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考一个问题,当你站在海边,看着海水逐渐上涨。虽然你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很快就会被淹没,但你仍然选择站在原地不动。这就是人类面对气候变化时的真实写照——我们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却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海平面不断上涨,这些现象正在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然而,尽管科学证据确凿,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进展仍然有限。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行为经济学原理和选择架构问题。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复杂系统性问题。理解人类行为模式对于设计有效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如燃烧化石能源、大规模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已升高约1.1摄氏度。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3年发布的评估报告,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得不到有效控制,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上升3-4摄氏度,将引发海平面大幅上升、极端气候频发和生态系统失衡等灾难性后果。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愈发凸显:
这些极端气象事件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直接威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全。
面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威胁,人类社会为何集体行动迟缓?行为经济学揭示,诸多心理偏误和行为障碍共同作用,造成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存在巨大阻力。这种“完美风暴”主要包括以下五大障碍:
这些障碍在中国社会表现也较为突出,不仅影响公众个人行为,更左右公共政策和社会决策。

现状偏好是人类天然的行为特性。多数人在日常压力面前,倾向于优先处理当下实际问题,对未来风险关注度不足。例如,家长通常更关心孩子教育支出、房贷还款等眼前压力,对于减少能耗、采用绿色生活方式等环保行为,则容易推迟或搁置。中国城市调研结果显示,即使接受了大量气候科普,只有不到30%的人会在非刚需情景下主动选择绿色出行。
常见例子:
与雾霾等可见的空气污染不同,温室气体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使得人们难以直观感受到其危害。例如,北京雾霾爆表时期,公众自发推动了空气治理政策;而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绝大多数人无法将个人日常行为(出行、用电、消费等)与全球气候变化建立直接联想。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汽车尾气、建筑耗能的监管不断加强,但公众对“碳足迹”认知比例不足20%,普遍认为“这事离自己很远”。
对于一般的社会威胁(如犯罪、恐怖袭击),社会通常可以明确指责肇事者、聚焦资源应对。然而,气候变化是千千万万人遍布全球几十年累积的结果,没有“具体敌人”可供指责。在中国,气候行动不仅仅落在政府与大型企业肩上,每个家庭、个体的日常行为同样影响着碳排放。由于责任分散和“大家都这样无所谓”的心理,个人往往低估了自身参与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导致的危害通常表现为各种概率性事件(如极端暴雨、高温、旱灾)。但公众更易被确定性风险所驱动,对于“不知道是否就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天灾,容易抱持观望甚至保持怀疑。在中国,近年来民众普遍接受气候变化事实,但对于“某次极端暴雨就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后果”的科学归因仍存争议。例如,2022年南方极端高温时,部分地方政府就面临“是否归咎于全球变暖”的舆情压力。
损失厌恶是指人们对于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远大于同等收益所带来的快乐。例如,政府为实现“双碳”目标提出的碳税、限电、天然气涨价等措施,公众往往更关心短期经济成本;而对于减缓气候变化、促进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收益,认可度较低。
“损失厌恶”场景对比信息

