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完成学业并开始寻找全职工作时,你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当时经济条件的影响。在某些年份,整个经济中的企业都在扩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就业率上升,工作容易找到。 在其他年份,企业削减生产,就业率下降,找到一份好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毫不奇怪,任何大学毕业生都宁愿在经济扩张年份而不是经济收缩年份进入劳动力市场。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就业特征。80年代到90年代初,传统制造业和个体经营蓬勃发展,为大量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代初,国企改革带来就业压力,同时加入WTO推动了外向型经济发展; 2000年代到2010年代,基建热潮和互联网兴起创造了丰富的就业选择;而从2010年代至今,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成为就业增长的新引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深刻感受到了经济环境的变化。那一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年”,许多原本在经济繁荣期很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突然面临就业困难。 相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2000年代中期,几乎任何专业的毕业生都能相对容易地找到满意的工作。
由于整体经济的健康状况深刻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经济状况的变化被媒体广泛报道。实际上,很难在不看到关于经济的某些新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拿起报纸、查看在线新闻服务或打开电视。 这些统计数据可能测量经济中每个人的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或GDP)、平均价格上升或下降的速度(通胀/通缩)、劳动力中失业的百分比(失业率)、商店的总支出(零售销售)或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贸易逆差)。
每当国家统计局发布季度或年度经济数据时,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GDP增长率是否达到预期目标、CPI涨幅是否控制在合理区间、就业形势是否稳定,这些都是公众热议的话题。 所有这些统计数据都是宏观经济的。它们不是告诉我们关于特定家庭、企业或市场的信息,而是告诉我们关于整个经济的信息。
宏观经济学家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平均收入很高而其他国家很低?为什么价格有时快速上升而其他时候更稳定?为什么生产和就业在某些年份扩张而在其他年份收缩?政府能做什么来促进收入的快速增长、低通胀和稳定就业? 这些问题都具有宏观经济性质,因为它们涉及整个经济的运作。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实践面临的核心问题包括:
在这一部分,我们讨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用来监控整体经济表现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宏观经济学家试图解释的经济变化。本部分我们重点考虑国内生产总值(GDP),它衡量一国的总收入。 GDP是最受密切关注的经济统计数据,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社会经济福祉的最佳单一指标。
GDP作为衡量国家收入和经济福祉的重要指标,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也要认识到,GDP只是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福祉、实现全面发展。 在新时代,我们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如何,你可能首先会看她的收入。收入高的人更容易负担生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 收入较高的人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医疗保健、更豪华的汽车、更奢华的度假等等,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在判断经济是运行良好还是糟糕时,很自然地要看经济中每个人赚取的总收入。这就是GDP的任务。
在中国,这种收入与生活质量的关系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月收入3000-5000元的低收入家庭通常租住城中村,主要依靠公共交通出行,以家庭自制餐食为主; 月收入8000-15000元的中等收入家庭能够购买或租住品质较好的住宅,拥有经济型汽车,经常外出就餐;而月收入3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则可以购买高档住宅,拥有豪华汽车,享受高端医疗和消费服务。 这种个人层面的收入-生活质量关系,在国家层面同样适用,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高,通常其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越高。
从国际比较来看,这种关系更加明显。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的人均GDP通常在4-6万美元,其国民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优质的教育医疗、便利的基础设施; 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巴西、俄罗斯的人均GDP在1-2万美元,正在努力提升生活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其国民在基本生活需求方面还面临较大挑战。
GDP同时衡量两件事:经济中每个人的总收入和经济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GDP能够同时衡量总收入和总支出,因为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相同的。对于整体经济而言,收入必须等于支出。 这种等式关系的存在是因为每笔交易都有两方:买方和卖方。某个买方的每一元支出都是某个卖方的一元收入。
