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现在已经研究了两种重要的市场结构形式:纯竞争(通常有许多小竞争者)和纯垄断(市场中只有一个大企业)。然而,现实世界的大部分情况都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通常市场中有若干竞争者,但数量不多,不能认为每个企业对价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被称为寡头垄断的情况。
寡头垄断是现代经济中最常见的市场结构。从航空业到电信业,从汽车制造到智能手机市场,少数几家大企业主导行业的现象随处可见。在这种市场结构中,企业的决策不仅要考虑成本和需求,更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可能反应。这种战略互动是寡头垄断理论的核心。
在之前描述的垄断竞争模型是寡头垄断的一种特殊形式,强调产品差异化和进入问题。然而,本章研究的寡头垄断模型更关注少数企业产业中产生的战略互动。
寡头垄断的核心特征包括市场结构方面的少数几家企业(通常2-10家)、企业规模相对较大、进入壁垒相对较高。在战略互动方面表现为企业决策相互影响、需要考虑竞争对手反应、策略选择至关重要。在产品特征方面可能是同质产品,也可能存在差异化,本课程主要研究同质产品情况。
在寡头市场中,企业的战略选择与完全竞争或独占市场有本质区别。寡头企业在制定价格和产量等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竞争对手的行为反应,因此企业间的“战略互动”成为分析的核心。本节将系统梳理寡头竞争的基本战略类型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假设市场上有两家企业都生产同质产品。在这种前提下,影响市场结局的四个关键变量分别是每家企业的价格(p₁、p₂)与每家企业的产量(y₁、y₂)。两家企业可以选择如何在价格和数量上做决策,其博弈的时间顺序也有不同安排,因此形成了多种战略场景。
下面是典型的寡头博弈分类框架:
此外,还存在合作博弈的情况。所谓合作,是指企业可能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合谋,将价格或产量设置于某一共同的、最大化整体利润的水平。这类博弈往往违背反垄断法规,但在现实中并非罕见。合谋的稳定性、维持难点及监管政策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价格匹配”承诺是许多零售商用来吸引消费者的宣传手段,比如宣称“我们保证匹配您能找到的最低价”。表面看,这种策略正在强化竞争、保障消费者利益。但在寡头市场背景下,价格匹配可能发挥相反的“排他性”作用,是一种抑制价格战的深层战略。
情境设定:
假设东区轮胎店和西区轮胎店都以¥500售价销售同款轮胎。
正常竞争(未有价格匹配)
施行价格匹配承诺(策略抑制)
价格匹配看似保护消费者利益,但其真正作用在于削弱了企业之间激烈竞争的动力,相当于“变相合谋”。在实践中,这一策略往往能稳住较高的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地维持利润水平。
战略启示:提供低价保证的商家实际上消除了竞争对手降价的大部分动机,从而削弱了价格战发生的可能性。这是寡头之间“默契合谋”的典型例证之一,也是为什么市场监管者对“价格匹配”条款格外关注的原因。
在你周围能否发现类似的价格承诺?你认为企业为何会反复采用这种策略?在技术变革和电商普及的当下,价格匹配还会被如何应用或演变?
