，是一种典型的“热血攻击”。

路怒症是一个常见的案例。当司机被别的车辆强行加塞时，怒火中烧，猛按喇叭，甚至下车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在那个瞬间，目标很单纯，就是要“教训”对方，让对方“付出代价”，攻击者通常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大部分杀人案件都属于敌意性攻击。据统计，约有一半的杀人案件源于争吵，其他的来自感情纠纷或酗酒斗殴，都是情绪失控的结果。

工具性攻击

相比之下，工具性攻击虽然也会造成伤害，但伤害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成其他目标的手段。攻击者通常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周密，表现出某种“冷血”的特征。

恐怖主义活动往往是工具性攻击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都有着明确的政治或宗教目标，攻击者将暴力视为实现更大目标的策略工具，而非出于个人仇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商业间谍，甚至某些校园霸凌，也带有工具性攻击的特征——攻击者的逻辑很“务实”：通过伤害他人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攻击类型在现实中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有时候一个攻击行为可能同时包含敌意性和工具性的成分。一个因被羞辱而实施报复的人，既有情绪上的冲动，也有恢复自己面子的目的，两种成分往往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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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在深入探讨攻击行为的具体机制之前，有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问题无法绕开：人性本来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不仅是哲学家争论了几千年的话题，也是理解攻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直接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攻击行为的成因，以及如何设计预防策略。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天生就有善良的本性，恶行是后天环境所致。他曾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意思是每个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不忍心看到他人受苦。按照这种观点，攻击性行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后天习得的不良行为。

而与孟子同时代的荀子却持相反观点，提出“人性本恶”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善良的行为需要通过教育和社会规范来培养。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

类似的争论贯穿中国思想史。战国时期，除了孟荀之争，告子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认为人性如白纸，可以随意书写。法家韩非则强调人性自私，主张用严刑峻法约束人的恶性。这些哲学思辨虽然抽象，但对理解攻击行为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攻击性是人类的本能，那么重点应放在如何管理和引导这种本能；如果攻击性主要是后天习得的，那么就应该更多关注环境因素和教育方式。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真相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人类确实有攻击的生物学基础，但这种基础如何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换句话说，攻击性既不是完全天生的宿命，也不是纯粹后天的产物，而是先天因素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认识为我们接下来探讨攻击行为的各种理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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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的生物学根源

要理解人类的攻击性行为，首先需要探讨一个根本性问题：攻击性是否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生物本性之中？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也是复杂的。生物学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它确实提供了攻击行为的底层基础。从大脑结构、遗传基因到体内化学物质，多个层面的生物因素共同构成了攻击性的生理土壤。

大脑神经机制

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在人类和动物的大脑中存在着控制攻击行为的神经网络。这些网络就像汽车的油门和刹车系统，既能激发攻击行为，也能抑制攻击冲动。

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当刺激动物大脑中的特定区域时，温顺的动物会变得凶猛异常；而抑制这些区域时，凶猛的动物会变得温顺如羊。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给一只强势的猴子大脑中植入了电极，并把控制开关交给了一只平时被它欺负的弱小猴子。这只弱小的猴子学会了在被欺负时按下开关，瞬间让对方变得温顺。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其大脑前额皮质的活动往往比正常人低约14%。前额皮质是大脑的“理性控制中心”，负责抑制冲动行为。当这个区域功能不足时，人就更容易做出攻击性行为，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在愤怒时能够保持理性，而有些人却会失控。

基因与遗传

除了大脑结构，基因也在攻击性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科学家通过动物实验发现，攻击性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改变：研究人员用了26代的时间，成功培育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小鼠品种——一种极其凶猛，另一种极其温顺。在人类研究中，同卵双胞胎在攻击性方面的相似度远高于异卵双胞胎。犯罪记录的双胞胎研究显示，如果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有犯罪记录，另一个有犯罪记录的概率高达50%；而异卵双胞胎的这一概率只有20%。

激素与化学物质

除了大脑和基因，体内的化学物质也深刻影响着攻击性。其中最著名的是睾酮激素，它不仅影响男性的生理特征，也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

