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更符合现实中人们做决策时的实际行为。其核心观点认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对收益和损失的感知是不对称的:损失带来的痛苦远大于等额收益带来的满足。此外,人们倾向于以某个参照点(通常是现状)为基础来评估结果,而不是仅仅根据最终财富状态进行判断。
前景理论还指出,人们在感知概率时存在系统性偏差:对于小概率事件,人们倾向于高估其发生的可能性;而对于大概率事件,则低估其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理论成功解释了大量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行为,如损失厌恶、风险寻求、保险和彩票现象等。前景理论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决策过程的理解,并在经济学、金融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统期望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只关心最终财富状态的变化,用两个不同财富量间的效用差来衡量“收益”与“损失”,却没有解释为何损失引起的心理痛苦往往大于等额收益带来的快乐。我们(以色列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最初也被这种理论困住,甚至觉得“损失比收益更令人痛苦”是站不住脚的。
但随着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即使差别只有几万元,人们也很难准确评估当前财富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现实生活中的小变化远比理论推导的影响复杂。尤其在面对一些具体场景时,这种理论与实际表现的差距就尤为突出。
让我们以中国A股市场中普遍的“割肉”现象为例:当一只股票从30元跌到25元,跌幅并不大,但很多散户已经无法忍受“亏损”带来的痛苦,往往选择立即卖出止损;但如果股票从30元涨到35元,获得同等幅度的收益,即使还没真正兑现,多数人也不会有“非卖不可”的强烈冲动。说明损失的负面感受远大于等额收益的正面感受。
以前的研究往往假设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态度是对称的,实际调研中却屡屡发现,人们对相同金额的损失和收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倾向。现实生活里的“割肉很难、止盈很快”是中国A股散户最常见的行为。
让我们看两个日常例子:
多数人场景1会选择“稳赢”的900元,体现了收益场景下的风险厌恶;而场景2下则更愿意赌一赌,期待“翻盘”,哪怕可能会损失更多。损失让人更愿意冒风险,而不是保守应对。
事实上,前景理论发现,不仅是金额绝对值,甚至概率的感知也不客观:人们高估小概率的发生(如买彩票),低估大概率的确定性(如日常事故保险)。
影响我们判断“收益”与“损失”的,往往不是财富的最终总量,而是对“参照点”的比较。参照点既可能是实际拥有的财产,也可能是心理预期或者他人的收入水平。
考虑以下实际案例:
虽然两个方案的结果在最终财富上并无二致,但由于参照点不同,实际选择却水火两重天。
实验证明,人们在面对等价选择时,只因参照点的不同,经常做出截然相反的决策。贷款房贷利率上浮/下降、薪水扣税、积分返还等案例均充分说明,人们总是以自己的“原有预期”为锚点,超出为收益,低于为损失。
本质上,选项的评估均是以某一参照点为基础的。前景理论认为,只有弄清人们的参照点,才能真正理解其风险决策背后的心理动因。例如,房价高点买入业主的心理参照点就是“买入价格”,只要没回本就不会卖出,宁可选择“长期死扛”。

前景理论揭示,心理评判与现实的“绝对状态”无关,而是始终以某一参照点为中心进行“相对比”。就像房价上涨时,买房人体验到收益,未买者感受到损失。这一点在中国房市、股市表现得尤为明显。
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边际敏感性递减不仅体现在财富上,还普遍适用于感官体验。在中国生活中很常见:
同理,股价从10元涨到15元让人很兴奋,但50元到55元则反应平平。越往后“增加”,主观增益越小,反之同理。
这是前景理论的精髓:损失远比同等收益更让人难受。在中国A股市场上尤其明显:投资者往往更在意避免亏损,而不是追求最大化收益。
三个核心原理可用前景理论的“S型价值函数”形象表现,其特点是:以参照点为中心,曲线右边(收益区)斜率逐渐变缓,左边(损失区)则斜率更大且变缓,对损失的反应远强于对收益的敏感,这正是我们所谓的“损失厌恶”。
用实际场景总结:
即,损失等价金额的负面心理影响大约是收益的1.5倍甚至2倍,这也解释了中国人在投资、消费等各类决策中的“赢少亏多”现象。
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许多选择都是“混合的”:既有损失的风险,也有收益的机会,我们必须决定是接受赌博还是拒绝它。评估初创企业的投资者、考虑是否提起诉讼的律师、考虑进攻的战时将军,以及必须决定是否竞选公职的政治家都面临着胜利或失败的可能性。
要做出这个选择,你必须平衡获得150元的心理收益与损失100元的心理成本。尽管赌博的期望值显然是正的,因为你可能获得的比你可能失去的更多,但你可能不喜欢它——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拒绝这个赌博是慢思维系统的行为,但关键输入是由快思维系统产生的情感反应。对大多数人来说,失去100元的恐惧比获得150元的希望更强烈。我们从许多这样的观察中得出结论:“损失比收益更突出”,人们是损失厌恶的。
你可以通过问自己一个问题来衡量你对损失的厌恶程度:我需要多少最小收益来平衡损失100元的相等机会?对许多人来说,答案大约是200元,是损失的两倍。“损失厌恶比率”已经在几个实验中得到估计,通常在1.5到2.5的范围内。
这当然是一个平均值;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厌恶损失。金融市场的专业风险承担者对损失更宽容,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对每次波动都有情感反应。当实验参与者被指示“像交易员一样思考”时,他们变得不那么厌恶损失,他们对损失的情感反应(通过情感唤起的生理指标测量)急剧减少。
不同风险水平的损失厌恶测试