在现实市场中,企业之间的决策往往具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在数量寡头博弈中,如果一家公司能够率先做出产量决策,另一家则必须在观察到对手策略后再作决定,那么这种互动就构成了数量领导模型(Stackelberg模型)。其思想以德国经济学家Stackelberg命名,强调了“领导者–跟随者”结构对市场结局的深刻影响。
在此框架下,企业1为领导者,企业2为跟随者,市场最终价格由两家企业的总产量共同决定。决策序列与信息结构可以如下图表所示:
跟随者面临的问题是:在已知领导者产量 的前提下,如何选择自己的产量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用数学表达即
其中, 表示市场价格, 为企业2成本函数。
最优性条件(必要条件)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简化后可得
跟随者在领导者产量既定的前提下,选择最优产量,形成了关于 的“反应函数” ,刻画了其对领导者策略的最优反应。
进一步具体化,假设市场需求为线性形式:
假定成本函数为零边际成本(即 ),跟随者的利润函数为:
对应的等利润线为 。企业2的利润随着 减少(即领导者产量低)而增加。极端情况下,当 时,企业2实现“垄断”利润最大化。
对 求一阶导,得到边际收益:
令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有:
这就是企业2的反应函数。可以看出 与 成线性递减关系(斜率 ),体现出产量的“战略替代关系”。
企业2的反应函数 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表明领导者增产会压缩跟随者的市场空间。
由于企业1能预见到企业2的反应,在规划自身产量决策时会将 代入自己的利润目标函数。其问题变为:
将 代入并取 :
代入反应函数,化简得:
进一步整理:
一阶最佳条件 :
将 代入跟随者的反应函数可得:
两家企业总产量:
在Stackelberg模型下,领导者凭借先发优势获得更多市场配额和更高利润,而总产量也大于同时决策的Cournot均衡。

在价格领导结构中,主导企业选择设定价格,其他企业(跟随者)则作为价格接受者,根据所面对的市场价格决定自身产量。这一机制适合在龙头企业地位明显、市场份额明显分化的寡头行业中出现,如部分重工业、基础原材料领域等。
首先来整理一下基本逻辑:
跟随者全部以领导者价格买卖,行为类似于完全竞争企业。具体来说,跟随者利益最大化问题为:
其最优产量满足 ,因此跟随者的产量函数(供给曲线)为 。
而领导者面临的真正市场需求来自于市场总需求中“减去”跟随者所能供应的部分,即其面对的有效需求为:
领导者的利润问题为:
其中 ,即领导者产量为剩余需求。
领导者在设定价格时,必须考虑跟随者的供给反应,其实际市场空间取决于总需求和跟随者产量之差,“剩余需求”是分析的核心工具。
进一步假设总市场反需求函数为 ,跟随者成本函数为 (即边际成本 ),领导者成本为 (恒定边际成本)。
跟随者最优产量满足 ,得出
领导者面临的剩余需求曲线为
将 反解得到领导者面对的价格函数:
领导者的边际收益为:
将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解得领导者最优产量:
此解须满足 ,否则领导者不进入市场。
通过比较数量领导和价格领导两种模式,可以看到均衡点与市场分配结构的差异。实际企业决策时,是选择抢占先机决数量,还是以定价主导市场,取决于其所处行业、实力与市场规则。
在许多实际市场中,企业同时决定自己的产量,彼此之间没有先发或后发的优势,这种环境下,对称决策更贴合实际。Cournot模型就是研究这种情况下企业博弈行为的典型工具。
在 Cournot 结构下,假定两家企业在同一时点独立地做出产量决策。每家企业需要根据对市场需求的理解,以及对对方可能选择产量的预测,从而决定本期产量。
Cournot模型的基本结构可总结为:
每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达为:
反应函数(最佳反应曲线)描述了在给定对方产量预期下本企业应当选择的最优产量:
Cournot均衡定义为产量组 满足:
这意味着每家企业的实际产量正好就是对方产量的最优反应,预期与实际一致,任何人都没有偏离当前产量的激励。
在 Cournot 均衡中,每家企业在假定对方产量给定的基础上最大化自身利润,并且均衡点位于两条反应曲线的交点处。也就是说,每家企业的选择均为对方选择的最佳回应策略。
