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是指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提供服务流的商品或权益。这些服务可以是消费性的,例如住房可以为人们提供居住服务,使住户获得便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也可以是货币性的,比如债券会带来利息收入,股票则有可能带来分红。
根据资产所带来的服务类型,我们可以将资产大致分为两类:实物资产(如房地产、大宗商品、设备等,主要提供实用或消费价值)和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存款等,主要带来货币上的收益)。其中,凡是能够提供货币收益流的资产都被归为金融资产,这类资产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实现了资金的跨期配置与风险的分散。
在完全确定性(未来现金流和价格都已知)的假设下,我们可以得出资产定价的一个关键原理:所有资产的收益率在均衡时必须相等。这一原理体现了市场参与者理性的选择行为,即只要条件相同,投资者必然倾向于获得更高收益率。
设有两项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资产A和资产B,若两者收益率不同,则所有投资资金都会流向高收益资产,导致低收益资产需求下降、价格下跌,直至收益率趋同。因此,均衡状态下,市场上每一单位资金最终必然要求获得相同的确定性收益。
假定资产A当前价格为 ,未来一期后价格为 (期间不支付红利),另有一无风险资产B,其年利率为 ,同样投资一期。若各期收益均无风险,则应有下面的均衡条件:
即在均衡下,两种方式的收益率应相等:
投资者将用以下两种方式比较收益:
如果 (即资产A预期收益更高),理性投资者将卖出B买入A,反之亦然。这一买卖推动价格的变化,使收益率逐步均等,直至达到均衡条件:
套利 即利用市场中的价格差异或收益率不一致,通过买入低估资产、卖出高估资产,获得无风险收益的操作。当上述均衡条件被打破时,市场即产生套利机会,促使价格恢复均衡。
例如,当 (即资产B收益更高)时,套利策略为:
现金流如下表:
这种套利的持续会使资产A价格 下跌,直至均衡条件 恢复。反之,若 ,套利资金会逆向操作,推高 。
无套利条件(No-Arbitrage Condition)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石,其核心作用包括:
无套利条件不仅规范了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也是金融工程、衍生品定价和风险管理等领域定量建模的重要基础。
我们可以将无套利条件转化为更为直观的现值(Present Value, PV)公式。假设在理想市场中,没有任何套利机会存在,那么资产的现价 必须等于其未来收益 按无风险利率 的贴现值。其基本推导过程如下:
根据套利均衡条件,有
由此可以直接推导出现值定价公式:
这一公式体现了无风险套利不会存在时市场的平衡状态。若当前价格 高于或低于其现值,就会产生无风险套利交易,从而推动价格迅速向现值靠拢。例如,如果 ,投资者会买入资产A并筹资,在到期获得无风险利润,直至价格恢复均衡。
经济含义:资产的当前价格等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任何偏离现值定价的状况,都会立即激发套利资金进入,促使价格调整回到平衡。现值定价不仅是市场无套利条件的直接逻辑结果,还反映了金融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如果一个资产未来拥有多个不同时点的现金流(如债券的多期利息、股票的多次分红),则
其中 表示第 期现金流。
现值原理不仅适用于单一期限资产,也广泛适用于各种复杂的资产类型:
一般而言,各类资产均可表示为未来收益的贴现现值。正是由于无套利机制,才要求市场对同等风险的现金流给出一致的现值定价。
在现实世界中,资产在流动性、风险与其他特性上存在差异,收益率需要据此进行调整。流动性是最为重要的市场差异之一。
通常,低流动性资产为吸引投资者,必须提供更高的预期收益率作为补偿,这部分超额收益即为流动性溢价。其定价公式可以表示为:
资产的风险属性也是影响均衡收益率的核心因素。风险溢价补偿投资者为承受高风险而要求的额外回报。例如:
其中,风险溢价(Risk Premium) 作为均衡收益率的一部分,提升了风险较高资产的吸引力。其通式为:
某些资产除货币收益外,还具有消费价值。典型如自有住房,持有人能同时获得:
住房收益拆分如下:
住房的总收益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购房初始价格, 为隐含租金, 为房价增值。
