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并非仅是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堆砌而成的物理空间,更是承载人们生活记忆、情感与社会关系的容器。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景观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开始反思,单纯依赖建筑师个人的专业知识与美学追求,往往会忽略了使用者最真实且细腻的需求。真正优秀的建筑,不应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视觉冲击或空间创新,更应该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区的桥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空间和居住环境的设计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表明,让居民和各类使用者积极参与到建筑与社区的设计过程中,不仅能够增强使用者对场所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还能有效提升空间的实际使用率及社区的凝聚力。用户的声音和经验为建筑师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促使设计师跳出惯常视角,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人群差异。
本内容将探讨如何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用户参与,结合社区营造的策略,打造真正贴合人性、满足多元需求的建筑与社区空间。不仅关注空间本身的功能与美感,更关注人在其中活动、交流、成长的全过程,以及社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实例分析与理论阐述,我们希望为未来中国的建筑实践提供更加开放、包容与创新的发展思路。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现代主义建筑曾一度追求纯粹的形式美学,却忽视了建筑最本质的功能——为人服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出现了大量高层住宅区,这些“ 居住机器”虽然解决了住房短缺问题,却带来了邻里关系疏离、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这种教训促使建筑师重新思考建筑与人的关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住宅建设同样经历了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转变。以北京为例,八十年代的筒子楼虽然拥挤,却因为公共走廊和共用厨房而形成了浓厚的邻里氛围。相比之下,九十年代后期兴建的商品房小区,虽然居住条件大幅改善,却常常出现“对门不相识”的情况。这种变化促使我们反思:建筑设计如何才能既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人本主义建筑观强调建筑应当以人的需求为中心。这里的“需求”不仅包括遮风避雨、采光通风等基本生理需求,更包括安全感、归属感、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心理需求。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在其著作《人性化的城市》中提出,好的城市空间应当鼓励人们停留、交流和活动。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建筑设计:住宅小区的公共空间是否舒适宜人,直接影响着居民的交往频率和社区凝聚力。
人本主义建筑设计的核心在于理解“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人群,对建筑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和期待。
传统的建筑设计往往是建筑师根据设计任务书进行创作,使用者只能被动接受最终结果。然而,任务书中的技术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使用者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用户需求,需要建筑师走出办公室,走进生活现场。
用户需求可以分为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两类。显性需求是用户能够清晰表达的,比如“房间需要更大”“采光要好”等。隐性需求则是用户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但却真实存在的需求。比如,老年人可能说不出“需要无障碍设计”,但实际生活中,门槛、楼梯、狭窄的过道都会给他们带来不便。
在上海某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设计团队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他们在小区里连续驻扎了两周,记录居民的日常活动轨迹,观察公共空间的使用情况。他们发现,虽然小区缺乏正式的活动场地,但居民们自发地在几棵大树下形成了聚集点——早晨是太极拳爱好者,傍晚是跳广场舞的阿姨,周末则成为儿童游戏的场所。这些非正式活动空间,反映了居民对公共交往空间的真实需求。
上图展示了不同调研方法发现用户需求的效果对比。可以看到,传统的问卷调查虽然能收集大量显性需求,但在发现隐性需求方面效果有限。相比之下,参与式观察和工作坊研讨能够更好地揭示用户未曾表达但确实存在的需求。
需求挖掘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共情设计”。建筑师需要设身处地体验使用者的感受。杭州某养老社区的设计师,为了理解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佩戴模拟老花眼的眼镜、绑上限制关节活动的护具,在现有养老院中生活了三天。这种沉浸式体验让他们发现了许多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走廊扶手的高度和粗细、卫生间紧急呼叫按钮的位置、房间内家具之间的间距等,这些看似微小的设计,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

参与式设计的核心理念是将使用者纳入设计过程,让他们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这种设计方式在社区更新项目中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众多居民的共同利益。