进一步假设市场逆需求函数为 ,并且假设每家企业的成本为零边际成本以简化推导。
在这种设定下,企业1的利润为:
对于企业1,给定企业2的产量 ,最大化利润的必要条件为:
同理,企业2的反应函数为:
由于两家企业是同质企业,均衡时 ,将其带入任一反应函数求解:
同理 ,从而市场总产量为 。
可以将不同市场结构下的总产量和竞争程度进行对比总结如下:
产量排序规律为:垄断 Stackelberg Cournot 完全竞争。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市场总产量递增,价格递减,消费者剩余提升,企业利润下降。
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并不总能一次性选定最优产量,Cournot 动态均衡反映了企业通过不断修正自身决策,逐步收敛至均衡点的过程。
如下图,两企业分别根据对方的上期产量进行调整,形成“阶梯”式收敛路径:
具体而言:
这种动态调整的稳定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般来说,如果系统最终能收敛到 Cournot 均衡,该均衡被称为“稳定均衡”。
需要指出,Cournot模型有一个重要局限性:在调整过程中,每家企业都假设对方产量保持不变(名义上的静态预期),而实际上两边都在不断修正产量。因而模型分析往往集中在均衡状态“结果”,而忽略了真正动态达到均衡的机制与路径。
将上述分析推广到 个企业,得出更为一般的 Cournot 均衡条件:
此时企业 的一阶最优条件为:
其中, 表示市场需求对总产量的弹性, 为企业的边际成本。
这一条件说明:企业市场份额越小,其面临的需求弹性越大(即行为更接近完全竞争企业);反之,市场份额大时,面对的需求弹性较低,更靠近垄断者特征。
极端情形下:
因此,随着市场参与企业数目增多,Cournot 均衡自然地收敛到纯竞争结果。这为竞争经济理论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除了数量决策,还可以假设企业直接以价格作为决策变量。所谓 Bertrand 模型,即假设各企业在同一时点独立选择售价,而市场根据价格分配销售数量。
这时,企业间的竞争格局与 Cournot 数量竞争大不相同。下表简要对比两种主流模型:
Bertrand 均衡在同质产品场景下表现出所谓“激进竞争”的悖论性质。核心结论为:即使只有两家企业,均衡价格也会被逼近到边际成本水平。这一现象称为 Bertrand 悖论。
推理过程如下:
用数学语言表达,Bertrand 均衡价格满足:
这就是著名的 Bertrand 悖论:哪怕只有两家无法合谋的企业,只要都是同质产品,市场价格依然被竞争逼迫降到成本线。关键在于价格竞争下“谁都无法弃权”的投标逻辑。
这种激烈竞争类似于一次“竞标拍卖”。每家企业都通过向市场“报价”力图赢得客户。只要对手的价格高于自己的边际成本,就有激励再次略微降价。
下表列举典型现实应用场景:
实际上,在难以达成合谋、行业进出壁垒低、供方较多的市场中,Bertrand 竞争往往能将价格极大地向下逼近于成本。
模型的局限点也需注意:
相比数量竞争,价格竞争机制能更有效地逼低市场价格,提升社会福利。这为监管部门鼓励招投标机制、打击寡头合谋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前面的模型分析中,我们通常假定企业是彼此独立竞争的。然而,现实中企业间的合谋现象屡见不鲜。当企业有能力达成协议,共同决定价格和产出时,市场竞争结构就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企业间合谋的目标很明确,即利用联合定价和限产来最大化整个产业利润,并最终在成员间进行利润分配。这种行为即为典型的“卡特尔”。
卡特尔的本质,是一群本可独立竞争的企业,采纳垄断一样的行为,共同确定市场价格与产量。我们可以将卡特尔的决策问题形式化为如下利润最大化模型:
即卡特尔整体视产业为一个单一决策者,目标是让总产量 达到产业利润最大,然后根据各自的成本结构分摊产量。
最优产量分配需要满足每家企业的边际成本与卡特尔的边际收益一致,具体的数学条件为:
卡特尔决策下,任何一家企业增加产量都需考虑价格对总产量变化的反应,而不是只关心自身利润。产业内部的低成本成员将承担更多产量,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这种均衡有几个典型特征:
在中国现实中,早年水泥、钢铁等行业,经常出现企业间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价格和产量协议的情况,如某些省份水泥出厂价格的联席定价、地方协会协调产能利用率等,都属于卡特尔行为的实际表现。
虽然卡特尔能提升行业整体利润,但面临根本性的不稳定性——所有成员单独行动都有动力背叛协议。下面从理论与图形的角度详细分析。
设企业1和企业2在联合利润最大化水平 生产,假定企业1考虑背叛,单方面增加产量 。这时企业1的边际利润为:
而卡特尔最优条件实际上为:
化简后得到:
因此,在卡特尔优化下,企业1若认定企业2不变,则立刻有动力提高产量,从而背离合谋。
现实的经济含义为:如果企业1相信企业2会严格执行卡特尔协议,自己超生产量可以获益,这使得“合谋”存在自我破坏性。即便大家同意配额,如果对对方行为缺乏长期约束,背叛的逐利冲动往往无法杜绝。
更极端地说,如果企业1猜测企业2也可能背叛,甚至更有动力率先违规,“抢跑”背叛是寡头卡特尔极难维系的根本原因。
例如,2010年代中国部分省份的建筑材料行业,部分企业曾在协会协议后违规降价抢市场,被对手发现后引发“价格战”,最终导致行业迅速回归竞争均衡。
我们以线性需求和零边际成本为例,分析卡特尔解的具体推导与产业分配原则。
设需求函数为 ,假设 ,总利润为:
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可得卡特尔总产量为:
对于产量和利润在成员间如何划分,则依赖各家企业的成本结构。不难得到:
数据表如下:
从图形直观来看,卡特尔解位于两企业等利润曲线的共同切线处,即二者边际利润相等位置。此点即整体利润最大,同时背叛激励也最大。
卡特尔存在的根本困境在于:最大化合谋总利润的位置,也是每个参与者最有诱惑去背叛协议的地方。

正如前述,卡特尔天然不稳定,成员皆有诱惑超产获利。要使卡特尔能够持续,需要有效的威慑与惩罚机制。典型的“报复性惩罚”策略如下:
在卡特尔合作期间,所有成员达成协议,各自产量为垄断产量的份额,单期利润为 ;如果有企业背叛超额生产,其短期利益可提升为 。一旦背叛行为被发现,其他企业会转为永久性Cournot均衡,造成长期利润降为 。
通常这种威胁表述为:“如果你能遵守合谋产量安排,我们共同获益;但如发现你背叛多产,我将永久报复,使大家都只能回到竞争均衡。”
需要注意的是,Cournot均衡下,企业利润 显著低于卡特尔垄断利润 。这种机制的本质是通过降低未来收益,威慑成员不背叛。
能否稳定合谋,很大程度上依赖背叛与惩罚的现值比较。我们用无穷期贴现收益流分析如下:
合谋能否稳定,就看下式是否成立:
从而推导出稳定所需的最大利率:
只要未来足够重要(贴现率足够低),即企业重视长期合作利益,合谋就可能自发维持。
参数对上述稳定的不等式有如下影响:
实际中“永远惩罚”假设往往过于理想化,更现实情形下报复期有限,合谋维系条件随之加强。理论模型虽然简化,但为反垄断监管提供了有力理论框架。
卡特尔维系有效,信息收集与惩罚手段必不可少。许多看似“激烈竞争”的做法,实际却加剧了行业合谋。
在零售业中,常见的“价格保证”、“击败任何价”承诺,实为卡特尔自我执行工具。企业通过承诺“谁降价我必跟”,抑制了降价动机,为整个行业维持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奠定基础。其本质逻辑是:鼓励信息共享,协助企业间互相监督和惩罚背叛行为。
典型中国案例如部分3C连锁门店、家电卖场,表面上互推“全网最低价”、“买贵赔差价”,其实在价格系统透明后,企业更便于检测价格背叛,合谋行为因此更加隐蔽和高效。
“表面上促进竞争的价格承诺,实际却可能成为行业合谋维系的便捷工具。监管需细察行业结构与执行模式。”
政府政策也能间接帮助企业形成“合谋”结构。最知名的国际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中美日“自愿出口限制”(VER):日本车企被美方要求自限出口,结果美国市场汽车价格大幅上升,消费者利益受损,日本车企和美国本土厂商均获益。
如果换成中国背景,2000年代初我国出口钢材、化工等产业时,曾与欧盟签署“自愿出口限制”协议。表面上是主动合作缓解贸易争端,实质也是通过政府强制配额稳定国际市场价格,为中国相关企业带来额外利润。
其实际效果往往是:国际市场价格高于纯竞争水平,出口方企业利润增长,但消费者承担损失。以2005年中欧钢铁贸易争端为例,中国钢铁企业在“配额保护”下避免了一轮价格战,利润显著提升。
合谋能否长期维系,除企业本身激励机制外,还与政府监管、行业协会、信息透明度等多重因素高度相关。现实操作中,行业协会“统一指导”、公开产量会议、价格信息平台等,既可规范行业秩序,也因信息共享容易被滥用于合谋维稳。