在均衡状态下,住房的总收益率 应该等于投资于其他可比金融资产的收益率 。否则,资金会通过套利过程推动价格变动,直至收益率趋于一致。
均衡关系为:
政策含义:如果购买住房只作为投资工具,通常其金融收益率(资本利得/初始价格)会低于金融资产(如定存、国债等)。这是因为住房的部分价格本身“内含”了消费价值(例如自住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因此,单纯追求金融回报时,投资住房往往不如投资金融资产。
针对消费型资产的投资策略通常有如下建议:
亦即,对于以消费价值为主的资产,仅以投资为目的往往难以获得更高金融回报。只有在资产能持续产生租金(如可出租住房)或自身消费的主观价值较高时,才建议配置这类资产。
当我们分析资产收益时,税收处理是一个关键因素。不同收益来源与不同类型的资产,适用的税法可能差异很大,而这些差异直接影响资产的税后回报,从而影响投资决策。
税务部门对于各类资产收益有明确的征税方式与税率安排。不同收益类型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征收时点、适用税率及部分政策上的特殊照顾:
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长期资本利得往往比普通所得享有更低税率,鼓励长期投资。而自住房的居住价值和个人消费性质收益(如自用汽车、艺术品的非交易阶段收益)通常不征税,有时还可享抵税政策。此外,有些地区对特定资产(如养老金账户里的投资)还赋予递延纳税优惠。
很多税制改革讨论都强调“税收中性”,即不同资产类别、收益类型适用同一税率,不会有偏向。然而,实际操作中这一目标很难完全实现,有两个主要导致非中性的机制:
资本利得税往往在实现(如资产出售)时才征收,这让投资者能够“递延”纳税义务——延迟纳税实质上享有资金的时间价值。例如,10年后卖房才缴税,而不是每年都为账面收益纳税。递延期间获得额外投资收益,使得实际支付的税负现值低于名义税率。
资本利得税通常按名义收益(价格上涨)征收,但价格上涨往往包含通胀成分。不对实际购买力做调整时,投资者需为“虚假增值”纳税,实际税负远超表面税率。这对高通胀时期投资者尤其不利。
税收非中性分析归纳如下:
假设某投资者以1000元购入一项资产,持有10年后以2000元卖出,期间刚好遇到100%的同期通胀。则:
此案例说明通胀下资本利得税显著扭曲:虽然没有实现实际收益,投资者却需为“账面增值”缴税,导致税后购买力缩水。
如果投资期间资本利得税严格依名义收益征收,在长期高通胀环境中,资本投资的“有效”税率会远高于名义税率,而递延效应则能部分缓解这一压力。
投资者关心的并非名义收益,而是税后实际回报。不同税收政策下,资金会流向税后回报率更高的资产,从而对市场形成影响。套利均衡条件应反映税后效果:
其中 为投资者边际税率, 为应税资产的税前回报, 为免税资产的收益率。例如,国债或住房自用消费价值常常享有部分免税优惠。
经济含义是投资者关心的是税后收益,免税资产可以提供较低的税前收益率,高税率投资者更偏好免税资产。

资产泡沫是指价格在长期内大幅且持续地偏离其基本价值,主要受非理性因素影响。泡沫的形成与市场心理、金融杠杆、政策环境等多个因素交织有关。典型泡沫往往经历“起点-膨胀-顶峰-崩溃-萎缩”等阶段。
泡沫演化过程通常包含三个核心阶段,但过程可能更为复杂:
此外,实际泡沫中价格波动可能是多轮的,破灭过程也可能伴随反弹和盘整。
案例: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泡沫、2000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均体现了泡沫膨胀和破裂阶段的典型特征。
资产泡沫识别需要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以下是房地产领域常用的预警指标及扩展说明:
理性投资原则在泡沫环境下尤为重要。如下表所示:
市场泡沫阶段短期赚钱效应极强,但高估值、高杠杆及羊群效应极易转化为集体亏损。历史经验表明,大众热情最旺时往往靠近风险爆发点。理性投资者需避免“这次不一样”的幻想,专注长期价值,坚持科学的投资决策框架。
以石油为例,分析可耗竭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矿产等)的价格动态。可耗竭资源不同于可再生资源,其价值不仅反映当前供需,还包含了未来稀缺性的预期,是金融、工程、环境等多学科交汇的经典应用场景。
定价逻辑与经济学推论:
比较静态(参数变动)结果总结:
现实中受到政治冲击、垄断势力、期货投机等多重影响,价格经常出现短期剧烈波动而偏离Hotelling路径,但长期均衡仍受上述规律约束。
森林资源(如木材)的定价与采伐时机不仅影响林业盈利,还关联生态、碳汇、土地利用等宏观议题。其核心经济学问题是:“什么时候伐木能获得最大经济收益?”