另一个重要的化学物质是血清素。与睾酮相反，血清素水平低与攻击行为正相关。血清素就像大脑的“镇静剂”，有助于控制冲动。当血清素水平过低时，人们更容易对挫折和挑衅做出过激反应。酒精同样不可忽视。在65%的杀人案和55%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施暴者或受害者都有饮酒行为。酒精会降低自我控制能力，让人更加专注于眼前的挑衅，同时在很多文化中已经形成了“酒后行为可以被原谅”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本身也进一步助长了酒后的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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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愤怒与攻击

生物学因素提供了攻击性的底层基础，而心理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挫折。当在炎热的夏天排队买冰淇淋，眼看就要轮到自己时，却有人插队到前面，那一瞬间的愤怒正是挫折-攻击理论想要解释的现象。攻击行为不仅仅是生物本能的表达，更是心理状态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而挫折正是激发这种反应的关键触发器。

挫折-攻击理论的发展

上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多拉德提出了著名的挫折-攻击假说：“挫折总是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按照这个理论，当目标行为被阻挡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而挫折感会激发攻击性行为。这个理论能够解释很多日常现象：考试失利的学生更容易与室友发生冲突，交通拥堵时司机更容易出现路怒行为，失业率高的地区犯罪率往往也较高。

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心理学家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挫折并不总是导致攻击，有时人们会选择退缩、寻求帮助或转移注意力。心理学家伯克维茨对原始理论进行了重要修正。他认为，挫折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攻击，而是产生愤怒情绪，愤怒需要合适的“引爆点”才会转化为攻击行为。挫折让内心积累了“火药”，但还需要外部的“火花”才能引发爆炸。这些火花可能是武器或暴力相关物品的出现，可能是进一步的挑衅，也可能是鼓励攻击的环境氛围。

相对剥夺感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引发攻击的往往不是绝对的贫困或剥夺，而是相对的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简单地说就是“别人有的我没有”的感觉。一个人是否感到被剥夺，主要取决于他与谁比较，而不是他的绝对生活水平。

月入一万，如果周围的人都月入五千，会感到满足；但如果周围的人都月入五万，就可能感到沮丧和愤怒。这个道理也能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在经济发展时期，虽然大家的生活都在改善，但改善速度不一样，改善较慢的群体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引发社会冲突。研究还发现，很多极端分子实际上受过良好教育，有中产阶级背景，他们的愤怒来源于对现状的不满，而非绝对的贫困。

攻击的转移

当人们不能或不敢直接攻击挫折来源时，往往会将攻击行为转移到其他目标身上，这就是“替代攻击”现象。最经典的案例是这样一条连锁反应：老板批评了员工，员工回家后对妻子发脾气，妻子对孩子严厉斥责，孩子踢了家里的狗，狗去咬邮递员。每个人都在寻找比自己更弱小、更安全的攻击目标。

替代攻击的对象通常地位更低、与真正的挫折源有某种相似性，且不太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种机制在很多社会现象中都能看到——经济困难时期弱势群体往往成为替罪羊，体育比赛失利后球迷可能攻击裁判或对方球迷，工作压力大的人可能在家庭中表现出更多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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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习与攻击行为

除了生物因素和挫折，还有一个重要的攻击来源：模仿学习。正如人类通过观察和模仿学会说话、走路，同样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学会攻击行为。这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攻击是学来的，那么非攻击的解决方式同样也可以通过学习来培养。

观察学习的力量

班杜拉最著名的研究以“充气娃娃实验”为人所知。一群学龄前儿童被分为两组，第一组观看成年人用锤子敲打充气娃娃、用脚踢它并大声喊叫；第二组没有观看任何攻击行为。随后，当孩子们面临挫折情境时，第一组表现出了明显更多的攻击行为，不仅模仿了成年人的具体动作，还重复了攻击性话语；而第二组即使面对挫折，也很少表现出攻击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还强调，攻击行为之所以会被学习和保持，是因为它往往能够带来某些“奖励”。通过攻击获得金钱、权力或其他资源是一种实际利益；报复的快感、控制他人的感觉是一种心理满足；在某些环境中，攻击性被视为勇敢或强大的表现，这是一种社会认可。当一个孩子发现用打人的方式能够让别人让出玩具时，他就学会了“暴力是有效的”这一课。

