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制度安排，它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司法审查制度既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机制。这项制度让普通百姓有了在法院挑战行政决定的可能,让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依法治国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司法审查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法律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时都必须依法行政。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确保这些行使公权力的主体始终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不越权、不滥权、不失职。
从本质上看，司法审查关注的核心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行政决策的优劣对错。法院不会评判一个行政决定的好坏或是否符合政策目标，而是审查这个决定的作出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某市政府决定在城市规划中增加绿地面积，法院不会评价增加多少绿地最合理，但会审查这个决定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召开了听证会，是否履行了公示义务。
这项制度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规范为行政机关设定了权力边界。司法审查的任务就是确保行政机关严格在这些边界内行事。当行政机关的行为超越了法律授权范围或者违反了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就有权通过司法审查程序予以纠正。
司法审查的目标不是让法官代替行政机关作决定，而是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传统上，司法审查主要审查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是否在职权范围内行事，二是行政程序是否公正。如果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即使这个决定在某些方面可能并不完美，法院通常也不会干预。但现代司法审查的标准更加严格。当行政机关在理解和适用法律时出现错误，法院会通过司法审查程序要求其重新作出决定。
某县国土资源局对一家企业作出行政处罚，认定该企业违法占地。企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发现，国土局在认定违法占地时适用法律错误，因为该企业占用的土地性质已经通过合法程序变更。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土局有处罚权，但它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出了问题，法院就会撤销这个处罚决定。
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宪法层面的讨论。有人担心，法官不是民选产生的，让他们监督由民选的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是否合适？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司法审查恰恰是在维护人大制定的法律的权威。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法律的授予，司法审查确保行政机关不超越法律授权，这本身就是在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
当代中国的行政活动范围极其广泛，涉及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行政机关在这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裁量权，这是必要的。但正因为行政权力如此广泛，对其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就更加重要。司法审查在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之间寻求平衡，既要保证行政机关能够高效运转，又要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当前司法审查围绕四个核心目标展开：
这四个目标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指导性案例中强调，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中国的公共行政体系经历了深刻变革。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行政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司法审查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为了快速恢复经济、建立社会秩序，中央政府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那个时期的行政管理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几乎管理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行政效率不高，社会活力不足。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开始了漫长的改革历程。这个过程放权与监督并重。一方面，政府开始向市场、向社会放权，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随着权力的下放和行政事务的日益复杂，如何监督权力的规范行使成为新的课题。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开始探索建立行政法律制度。一九八九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是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让普通百姓有了在法院起诉行政机关的可能。这部法律的出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担心会影响行政效率，有人质疑法院是否有能力监督行政机关。但实践证明，这部法律的实施对推进依法行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国务院多次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政府部门，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各种专业性的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不断涌现，如市场监管部门、环保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等，这些机构在各自领域行使着重要的管理职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让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前开办企业需要经过十几个部门的审批、耗时数月，现在通过一站式服务，几天就能完成所有手续。这种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办事。
与此同时，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也在加强。二〇一四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扩大了受案范围，完善了诉讼程序，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立案登记制的实施让告状难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过去一些法院对民告官案件能推就推，现在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必须立案。
这些年来，各类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完善。除了法院的行政诉讼，还有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多种方式。行政复议是由上级行政机关审查下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它的专业性强、效率高，在很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税务争议中，纳税人可以先申请税务机关的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到法院起诉。