在研究双头垄断(寡头)市场时,我们常常会用几个经典模型进行分析。典型的模型包括数量领导(Stackelberg)、价格领导、同时数量设定(Cournot)、同时价格设定(Bertrand)以及合谋情形。每种模型都反映了企业之间行动的不同时序、策略选择和信息结构,从而影响市场上的产量、价格与利润分配。
实际比较发现,合谋或卡特尔会使产量达到最低、价格最高,因而企业能获取最大利润。Stackelberg模型下,由于一个企业率先行动(数量领导者),可以占据优势地位,产量高于合谋但低于Cournot;同时数量设定下(Cournot),企业相互猜测对方反应,产量与价格介于极端情况之间。而在Bertrand模型或完全竞争情形下,企业以价格展开激烈竞争,最后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利润趋近于零,产量最大化。
在常用的线性需求与零成本假设下,不同模型产量和价格水平如上表所示。这些差异不仅决定了市场份额和利润分配,也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剩余与社会福利。
寡头市场的产量和价格呈现出清晰的分层:合谋产量最少、价格最高;Bertrand或完全竞争产量最高、价格最低。Stackelberg和Cournot则处于中间状态,体现了市场结构和竞争强度的渐变过程。
实际应用中,企业应根据行业特点和市场状况选择最符合真实情况的模型。比如在制造业、采掘业等强调产能的领域,企业通常依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做出决策,Stackelberg或Cournot模型更为贴切;而在零售业、服务业等行业,企业喜欢通过公开价格目录抢占市场,因此价格领导或Bertrand框架通常更合适。
同时,产能投资往往体现为数量领导:当一家企业率先进行产能扩张时,可以获得时间上的先发优势,比如基础设施或重工业领域。而价格领导如软件、咨询行业常见企业主动发布价格标准,引导市场定价。
不同决策时序也影响模型选择。如果有明确的先行动作(如Stackelberg),企业间相互作用较为可预测;而若企业不得不同时做决策(如Cournot、Bertrand),其对对方行为仅能猜测和应对。这种策略互动的复杂性,往往导致博弈均衡结果更加微妙。
尽管本章大多假设产品同质,实际市场中差异化产品极为常见,需进一步引入更丰富的分析框架。同时,现实里的企业博弈并非一次性,重复互动、声誉积累、关系维护等动态因素往往显著影响最终市场表现。
理论模型对于理解寡头行为极具指导意义,但企业在实际决策时需要结合行业真实运行机制,灵活选择并调整分析框架,才能较好地解释和预测市场现象。
寡头市场结构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利益,更对社会整体福利与分配产生深远影响。一般来说,市场越接近完全竞争,消费者剩余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高。Bertrand竞价导致价格接近成本,消费者获益最多,生产者获利空间有限。反之,合谋或卡特尔会牺牲消费者福祉,提高价格、减少产量,使行业利润最大,但产生明显的无谓损失。
如下表所示,各结构下社会福利和效率损失情况有显著差异:
政策制定者在监管时主要目标包括:促进市场竞争、降低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不同市场模型暗示着不同的政策方向。例如,应尽量防止卡特尔和合谋行为,推动价格竞争;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可通过价格管制遏制垄断利得;而对于技术密集型和创新快速的行业,则要兼顾效率和创新激励。
甄别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理解其竞争动力,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出既公平又高效的竞争规则,实现消费者福祉和经济整体效益最大化。
伴随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寡头竞争已经展现出不同于传统行业的新特征。尤其在平台型企业主导下,网络效应让市场迅速集中,形成难以撼动的“赢家通吃”格局。