家庭、文化与攻击行为的传递

家庭是攻击行为最早的“课堂”。那些在童年时期经常目睹父母争吵、打架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使用暴力。对他们来说，暴力不是异常行为，而是“正常”的沟通方式。

除了家庭，更广泛的文化环境也在塑造人们对攻击行为的态度。在某些传统的“荣誉文化”中，男性受到侮辱而不反击会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这样的文化背景让攻击成为维护尊严的必要手段。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对待冲突的态度上就存在差异——北方游牧文化更崇尚武力和个人荣誉，而南方农耕文化更重视和谐与礼让。这种文化差异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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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攻击的环境因素

理论分析之后，来看看实际问题：什么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动手？哪些因素最容易点燃暴力的导火索？每个人或许都有攻击的潜能，但这种潜能会不会变成真正的行动，关键在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就像火药需要火星才会爆炸，攻击行为也需要特定的触发条件，而这些触发条件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和细微。

疼痛与高温

疼痛可能是最古老、最直接的攻击触发器。当意外被人踩到脚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甚至想要反击。科学家阿兹林发现，当给关在笼子里的老鼠施加电击时，这些平时温顺的动物会立即互相攻击，电击越强，攻击就越激烈。这种“痛苦-攻击”反应在小鼠、仓鼠、猴子等大量动物身上都能观察到，甚至在人类的实验中也有印证：让参与者将手放在冰冷的水中，这些人随后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天气热，脾气也跟着热”——这句俗语可能比想象的更有科学依据。大量研究表明，高温确实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发生率。在炎热天气下进行的足球比赛中，球员之间的冲突明显增加，气温超过32摄氏度时的恶意犯规比凉爽天气时多出三分之二。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炎热的夏季，全球范围内暴力犯罪率都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规律——炎热的日子、炎热的季节、炎热的城市，暴力犯罪率都更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交通冲突事件在夏季高温天气下也明显增加。

挑衅升级与武器效应

“以暴制暴”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模式之一。研究人员让参与者玩一个反应时间游戏，告诉他们获胜者可以给失败者电击，实际上每个参与者都在和程序对战。结果发现，当参与者受到更强的电击时，他们也会给“对手”更强的电击，呈现出明显的“以牙还牙”模式，而且这种报复往往会逐级升级。校园霸凌往往从小冲突开始逐步升级，邻里纠纷可能从小摩擦发展成严重冲突，都是这种攻击-反攻击循环的体现。

伯克维茨还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仅仅是看到武器，就足以增加人们的攻击性，这被称为“武器效应”。在一个经典实验中，让愤怒的参与者在放有枪支的房间里给他人施加电击，他们给出的电击明显比在放有羽毛球拍的房间里更强。这种效应只在参与者已经被激怒的情况下才出现——武器本身不会让平静的人变得暴力，但会让已经愤怒的人变得更加暴力。正如伯克维茨所说：“扣动扳机的是手指，但扳机也在扣动手指。”国际比较研究显示，武器管制严格的国家和地区的暴力犯罪率明显更低，中国严格的武器管制政策有效降低了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率。

生理唤醒与情绪误判

当人处于高度生理唤醒状态时，例如刚运动完、刚看完刺激的电影、或者刚经历紧张的事件，更容易将这种唤醒状态误认为愤怒，从而做出攻击性行为。这是因为同样的生理唤醒状态可以被大脑“标记”为完全不同的情绪，而愤怒与兴奋、紧张在生理层面极为相似。

研究发现，刚进行过剧烈运动的人在面对挑衅时更容易做出攻击性反应，这不是因为运动让人变得暴力，而是因为运动产生的生理唤醒被错误地归因为愤怒。长时间暴露在噪音、拥挤等令人不适的环境中同样会让人保持较高的唤醒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在嘈杂、拥挤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发生冲突。这些环境因素往往不是单独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放大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拥挤的场所里，再加上一点小摩擦，就可能酿成严重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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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暴力的影响