森林采伐的最优时点,应为森林生长的“边际收益率”=“资本市场利率”(即自然增值与货币时间价值持平)。
能源等大宗商品存在显著的跨期套利效应,即现时与未来价格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一现象在能源危机或供应冲击时最典型。
案例场景:国际石油供应被预期将在未来6周发生中断或短缺
市场反应如下:
价格上涨的福利意义在于:
鼓励消费方节约、调整使用结构,
反映资源真实稀缺程度,
引导资金流向提高产能/开发替代技术,
减缓危机负面效应,为长远供需平衡蓄力。
例如,在2021年欧洲能源危机、2008年国际粮食危机,市场普遍出现跨期套利与价格预期调整,体现“价格是信息”的核心作用。
金融机构的核心功能是便利不同时间偏好的经济主体进行交易,使资金在“不同时间的我”与“不同时间的你”之间顺畅流转。例如,今天有闲置资金但未来有消费需求的人,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把资金借给今天资金短缺但未来有还款能力的人。这样,各方都能将消费和投资的“时序”最优化,实现所谓的“消费平滑”和“资源优化配置”。
典型的跨期交易场景如下:
金融机构的介入极大降低了直接交易的摩擦,简化了“今天资金多、明天资金少”与“今天资金少、明天资金多”的主体间的匹配、甄别和信任过程。
交易方案对比如下:
跨期消费的最优结构可用以下简单的二期模型公式表示:
其中 为总效用,、 分别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 为时间偏好率。若存在利率 ,则“期1的1元钱可以换得期2的元”,消费的跨期分配由预算约束:
金融机构的本质角色是促成资金的时空转移与风险再分配。
金融机构按照承担的功能和服务对象可分为多种类型,各自满足不同的融资、投资和风险管理需求:
其中,银行实现“存贷期限转换”和“流动性创造”;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不同结构的融资和风险分担渠道;保险公司实现风险的社会化分配和长期资金的有效配置。
在宏观层面,金融市场的一个核心作用是实现跨期储蓄与投资的均衡。当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出现不匹配时,利率 会自动作为价格信号调节供需。
利率 作为资金的“时间价格”,动态平衡储蓄与投资,实现跨期资源配置的最优。
均衡结果是:储蓄=投资,即社会总储蓄等于总投资,利率 作为价格信号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实现市场供需自洽。
现实的资产定价需考虑多个风险与收益因素,拓展自经典的一因子(市场因子)模型。例如,著名的CAPM模型只考虑系统性市场风险,但现实市场还受到规模、价值、流动性、信用等多种因子影响。
基本收益公式为:
多因子模型扩展为:
其中:为资产对第种风险因子的敏感程度,为该因子的市场补偿率。
主要风险因子举例:
对比来看,多因子模型帮助投资者更全面地度量和管理风险,实现资产组合收益与风险的最佳匹配。
全球化投资不但需比较各国资产的基本回报,还要重点关注汇率风险、国别政治风险与流动性差异等因素。投资外国资产时,将面临本币与外币的汇率波动风险,需要额外的汇率风险溢价;同时,政治不稳定或政策变化带来的“国家风险溢价”也需考量;此外,不同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差异较大,新兴市场通常会有较高的流动性溢价。
国际资产配置的投资组合优化思想体现于“风险与预期收益权衡”,即所谓的“风险-收益前沿”(Efficient frontier)。如下图:
国际资产配置中的优化问题可以用如下公式刻画:
其中 为组合的期望收益, 为收益方差, 为风险厌恶系数, 代表投资组合权重。最优解即处于“风险-收益边界”上的组合,使收益最大而风险可控。
资产定价的核心原理主要包括无套利原则、现值定价方法以及市场均衡机制。无套利原则强调,在有效市场中,相同风险水平的资产应获得相同预期收益,否则市场参与者将通过套利操作修正价格偏差,促使价格回归合理水平。现值定价理论认为,资产的理论价格等于其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贴现率不仅反映时间价值,还包含了风险补偿与机会成本。均衡机制则体现了市场供需关系对资产价格的决定作用,通过利率调节跨期资源配置,金融中介机构为交易提供流动性和风险分担平台,保障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这些核心理论在实际金融活动中有着广泛应用。比如,投资者在选择资产配置时,会利用无套利和现值定价的方法比较不同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识别资产是否存在定价泡沫,从而做出合理投资决策。企业在进行融资与投资决策时,也会根据利率变化和均衡机制调整资金结构,优化资本配置。政策制定者则可借助上述理论分析市场变化,评估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泡沫风险,制定相应宏观调控措施。此外,金融风险管理人员会结合这些理论建立模型,对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信用风险进行度量和管理。
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资产定价领域的理论也不断进步和拓展。例如,行为金融学通过研究投资者的心理偏差、市场非理性行为及其对定价的影响,挑战了传统理论的假设,为解释金融危机、市场异象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全球化金融市场下,跨境资金流动和汇率风险的管理变得更为重要,如何利用资产定价理论指导多币种、跨市场的投资组合配置成为现实课题。同时,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了数字资产、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模型在资产定价、风险管理领域的创新应用。
学习资产定价,除了要扎实掌握无套利条件、现值计算和风险收益权衡等基础理论,还需要关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理解市场机制的动态变化、泡沫的成因与识别方法,培养批判性思维,审视理论假设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适用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们不仅建立了系统的资产定价理论知识体系,还提升了分析和应对复杂金融问题的能力。未来,在实际金融实践中,要善于将理论工具与市场实际相结合,灵活应对变化,做出理性、稳健的投资与管理决策,不断完善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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