在传统寡头行业,企业竞争主要依赖成本控制、品牌打造等方式,进入壁垒相对有限。但在数字平台经济中,企业通过累积用户规模、掌握海量数据,形成强有力的网络外部性。用户越多,平台的吸引力越大,继而吸引更多用户,最终促成马太效应。与此同时,大数据和算法决策的广泛应用使平台企业得以持续优化定价策略,提升竞争优势,但也带来了算法协同定价、自动合谋等新型风险。
除了单一产品线竞争,数字平台往往构建复杂的生态系统,推行交叉补贴、产品捆绑,以巩固市场地位和提高用户黏性。这些策略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力量,也给传统反垄断监管带来巨大挑战。例如,如何有效识别平台的“算法合谋”,如何监管数据壁垒、维护开放竞争,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新业态下,监管部门必须不断更新理论和工具,以适应平台经济新的竞争形态和市场力量的演变,提升反垄断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全球化进程中,寡头竞争突破了地域限制,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布于世界各地。跨国公司的战略已不仅局限于本土,而是追求全球资源配置、市场准入与监管套利。例如,欧美大型科技企业在多个国家经营,需要在不同监管框架下寻找最优发展路径。
与国内寡头相比,全球寡头面临更加复杂的竞争政策和法律环境。他们常常通过兼并收购、标准联盟和知识产权布局争夺行业主导权。与此同时,对供应链的深度控制成为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关键环节和战略资源方面,垂直整合和外包策略不断演化。在地缘政治变化影响下,企业还需应对贸易壁垒、原材料风险等外部不确定性。
制定技术标准和开展标准竞争成为另一全球寡头重要武器,有时企业会主导标准制定,赢得长期市场控制权。同时,利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环保、竞争政策进行监管套利,也常见于跨国巨头的发展策略。
在全球市场背景下,反垄断与行业监管亟需加强国际合作与信息共享,完善跨境执法与标准协调机制,以保障全球市场效率与公平。
寡头垄断理论为分析企业间的战略互动提供了重要框架,涵盖了Stackelberg序贯博弈模型的先发优势、Cournot数量竞争和Bertrand价格竞争等多种竞争模式,以及反应函数和纳什均衡在实际市场中的应用。这些理论不仅揭示了企业在产量、价格和利润上的策略选择,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市场结构下消费者福利、社会效率及市场力量的来源和变化。
在商业实践中,寡头理论广泛指导企业制定产能投资、价格策略、进入时机等关键决策,通过分析竞争对手反应,优化自身策略,平衡合作与竞争关系。同时,这些分析也是政府进行反垄断和行业监管、贸易政策制定与创新促进的重要理论基础,有助于把握政策变化对行业竞争格局的深远影响。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寡头竞争格局已经呈现出平台化运作、网络效应增强、智能算法定价与数据垄断等独特现象。同时,行为寡头理论将有限理性、企业适应性调整以及社会偏好纳入分析框架,使得研究日益拓展到动态变化与实验测试范畴。国际层面上,跨国企业通过布局全球价值链、主导技术与标准、灵活应对多元政策,加深了市场竞争的复杂性,而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成为影响寡头博弈的重要外部因素。
寡头垄断理论为理解和应对现代经济中最常见且最具挑战性的市场结构提供了坚实基础。无论是传统制造业的价格与产量竞争,还是数字平台经济下的算法与网络效应竞争,掌握并灵活运用这些理论工具,有助于企业策略优化和政策制定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效率与公平。
| 完全获取领导者产量信息 |
| 市场 | 最终 | 价格 | 总产量 |
| 中低 |
| Cournot | 倍垄断 | 中等 |
| 完全竞争 | 倍垄断 | 最高 |
| 背叛 | 超额生产 |
| 惩罚 | Cournot |
| Cournot利润 |
| 越低越稳定 |
| 增强惩罚威力 |
| 利率(贴现率) | 越低越稳定 | 加强长期关系与信息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