气候变化是“公地悲剧”的经典案例。每个国家都能从自身增加排放中获益,却只需分担全球范围的损失,导致谁都不愿意率先付出减排代价。如果所有国家都选择搭便车,最终全球气候将无法承受。
在国际谈判桌上,这种心理变得尤为明显。例如,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上,发达国家希望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历史排放大国率先行动。2015年《巴黎协定》之后,中国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理念,承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积极表明自身担当,但国际间信任和互助依然需不断加强。
为帮助公众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难题,社会科学家常用“公共物品博弈”实验作为类比。以中国为例,许多城市曾进行过绿色社区积分制试点:
假设一个小区10户家庭,每户获得同样数量的“碳积分”,可自由选择节能减排或直接兑换收益。节能的碳积分可以被社区“双倍奖励”,但要获得最大化奖励,需要所有家庭都积极参与。如果有人袖手旁观,他们仍然能享受公共环境的改善,却无需承担行动成本。刚开始大多数家庭愿意主动参与,随着部分家庭“搭便车”,整体积极性下降,最终激励机制难以持续。
此外,研究发现:在开展公共行动前,如果居民有机会交流讨论、在微信群等场所公开承诺,将明显提升合作意愿与参与率,哪怕这些承诺并无强制约束。
当激励措施存在严重错位时,政府应主动通过调整激励手段予以纠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如果人类的温室气体或其他污染物排放过量,就必须让决策者承担相应的成本,激励其减少排放。
实际政策主要有两种工具:(1)对污染者征收碳税或罚款;(2)实施碳排放权限额与交易系统。碳税直接通过价格手段让污染企业为碳排放买单,而限额交易则通过设定总量、分配、允许市场流通的额度,引导企业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减排成本。
近年来,全球多国都在实践碳定价政策。下方归纳了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典型做法和成效:
在中国,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即“碳市场”)正式上线,初期就已覆盖全国发电行业。随着经验积累,将逐步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纳入,把配额分配和碳价设定逐步提升,既保障企业承受能力,也为社会转型赢得时间窗口。
中国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经验复制、全国铺开”的模式,是充分考虑国情、温和推动绿色转型的体现。通过试点城市(如北京、深圳等)相关行业先行实践,逐步总结经验并完善配套制度,为全国碳市场的平稳运行和企业适应打下坚实基础。预计2025年前后,更多高排放行业将被纳入全国碳市场。
尽管经济激励(如碳税)是气候政策核心工具,但越来越多的行为科学研究发现:法律强制、标准授权等行政手段同样可以高效推动绿色转型。很多消费者在购买节能电器、节能汽车时,即使明知长期节能可以省钱,但在决策时往往依然被初始价格束缚——这就是著名的“能源悖论”。
比如,中国自2013年以来实施家电节能标识与能效标准,大幅提升了新产品能效,淘汰了大量高能耗设备。国务院《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等文件,均通过设立强制标准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消费者选择更高效、环保的产品,实际节能效果十分显著。
如果仅靠经济激励,部分消费者和企业仍可能忽视节能带来的经济价值,而监管授权能够直接改变市场结构和消费习惯,两者结合会产生更大效果。
透明的信息披露是一项低成本但有潜力的“助推”手段。通过让企业和个人了解自身行为的环境影响,可以间接促使其改变决策。例如,2021年中国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暂行办法》,逐步要求重点排放单位披露自身碳排放,很多地方还建立了社会公众查询平台。
在地方实践中,如深圳市环境信用信息平台,不仅公开企业污染信息,还关联绿色信贷支持及政府采购政策,让守法、绿色企业获得更多激励。以下是信息披露助推绿色转型的部分场景:
事实证明,不要求企业立刻整改的纯信息披露,有时也能带来实际排放降低,是“低成本高回报”的温和策略。
让绿色选择成为便捷“默认项”可极大提升绿色转型效率。目前,部分地区推动绿色电力“自动签约”、城市公共交通IC卡默认为环保模式或碳积分积分自动累计,让绿色消费潜移默化融入日常。例如:
德国的实验证明:将绿色能源套餐默认勾选,四周内绿色合同选择率从7.2%飙升至69.1%。在中国,上海、深圳部分居民已体验相关“绿色默认”功能,参与意愿与实际绿色选择率显著提升。
社会规范与透明度同样是助推绿色行为的重要力量。在中国,部分城市联合电力公司推出居民用电“对标报告”,让市民知道自己能耗是高还是低,并为低碳家庭发放“绿色能量奖章”。
研究显示,家庭收到“你的用电量高于小区平均水平”的简短信号后,后续月度用电减少了1.8-2.3%。一个北京试点社区通过邻里能耗榜单,推动了家庭电力消费下降,参与居民也更乐意主动学习节能小技巧。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温室气体排放国,近年来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气候治理责任。2020年提出“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推动方案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自2021年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纳入的重点发电企业超过2000家,年碳配额超40亿吨。目前碳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未来有望扩展至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行业,形成更完整的碳定价系统。
碳市场运行机制如下:
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不仅是全球绿色信贷余额、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还通过绿色担保、环保基金、碳金融衍生品等工具为绿色转型持续“输血”。2023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项目获益明显。
政策引导+市场定价+金融支持三位一体,是大规模绿色转型成功的关键组合。这一经验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实范本。
技术创新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驱动力。中国近年在光伏、风能、储能、智能电网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23年,中国光伏组件全球市场份额超过70%,多晶硅、电池片、组件等细分领域均占全球前列。风电、储能技术价格持续下降,推动可再生能源平价甚至低于煤电。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绿色治理中作用日益凸显。例如:
这些应用不仅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率,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打开新局面。
中国循环经济快速发展,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到产业能效梯级提升,为绿色增长提供新路径:
气候变化看似遥远,其实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低碳有为”。除了国际合作和宏观政策,每一位普通人采取的微小行动,聚沙成塔,也能促进社会整体的绿色转型。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
例如,定期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不仅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还有效减少了碳排放。选购贴有能效标识的冰箱、空调等家电产品,也是在用消费支持节能产业。同时养成节约用水、双面用纸、垃圾分类的习惯,这些细节决定着我们的碳足迹大小。

随着大众环保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主动为环保产品和品牌买单。尤其在中国,绿色消费正成为社会新风尚。例如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攀升,许多家庭首选节能型冰箱和洗衣机。
近年来,绿色产品在中国市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例如,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6.7万辆,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激增至949.5万辆,增长幅度高达594%。这一显著的增长不仅反映了消费者绿色出行意识的提升,也推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这股趋势不仅推动了绿色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也鼓励了企业加速绿色转型。例如,许多快递公司推出了可降解包装,超市开始设立无包装蔬菜专柜,知名品牌推出可回收材料系列产品。消费者的选择正在改变市场供给,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
要实现全民绿色行动,教育与宣传至关重要。学校通过环境科学课程、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固废分类”“节水节能”“绿色出行”等内容。比如,不少小学定期组织校园垃圾分类比赛、参观生态园区。
媒体也利用新闻报道、宣传片、网络短视频,普及气候变化知识和低碳生活方式。同时,各地的公益组织还会在社区举办环保讲座、旧物循环市集,让环保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例如:
通过教育和宣传,每个人不再只是被动接收者,而成为绿色生活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实现“人人为环保,环保为人人”。
基于我们的分析,我们建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企业应该认识到,绿色转型不仅是社会责任,也是商业机遇。通过投资清洁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开发绿色产品,企业可以在减少环境影响的同时,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企业还应该加强信息披露,让消费者了解产品的环境影响,促进绿色消费。
对于个人,我们建议:
气候变化不仅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挑战,更催生了对生产与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的需求。我们需要从制度、技术、日常行为等多角度共同发力,推动经济与环境协同进步。绿色转型不仅依赖于新技术的引入,也离不开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积极参与,大家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每个人的选择与行动都在影响着气候未来。唯有汇聚政府高效政策、企业创新实践与公众自觉参与,才能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
技术创新如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循环经济等不断为我们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但关键在于让绿色选择成为便捷的默认选项。通过更智能的制度设计和持续宣传,我们能够帮助每个人化繁为简地融入环保行为,共创绿色、宜居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