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是一位生态学家,想要研究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好的研究地点在哪里?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岛屿。
岛屿就像是大自然为我们准备的实验室。与广阔的大陆相比,岛屿上的物种种类相对较少,而且被海洋或其他障碍明确地分隔开来。这种天然的“隔离”状态,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生物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中国,我们有着丰富的岛屿资源。从东海的舟山群岛,到南海的海南岛和西沙群岛,每个岛屿都孕育着独特的生态系统。更有趣的是,不仅海洋中的真实岛屿是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城市中的公园、山地森林中的孤立林地、甚至沙漠中的绿洲,都可以被看作是“栖息地岛屿”。对于不会飞行的昆虫来说,一棵树就是一座岛屿;对于水生生物来说,一个池塘就是它们的全部世界。
岛屿生物地理学不仅研究真正的海洋岛屿,还研究任何被不同生境包围的隔离栖息地,比如城市公园、山顶森林、孤立湖泊等“生态岛屿”。
如果你有机会去考察不同大小的岛屿,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岛屿面积越大,生活在上面的物种数量往往越多。这个规律在鸟类、昆虫、植物等几乎所有类群中都成立。
更准确地说,当我们把岛屿面积增加到原来的10倍时,物种数量大约会增加到原来的2倍。这个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描述:
其中,(S) 是物种数量,(A) 是岛屿面积,(C) 和 (z) 是常数。(z) 值通常在0.24到0.33之间,它反映了物种数量随面积增加的速度。
让我们看看中国一些典型岛屿的数据:
面积大的岛屿通常包含更多样的栖息地类型。比如海南岛,从沿海的红树林、低地的热带雨林、到中部的山地森林,不同海拔和环境条件形成了多样的生态位,能够容纳更多不同生态需求的物种。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面积大的岛屿能够支持更大的种群数量。种群数量大,灭绝的风险就小。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岛上只有10只鸟,一场台风就可能让它们全部消失;但如果有1000只鸟,这个种群就稳定得多。
大陆上相同面积的区域总是比岛屿支持更多物种,因为大陆上的栖息地是连续的,物种可以从周边区域迁入,而岛屿是真正的“隔离体”。
1963年,生态学家麦克阿瑟和威尔逊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岛屿上的物种数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假如岛屿就像一个不断有人进出的房间。新物种不断从大陆或邻近岛屿“迁入”,同时岛上的一些物种因为竞争、天敌、环境变化等原因“灭绝”。当迁入速率恰好等于灭绝速率时,岛屿的物种数量就达到了平衡。

迁入率会随着岛上物种数量的增加而降低。这很好理解:当岛上只有很少物种时,来自大陆的任何一个物种都可能是“新物种”;但当岛上已经有很多物种时,新来的个体很可能属于已有的物种,不能算作“新增”。
灭绝率则相反,会随着岛上物种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原因在于:物种越多,平均每个物种的种群规模就越小,小种群更容易灭绝;同时,物种间的竞争也会加剧,增加被淘汰的可能性。
在上图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平衡点,对应的物种数量记作 (S^*)。在平衡状态下,虽然物种总数保持稳定,但物种组成可能不断变化——旧的物种灭绝,新的物种迁入。
如果我们假设迁入率和灭绝率都与物种数呈线性关系,可以写出:
其中 (\lambda_0) 是岛上没有物种时的最大迁入率,(\alpha) 和 (\beta) 分别是迁入率下降和灭绝率上升的速率。
在平衡点,迁入率等于灭绝率,因此平衡物种数为:(S = \lambda_0 / (\alpha + \beta))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平衡物种数由初始迁入率和两个速率常数共同决定。
这个理论还能预测两个重要的效应:
距离效应:离大陆越远的岛屿,物种迁入越困难,因此平衡物种数越少。舟山群岛离大陆很近,鸟类迁入相对容易;而南海的西沙群岛距离大陆约300公里,许多大陆物种难以到达,因此物种数相对较少。
面积效应:面积越小的岛屿,灭绝率越高(因为种群规模小),因此平衡物种数也越少。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原本连续的森林被道路、农田、建筑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小片。这个过程叫做“栖息地破碎化”。
