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发展的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关乎每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摘自《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23年)
地方政府如何获得资金来提供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关系到城市建设、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重要问题。本节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地方政府收入的两个最重要来源:土地出让收入和转移支付,并通过经济学分析回答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土地出让金的经济负担最终由谁承担?我们将运用供求模型来分析,表面上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房地产开发商如何将成本转嫁给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消费者。
第二个问题:地方政府如何回应中央的专项转移支付?我们将使用中位选民模型来说明,地方政府往往会将部分专项资金用于减税或增加其他公共服务支出。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包括传统的税收,还涵盖了土地出让收入、中央转移支付以及其他各类收入来源。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在收入结构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地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和政策导向的不同。
我们通过下方的图表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地级市和县级政府在主要收入来源上的占比情况:
从数据可以看出,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县级政府中,这一比例高达42%,远高于地级市的35%。这说明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的县域地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更高。与此同时,转移支付作为第二大收入来源,在县级政府中的占比也达到35%,高于地级市的28%,这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基层财政的强力支持和均衡区域发展的政策导向。
地方税收虽然在整体收入中占比不及土地出让和转移支付,但依然是地方政府实现财政自主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地级市的地方税收占比为25%,而县级政府仅为18%,显示出县级政府在税收征管和经济活力方面存在一定短板。此外,“其他收入”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收益等,在两级政府中占比较低。
为了更深入理解地方税收的内部结构,我们进一步分析不同税种在地级市和县级政府中的占比及其主要特点:
可以看到,地级市的税收结构更为多元,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成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出其经济活动的广泛性和企业数量的优势。而县级政府则在房产税和其他税收方面占比更高,说明其财政收入更依赖于本地房地产市场和部分特色税种。
因此,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既有多元化的积极一面,也存在对土地出让收入和转移支付依赖较重的隐忧。未来,如何优化收入结构、提升税收自主性、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将是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中国,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这一制度的经济影响需要我们仔细分析。
假如一个三线城市——“新城市”,该市的房地产市场具有完全竞争特征,每个开发企业在均衡状态下获得零经济利润。房地产开发需要两项主要投入:建筑成本(资本)和土地使用权:
建筑成本:开发商需要向建筑公司支付建设费用,包括材料、人工等。这部分成本相对灵活,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
土地使用权:开发商必须向地方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获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供应量由政府控制,具有相对固定性。
假设初始状态下,该市每平方米住房售价为8000元,其中建筑成本6000元,土地成本2000元。
土地出让金制度的特殊性在于:政府既是土地供应的垄断者,又是城市建设的管理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土地出让金具有独特的经济效应。
我们首先分析土地供应对价格的影响。由于土地供应相对固定,我们可以用供求模型来分析:
图中显示了土地出让金对市场的影响。当政府设定土地出让金为每亩50万元时,开发商愿意为土地支付的价格会相应降低。由于土地供应完全无弹性(垂直供应曲线),出让金的负担完全由土地的原有价值承担。
这意味着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对土地级差地租的征收,最终由土地价值承担,而不会转嫁给消费者。
接下来我们分析建筑成本部分的影响。与土地不同,建筑服务具有一定的弹性。
当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如环保要求、质量标准等)提高建筑成本时,开发商的边际成本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成本上升会部分转嫁给消费者,导致房价上涨和供应量下降。

在现实中,开发资本可以在不同城市间流动。我们考虑相邻的两个城市:实施严格土地政策的“调控市”和政策相对宽松的“自由市”。这种政策差异会导致资本在区域间重新配置,进而影响各自的房地产市场和土地价值。
当调控市提高土地出让门槛或加重开发条件时,部分开发资本会流向政策宽松的自由市。资本的流动导致调控市的开发项目减少,资本回报率下降,而自由市则因资本流入而开发项目增加,资本回报率也会有所调整。最终,两个城市的资本回报率趋于均等,实现所谓的“区域套利”均衡。
这个过程中,影响不仅限于资本回报率的变化,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资本流动还可能带来人口流动、产业结构调整等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变化。例如,部分开发商和相关产业链企业可能随资本流向自由市,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而调控市则可能面临经济活力下降的风险。
在实际分析中,我们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资本流动的便利程度、消费者迁移的成本、不同城市的发展潜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政策执行的严格性等。这些因素会影响政策效应的最终分配。例如,如果资本流动受限,政策效应可能主要体现在本地市场;如果消费者迁移成本较高,房价趋同的速度会减缓。此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交通条件和人口结构也会对资本和土地市场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我们重点分析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考虑一个专项教育转移支付的案例。假设某县教育局局长代表当地中位选民的偏好,面临在教育支出和其他公共服务之间的选择。
当中央政府提供500万元的教育专项转移支付时,地方政府的预算线向外移动。有趣的是,地方政府并不会将全部500万元都用于教育,而是将其中一部分用于其他公共服务或减税。
在这个例子中,地方政府将教育支出从600万元增加到750万元(增加150万元),同时将其他支出从700万元增加到800万元(增加100万元)。这意味着只有30%的转移支付真正用于目标领域,70%被挪作他用。
中央政府往往要求地方提供配套资金。我们分析1:1配套要求(地方每支出1元教育资金,中央配套1元)的效应:
配套资金要求改变了教育支出的相对价格,使得每投入1元地方教育资金能获得2元的教育服务(1元地方资金+1元中央配套)。这种价格效应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增加教育投入。
在图中的例子里,地方政府将教育支出从600万元增加到800万元,增幅达到33%,远高于定额转移支付15%的增幅。

站在地级市市长的角度,考虑本市实施的土地政策对市民的影响。假设该市在包含50个同等规模城市的经济区域内。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在多城市区域中,区域内资本回报率下降幅度为政策成本的1/50,而本市土地价值下降幅度为政策成本的49/50。
因此,市长可以合理预期:本市土地政策的成本主要由本地土地所有者承担。当然,如果居民流动性不完全,部分成本也会转嫁给当地购房者。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考虑全国统一的土地政策效应。由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开发资本无处可逃。如果全国建设资本供应相对固定,政策成本将完全由资本所有者承担。
然而,如果建设资本供应具有弹性(比如外资可以撤出中国市场),那么部分成本会转嫁给全国的住房消费者,表现为全国房价的普遍上涨。
政策制定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层面的效应。单一城市的政策与全国性政策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这要求我们在分析时必须明确政策的实施范围和市场边界。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问题关系到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通过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收入来源的经济效应和政策含义。
土地出让金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经济负担主要由土地价值承担,这一特点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土地政策调节发展节奏。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未来的改革需要在保持制度优势的同时,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财政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目标。
理解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经济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城市发展政策、房地产市场变化和公共服务供给等现实问题。这些知识不仅适用于政策制定者,对于普通居民理解身边的经济现象也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