让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中国化例子来理解这个概念:
假设李华支付给王师傅200元来修理她的电脑。在这种情况下,王师傅是服务的卖方,李华是买方。王师傅赚取200元收入,李华支出200元。 这笔交易在GDP核算中会产生双重记录效应,从收入角度看,王师傅通过提供电脑维修服务获得了200元的劳务收入,这直接增加了服务业的增加值和个人收入总额,因此收入法GDP增加200元; 从支出角度看,李华的200元支出构成了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作为最终消费支出计入支出法GDP,同样增加200元。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法,这笔交易对GDP的贡献都是200元,完美地体现了收入等于支出的基本原理。
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基本原理: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在整个经济中,所有这样的交易加总起来,就形成了国民经济的总收入和总支出。

在以一般术语讨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含义之后,让我们更精确地了解这个统计数据是如何测量的。这里是一个专注于GDP作为总支出衡量标准的定义: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在给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
这个定义可能看起来足够简单。但实际上,在计算经济的GDP时会出现许多微妙的问题。因此,让我们仔细考虑这个定义中的每个短语。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谚语:“你不能比较苹果和橙子。”然而,GDP恰恰做了这件事。GDP将许多不同种类的产品加总成经济活动价值的单一衡量标准。 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使用市场价格。因为市场价格衡量人们愿意为不同商品支付的金额,它们反映了这些商品的价值。 让我们通过中国市场的具体例子来理解这个概念:
GDP还包括经济中住房存量提供的住房服务的市场价值。对于租赁住房,这个价值很容易计算——租金既等于租户的支出,也等于房东的收入。 然而,许多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因此不支付租金。政府通过估算其租赁价值将这种自有住房包括在GDP中。实际上,GDP基于房主向自己租房的假设。归算租金既包括在房主的支出中,也包括在她的收入中,因此增加了GDP。
在中国,住房服务的GDP核算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很高。对于租赁住房(约占30%),我们可以直接按市场租金计入GDP,计算相对简单,因为有实际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参考,租金收入既是房东的收入也是租户的支出。 而对于自有住房(约占70%),则需要按归算租金计入GDP,也就是估算如果这套房子出租能获得的租金收入,通常参考周边同类住房的租金水平,但这种核算方式存在一定困难,因为缺乏实际交易价格参考。 从整体影响来看,住房服务约占中国GDP的6-8%,其中一线城市的占比更高,而且房价上涨会推高归算租金从而推高GDP,相比之下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为10-15%。
这些GDP的排除规则有时会导致看似矛盾的结果。例如,当小李付钱给小王修剪草坪时,这笔交易是GDP的一部分。但假设小王和小李结婚了。 即使小王可能继续修剪小李的草坪,现在修剪的价值被排除在GDP之外,因为小王的服务不再在市场上销售。因此,他们的婚姻减少了GDP。
类似的悖论在中国也很常见。当雇佣保姆照顾家庭时,月薪5000元会计入GDP;但如果妻子辞职在家全职照顾家庭,即使照顾质量可能更好,GDP反而会下降。 同样,外出就餐100元计入GDP,在家做同样营养的饭菜却对GDP没有贡献。这说明GDP并不完全反映真实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福利水平。
在中国制造业中,GDP只计算最终产品价值以避免重复计算。例如,华为手机虽然包含芯片、屏幕、电池等多个中间品,但GDP只计入整机3000元的最终售价; 比亚迪汽车虽然使用钢材、发动机、玻璃等原材料,但GDP只计入整车15万元的价值。这确保了每个生产环节的价值不被重复统计。
GDP既包括有形商品(食物、衣服、汽车)也包括无形服务(理发、家庭清洁、医生看病)。当你购买你最喜欢乐队的CD时,你购买的是商品,购买价格是GDP的一部分。当你付费听同一乐队的音乐会时,你购买的是服务,门票价格也是GDP的一部分。
在中国数字经济中,商品与服务界限日益模糊。传统有形商品如手机、书籍逐渐被数字音乐、电子书等无形数字商品补充;而传统理发、医疗等服务也延伸出通信服务、云服务、流媒体会员等数字服务形态,这些都成为GDP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GDP包括当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但不包括涉及过去生产商品的交易。当比亚迪生产并销售一辆新车时,汽车的价值包括在GDP中;当车主将这辆车转手卖给他人时,二手车的交易价值不包括在GDP中,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发生,只是所有权的转移。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房地产市场:开发商建设并销售新房时计入GDP,因为创造了新的价值;而个人之间的二手房买卖不计入GDP,尽管交易金额可能很大,但只是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不过,与这些交易相关的服务费用,如中介佣金、检测费用等,仍然计入GDP,因为这些是当期提供的真实服务。
GDP衡量在一个国家地理边界内的生产价值。当一个日本公民在中国临时工作时,她的生产是中国GDP的一部分。当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地拥有工厂时,她工厂的生产不是中国GDP的一部分。(它是海地GDP的一部分。) 因此,如果商品是在国内生产的,无论生产者的国籍如何,都包括在一国的GDP中。
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地理边界的原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重要。以富士康为例,虽然苹果公司是美国企业,但富士康在中国生产的iPhone价值会计入中国GDP,因为实际生产活动发生在中国境内。 相反,华为在印度设立的生产基地,其产出价值则计入印度GDP而非中国GDP。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服务业:当中国的在线教育平台为海外学生提供教学服务时,这部分服务价值计入中国GDP;而当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消费时,这些旅游服务收入也会计入中国GDP。 这种基于地理位置而非企业国籍的统计方法,确保了GDP能够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境内的实际经济活动水平,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通过吸引外资和发展代工制造业来显著提升GDP规模。