参与式设计通常包括三个层次:告知、咨询和共同决策。告知是最基础的层次,设计师向使用者展示设计方案并征求意见;咨询则是在设计过程中主动听取使用者的建议;共同决策则是让使用者真正参与到设计决策中来,对方案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北京某胡同改造项目采用了完整的参与式设计流程。项目启动之初,设计团队在胡同里设立了临时工作站,邀请居民参加设计工作坊。在工作坊中,居民们用彩色便签纸标注出自己最喜欢和最不满意的空间,用积木搭建理想中的公共空间,用画笔描绘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些看似简单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式的设计语言,让不懂建筑专业术语的居民也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比数据显示,虽然大拆大建模式最终能达到较高的社区功能水平,但在改造过程中会经历长时间的功能中断,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渐进式改造虽然改善速度较慢,但社区功能始终保持在可接受水平,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老旧社区改造还需要关注“软性更新”。硬件设施的改善固然重要,但社区活力的恢复更依赖于社区组织和文化的建设。南京某老旧小区在硬件改造的同时,引入了社区营造师的角色。这些营造师不是建筑设计师,而是社会工作者和社区活动组织者。他们走访每户居民,了解大家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组织摄影沙龙、手工课堂、邻里集市等活动,重新激活了社区的社交网络。在改造完成两年后的回访中,居民们最常提及的不是新安装的电梯或美化的景观,而是“小区变得热闹了”和“邻居之间更亲近了”。
成功的社区改造不仅要改善物质环境,更要重建社区文化和邻里关系。硬件是基础,软件是灵魂。

在城市更新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建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保护乡村特色的同时改善居住条件,如何吸引年轻人回归乡村,如何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生,这些都需要建筑师提供智慧方案。
乡村建筑改造首先要尊重地域特色。每个地区的乡村都有其独特的建筑风貌,这是长期以来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浙江某传统村落的改造项目中,设计师深入研究了当地民居的建造智慧:白墙黑瓦的色彩源自就地取材,高墙窄巷的布局适应亚热带气候,木构架体系既便于施工又易于维修。在改造设计中,他们保留了这些传统元素的精髓,同时植入现代生活所需的卫生设施、供暖系统、网络设备等。改造后的民居,外观保持了传统韵味,内部却具备了现代居住的舒适性。
乡村公共空间的营造同样重要。传统村落中的祠堂、戏台、晒场等公共空间,曾经是村民社交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但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空间逐渐失去了原有功能。云南某村落的改造中,设计团队将废弃的老祠堂改造成多功能文化中心,既保留了传统建筑的框架和装饰,又增设了图书阅览、电商培训、儿童托管等现代功能。村口的老晒场被改造成村民广场,铺设了透水砖,增设了遮阳廊架和座椅,既能继续用于晾晒农产品,也能举办集市和文艺活动。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改造方式,让传统空间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价值。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建筑设计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贵州某村落依托茶叶种植发展乡村旅游,设计师将部分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在保持外观风貌的同时,内部按照现代酒店标准进行装修。同时,设计了茶文化体验中心,游客可以参与采茶、制茶等活动。村里还建设了农产品展销中心和电商物流站,帮助村民拓展销售渠道。这些建筑设施的完善,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硬件基础,也为村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某示范村落的改造效果跟踪数据显示,通过系统的建筑改造和产业植入,村落的人口流失趋势得到扭转,村民收入显著提高,社区活力明显增强。这证明了精心设计的建筑改造能够真正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建设需要长远眼光。许多乡村改造项目过分追求短期效果,大规模投入建设文旅设施,结果游客来了一阵就散了,设施也随之闲置。可持续的乡村建设应当立足于当地实际,循序渐进,让建设与乡村的发展节奏相匹配。四川某村落的改造采用了“小规模、低成本、可复制”的策略,先改造一两栋民居做示范,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先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再考虑旅游开发。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虽然见效慢,却更具可持续性。
建筑改造只是社区营造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效的管理和运营机制,让改造后的社区能够持续保持活力。这需要政府、居民、专业团队、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
社区自治是长效机制的核心。改造完成后,社区的日常维护、活动组织、矛盾调解等工作,最终还是要依靠居民自己。深圳某社区在改造过程中就注重培育居民自治能力,成立了由居民代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工作者组成的社区理事会,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维护标准、活动安排等,都由理事会讨论决定。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也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
专业支持不可或缺。居民虽然最了解自己的需求,但在设计、施工、运营等专业领域需要外部支持。一些城市探索建立了“社区规划师”制度,由专业建筑师或规划师担任社区顾问,定期到社区开展工作,为居民提供专业咨询,协助解决空间使用和改造中的问题。这种模式在台湾地区实施多年,效果良好,近年来在大陆一些城市也开始推广。