当你进行这个练习时,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损失厌恶系数在风险增加时趋于增加,但不是戏剧性的。当然,如果可能的损失可能是毁灭性的,或者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所有的赌注都会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损失厌恶系数非常大,甚至可能是无限的——有些风险你不会接受,无论你可能赢得多少百万。

尽管前景理论在行为经济学和现实决策中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但它也并非万能,有着自身的适用边界。我们很容易赞扬其对传统理性模型和期望效用理论的补充,但在实际经济学基础教育和部分严肃的经济建模中,前景理论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省略。
这种现象表面上让许多行为经济学研究者遗憾,但从经济学者的角度看也不无道理。标准经济学基础往往假设“理性经济人”,即参与者能一致地做出最优决策。这种假设尽管理想化,却让很多经济规律和定理得以简化和推广。如果教材中过早引入前景理论,将现实中的非理性和短视决策全面纳入反而容易令初学者混淆甚至丧失对核心理论的信心。
经济学入门教材有意忽略前景理论,是因为其核心任务是训练抽象思维和掌握数学工具。太早强调行为偏差,反而不利于基础经济直觉的建立。
但在现实经济环境中——尤其是中国这样消费与政策、投资决策高度多样化的环境中——很多情况下“理性模型”与“实际情况”出现明显分歧。例如,购房者因为上涨预期而蜂拥购房,投资者在股市下跌时恐慌性抛售,本质上都可被前景理论解释。然而在某些基础市场如大宗商品、汇率或长期资本市场,理性预测依然能够提供较精确的指导。例如,中国2022年碳交易市场试点时,大宗企业的决策基本符合传统经济学预测,而散户投资行为则常常体现出强烈的损失厌恶,这也是为什么后者需要更多行为经济学政策工具的原因。
前景理论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在于引入了“参照点”与“损失厌恶”,但它也无法全面解决决策中人的复杂感受,尤其是“失望”与“后悔”等情绪因素。让我们来分析在中国日常生活实际案例中的适用性。
案例一:彩票与失望
按照前景理论,这三种情景中“一无所获”都可被视作“参照点”,收益值为0。然而在C中,错失大奖的情绪失望远高于A和B。这是因为,大奖的高概率已经让人心理上产生“拥有”期望,结果未中反而被体验为巨大损失。
前景理论默认结果的价值是静态的,无法对高期望下“失望”导致的心理落差进行建模,因此对于如“中奖但最终未获得”等场景的心理波动存在明显空白。
失望的情绪是现实且强烈的。例如,2020年中国某省开展消费券抽奖活动,大批市民参与。当高概率获得却抽空时,实际投诉与负面评价远高于中低概率未抽中者,这种落差就是前景理论未能捕捉的“预期落空”效应。
除了失望外,生活决策中“后悔”往往比损失本身影响更大。前景理论及传统效用理论都未将选择的“可得但未得”选项带来的追悔考虑进模型。
案例二:房产抉择中的后悔
在两种情形下,若楼市果然大涨,错过购房决策的个人对“本可以拥有的财富增值”会非常懊悔——而不是单单感受到“未购房”的现状。相比选错股、错过升职等,房产错失对国人的后悔感往往长期且深刻,甚至成为“父母被催买房”的心理根源之一。
可以看到,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和失望理论(Disappointment Theory)在国外学界均有提出,但他们较难像前景理论一样给出结构清晰、可操作的实证预测,因此目前其影响力仍有限,在中国的个人决策与政策制定层面实践探索较少。
不可否认,后悔与失望均是实际决策的重要心理变量。前景理论能够流行,不仅因其解释力强,更因为它较好地在“理论简洁性”与“解释复杂性”之间达成平衡——能预测人们在面对损失时更为敏感的普遍规律,而无需考虑复杂的所有可能感受,从而更易被政策与市场工具应用。
前景理论能够被广泛接受,并不是因为它完全“真实”,而是它抓住了人类现实决策最关键的心智规律——参照点和损失厌恶。这两个核心假设极大丰富了经济模型的预测能力,是值得“工作包”里多带的工具。
近年来,前景理论的成果已经逐步影响中国的公共政策、企业管理和市场创新。下面信息为实际事例做归纳:
案例延展一:消费券 2022年疫情后,许多城市发放数字消费券。市民普遍觉得“错过消费券等于小亏”,更倾向于快速消费使用,有效拉动线下经济——而直接发现金额补贴则激励力度相对有限。
案例延展二:房地产决策 购房政策的限购、限售政策,本质上利用了人们害怕“损失已有资格”或遭遇“确定性损失”(如税费上涨、流动性锁定)的心理,让刚需买家提前决策,炒房者减少短线投机。
由此可见,前景理论不仅解释了“赢少亏多”“乐于获得却更怕失去”的心理规律,更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政策创新、消费市场促进和金融产品设计中的重要理论基础。
前景理论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科学理论的进步往往来自于对现有理论盲点的发现和突破。从伯努利的效用理论到前景理论,再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完善的理论,这个过程体现了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特征。理论诱导盲视不仅存在于期望效用理论中,前景理论同样有其自身的缺陷。承认这些局限性并不是要否定理论的价值,而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继续探索人类决策行为的复杂性。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理解和应用行为经济学的洞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个人投资决策、企业管理实践,还是政府政策制定,都可以从前景理论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前景理论提醒我们,人类的决策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假设的更加复杂和有趣。理解这种复杂性,不仅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好的个人决策,也有助于构建更加人性化和有效的经济制度。
前景理论的核心洞察——参照点依赖、损失厌恶和概率权重——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决策的理解,也为现代经济学、心理学和政策科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些洞察变得更加重要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