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不平等与发展

在当今世界，贫困和不平等依然是制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尽管过去几十年全球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极端贫困人口显著下降，但挑战依然存在，减贫步伐在部分地区明显放缓。根据世界银行2025年最新数据，2023年全球仍有约7亿人左右生活在每日2.15美元国际贫困线以下（疫情导致减贫进展受到严重冲击），而按照每日3.65美元的新国际贫困线计算，全球贫困人口超过9亿。

这些极端贫困人口往往面临多重剥夺：他们可能长期营养不良，健康状况脆弱，受教育机会有限，居住环境恶劣，难以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也缺乏社会和政治参与权利，极易被边缘化。城乡差距、性别不平等、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使得全球减贫和共同富裕目标更加复杂和紧迫。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不仅在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更在于增长成果能否公平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单纯依靠优先惠及富人的“涓滴效应”增长路径，难以有效缓解贫困和不平等，甚至可能带来分配进一步恶化。只有让经济增长由广泛大众共同参与和受益，实现生产性就业扩展、教育机会平等，以及包容性制度保障，才能让发展成果普惠民众，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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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测量

收入分配的规模分布

在衡量不平等时，经济学家通常区分两种主要的收入分配测量方法：个人收入分配（规模分布）和要素收入分配（功能分布）。在中国实际操作中，我们最常用的是个人或家庭收入的规模分布方法，即关注不同家庭或个人的总收入水平分布，而不区分其收入来源。

我们可以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例，来理解这一分布。以2022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布为例，全国居民按收入五分位排序，分为最低20%、较低20%、中间20%、较高20%和最高20%五组。在收入的分配中显示出明显的不均衡：

简析： 可以看到，最高20%家庭约占据总收入的37%，而最低20%家庭仅占5.9%。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差距则更加突出。2022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城市4.7万元和农村1.98万元，城市大约是农村的2.4倍。此外，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差异也较大。

库兹涅茨比率（Kuznets Ratio）： 衡量收入分配不均，是最高20%收入与最低40%收入的比值。以上表计算，中国最高20%的收入占比为37%，而最低40%为5.9%+11.1%=17%，库兹涅茨比率约为2.18，说明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平等。

洛伦兹曲线分析

洛伦兹曲线是一种直观展示收入分布不均的图形工具。完全平等状况下，洛伦兹曲线是一条45度直线，但现实中洛伦兹曲线往往向下弯曲，弯曲越明显，不平等程度越高。下图通过中国和其他国家（如北欧国家）或典型案例进行了对比：

洛伦兹曲线离45度完全平等线越远，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就越严重。现实生活中，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间差距都会造成洛伦兹曲线的形状向下弯曲。

基尼系数与综合不平等测量

基尼系数是世界范围判断收入分配不平等最常用的综合性指标，其数值越接近1表示收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越接近0则越平等。202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5，略高于国际警戒线0.4及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但较拉美、非洲等高度不平等国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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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贫困的测量

收入贫困与标准

绝对贫困是指无法获得维持基本生存与体面生活所需最低资源的人口。2024年，世界银行最新国际极端贫困线为每日2.15美元（2022年购买力平价，PPP），而低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采用每日3.65美元标准。中国政府自“脱贫攻坚战”以来设定的国家农村贫困线，近年来大致参照年人均纯收入约4300元人民币，并动态调整。多个国家和地区还会设定“绝对贫困”“中等贫困”“相对贫困”等多档标准。下表展示主要贫困标准及代表性当前数据（2022-2024）：

在中国，经过近十年攻坚，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已基本“清零”，但相对贫困、弱势群体保障和边缘地区发展长期仍是重要政策方向。

实际贫困统计仅计算人数有严重局限。例如，中国同村贫困家庭中年收入3500元和1200元者都被视为贫困，但显然后者的困境更深。因此引入贫困缺口指数（TPG），衡量将所有贫困人口收入提升至贫困线所需的总资源投入。

FGT指数组（P₀、P₁、P₂）满足所有理想贫困测度原则。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以及中国扶贫评估均大量采用FGT系数进行多维贫困比较。

多维贫困测量

收入是贫困的基础，但并非唯一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能力方法”，强调健康、教育、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多维衡量。中国近年来多维贫困动态监测涵盖健康、教育、住房、基础服务等多项指标。

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多维贫困指数（MPI）”为例：中国2010年MPI为0.041，到2014年进一步降至0.016，显著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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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极度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社会福利主要受到人均收入提升的正面作用，以及贫困和不平等加剧的负面作用共同影响。绝对贫困的危害易于理解，但为什么相对不平等同样至关重要？其实，不仅因为不平等直接影响社会正义，还会进一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极度收入不平等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多样。以下总结了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主要负面影响：

在中国，城乡差距和区域收入差异曾一度明显，制约了中西部人口享有教育、金融和医疗等发展资源的均等化。例如，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可便利获得信贷、优质教育资源，而内陆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受限、创业环境不佳，部分农民不得不将子女留守家乡从事低生产率劳动，或进城打工但难以真正实现财富积累。

此外，高收入阶层部分收入流向房地产、豪华消费品或境外资产配置以及“资本外流”，导致对本地经济发展贡献有限。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国部分富裕阶层开始海外购房或移民，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国内对创新创业领域投资的积极性。

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与中国经验

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初期随着工业化推进，不平等会上升，到达一定节点后再随经济成熟而下降，呈“倒U形”曲线。但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并不完全相同，结构转型方式、政策选择和社会治理影响着不平等曲线的形态。

