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乡迁移

城市化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选择离开乡村，流向城市，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城乡迁移是城市化的动力核心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生活质量差异促进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人口迁徙不仅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对城乡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也面临诸如资源压力、环境污染、社会融合等一系列挑战。如何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城市化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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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化趋势与特征

城市化的基本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呈现出持续加速的态势。联合国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城市人口已超过45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68亿，届时全球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未来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格外突出。1978年改革开放初，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到了2022年已高达65.2%。

巨型城市的兴起

城市化浪潮促进了巨型城市（即人口超千万的都市区）的快速增多。1990年全球仅有10座巨型城市，2022年已增至33座，预计2030年将达到43座。中国作为世界上巨型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均已突破千万人口规模，成为引领全球都市化的代表。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通常，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城市化率也越高。以中国为例，随着GDP持续增长，城市化率也迅速提高。反观一些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常常较低。而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尚未完全工业化、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城市化却迅速推进，呈现“先城市化后工业化”的新现象。

以中国典型发展阶段为例：

城市贫民窟的挑战

快速城市化也带来诸多挑战，尤以贫民窟问题最为突出。全球约10亿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占比高达50%以上。中国则通过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等举措，有效缓解了城市贫困问题。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城中村改造极大改善了农民工及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条件。下表列举近年来中国保障性住房发展成果：

但农民工的住房和城市融入问题依然亟待解决。相较于印度孟买的达拉维等大型贫民窟，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住房保障模式为全球提供了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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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集聚经济效应

中国深圳是集聚经济效应的经典案例。1980年深圳仅有3万人，至2022年常住人口达1766万，成为中国创新型大都市。其电子信息、互联网产业高度集聚，诞生了华为、腾讯、大疆等国际知名企业，形成强大的创新和产业生态。深圳以“创新之城”著称，展示了大城市规模带来的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高效配置优势。

产业集群的发展

产业集群是城市集聚经济的重要表现。以浙江义乌为例，义乌国际商贸城汇聚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带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等数十万家中小企业，实现了从原材料到设计、制造、物流全流程的“地理集聚”。

这些城市集群通过“分工—合作—创新”的网络平台，极大推动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知识溢出与创新

城市的高密度与多样性促进了知识传播和创新。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代表，中国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已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中关村依托清华、北大等高校，聚集了联想、百度、小米、字节跳动等知名科技企业，成为中国的“硅谷”。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校和研发机构密切交流，实现了知识、资本和技术的高效流动。

此外，深圳、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广州天河智慧城等也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创新网络，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创新中心”转型。

对比来看，美国的硅谷发展源于大学与产业深度融合、风险投资助力，以及自由开放的创新文化。中国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本土化、实践导向的城市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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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与发展模式

首位城市偏向问题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首位城市过度发展的现象十分突出，即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第二大城市。这种不均衡的城市体系通常是历史遗留、政治集中与经济发展不均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泰国的曼谷与清迈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基尼系数较高，造成基础设施极度紧张、“城市病”频发。

反观中国，城市体系呈现出更高的均衡性。虽然北京与上海等城市人口众多，但广东、重庆、天津、成都、杭州、武汉等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分布较广，缓解了“独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与环境压力。目前，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在中国人口分布和功能定位上形成了多中心、分工协作的格局。这不仅有助于疏解资源压力，还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典型国家首位城市与第二大城市人口对比（2023年）

由表可见，中国主要城市人口差距小于不少其他国家，为城市群与区域发展打下了基础。

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首位城市极化往往与政治和资源配置体制密切相关。不少国家政府倾向于将财政、人才、项目等公共资源更多地集中到“首都”或顶级大城市。例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仅是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还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与投资资源，这直接导致周边乃至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而在中国，由于较强的省域行政体系和近年来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资源分配逐步向其他城市倾斜，“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等新型城市群，带动了区域协同效应。例如，重庆通过吸引产业转移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近年来人口与GDP均实现了大幅增长。

与一些高度集中的单中心国家不同，联邦制和多中心国家（如德国、美国）依靠独立的地方政府，使不同城市承担不同的行政、经济、文化功能，城市分工与合作更加明显。例如，德国柏林（政治）、法兰克福（金融）、慕尼黑（科技、文化）各有侧重。中国正逐渐朝多功能、多层级、网络化城市体系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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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非正规经济部门

