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例如，新技术的普及为部分产业创造了巨大增长空间，同时也让传统岗位加速消失，这导致了某些群体的技能与岗位需求错配。此外，智能制造的大规模应用使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但也引发了对自动化失业的担忧。

面对这些新现象，我们不得不探讨：以“完全市场竞争”“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等假设为基础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是否还能有效解释创新驱动、结构变化背景下的现代经济运行？当机器人取代人工、数字平台颠覆传统服务业、互联网催生个体经济和新型就业形态时，原有理论的适用性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新兴技术融合和行业结构重塑的实际案例中，重新审视和拓展我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以便更好把握经济转型中的机遇与风险，指导未来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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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两个核心假设的提出

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资本主义结构下，提出了两个看似朴素但关键的假设：

1. 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
   也就是说，企业雇佣一个工人所支付的工资，应该等于该工人所能为企业在产出上的“最后一单位”所创造的价值。例如，在中国制造业中，装配线新增一位工人后，日报表上产量的提升，则代表该工人的边际贡献。古典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这种工资与产出的对等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市场结果。

2. 工资效用等于就业负效用
   这个假设更关注劳动者的主观选择。当达到某个工资水平时，劳动者所获得的收益刚好抵消其付出的“辛苦”或付出的“牺牲”。也就是说，如果你再多工作一个小时，这个小时赚的钱刚好抵上你的辛苦。这个假设同样也影响了后来的失业分类思想。

现实中的对照与挑战

例如，在中国互联网新经济企业中（如外卖平台），即使平台工人的劳动边际产出不变，实际工资随订单、算法调整而波动——某些淡季期间，订单量下降但工人数量维持，工人工资明显低于其边际产出。这说明在现实中，市场“完全竞争”条件很难成立。

失业类型的传统分类

古典经济学将失业简化为两类：

• 摩擦性失业：指劳动力在匹配过程中产生的暂时性失业，比如2022年底大批大学生毕业季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期望不对口，许多毕业生短暂处于待业状态，算作摩擦性失业。
• 自愿性失业：再比如部分工人因为不愿接受工厂调低薪酬而选择离开岗位，宁可暂时“歇一歇”，这就是典型的自愿性失业。在中国部分地区，受到家庭、社会预期影响，农民工有时也会自愿返乡待业，等待更高薪机会。

对于摩擦性和自愿性失业，古典经济学认为这都是“市场自身能调节的正常现象”。

下方表格简单梳理这两类失业在中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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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理论的现实困境

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复杂关系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对“工资”的理解过于线性。以2023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复苏期为例，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许多工厂在未调整货币工资的情况下，工人实际购买力下降。理论上工人应主动减少供给，但许多工人还是继续工作，只要名义工资“不变”就不会罢工或辞职。

这个现象体现了中国本地工人“看重名义工资，轻实际工资”的行为习惯。比如广东某一大型电子厂，2023年劳务调研显示：实际工资年降幅达4%，但只要月工资条金额“数字不变”，绝大部分工人选择留岗。

统计证据的挑战

在现实中国经济统计中，常常观察到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变动方向并不一致。例如，2020-2024年期间，中国部分行业在经济下行时，企业下调货币工资以控制成本，但由于物价环比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反而有小幅提升，这类现象在出口制造集聚区尤为明显。

反之，在通胀时期，企业保持货币工资“表观不变”，但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实际工资则出现负增长。例如2022-2023年间，部分城市生活成本上涨，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资多年未有明显涨幅，实际消费能力大打折扣。

简单总结这一连锁反应：

• 货币工资上升，实际工资未必同步上升，尤其在物价水平变动剧烈年份。
• 货币工资下降，有时由于物价同步下降，反而实际购买力提升。

使用图表进一步展示这种现象：

例如，在2023年，某东部城区快递行业，虽然快递员工资与去年持平，但由于油价和房租上涨，绝大多数快递员实际生活压力明显大于往年，这说明实际工资的下降远远超出了货币工资的表观。

这也促使新生代劳动力更快流动、尝试多元职业路径，而不仅仅满足于“有岗即可”，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结构将带来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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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愿失业

第三种失业类型的提出

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长期以来只承认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两类。有严格意义的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实际上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对失业问题认识的巨大突破。