对为何初期不平等上升、后期下降，刘易斯结构转型模型提供了部分解释：早期工业化集中于生产率高、岗位少的现代部门，使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收入分配趋于平衡。而教育普及和劳动力流动使高技能溢价逐步回落，不平等有所缓解。

以中国为例，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但21世纪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教育均等化、社保扩容、乡村振兴等政策推进，基尼系数自2010年达到高点后持续回落，说明政策干预能有效打破绝对“倒U形”宿命。

下表对比了近几十年中国城乡、区域及整体不平等变化趋势：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格局显著改善，尤其是城乡和区域差距收窄，体现了中国通过调控与政策创新在不平等治理方面的探索和成效。

值得补充的是，国际经验也显示台湾、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坚持普及教育、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覆盖，可以推动“共同富裕”而非陷入极端不平等。“倒U形”不是宿命，发展模式与治理能力同样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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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贫困的协同关系

当经济增长与减贫目标相结合时，往往能够产生“1+1>2”的协同效应。传统观点认为，快速增长可能会让最贫困群体被边缘化，但中国的经验揭示如下事实：

1. 扩大信贷和创业机会：广泛的贫困限制了穷人获取信贷和创业资金的能力，也影响其为子女教育投资。在中国，国家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扶贫贷款等措施，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口融资和创业条件。例如截至2020年，全国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直接带动大量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和小微企业。

2. 投资结构向包容增长转型：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富人消费导向不同，中国近二十年来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教育、产业升级等基础投资，间接帮助了边缘群体提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3. 社会保障体系强化：低收入人群往往面临健康、教育等多重劣势，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中国自2009年以来全面实施新农合、新农保、低保等社会保障项目，有效提高了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

中国减贫与经济增长互促的成效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如下：

中国经验显示，1981—2020年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超6亿，贫困发生率下降至不足1%。这得益于高增长、普惠政策和精准施策共同作用。例如“精准扶贫”工程推动建档立卡、因户因人施策，成为全球减贫的重要参考样本。

总体来看：“增长”与“减贫”并不冲突，关键在于增长红利能否以公平的方式惠及全体人口。中国积极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正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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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政策选择

多维干预领域

在全球化及数字化加速演进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在减少贫困和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有效推动包容性增长，政府需采取广泛且精准的政策组合，这里主要归纳为两个重要领域，并结合近年的具体实践与成效：

1. 改变功能分配（要素回报结构）

通过调整劳动、土地和资本的价格机制，重新分配各类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例如，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推进、最低工资标准的持续提升，提升了外来务工群体和服务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在印度，近年来提升农民采购价（MSP）和推动农村就业保障计划（MGNREGA），有效改善了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收益地位。

当政府通过政策（如工会保护、最低工资、就业补贴等）压低资本回报、提升劳动回报，企业往往更倾向于以劳动力替代资本，带动更多就业。2024年春季动画罢工潮中，美国好莱坞作家工会具有典型意义，其争取更高稿酬和AI保护并非只影响创意产业，也提升了“劳动谈判”议题热度。

2. 通过资产赋能改变规模分布

影响个人收入极度不均的根本，是生产资料（如土地、住房、股权、储蓄等）所有权在高收入阶层的高度集中。以巴西“零饥饿”计划为例，通过大规模的土地和住房援助，低收入家庭获得自有住宅与生产用地的比例大幅上升，数百万家庭实现脱贫。再如中国脱贫攻坚中的易地搬迁和产业扶贫，也让贫困人口实际拥有可持续经营的资产。

要纠正仅依赖要素价格难以打破的结构性不平等，必须直接针对资产所有权高度集中、教育与技能培训资源分布不公。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近年来持续推进农村土地产权确权改革，提高农民融资能力，促进乡村产业升级，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

政策工具与案例

行为经济学与新型减贫手段

近年来，多国实践和诺奖成果凸显：仅靠经济刺激往往难逆转贫困陷阱，行为经济学激励机制日益重要。例如孟加拉的“无抵押小额信贷”、南非现金激励中“带娃返校奖学金”，均通过行为激励与消除“信息鸿沟”，激发了穷人主动改变命运的能动性。

“贫困认知税”理论指出，长期贫困会占用大量心理带宽，加重压力，损害认知功能，使穷人难以规划、决策和冒险投资。2022年联合国研究发现，环境压力与高焦虑导致多国贫困人口存在更严重的注意力分散、执行控制下降、心理健康障碍等问题，影响生产效率与社会流动。

除了提升身体健康保障，现代减贫项目越来越关注对心理健康、社会认知以及“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例如卢旺达和肯尼亚“心理干预+技能培训”试点，已被证实能有效提升就业和创业成功率。未来，利用数字科技及时跟踪贫困人群心理、认知与生活状况，将成为综合干预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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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结论

综合来看，发展中国家减贫与应对不平等需要系统性的政策组合，而非零散措施。核心策略可归纳为：纠正要素价格扭曲、推动资产与机会的结构性再分配、实施累进税收与社会保障（含直接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以及发展微金融、健康、教育等直接提升贫困群体能力的项目。这些举措协同为最脆弱群体构建社会安全网和上升通道。

政策的重点不仅是消除极端贫困和有害不平等，更要推动包容性增长，兼顾贫困的多维属性。事实证明，包容性增长与有针对性的减贫、预防新贫困的措施应同步推进，仅凭增长难以在可接受的周期内根除贫困。

消除极端贫困虽然充满挑战，但并非遥不可及。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詹姆斯·斯佩思所说：“贫困已经不再是必然发生的事。只要有决心与合作，全世界完全有能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