GDP衡量在特定时间间隔内发生的生产价值。通常,该间隔是一年或一个季度(三个月)。GDP衡量该间隔期间经济的收入流动以及支出流动。
当政府报告季度GDP时,通常以“年化率”呈现GDP。这意味着季度GDP报告的数字是该季度收入和支出金额乘以4。政府使用这种惯例,以便更容易比较季度和年度GDP数据。
此外,当政府报告季度GDP时,会呈现经过称为季节性调整的统计程序修改后的数据。未调整的数据清楚显示,经济在一年中某些时候比其他时候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 例如,春节期间制造业停产但消费集中,夏季建筑业受高温影响但旅游业繁忙,年末企业生产冲刺且电商促销推动消费高峰。季节性调整能够剔除这些周期性因素,更准确反映经济的真实趋势,为政策制定和国际比较提供可靠依据。
经济中的支出采取多种形式。在任何时刻,张家可能在肯德基吃午餐;比亚迪可能在建造汽车工厂;海军可能在采购潜艇;中国国航可能在从波音购买飞机。GDP包括所有这些对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各种形式的支出。
为了理解经济如何使用其稀缺资源,经济学家研究GDP在各种支出类型中的构成。为此,GDP(我们用Y表示)被分为四个组成部分: 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NX):
这个等式是一个恒等式——由于等式中变量的定义方式,这个等式必须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GDP中包括的每一元支出都被放入GDP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四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必须等于GDP。
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特点。消费占比从2000年的46.4%上升到2021年的54.3%,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这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和内生动力的增强。 投资占比虽然从2010年的高点47.9%回落到43.1%,但仍保持较高水平,反映了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投资。 政府支出占比相对稳定,保持在13-17%之间,体现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稳定投入。 净出口占比从早期的正贡献逐步下降到1.7%,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显著降低,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得到增强。

消费(Consumption)指的是家庭在商品与服务方面的所有支出,但购买新住房被排除在外,这一部分支出被计入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又可以细分为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两大类:
商品消费:包括耐用品和非耐用品。耐用品是指使用寿命较长,能够反复使用的商品,如汽车、家用电器、家具等,这些商品通常在家庭预算中占有较大比重。非耐用品则是使用周期较短、会很快消耗掉的商品,比如食物、饮料、服装、日用品等。
服务消费:指家庭为获取某些服务而支付的费用,包括理发、美容、医疗护理、交通、通讯、保险、文化娱乐等各类无形服务。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包括学费、课外辅导、在线教育等,均被计入服务消费。此外,旅游和休闲娱乐也是服务消费中的重要部分。
近年来,随着收入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中国家庭消费逐渐向服务和体验型消费倾斜,在生活质量和多样化需求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网络购物、在线娱乐、健康消费、智能家居等新型消费模式的兴起,这些内容也属于家庭总消费的一部分。
在中国,家庭消费呈现出独特的结构特征,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
“$1”,新房购置不被计入日常消费,而是归类为投资支出。这种会计处理非常重要,因为住房往往是一家人最大的一笔开销。 在中国,这一规定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十分突出。如果把购房算作消费,房价较高会使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被高估。 事实上,居民住房带来的消费只通过“归属租金”反映在GDP里,也就是说统计部门会估算自有住房如果出租可能获得的租金收入,将其计作消费部分。
投资,广义上指的是用于将来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投资不仅仅是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厂房等资本设备,还包括企业为生产准备而购进并存放的各种库存(如原材料、产成品、在制品等),以及所有用于新建建筑物的支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房地产的新建住房投资也被计入投资之中,而不是消费。例如,当家庭购买新房时,这部分支出在GDP中会被归类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因为新住房被视为一种耐用生产资产,可以为未来提供居住服务。这一区分有重要的统计和政策意义,有助于更准确地反映社会整体产出和资本积累的真实情况。因此,投资可以细分为三大类:1)固定资产投资(如厂房、设备),2)库存投资(企业存货的变化),3)住宅投资(新建住房等)。这三类投资共同推动了经济产能的扩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注意,GDP核算中使用的投资一词与你在日常对话中听到的术语不同。当你听到投资这个词时,你可能会想到金融投资,如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这些是我们在本书后面研究的主题。 相比之下,因为GDP衡量商品和服务的支出,这里的投资意味着购买用于未来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商品(如资本设备、建筑物和库存)。
为什么金融投资不计入GDP?