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也很丰富。一些地方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把多个部门的审批职能集中到一个窗口办理。还有的地方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数据共享和流程优化，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这些改革虽然不直接涉及司法审查，但都是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与司法审查的目标一致。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审批制到服务型政府，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贯穿着一条主线：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好的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大量的新型管理主体。有的是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如质量检验机构、环境监测站；有的是行业组织，如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还有的是专门的监管机构，如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些主体的性质各不相同，它们作出的决定是否可以被司法审查，需要根据其职能和权力来源具体判断。
当前，中国有数千个各类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它们管理的事务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注册登记、商品质量监管、环境污染治理、建设工程审批、社会保障发放、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医疗服务等。这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如何才能高效运转又不侵犯公民权利？这正是司法审查制度需要回答的问题。
司法审查只针对行使公权力的主体。并不是任何组织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可以申请司法审查。理解哪些主体属于可以被司法审查的公共机构，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问题。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被告的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比较容易理解，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部门，如公安局、税务局、市场监管局等。但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个概念就相对复杂一些。
判断一个组织是否属于可以被司法审查的公共机构，关键要看它是否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有的组织虽然不是政府部门，但法律授权它行使某些行政管理职能，那它在行使这些职能时就属于公共机构。某些专业技术检验机构，法律授权它们对某些产品进行强制性检验并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验报告，这时它们就在行使公权力。
工商业联合会的案件很能说明问题。某市工商联对一家会员企业作出除名决定，企业不服想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查后认为，虽然工商联是由政府参与组建的，但它本质上是社会团体，与会员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章程的民事关系，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因此这个除名决定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企业应该提起民事诉讼。
但同样是行业组织，律师协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律师协会对律师的惩戒处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在行使法律授予的管理职能。这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和处分的性质。如果是律师协会根据章程对会员的内部管理，那属于自律行为；但如果是根据法律授权作出的影响律师执业资格的决定，就可能被认定为行政行为。
国有企业是另一个容易混淆的领域。国有企业虽然由国家出资设立，但它从事的是生产经营活动，与其他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因此，国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作出的决定通常不属于可以被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一家国有银行拒绝某个客户的贷款申请，这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是行使公权力。
判断一个主体是否属于公共机构，不能只看它的名称或性质，而要看它在具体行为中是否在行使法律授予的公共管理职能。同一个主体在不同情况下可能既有公法行为也有私法行为。
村民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村委会不是国家机关，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某些情况下，法律授权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如协助收缴农村合作医疗费用。这时村委会在履行协助职能时作出的行为就可能被认定为行政行为，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物业公司是否属于公共机构？一般来说不属于。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是合同关系，物业公司的管理行为是在履行合同义务，不是行使公权力。但如果物业公司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代为收取某种规费，这种受委托的行为就可能具有行政性质，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应当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证券交易所这样的机构更为复杂。交易所虽然是公司制企业，但它承担着重要的市场监管职能。当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作出暂停交易、退市等决定时，这种决定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会对相关主体的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这类决定是可以被司法审查的。我国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也在不断探索，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在逐步明确。
学校的情况也值得关注。公立学校是事业单位，它对学生作出的处分决定，如退学、开除学籍等，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受教育权。近年来，法院受理了不少学生起诉学校的案件。法院一般认为，学校对学生作出影响其重大权益的决定，如开除学籍，这类决定具有行政性质，学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学校的日常教学管理，如课程安排、成绩评定，则属于学校的教育自主权，不宜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法院在判断一个主体是否属于公共机构时，会综合考虑几个因素。首先是权力来源。如果一个主体的权力直接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那它行使这些权力的行为就属于行政行为。法律规定某个技术检验机构有权作出强制性的检验结论，这个检验结论就具有行政性质。
其次是职能性质。法院会判断该主体在作出具体行为时是在从事公共管理还是从事私人事务。关键是看这个行为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是否具有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城管部门拆除违章建筑，这明显是在维护公共秩序，具有强制性，是典型的行政行为。
第三是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程度。如果某个决定会对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产生重大影响，法院会倾向于认定其具有可诉性。某个行业协会取消会员资格，如果这个资格是从事该行业的必要条件，那么取消资格就等于剥夺了会员的职业权，这种决定应当受到司法审查。