非正规部门的特征与作用

非正规经济部门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缺乏正式登记、税收监管的经济活动，具有小规模、低门槛、灵活性强、劳动密集等特点。中国城市中的街头摊贩、家庭作坊、个体修理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灵活用工平台劳动者等，均属于现代非正规经济范畴。非正规部门为大量流动人口、新市民、低学历者等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据人社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占城镇就业总体约30%。这些“非正规”岗位不仅是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有效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例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卖骑手、快递员、餐饮配送、家政服务等人员众多，无论在就业、便民、社会治理等方面均发挥了显著作用。

中国城市非正规经济主要类型与典型岗位（2022年）

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潜力

非正规经济部门具备极强的社会包容性和创新转换潜力。例如，中国“淘宝村”现象便是传统线下摊贩通过数字平台转型升级的典型。以浙江义乌青岩刘村为例，过去以小商贩为主，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网店，形成了集生产、包装、销售于一体的乡村微型企业群体，年销售额超过百亿元，吸纳本地及周边人口就业。

此外，灵活用工和新就业形态给非正规部门升级提供了契机。很多外卖送餐、直播带货、互联网自由职业等新工种，正逐渐受到社会认可与支持。一些城市通过设立“零工市场”、数字劳动力平台，为非正规劳动者提供了技能培训、权益保护和职业介绍等服务。

深圳福田区“零工驿站”：创新设立线下零工驿站，向家政、保洁、外卖、快递员等非正规从业者开放公共空间、岗位信息匹配和健康服务，有效提升了灵活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和职业稳定性。

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对比

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各有优势与局限：

政策支持与规范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非正规经济部门持更加包容和支持的政策态度。例如，“六保六稳”政策明确鼓励灵活就业，降低了个体工商注册门槛，对新业态劳动者实行税收减免、社保补贴等。针对平台经济，用人单位和数字平台也开始为骑手、快递员等提供工伤保险等基础保障。

各地开始探索城市零工市场、便民经济等新模式，并加强对流动商贩、自由职业者的引导和服务。例如，广州、苏州等地允许特定区域设立“早夜市经济”摊区，让“地摊经济”由“游击”走向正规。这些措施不仅规范经营秩序，也带动就业和城市活力。

主要政策举措与成效一览

女性在非正规部门中的地位

在中国，女性在非正规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体现在家政、社区服务、线上创业等领域。受家庭责任、弹性工作需要等因素影响，许多女性选择在非正规部门兼职、就业或创业。

根据阿里平台数据，2023年中国网店女性店主比例达到55%以上，很多“宝妈创业”故事为乡村振兴、电商发展带来人气和经济效益。此外，家政服务员中女性比例极高，是吸纳低文化和中高龄女性就业的主渠道之一。

例如，南通郊区村落以女工为主，靠手工缝纫、网店销售家庭作坊走红淘宝，家庭主妇成为“新农人”，实现经济独立与自我价值提升。

尽管非正规经济中女性仍面临收入不稳定、缺乏保障等问题，但该部门为女性经济自主和社会参与创造了重要条件。
为此，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开展了多种针对女性的技能培训、创业孵化与权益保护活动，推动非正规经济向包容、可持续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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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市人口流动的经济理论

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是经济转型和城乡差距作用下的典型现象。其核心原因通常体现在城乡收入预期和发展机会的巨大落差。传统经济理论，尤其早期的均衡理论，常以“充分就业”为前提，这很难解释为何在城市失业率依然较高时，农村人口依然持续不断地进入城市劳动市场。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前往珠三角、长三角等务工。据202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97亿人，其中异地流动农民工超过1.7亿人，展现了巨大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规模。

以下表格展示不同时期中国城乡收入水平及流动规模变化情况：

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幅拉开，成为农村人口跨省、跨地区流动的主要动因。哪怕城市存在失业压力和高成本，农村居民依然被更高的城市预期收入所吸引。

托达罗移民模型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M.P. Todaro）创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城市人口迁移现象给出了经典解释。

该模型提出，农民的迁移决策并非单纯比较现时工资水平，而是基于城乡“期望收入”差异决定是否流动。

用数学表达，期望城市收入的公式为：

$$E(W_c) = w_c \times P_{job}$$

其中：

• $E(W_c)$：期望城市收入
• $w_c$：城市工资水平
• $P_{job}$：获得城市工作的概率，一般用城市就业率衡量

就业概率的计算为：

$$P_{job} = \frac{城市就业人数}{城市劳动力总数}$$

如果 $E(W_c) > w_r$ （$w_r$为农村收入），则流动具有吸引力。如：

$城市工资=8000元$，$就业概率=0.7$，则$期望城市收入=8000 \times 0.7 = 5600元$。假设农村收入$w_r=3000元$，此时存在强烈的迁移动因。