GDP关注的是实体经济中的实际生产活动。金融投资本质上是资金的转移,并不创造新的生产能力。比如,当我们购买股票时,实际上是把钱转移给了卖方,而这家公司的生产设备和产能并没有因此增加。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金融投资的标的资产(如公司的厂房设备)已经在建造时计入了GDP,所以股票交易本身不再重复计算。
GDP统计的重点是衡量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否在扩张,而只有购买新的生产性资产才能真正提高经济的产出能力。
政府购买包括地方、省级和中央政府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它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以及公共工程支出。
当政府支付将军或教师的薪水时,该薪水是政府购买的一部分。但当政府向老年人支付社会保障福利或向最近被解雇的工人支付失业保险福利时,情况完全不同:这些被称为转移支付,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当前生产的商品或服务而支付的。
净出口(Net Exports, NX)是衡量一个国家通过对外贸易为本国经济所创造价值的关键指标。它等于外国购买本国产品和服务的总额(即“出口”Export),减去本国居民和企业购买外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额(即“进口”Import)。因此,净出口 = 出口 - 进口。
当本国企业向国外销售商品和服务时,比如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手机、机械或者服装,这些销售额会增加本国的净出口。同样地,像波音向英国航空公司出售飞机这类交易,也会增加美国的净出口。相反,如果国内企业或居民从国外购买汽车、能源、设备或其它商品,这些支出则计入进口,会减少净出口。
净出口中的“净”,强调的是出口和进口的差额。也就是说,单纯出口规模很大,但如果进口同时也很大,净出口数值可能并不高。如果出口大于进口,净出口为正,对GDP形成正贡献;如果进口大于出口,净出口为负,对GDP产生拉动效应减弱,甚至成为经济的“泄口”。
净出口不仅反映一国商品和服务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与国内的生产结构、产业升级、汇率水平、全球市场变化等密切相关。长期持续的顺差(净出口为正)可以增加外汇储备,而持续逆差则可能带来外债压力。此外,净出口作为GDP的组成部分,与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一起,系统性地反映了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
进行这种减法是因为GDP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例如,假设一个家庭从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购买一辆4万元的汽车。这笔交易使消费增加4万元,因为汽车购买是消费者支出的一部分。它也使净出口减少4万元,因为汽车是进口商品。
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发挥着多重重要作用。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净出口不仅直接拉动GDP增长,还通过出口导向产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国家带来宝贵的外汇收入,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在结构调整方面,出口企业往往率先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国内企业通过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扩大了发展空间,出口产品的高质量要求也倒逼企业持续创新,同时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舞台。 作为重要的政策调控工具,政府可以通过汇率政策影响出口竞争力,运用出口退税和进口关税等贸易政策进行调节,通过产业政策支持出口优势产业发展,并通过开放政策扩大进口以平衡贸易结构。
正如我们所见,GDP衡量经济中所有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如果总支出从一年到下一年上升,至少有两件事之一必须是真的:
当研究经济随时间的变化时,经济学家想要分离这两种效应。特别是,他们想要一个不受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影响的经济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量的衡量标准。 为了做到这一点,经济学家使用称为实际GDP的衡量标准。
这种区分在中国经济分析中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名义GDP增长既包含了产量的快速增长,也包含了价格水平的上升。如果不加区分,就无法准确判断经济的真实增长情况。 名义GDP的增长既包含了实际产量的增加,也包含了价格水平的上升。
实际GDP回答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我们用过去某个特定年份的价格来评价今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会是多少?通过使用固定在过去水平的价格来评价当前生产,实际GDP显示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总体生产如何随时间变化。 让我们用一个中国化的例子来更精确地看看实际GDP是如何构建的。
名义GDP计算(当年价格):
实际GDP计算(2018年不变价格):
对比分析:
实际GDP因为剔除了价格变化影响更准确反映产量增长
名义GDP(Nominal GDP) 用当期市场价格来计算经济中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也就是说,名义GDP每年都按照当年的市场价格来统计,因此既包含了生产总量的变动,也包含了物价水平(价格)的变动。当经济中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时,即使真实产量没有增加,名义GDP也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增加。反之,如果价格下降,名义GDP也可能下降,即使产量保持不变。
实际GDP(Real GDP) 则通过选定一个基准年份(基年)的价格,将所有年份的产量按不变价格来核算。实际GDP用来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只反映经济中真实产量的增减。因此,实际GDP的变化率准确显示经济商品和服务生产数量的实际变动,排除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带来的价格干扰。
