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城市中,许多基础设施区域面积庞大,却在日常生活中被市民忽略和隔离,比如道路分隔带、高架桥下空间、防洪渠道与变电站等。这些设施虽保障了城市运行,但由于“工程优先”的规划理念,成为城市的灰色盲区,割裂了空间肌理,也浪费了重要的土地资源。
基础设施景观化,远不止于在工程结构周边简单地种植绿化,而是需要从项目启动之初就将其纳入整体景观与城市空间的系统规划。在保障交通、排水等核心功能的基础上,景观化手法还应注重生态环境的调节、空间品质的提升以及社区居民日常活动需求的融合。只有这样,原本单一、机械的设施空间才能被赋予新的功能与意义,成为生态、社会和景观多重价值的城市空间“主角”。
经过精细的景观化改造,基础设施可以从城市运行的“隐形后台”升级为联系工程系统与城市生活的重要纽带。例如,通过合理设计雨水花园、绿色屋顶或多功能开放空间,将原本被忽视的灰色地带转化为人们乐于停留、交流甚至参与社区活动的场所。这不仅提升了场地的生态和社会价值,也为推动景观都市主义理念的落地、实现人与城市环境更紧密的互动提供了坚实支撑,让基础设施真正成为承载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城市基础设施和景观设计往往被看作彼此分离、各自为政的两个领域:
这种专业分工虽然推动了各自领域的进步,但在实际城市建设中,二者缺乏深入协作,导致许多基础设施区域演变为“灰色空间”或“功能盲区”——既未实现工程之外的多样价值,也缺乏环境质量和社会参与感。
在城市快速扩张、土地充足的阶段,这一割裂现象常被忽略,表面上的城市发展掩盖了公共空间单一化的问题。然而,随着城市步入存量提升和空间资源日益稀缺的阶段,原本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带和边角地块开始成为提升城市品质、重塑公共生活的关键突破口。以基础设施为核心进行空间再利用,逐渐成为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和高品质公共空间建设的重要路径。
基础设施的功能和形式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各自有代表性设施和建设侧重点,也存在不同局限性。如下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灰色与绿色基础设施并非绝对对立、不可兼容。在实际城市项目中,常常以灰色设施作为结构和承载基础,绿色设施则作为生态补充和多功能叠加。成功的基础设施景观化,是通过这两类设施的协同,实现土地资源的复合利用,让同一空间既能满足工程和运行需求,也能为市民活动和生态服务创造条件。
此外,许多城市基础设施天然占据优越地理位置,如河道穿城而过、高速路衔接功能区、防洪堤线邻水而建等。这些区域原本具备转化为高品质公共空间的巨大潜力,但长期受“工程主导”观念影响,未被有效激活。若能从设计源头整合基础设施与景观,即可将“隐形后台”转变为兼具工程、生态与社会价值的多层级城市载体,真正造福更广泛的市民群体。
基础设施景观化的核心,在于打破“功能单一”的设计惯例,使同一块土地同时承担工程功能与景观功能。这种双重叠加,通常通过三种递进的策略来实现。
以下是三种策略在不同基础设施类型上的常见应用方式:
三种策略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组合叠加。较小的项目往往从功能叠加开始,逐步向生态整合和空间激活延伸;大型城市更新项目则常常三者并行推进,统一纳入整体设计方案。
基础设施景观化的前提是“工程功能不降级”——无论增加多少景观层次,原有设施的核心功能必须得到保障。设计师需要与结构工程师、排水工程师充分协作,在工程允许的范围内寻找景观介入的机会,而不是将景观凌驾于工程安全之上。