我们必须澄清什么是“非自愿失业”：

• 非自愿失业不是指工人尚有更多劳动能力未被使用（比如仅工作八小时而非十小时，并不算失业）。
• 也不是说工人群体单纯因不愿接受过低实际报酬而退出市场——这一类属于自愿失业。
• 非自愿失业的本质：即使现有工资保持不变，当前价格水平略有上升，仍有更多人愿意以该工资工作，却没有匹配的就业岗位，同时企业也希望以该工资雇佣更多工人，但实际就业总量却无法扩大。

例如，2022年中国部分地区互联网企业裁员潮，多数青年员工希望维持原有工资水平继续工作，无奈受到企业订单骤减、结构性调整等宏观因素影响，无法重新就业。这就是典型非自愿失业现象，并非源于劳动力自身主动退出。

另一个例子是，制造业外迁导致的就业机会减少。比如2023年华中地区某家电企业外迁东南亚，数百名熟练操作工希望留任，却受整体需求不足和生产线裁撤影响，被迫失业。

三种失业类型简明梳理

充分就业的重新理解

在现代视角下，“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零失业，而是指：社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状态。也就是说，除自然流动（摩擦性）和个体意愿（自愿性）导致的失业外，每个希望以现有工资就业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这种状态下，“实际工资等于就业的边际负效用”这一等式成立。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运行良好时，出现的失业主要为暂时性岗位空缺和部分人主动退出就业，而不是因经济总需求不足导致大规模失业。

举例：

• 每年春节后，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短暂失业，这更多属于摩擦性失业。
• 2023年中国制造业局部反弹，工厂用工需求猛增，但仍有部分待业青年因行业偏好或地理限制暂未就业，这属于自愿性失业。

表：2023年中国就业构成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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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创造需求理论

萨伊定律的局限性

自萨伊及李嘉图以来，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即生产本身就意味着相应购买力的产生。这一观点植根于“商品交换商品”的假设，每个人靠出售自身产品获得收入，然后用来购买他人产品。

然而，在现实中国经济中，这一逻辑常常受到挑战。例如，当某一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如中国光伏业部分年份的“内卷”），即使大量产品生产出来，但因需求不畅，依然出现大量商品积压和工厂停产——此时，供给本身未必对应实际需求。

对于萨伊定律的分环节解读如下：

储蓄与投资的分离

古典学派认为“储蓄必然等于投资”，即居民节制消费，释放出的资源自然被资本部门用于扩大再生产。然而，现代经济体系下，我们常见“储蓄多于投资”、“资金沉淀”等问题，储蓄与投资出现实际脱节。

以中国2020-2024年为例，企业与居民部门大幅增加储蓄，但投资回报率下降、优质投资项目稀缺，导致大量资金沉淀于银行体系或金融产品，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投资或消费拉动。这成为经济活力减弱的重要信号。

如2023年，大量居民因对房地产市场、股市缺乏信心，将资金存入银行，“居民存款大增”与“实体投资增长乏力”并存。这种错配正是储蓄投资分离的典型案例。

• 2022年中国居民和企业部门储蓄率提升，但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间接导致“钱多但生意难做”。
• 这一“储蓄-投资缺口”现象，与古典理论对储蓄与投资自发平衡的假定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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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重构的必要性

三个相互关联的假设

在本内容的不同部分，我们使古典理论依次依赖于三个假设：实际工资等于现有就业的边际负效用；严格意义上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供给创造需求，即总需求价格等于所有产出和就业水平的总供给价格。

然而，这三个假设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它们都成立或都失败，任何一个在逻辑上都涉及其他两个。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质疑其中一个假设，整个古典理论体系就会面临挑战。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展示三个假设的相互关系：

现代经济学的启示

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过于简化了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它假设市场总是能够自动调节到均衡状态，忽略了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矛盾。在2023年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我们看到的是：

让我们通过图表来展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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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政策启示

对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批判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为现代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方向。随着非自愿失业等现实问题的出现，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已无法应对实际挑战，亟需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工具。

近年来，中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升级和就业援助等举措，有效应对了传统理论的局限。这表明，针对不同类型失业（摩擦性、自愿性、非自愿性）应采取分类施策，尤其要通过财政、货币等手段引导投资，促进需求、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面对数字化、绿色经济等新业态，更新和完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理论重构有助于我们更科学理解经济现象、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