如果2018年是基年,中国某经济体在2018年和2020年产出的商品数量相同,但2020年商品价格涨了一倍,那么2020年的名义GDP会比2018年高一倍,而实际GDP则保持不变。这种方式使实际GDP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真实增长情况和整体生活水平变化的更科学指标。
总之,名义GDP反映名义价值变动(数量和价格双重因素),实际GDP则更纯粹地衡量真实产量增长。分析经济增长健康性时,经济学家通常更关注实际GDP的变动情况。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名义GDP既反映经济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数量,也反映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比之下,通过将价格保持在基年水平不变,实际GDP只反映生产的数量。 从这两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计算第三个,称为GDP平减指数,它只反映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让我们继续用包子豆浆经济来看看GDP平减指数的具体计算过程。在2018年这个基年,名义GDP和实际GDP都是400元,所以GDP平减指数就是(400÷400)×100=100,基年的平减指数总是设定为100。 到了2019年,虽然名义GDP涨到了950元,但实际GDP只有700元,这时GDP平减指数就变成了(950÷700)×100=135.7,意味着价格水平比基年上升了35.7%。 而到了2020年,名义GDP进一步增长到1700元,实际GDP为1000元,GDP平减指数达到了(1700÷1000)×100=170.0,表示价格水平比基年上升了整整70%。

经济学家使用通胀这个术语来描述经济整体价格水平上升的情况。通胀率是价格水平某种衡量标准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百分比变化。使用GDP平减指数,连续两年之间的通胀率计算如下:
让我们继续用包子豆浆经济来演示基于GDP平减指数的通胀率计算过程。在2019年,由于GDP平减指数从2018年的100上升到135.7,通胀率就是(135.7-100)÷100×100=35.7%, 表示价格水平上涨了35.7%。到了2020年,GDP平减指数进一步上升到170.0,这一年的通胀率为(170.0-135.7)÷135.7×100=25.3%,虽然通胀率有所放缓,但价格水平仍在持续上涨。 而在中国的实际经济数据中,近年来基于GDP平减指数计算的通胀率相对温和:2019年约为1.4%,2020年降至0.7%,2021年上升到4.4%,2022年回落至2.8%,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
GDP平减指数得名于它可以用来从名义GDP中剔除通胀的作用,就像用一把特殊的刷子把价格上涨带来的“泡沫”从经济增长中刷掉一样。当我们看到名义GDP增长时,其中既包含了真实的生产增长,也包含了价格上涨的因素。 GDP平减指数就像一个过滤器,帮助我们把价格变化的影响从总的经济增长中分离出来,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经济的真实生产能力到底增长了多少。这 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平减”指数的原因,因为它平减了由于价格上升而产生的虚假增长,还原出经济的真实面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工具,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才能更准确地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真的在发展壮大,还是只是因为物价上涨而看起来繁荣。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GDP的计算需要选择一个基年,而基年的选择会影响增长率的计算。各国统计部门通常会定期更换基年,以确保价格结构能够较好地反映当前经济结构。
基年选择的四大原则
在前面,GDP被称为衡量社会经济福祉的最佳单一指标。现在我们知道了GDP是什么,我们可以评估这个说法。 正如我们所见,GDP既衡量经济的总收入,也衡量经济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总支出。因此,人均GDP告诉我们经济中平均每个人的收入和支出。因为大多数人更愿意获得更高的收入和享受更高的支出,人均GDP似乎是衡量个人平均经济福祉的自然指标。
这种对GDP的质疑在中国同样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回顾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轨迹。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确实经历了一个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发展阶段。那时候,“发展是硬道理”成为时代最强音,各级政府都把GDP增速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这种发展模式在当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起飞。
但随着时间推移,单纯追求GDP增长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环境污染加剧、收入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反思发展模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注重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 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更是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从单纯做大经济总量转向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的共同富裕目标。
GDP不能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较大的国家能够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GDP不能衡量教育质量,但GDP较大的国家能够负担更好的教育系统。GDP不能衡量诗歌的美丽,但GDP较大的国家能够让更多公民学会阅读和欣赏诗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着GDP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医疗健康、教育事业、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升到78.2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各类文化设施大幅增加。这些民生改善的背后,都离不开经济发展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
