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

乐观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它让我们在面对不确定和挑战时，依然愿意相信美好、拥抱希望。乐观的人会期待事情的发展朝着有利的方向进行，即使现实中充满困难和风险。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人们不断尝试、创新和进步。

在生活和工作中，乐观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股推动力。它让我们在遭遇挫折时保持韧性，在探索新领域时充满激情。虽然并不意味着对问题视而不见，但乐观让我们更容易发现机会、找到解决办法。许多重大的社会变革和科技突破，都离不开乐观主义者的勇敢和坚持。

乐观偏见的双面性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类普遍存在着乐观偏见。这种偏见让我们倾向于认为世界比实际情况更美好，自己的能力比真实水平更强，设定的目标比实际可能性更容易实现。我们还经常高估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这进一步加剧了过度自信的倾向。

从对经济决策的影响来看，乐观偏见可能是所有认知偏误中最重要的一种。它既可能是一种祝福，也可能带来风险。如果你天生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但同时也要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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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者的经济价值

乐观主义的生理与心理优势

大量心理学与生物学研究表明，乐观主义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也是整体幸福感、心理弹性与健康状况的重要来源。拥有乐观倾向的人通常更容易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更能在压力下保持希望。如果可以为子女选择一种性格特质，许多心理学家建议优先考虑乐观，因为它关乎终生的幸福和应对能力。

乐观主义在人际交往中表现为更受欢迎、抗压能力强，遇到困难时更具有韧性。同时，乐观者患临床抑郁的概率更低，免疫系统功能更好，对健康管理更主动，实际寿命有望更长。中国一项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调研也发现，乐观程度较高的学生学业压力下的焦虑和抑郁风险都有明显下降。

下方展示了乐观主义带来的主要生理和心理优势：

但值得提醒的是，乐观的好处要建立在“适度偏见+不脱离现实”这一基础之上。只有能够调整自己预期，接受不确定性的个体，才能真正将乐观转化为可持续的正面结果。

乐观主义者在经济社会中的关键作用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中国，乐观主义者扮演着关键角色。不管是发明家、企业家，还是政策制定者，他们在各自领域承担着远超普通人的责任与风险，且往往具备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推动力。

以90年代中国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为例，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敢于突破束缚、闯荡市场，这种先行者背后的典型共性就是“盲目的乐观”。无数民营企业和创新公司创始人都具备极强自信心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他们的成功也反向验证了信心、冒险和社会推动之间的联系。

一项针对中国小微创业者（猎聘网2021数据）的调研显示：

• 87%的受访创业者认为自己可以克服大部分行业风险；
• 76%的人自评为“比同行更有创意、更能应对挑战”；
• 即使在疫情最严重阶段，65%的企业主依然相信自己三年内可以做大公司规模。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乐观主义案例

中国近年来涌现的大量成功创业案例，都离不开乐观精神的驱动。例如，在新能源、互联网和高端制造等领域，中国企业家始终展现出敢于突破现有格局、迎难而上的精神。

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蔚来创始人李斌、小鹏汽车何小鹏等行业精英，面对国际汽车巨头和政策不确定性，依旧敢于制定长远目标，持续研发创新。很多人曾经质疑中国能否制造出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但正是这种“先相信再实现”的乐观心态，带动了资本、技术与政策资源的汇聚，推动了整个产业升级。

此外，以新式茶饮品牌喜茶为例，其创始人在尚无品牌护城河、市场竞争极其激烈的环境下，依旧坚信“新消费、新场景”能够打造出国民品牌。正是对未来趋势的乐观预期，使得其团队持续扩张、快速试错，建立起影响全球的新消费业态。

乐观主义者往往承担了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大风险，但也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相信变化的能力，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和升级的重要动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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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与个人信念

风险承担中的乐观偏见

无数调查显示，个人与机构一旦自愿承担重大风险，乐观偏见必然参与其中。许多创业者和投资人低估所面临的困难与失败概率，即使明知行业“九死一生”，他们依旧坚信自己可以逆转局面。在中国，由于身边榜样和正面故事的“幸存者偏差”加剧，创业者的乐观预期经常高于现实状况。

许多年轻创业者往往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能力和努力，而低估了市场环境、政策波动、竞争对手等外部变量。即便亲眼见证周围不少创业失败的朋友，大部分人还是会认为“我不同，我一定行”。