社区经济的培育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纯粹依靠政府投入的社区改造,往往面临资金不足和后期维护困难的问题。一些社区探索通过发展社区经济来自我造血。例如,将社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用于经营社区咖啡馆、便民超市、手工作坊等,收益用于社区维护和活动开展。成都某社区在改造后的公共空间里开设了社区食堂和共享厨房,既为居民提供了便利服务,也为社区带来了稳定收入。这种“社区企业”模式,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也为社区的可持续运营提供了经济基础。
建立评估反馈机制也很重要。社区营造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不断评估效果,及时调整策略。一些社区建立了定期评估制度,每年组织居民满意度调查,收集改进建议,根据反馈意见调整管理和服务。这种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了社区建设始终贴近居民需求。
在用户参与和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建筑师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建筑师是独立的设计师,凭借专业知识创造建筑作品。而在参与式设计中,建筑师更像是协调者、组织者、引导者,需要在专业判断和用户需求之间寻找平衡。
建筑师首先要学会倾听。这不是简单地听取意见,而是要理解不同群体的深层需求和真实想法。在社区调研中,建筑师需要放下专业身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居民交流,用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各种意见。有时候,居民的想法可能在专业上不够成熟,但背后反映的需求却是真实的。建筑师的任务就是从这些朴素的表达中提炼出设计要素,转化为专业方案。
建筑师还要学会组织和引导。参与式设计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各方诉求往往存在矛盾。建筑师需要组织协调会议,搭建对话平台,引导各方理性表达、相互理解、寻求共识。这需要建筑师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而这些“软技能”往往是建筑教育中较为欠缺的。
建筑师更要坚守专业底线。倾听和参与不等于放弃专业判断。在涉及结构安全、消防规范、环境保护等原则性问题上,建筑师必须坚持专业立场。同时,当居民的某些要求不合理或不可行时,建筑师也要有勇气说“不”,并用专业知识和通俗语言解释原因,提出替代方案。专业性和参与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建筑师在参与式设计中的角色是“专业服务者”而非“艺术家”。设计的好坏不仅看形式美观,更要看是否真正解决了使用者的问题,是否得到了社区的认可。
一些建筑院校和职业机构已经开始调整建筑教育的内容,增加社会学、心理学、沟通技巧等课程,组织学生参与实际的社区项目。这种转变是必要的,因为未来的建筑实践将越来越多地涉及社区营造和参与式设计。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用户参与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更高效地收集意见、展示方案、促进交流,让更多居民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可以帮助非专业人士更直观地理解设计方案。传统的二维图纸对普通居民来说难以理解,而三维模型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居民“身临其境”地体验未来的空间。杭州某社区改造项目中,设计团队制作了VR虚拟漫游系统,居民戴上VR眼镜就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走一走”,直观感受改造后的效果。这种体验式的方案展示,让居民能够提出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意见。
线上参与平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是所有居民都有时间参加实地调研和工作坊,线上平台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一些城市开发了社区营造APP,居民可以随时在平台上查看项目进展、提出意见建议、参与投票表决、报告问题隐患等。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参与方式,大大提高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更科学地理解用户需求。通过分析社区内的人口结构、活动轨迹、空间使用数据等,可以发现一些人为观察难以发现的规律和趋势。北京某社区在改造设计前,利用手机信号和摄像头数据分析了居民的活动热力图,发现了几个高频使用但设施不足的空间节点,在设计中重点进行了改善。这种数据驱动的设计方法,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数字化手段应当服务于参与式设计的核心目标——让更多人能够有效参与,而不是用技术的复杂性制造新的参与门槛。
用户参与和社区营造代表了建筑设计理念的重要转变,从建筑师中心转向使用者中心,从单纯的物质空间建造转向社区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构建。这一转变对建筑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建筑创作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北京胡同的有机更新保留了城市记忆,上海老公房改造改善了居民生活,成都社区营造增强了邻里凝聚,云南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发展。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都将使用者放在了设计的核心位置,通过深入的需求挖掘和广泛的参与机制,创造出了真正服务于人的建筑空间。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用户参与和社区营造并非万能良方。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资源投入,也需要各方的理解和配合。在快节奏的城市建设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参与,如何处理专业性与民主性的关系,如何建立可持续的机制,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对于建筑学的学习者而言,理解人本主义思想、掌握参与式方法、培养沟通协调能力,将是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筑不是孤立的物体,而是生活的容器、文化的载体、社会的界面。只有真正理解了“人”,才能设计出有温度、有生命力的建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