然而,GDP并不是衡量社会福祉的完美指标,它在评价一个国家总体福祉方面存在诸多局限。许多对于美好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被GDP的统计体系所忽略或排除在外。GDP主要衡量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和交易的有市场价值的商品与服务,而无法反映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非市场活动、公共福利、精神幸福、环境健康、收入分配公平性等维度。因此,GDP的数字虽能反映经济体量的变化,却难以全面揭示人民生活质量的真实状况。
假设经济中的每个人突然开始每周七天都工作,而不是在周末享受休闲。这会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GDP会上升。 然而,尽管GDP增加,我们不应该得出每个人都会更好的结论。减少休闲的损失会抵消生产和消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收益。 比如在中国,“996”工作制可能推高GDP,但过长的工作时间损害了员工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质量,这些损失无法在GDP中体现出来。
因为GDP使用市场价格来评价商品和服务,它排除了几乎所有在市场外发生的活动价值。特别是,GDP忽略了在家中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在中国,家务劳动、育儿照料、养老照护等家庭生产活动价值巨大,如按市场价格计算可能占GDP的20-30%。 同样,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虽然创造巨大社会价值,但也被排除在GDP核算之外。
当厨师在餐厅准备美味佳肴并出售时,这顿饭的价值是GDP的一部分。但如果厨师为家人准备同样的饭菜,她为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就被排除在GDP之外。类似地,托儿所提供的儿童护理是GDP的一部分,而父母在家中的儿童护理则不是。
GDP排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环境质量。设想一个情况:政府取消了所有环境保护法规,企业可以在不考虑任何污染后果的情况下生产商品和服务,GDP可能会显著上升。
然而,整体福祉很可能反而下降,因为空气和水质量的恶化会超过增加生产带来的收益。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GDP的增长简单等同于社会福祉的提升。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初期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个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GDP年均增长超过9%,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 这些环境成本在GDP核算中并没有被扣除,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如某个县城,100个家庭年收入都是20万元,GDP为2000万元,人均GDP为20万元。 另一个同样规模的县城,10个家庭年收入200万元,90个家庭收入为零,GDP同样是2000万元,人均GDP也是20万元。显然,这两个县城的民生状况天差地别。
这说明GDP完全忽略了收入分配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格局经历了从相对平均到差距扩大的变化。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GDP对于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目的来说是经济福祉的良好衡量标准。重要的是要记住GDP包括什么和排除什么。
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不是完美的福祉衡量标准。我们既要认识GDP的价值,也要清楚其局限性。 在新时代,中国正在探索超越GDP的发展道路,追求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是对GDP局限性的回应,更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积极回应。
在本内容中,我们讨论了经济学家如何测量一个国家的总收入。当然,测量只是一个起点。宏观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旨在揭示一个国家GDP的长期和短期决定因素。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同样面临着一系列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
从增长质量角度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如何以创新驱动替代要素投入驱动,以及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从结构性问题来看,我们面临着如何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如何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课题。
在周期性问题方面,我们需要探索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如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如何应对外部经济冲击,以及如何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组合。
而在开放发展维度,我们则需要研究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如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重要议题。
测量GDP只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但它是不可或缺的起点。正是在这个坚实的数据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构建科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