小企业存活的现实挑战

以中国小微企业为例，每年都有大量新公司注册成立。实际数据显示，五年后依然存活的公司占比只有不到三成，而大多数创业者在项目启动时却普遍高估自身胜算。

图表信息对比了中美小企业的生存率与创业者预期：

可以看到，不论在哪个市场，创业者的自信都远超客观概率。例如在北京、深圳，互联网初创企业的三年平均生存率不足40%，但获投项目的创始人基本都预期自己能闯过三年以上。有意思的是，实际失败企业家甚至更倾向于在二次创业时更乐观。

餐饮行业典型案例

餐饮业往往被视为门槛较低、挣钱快的行业。但数据显示，无论是一线城市如上海，还是三四线城市，如今新开的餐厅平均一年后只有约40%能继续营业。即便如此，每年新注册的餐饮店数量依然持续增长。

例如，某深圳地区在2023年新开业的奶茶店为3128家，截止2024年仅有1340家仍在运营，生存率不到43%。但如果随机采访10位新开业餐饮创业者，8-9人都表示“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

这些数据高度揭示了“认知-现实落差”。绝大多数创业者专注于自身计划和能力，忽略了大量市场数据和失败同行的经验，这种“偏乐观”现象在中国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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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的代价

发明者与创新者的坚持与损失

乐观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是能够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但坚持也可能代价高昂。以中国近年来的自主研发领域为例，许多高科技创业者在失去主流资本、客户接连流失、技术路线受阻时，仍然坚信东山再起，往往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最终损失扩大。

例如，2020年以来，国内智能硬件、AI算法创业团队经历了资本退潮，却有不少项目负责人不断“加码”。根据深创投科创企业调研，36%的受访高科技创业者在收到多轮负面反馈后依然持续投入，导致成本成倍增加，但成功比例微乎其微。正如海外研究指出：“最执着的发明家往往最乐观，也付出最多沉没成本。”

自主创业的真实回报

与“为自己打工”相比，许多人实际通过为公司工作获得的稳定收入和福利回报更高。例如，2022年阿里巴巴和腾讯前员工自主创业后，约有60%的人两年内选择再次回到大厂，接受相对稳健的职业路径。

共享单车热潮期间，一二线城市的共享项目如ofo、酷骑、7号电单等纷纷败退，但即便在行业顶峰衰退信号明显时，仍有数百家模仿项目上线。大量乐观创业者没有正确评估未来风险，最终导致财务损失和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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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中的过度自信

优越感的普遍性与市场后果

心理学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在各方面优于他人。例如，在中国一次对200名企业管理者的匿名调查中，有超过80%受访者自评“具备超越同行的判断力和管理能力”。这种优越感不仅局限于个体认知，在企业决策、特别是并购行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企业高管在并购、整合时，往往坚信自己能“激发目标公司的更高价值”。但数据显示，这种自信并不总能带来成功。以下以中国A股市场为例，整理了部分典型并购案例结果：

书面上看，大多数并购初期的新闻稿和路演材料都充满信心，但最终，大部分这些自信被证明是盲目的。市场往往会通过并购后收购方股价下跌来反映预期落空。据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报告，A股并购案中，约56%的收购方一年后股价表现低于大盘，部分高管甚至因此被问责。

这一现象即为“狂妄假说”的中国版现实写照：不少企业家高估了自己驾驭新业务的能力，忽视整合的复杂性和风险，导致高估值投资反成拖累。

过度乐观CEO的风险行为：

学界通常用CEO自购公司股票数量或对外宣称的业绩目标来识别“极度乐观型”领导者。研究表明，这类高管倾向于：

• 偏向高杠杆融资，债务比率提升
• 在并购时愿意提高溢价，争夺标的
• 有更强烈的扩张冲动，跨界行为频繁

以下以中国TMT与制造业为例，列举部分疑似“过度自信型”CEO决策后果：

这些案例显示，CEO个人乐观情绪会直接影响企业整体风险偏好。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家明星化”的环境下，这种非理性的自信甚至容易蔓延全公司，导致全员陷入创业狂热与事实失衡。

媒体光环与“明星CEO”效应

中国近年也频现因媒体过度追捧，将企业决策者塑造成“商业偶像”，间接推升风险的案例。例如某些新经济公司高层频繁参加综艺节目、出版自传、频上热搜，声名鹊起。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跨界扩张甚至“赌局式”超前投入。