在信息时代，每天被各种媒体内容所包围：电视剧、电影、网络视频、电子游戏、社交媒体内容。这些看似虚拟的内容会对现实行为产生影响吗？大量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从1960年到1990年代初，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逮捕率增长了四倍。学者们发现，在酒精消费量和生物因素都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媒体内容的暴力化成为最值得关注的变量。

电视与影视暴力

电视可能是现代社会最强大的社会化工具。1994年至1997年的一项全国性研究对主要电视网的10000个节目进行了分析，发现60%的节目包含暴力内容，在大多数暴力场景中施暴者不会受到惩罚，受害者很少表现出痛苦，三分之二的暴力被描绘成“有趣的”，儿童节目中只有5%显示了暴力的长期后果。到小学毕业时，普通儿童已经在电视上目睹了约8000起谋杀和10万起其他暴力行为。孩子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暴力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严重脱节，暴力被美化、无害化，甚至娱乐化。

大量研究表明，观看电视暴力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持续且一致的关联。有学者对875名8岁儿童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8岁时经常观看暴力节目的孩子，在19岁时更可能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而19岁时的攻击性却无法反向预测儿童时期的观看习惯。这证实了暴力内容对行为的影响，而不是攻击性格导致偏好暴力内容。到30岁时，那些童年时期观看最多暴力内容的人更可能有犯罪记录。

观看虚拟暴力之所以会导致现实攻击行为，背后有几个重要机制：

1. 生理唤醒：观看暴力内容会增加观看者的生理唤醒水平，这种唤醒容易转化为攻击冲动。

2. 去抑制效应：成人攻击行为的展示降低了儿童对攻击的心理抑制，让他们觉得攻击是可以接受的。

3. 认知启动：观看暴力内容会激活大脑中与攻击相关的概念和记忆，让人更容易以攻击性的方式解读他人的行为。

4. 模仿学习：儿童和成人都会模仿在屏幕上看到的具体攻击行为。

暴力电子游戏

如果说观看暴力是被动接受，那么玩暴力电子游戏就是主动参与。这种差异可能让电子游戏对攻击行为产生更强的影响。

学者们对几十项暴力电子游戏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了五个一致的效应：玩暴力游戏后玩家的心率和血压会上升；更容易以攻击性方式解读他人行为；感到更多的挫折感和敌意；对同伴表现出更多攻击性，与老师发生更多争执；更不愿意帮助他人，在决策任务中更倾向于剥削而不是合作。

一些游戏支持者声称，玩暴力游戏可以让人“发泄”攻击性冲动，从而减少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但研究证据明确反驳了这种观点。练习暴力只会滋生暴力，而不是减少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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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的攻击行为

如果说个人的攻击行为已经令人担忧，那么群体中的攻击行为则更加令人警惕。历史告诉我们，一些最残酷的暴力事件往往不是个人单独实施的，而是由群体集体实施的。从古代的屠城到现代的网络暴力，群体似乎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够让原本善良的个人变成暴力的参与者。一个深刻的问题由此浮现：为什么同样的人在群体中会表现得与独处时完全不同？

责任分散与去个体化

群体环境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分散”效应。心理学家盖贝林和曼德进行了一个实验：一些参与者直接对他人施加电击，另一些参与者则只是建议施加电击的强度。结果发现，那些只提供建议而不直接实施的人，反而建议了更强的电击。当每个人都可以告诉自己“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大家都在这么做”时，就更容易跨越道德底线。

群体对攻击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去个体化”现象。当人们融入群体时，个人的身份感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心理学家津巴多让一些大学生穿上白色实验服并戴上头套，然后让她们对陌生人施加电击。结果发现，这些匿名的参与者比能够被识别身份的参与者施加了更长时间、更强烈的电击。当觉得“不会被认出来”时，平时的道德标准似乎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当个人身份感消失后，群体的规范会取代个人的道德标准——如果群体的规范是暴力的，个人就会表现得暴力；如果群体的规范是助人的，个人则会表现出极大的善意。

群体极化与暴力扩散

社会心理学家马伦对1899年到1946年间发生的60起私刑事件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参与私刑的人数越多，暴力行为就越残酷。在群体中，个人往往希望证明自己是“最忠诚”、“最勇敢”的成员，这种竞争心理会推动个人做出越来越极端的行为。当群体中有人做出极端行为时，这个行为会成为新的“标准”，其他人为了不显得“软弱”，会努力达到甚至超越这个标准。