以大熊猫的栖息地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秦岭、岷山、邛崃山等地的竹林还大面积连片分布。但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这些栖息地被分割成了30多个相互隔离的小块。每个小块就像一座“岛屿”,大熊猫种群被迫分散在这些“岛屿”上。
当一个物种的分布被分割成多个相互隔离但又有一定联系的小种群时,这个整体就叫做“集合种群”。每个小种群都有可能因为环境波动、近交衰退等原因而灭绝,但只要不同小种群之间还有偶尔的个体迁移,整个物种就有可能在区域水平上持续存在。
栖息地破碎化是当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小种群面临更高的灭绝风险,包括遗传多样性丧失、近交衰退、环境和人口随机性的影响。
生态学家列文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集合种群动态模型:
其中 (p) 表示被占据的栖息地斑块比例,(m) 表示斑块的定居率,(e) 表示局部灭绝率。在平衡状态下,被占据的斑块比例为 (p^* = 1 - e/m)。
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只要定居率大于灭绝率(即 (m > e)),物种就能在集合种群水平上持续存在,即使某些斑块的种群会灭绝。
在实际的集合种群中,不同的栖息地斑块质量往往不同。有些斑块环境条件好,种群能够自我维持并产生向外扩散的个体,这些叫“源栖息地”。另一些斑块质量较差,如果没有外来个体补充,种群无法维持,这些叫“汇栖息地”。
四川卧龙保护区的大熊猫种群就是一个典型的源种群,它向周边的小片栖息地输出个体。建立连接不同栖息地的“生态走廊”,对于维持集合种群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超过3.5万种高等植物和6500多种脊椎动物。这些生物资源不仅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还有实际的经济和医药价值。
许多重要的药物成分来自植物。比如青蒿素,从黄花蒿中提取,成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红豆杉中的紫杉醇,是治疗癌症的重要药物。我们至今只研究了不到5%的植物物种的药用潜力,每一个物种的灭绝都可能意味着失去潜在的“救命良药”。
保护生物学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个物种需要多大的种群规模才能长期生存?这个阈值叫做“最小可存活种群”(MVP)。
种群太小会面临多重风险:遗传多样性降低、近亲繁殖、对环境波动更敏感、更容易受偶然事件影响。以华南虎为例,野外种群数量极少(可能已经野外灭绝),即使人工圈养的个体还有一些,但由于遗传瓶颈,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已经严重降低。
当种群数量降到临界值以下时,会进入“灭绝漩涡”:小种群→遗传多样性降低→适应能力下降→种群进一步缩小→更容易灭绝。这个恶性循环很难打破。
在设计自然保护区时,保护生物学家面临一个选择:是建立一个大型保护区好,还是建立多个小型保护区好?这就是著名的“SLOSS辩论”(Single Large Or Several Small)。
单一大型保护区的优势:
多个小型保护区的优势:
目前的共识是:应该结合具体情况。对于需要大片连续栖息地的物种(如东北虎、亚洲象),大型保护区更重要;但保护区之间的连接走廊同样关键,可以让不同保护区的种群保持基因交流。
基于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保护区设计原则:
尽可能大: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保护区面积越大越好。大兴安岭的森林保护区能支持完整的食物链,包括顶级捕食者。
减少边缘效应:保护区应尽量接近圆形,减少边缘与核心面积的比例。边缘地带受外界干扰大,不适合对环境敏感的物种。
建立生态走廊:用林带、河流廊道等连接孤立的保护区。大熊猫国家公园就通过走廊带连接了岷山、邛崃山等不同山系的栖息地。
保护多样性热点:优先保护物种特别丰富的地区。云南西双版纳、广西喀斯特地区、海南热带雨林等都是需要重点保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
中国的草原面积在过去50年里减少了近30%,许多物种的栖息地仍在持续缩小。我们需要在这些生态系统完全消失之前,采取行动保护它们。每一个物种都是数百万年演化的结果,一旦灭绝就永远无法恢复。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为了其他生物,也是为了人类自己。健康的生态系统提供清洁的空气和水、稳定的气候、肥沃的土壤,这些都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当我们保护大自然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