道路是城市中占地面积最大、却最少被纳入公共空间系统的基础设施类型。一条标准的城市主干道由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隔离绿化带共同组成,各部分之间界限分明,市民在其中的体验往往是快速穿越,而不是停留和使用。
道路景观化的第一步,是重新审视“路权分配”。现有道路断面设计中,机动车道占据了大部分宽度,人行道往往局促,绿化带也多以观赏功能为主,缺乏渗透性和生态功能。适当压缩机动车道、扩宽步行与非机动车道,是改善街道体验的基础条件,也是近年来城市街道更新的普遍趋势。
道路景观化的第二步,是将路侧绿化带从单纯的“观赏绿化“升级为“生物滞留带”。生物滞留带的关键设计是使其地面略低于路面,以便收集道路径流。雨水进入后先经过砾石层过滤,再通过种植介质缓慢渗透,根系茂密的植物进一步净化水质。这类处理同时减少了城市径流、降低了路侧的热岛效应,也改善了行人的步行体验。
以下是道路断面从传统设计向景观化改造的典型变化对比:
高架桥带来的挑战更为特殊。与地面道路相比,高架桥制造了两类城市问题:
噪声和遮阴,使桥下空间令人不舒适;
桥墩阵列将原本连续的地面空间切割成破碎的区块,阻断了周边地区之间的步行联系。
桥下空间的设计通常从两个方向入手。
第一是处理声学问题,通过在顶板加装吸声材料、设置声屏障来降低桥下噪声;
第二是将柱间空隙规划为有遮蔽感的活动场所。
桥底天然具有防雨功能,适合设置需要遮蔽的活动内容——篮球场、滑板场、农贸集市、儿童游乐区等,都曾在国内不同城市的高架桥下成功出现。
除桥下空间外,桥面本身也有潜力。部分低交通量的高架桥,在完成使命后被改造为步行高线公园,成为城市中颇受欢迎的空中步道,将原本割裂的街区重新连接起来。这类改造在国内已有多个探索性案例,路径是将原有桥体结构保留,在其上覆土种植,打通两端与地面的连接节点。
桥下空间的成功案例表明,噪声与遮阴并非不可克服的缺点,特定情况下反而可能成为有利条件——滑板运动者偏爱桥下的平整地面与遮风挡雨环境;集市摊主需要遮蔽而不太在意噪声水平。找到使用者需求与空间特征之间的匹配关系,是激活消极空间最有效的切入点。

中国快速城镇化带来了一个显著的城市问题:大面积硬质地面取代了原来的自然土地,城市失去了天然的蓄水和渗透能力。每逢强降雨,雨水迅速汇聚到排水管网,管网超载后城市内涝便难以避免。武汉、郑州等城市曾经历的严重内涝,直接暴露了传统“快排”式排水体系的局限。
“海绵城市”是应对这一问题的综合性技术路线,其核心理念是让城市像天然土地一样,对降水具有“吸水、蓄水、渗水、净水、用水”的综合能力,从源头减少城市内涝,同时补充地下水资源、改善水生态环境。
理解海绵城市,首先要了解径流系数这个概念。径流系数是指一定时间内降水量中转化为地表径流的比例,系数越高,说明地面越不透水,雨水流走得越快,对排水系统造成的瞬时压力越大。
从上图可以看到,沥青路面和混凝土路面的径流系数接近0.9,意味着降水的90%会直接成为地表径流;而自然林地的径流系数仅为0.1左右,因为土壤和植被能够吸收消纳大部分雨水。海绵城市的技术逻辑,就是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将城市地面的综合径流系数整体拉低,使其更接近自然地面的水平。
绿色基础设施包含多种类型,各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和设计要点:
这些绿色设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水文循环链条。以一个住区场地为例:
整个过程中雨水始终在场地内部消纳循环,大幅减少了排入市政管网的水量。
从调蓄容量来看,雨水湿地的单位面积调蓄能力最强,但它需要占用较大面积;绿色屋顶的调蓄量相对有限,但分布于建筑屋面,不额外占用地面空间。实际项目中,设计师需要根据场地条件、面积限制和降雨强度目标,组合选择适合的设施类型。
海绵城市的设计目标不是“零径流”,而是将场地综合径流系数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通常目标为≤0.5~0.6)。在实际项目中,必须依据场地土质、地下水位和当地设计降雨强度进行水量平衡计算,不能仅凭绿化覆盖率来判断海绵效果是否满足要求。

基础设施景观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叠加,更是一种空间价值观的转变。工程设计的语言是效率、容量和耐久性;景观设计的语言是体验、生态和时间。将两者整合,需要设计师具备双重视角:既能读懂工程图纸,又能感知空间中人的行为与需求。
以城市防洪渠改造为例,这类项目在国内多个城市都有实践。传统的防洪渠设计通常是两侧垂直的混凝土挡墙加光滑渠底,目标只有一个——尽快排走洪水。这种设计的结果是直观的:渠边寸草不生,平时令人避而远之,洪水期间更是危险地带。
改造的方式通常分几个步骤进行。
完成改造后,这条渠在雨季仍然承担泄洪功能,在旱季则成为市民日常散步、钓鱼、观鸟的场所。工程目标与景观目标,在同一块土地上得以共存。
在评估基础设施景观化项目的可行性时,以下几个维度的判断是必要的:
在国内实践中,厦门、武汉、宁波等城市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积累了大量将绿色基础设施落地于实际项目的经验。这些项目表明,成功的基础设施景观化,往往不以技术复杂度取胜,而是以精细的场地理解、与工程师的深度合作以及对使用者真实需求的回应见长。
基础设施的景观化,最终要在工程图纸与人的日常生活之间,找到那个共同的落脚点。一条渠、一座桥、一段路,在获得第二层设计意义之后,不再只是城市运转的机械零件,而是市民生活的具体场所。这种转变,正是景观都市主义最值得深入实践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