群体中还有一种被称为“社会传染”的现象，指情绪和行为在群体中的快速扩散。愤怒、仇恨、恐惧等负面情绪在群体中往往会被放大，一旦有人开始实施攻击行为，其他人很容易跟随。在群体情绪的感染下，平时能够权衡利弊的人，也可能做出完全不理性的行为。

校园霸凌很少是一个人单独实施的，更多时候是一种群体行为，存在明显的角色分工：主要施暴者、协助者、支持者和旁观者。即使是那些不直接参与暴力的旁观者，他们的沉默和围观也在无形中支持了霸凌行为。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距离感让人们更容易参与集体攻击，一条恶意评论看似微不足道，但当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做时，就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暴力。

要打破群体暴力的恶性循环，需要在冲突的早期阶段及时引入理性声音，打断群体的情绪传染；同时通过法律和制度明确个人在群体行为中的责任，让人们意识到“法不责众”是不成立的。只有每个人在群体中都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和道德判断，才能避免群体暴力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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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少攻击行为

在深入了解了攻击性行为的各种成因和机制之后，如何有效地减少和预防攻击行为就成了更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话题，更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心理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有效的方法和策略。但在探讨这些方法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误解——关于“宣泄”的迷思。

宣泄理论的误区

“有什么气就发出来，别憋在心里”、“找个方法发泄一下就好了”——这样的建议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相信，积压的愤怒就像水坝里的水，如果不及时释放，就会越积越多，最终冲垮堤坝。这种被称为“宣泄理论”的观点认为，通过表达或发泄攻击性情绪可以减少其强度。然而，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宣泄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心理学家布什曼进行了一个直接检验宣泄理论的实验。他邀请一些被激怒的参与者进行三种活动之一：一边击打沙袋一边想着激怒他们的人；一边击打沙袋一边思考健身的好处；或者什么都不做静静地坐着。然后给这些参与者一个机会对激怒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结果发现，那些一边击打沙袋一边想着激怒他们的人表现出了最强的攻击性，而什么都不做的参与者反而是最不具攻击性的。布什曼的总结非常生动：“用发泄来减少愤怒就像用汽油来灭火。”

宣泄之所以适得其反，原因在于：通过攻击行为“发泄”时，实际上是在练习和强化攻击行为；击打、呐喊等行为会增加生理唤醒水平，让人更容易做出攻击行为；大脑还会寻找理由来合理化这种行为，进而强化对攻击目标的负面看法。心理反刍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不断地回想令人愤怒的事件、反复咀嚼自己受到的委屈，实际上不能减少愤怒，反而会加剧愤怒情绪。每一次回想都像是在伤口上撒盐，让愤怒变得更加强烈。

建设性的情绪管理

既然宣泄和反刍都不是好办法，那么应该如何处理愤怒情绪？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几种有效的策略。

认知重评是最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之一，核心是改变对引起愤怒事件的认知评价。当有人在路上超车时，愤怒的解读是“这个人故意跟我作对”，而重评的解读则是“可能他有什么急事”或“也许他没注意到我”。研究表明，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冲突情境，可以显著减少愤怒和攻击冲动。

分散注意力也是一种有效方法。当愤怒情绪涌现时，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专注的活动、愉快的活动，或者适度的身体活动上，都能帮助情绪平复。深呼吸和肌肉放松等技巧能够降低生理唤醒水平，从而减少攻击冲动。在表达方面，虽然攻击性的宣泄是有害的，但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是有益的。关键是用“我”的信息而不是“你”的信息：攻击性表达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建设性表达是“我感到很沮丧，因为我的工作被打断了。”

社会预防与文化转变

仅仅靠个人的情绪管理还不够，减少攻击行为需要系统性的社会预防策略。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很多社会中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在几十年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际战争的频率和烈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些变化证明，通过教育、法律改革、文化倡导和社会运动，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攻击性虽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表达方式完全可以改变。理解人性的复杂，不是为了让人绝望，而是为了给人希望。正如古人所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与人性中的暴力倾向作斗争时，理解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