实际上，研究显示，获得公众奖项或成为媒体焦点的CEO公司，未来三年业绩大幅波动的概率显著增加。例如：

这说明，声誉提升并未转化为企业价值，反而可能因过度自信导致决策失误。典型如某些互联网巨头高管在成为“行业领袖”后大举进军不熟悉领域（如造车、豪赌AI），最终业绩滑坡、股东受损，甚至陷入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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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忽视

在线教育行业的惨烈竞争

相较国外经典旅馆故事，中国现实中“竞争忽视”的极端案例则体现在新兴行业的集体狂热中——典型代表便是在线教育赛道。

2020年K12在线教育行业井喷，大量创业公司在短短一年涌入市场，背后带来的是创始团队对行业容量和竞争态势的严重低估：

创业者多专注于自己的产品功能创新、营销投入，却非常少系统性分析市场容量或者新进者影响。甚至在监管政策加码、内卷加剧的信号已经明显时，依然有数百家新公司成立。

根本原因在于，大家都认定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团队足够优秀，就能胜出，完全忽略同样想法的同行数量和外部变化。正如某企业负责人后期反思：“我以为我们只需打赢行业1~2号玩家，没想到后面突然冒出几十家，最后大家都撑不住了。”

政策支持与资源错配

政府在鼓励“双创”的同时，也面临实际上的大规模资源浪费困境。例如，某省2022年发放的创业补贴项目通过率高达67%，但两年后依靠补贴维持运营的初创企业存活率不足30%。

如何在激发创业热情和避免“无效进入”带来的资金浪费之间寻找平衡，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持续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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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自信的系统性根源

认知偏误的系统性影响

仅用激情或愿景难以解释创业者的非理性乐观。行为经济学认为，问题核心在认知偏差与快思维主导决策：

• 基准率忽视：大多数创业计划书举重若轻，往往仅聚焦于本团队能力和亮点，鲜有严肃行业数据对比，导致对失败概率估计远低于实际。
• 控制错觉：创业者高估自身行动的决定性，经常认为“盈亏在我”，无视宏观政策、市场趋势的不可控影响。
• 规划谬误：对项目进展、市场开拓速度普遍过于乐观，忽略外部不确定性。

以中国电商行业为例，2010-2020年间，90%倒闭公司创始团队在初创访谈中均称自己“独具差异化优势”，但存活率不足10%。

“高于平均水平效应”的认知解释

“90%的人认为自己是好司机”是心理学经典。但在中国，“高于平均水平效应”也体现在诸如理财、升学、自媒体等普通领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能力跑赢平均水平。

比如，一份对500名短视频创业者的问卷显示：

• 86%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同行更了解粉丝需求”
• 72%自信一年内账号粉丝量能进入全平台前20%
• 实际数据：只有5%达成目标，85%账号一年后陷入停更或营收严重萎缩

区别在于，大家面对简单评估（“你是个好创作者吗？”）时迅速给出正面答案；而实际对照基准，往往完全没有精准认识。当被问及“你与所有创作者相比处于什么位置时？”大部分人只能拍脑袋回答。

归纳来看，高于平均水平效应往往是在缺乏完整外部信息、无法系统性评估自身位置时产生的对自我能力的高估。这使得参与者在各种领域普遍高估自己的胜率，带来盲目的市场涌入与过度资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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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乐观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持续创新和前进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它能够激励个人突破现状，敢于冒险、探索和承担不确定性。然而，这种推动力也像一把双刃剑——适度的乐观能够助力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但当这种心态变得过度时，却可能引发资源错配、风险被低估、泡沫膨胀等严重问题，导致社会和经济层面的代价。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亟需在“敢闯敢试”的创新创业热情和“理性思考、科学决策”的稳健作风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和平衡。具体来说，个人层面要善于培养批判性思维，主动借助“外部视角”来客观评估自身与行业的真实位置，不被盲目自信牵引判断；企业则需要加强数据驱动和风险预判，建立科学、透明的决策机制，营造理性务实的团队文化；而政策制定者更应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间寻求平衡，通过完善政策工具和监管机制，引导资源高效流动和动态调整。

只有这样，乐观主义才能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进取精神的同时，其潜藏的盲目和风险也能被有效规避或缓冲，从而助力中国经济实现更加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