中国式托达罗效应

以中国2010-2020年为例，在珠三角、长三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持续高速扩张阶段，工厂普工平均工资迅速提升。即便2015年局部城市失业出现波动，农村青年的“期望收入”依然显著高于家乡耕作的收入。在此背景下，像广东东莞等地单一年份超百万农民工流入。

再如疫情期间，部分制造业企业倒闭、城市失业率上升（就业率下降），根据托达罗模型，$P_{job}$ 降低，$E(W_c)$ 随之下降。许多流动农民工选择暂时返乡，实际也发生了春节后“反向迁徙潮”，再度验证模型结论。

数据说明：2020年就业率下降，直接拉低期望城市收入，部分农民工返乡。

政策意义

托达罗模型为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提供了启示：

• （一）合理调控城市就业和吸引力。 单纯增加城市岗位会提升$P_{job}$，容易“倒挂”吸引农村劳动力潮涌，导致城市失业结构性恶化。政策需结合城市承载力科学评估。

• （二）教育扩张与岗位需求结合。 高学历农村青年的期望值更强，若岗位数量不足，则“知识型失业”将扩大。教育投入应注重与新兴产业、当地经济发展结合。

• （三）根本策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只有提升农村人均收入($w_r$)、增加本地机会，降低迁出吸引力，才能推动人口流动由“单向涌入”变为“合理有序”。这也是乡村振兴的顶层目标。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数年，通过推进现代农业、支持县域工业和特色小镇打造、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居民收入和发展机会稳定提升。例如，江苏苏北盐城、无锡等地，通过政策吸引企业返乡建厂，既带动了农民就地就业，又缓解了涌向超大城市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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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政策选择

综合性政策框架

立足理论分析和中国实践，制定有效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政策需构建多维度综合政策体系。仅靠单一工具难以根本解决城乡平衡和人口有序流动的问题。

• 城乡要素配置均衡化。 长期“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公共资源失衡。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农村发展基础。

• 产业和就业布局优化。 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推动产业梯度转移，成效显著。例如，2021年重庆、合肥等地新建电子制造项目优先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减少远距离流动，提升了社会稳态和幸福感。

• 公共服务全覆盖。 推动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民工随迁子女就学、农民工落户难等瓶颈，促进人口流动更健康。

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重视人的权益与发展，强调城乡一体化，探索多元路径并重。

同时，各地根据资源条件探索适宜的城镇化道路：

应对气候变化的移民政策

近年来，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新兴变量。极端天气、干旱洪涝、土壤退化等，推动了中国部分内陆、沿海地区农村人口向省会、地级市等地迁移。例如，河南2021年大洪水后，郑州等地承接了大量灾区农村劳动力，为这些人口转移提供就业和基本保障。

• 提升农村气候适应力：推广耐旱抗涝品种、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生态防护林、推动智慧灌溉系统，减少因气候灾害被迫迁移人口。
• 完善安置与转型支持：对受灾迁移人口，政府可提供技能培训、生活补贴、临时住房等，协助其顺利转型融入新环境。例如2022年广西出台受灾农民工技能提升专项计划。
• 健全跨区域协作机制：国内不同省份建立应急转移与安置协作，如江苏—河南建立灾后用工对接平台，其它受气候影响严重省份也纷纷设立专项支援基金。

随着气候压力加大，应大力推进本地适应、转移支援和区域合作“三位一体”策略，实现人口流动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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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全球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预计到2050年将有近七成人口居住于城市。未来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城市化增长的主要引擎，快速推进的城市群、多中心网络、智慧城市等新兴模式不断涌现。这些趋势推动了经济活力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压力、社会包容性不足、住房保障、公共服务均衡和生态可持续性等诸多挑战。

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交通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市群协同效应，优化人口分布，以及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同时，中国积极探索绿色城市建设与智慧化管理，推进低碳交通、绿色建筑及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和人口压力的能力。这些实践不仅改善了本国城市发展质量，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政策层面上，需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城市体系建设，鼓励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发展，避免“大城市病”和资源过度聚集。同时，要推动城乡融合与一体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大民生投入，提升弱势群体福利，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兜底保障。中国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项目，与全球共享城市化经验，联合应对人口流动、气候变化等跨国挑战，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