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程序保障的必要性。如果某个决定对当事人不利，但当事人缺乏其他有效的救济途径，法院就更有理由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司法审查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让任何实质性的权利侵害无处申诉。
某环境保护协会诉环保局案可以说明这些标准的运用。该协会对环保局批准某化工项目的环评报告不服，向法院起诉。法院首先判断协会是否有起诉资格，然后审查环保局的审批行为。环保局的环评审批是法律明确授权的行政许可行为，涉及环境公共利益，对周边居民和环境有重大影响，因此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近年来，法院在界定公共机构范围时更加注重实质标准，不拘泥于主体的形式身份，而是看其是否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这体现了司法保护的实效性。
很多人容易把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与普通诉讼中的上诉混淆。虽然两者都是通过法院来纠正错误，但性质和程序有很大不同。
上诉是针对法院判决不服的救济程序。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后，当事人不服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上诉法院会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审查，可以直接改判。上诉审理的重点是查明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上诉法院拥有重新认定事实的权力，可以采信与一审不同的证据，得出不同的结论。
司法审查则完全不同。司法审查是法院对行政机关决定的监督，审查的核心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法院不会重新调查案件事实，不会代替行政机关作出新的决定，而是审查行政机关在作决定时是否遵守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
一位驾驶员因违章停车被交警处罚。他不服处罚向法院起诉。法院不会重新调查他是否违章停车，不会说我认为他没有违章、撤销处罚。法院审查的是交警在作出处罚时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如是否告知了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是否正确适用了法律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如果交警的程序和法律适用都没问题，即使驾驶员认为处罚不公平，法院也会维持处罚决定。
某企业申请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环保局不予批准。企业起诉到法院。法院不会判断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环境污染风险，不会说我认为这个项目没问题、应该批准。法院审查的是环保局在作出不批准决定时，是否履行了调查取证的职责，是否听取了企业的意见，是否说明了不批准的理由，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正确。
这种区别决定了司法审查的结果形式。上诉成功后，上诉法院通常会直接作出新的判决，改判一审判决的内容。但司法审查成功后，法院通常只是撤销原行政行为，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法院不会直接作出行政决定，因为行政决定需要专业知识和裁量权，这是行政机关的职责。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企业起诉后胜诉了，法院撤销了环保局的不批准决定，判决环保局重新审查。但环保局重新审查后，仍然可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只要这次程序合法、理由充分就行。所以从结果上看，企业可能赢了官司丢了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审查没有意义。恰恰相反，这种监督方式尊重了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权，同时又确保了程序公正。如果行政机关第一次决定时程序不当或理由不充分，通过司法审查纠正后，行政机关需要更加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当事人也有了更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最终的决定会更加公正合理。
在中国，提起行政诉讼需要经过法院的立案审查。这个程序相当于一个过滤机制，目的是将明显不符合条件的案件挡在门外，节约司法资源，避免滥诉。
当事人向法院递交起诉状后，法院会在七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法院主要审查几个条件：原告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没有明确的被告，是否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
最关键的是利害关系的判断。原告必须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影响。某人起诉规划部门批准邻居建房，他需要证明邻居的建房会影响到自己的采光、通风等权益。如果一个人对某个行政行为单纯不满，但这个行为与他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就不会立案。
二〇一五年五月一日起实施的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这个程序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前是立案审查制，法院对起诉状审查得比较严，很多案件被拒之门外，导致立案难问题突出。改革后改为登记制，只要形式上符合条件，法院就应当立案，将审查重心后移到审理阶段。
这个改革效果显著。以前一些法院对民告官案件不愿接，找各种理由不立案。现在法院如果不立案，必须出具书面裁定并说明理由，当事人可以上诉。数据显示，改革后行政案件立案数量大幅增加，说明更多的行政争议得到了司法解决的机会。
但立案登记不等于有诉必理。对于明显不符合条件的起诉，法院仍然会不予立案。如起诉的事项不属于行政案件，或者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或者起诉人与案件完全没有关系，这些情况下法院会裁定不予立案。
有些案件在立案阶段就能看出没有胜诉可能，但法院还是会立案受理，在审理中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这体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司法为民理念。即使案件最终会败诉，当事人也有权通过法定程序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本身就是程序正义的体现。
某市民不服交通处罚的案件很典型。他因闯红灯被罚款两百元、记六分，不服向法院起诉。法院立案后审理发现，交警的执法程序完全合法，证据充分，处罚适当。虽然判决驳回了市民的诉讼请求，但整个程序让市民感受到了公正对待，他的意见得到了认真听取，最终也接受了处罚。
司法审查案件审理完毕后，法院会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判决。这些判决形式各有特点，针对不同的违法情形。
最常见的是撤销判决。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时，法院会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某企业被市场监管局罚款，法院审理后发现处罚程序违法，没有告知企业享有听证权，就会撤销该处罚决定，要求市场监管局重新作出处罚。
确认违法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已经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情况。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行政许可已经过期，这时撤销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但可以确认该行为违法，为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提供依据。
履行判决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当公民向行政机关申请做某事，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拖延不办时，法院可以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职责。企业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市场监管部门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批准也不拒绝，企业可以起诉，法院会判决市场监管部门尽快作出处理。
变更判决仅适用于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显失公正的情况。某人违章停车，按规定应罚五十元，交警却罚了五百元，法院可以直接判决改为罚款五十元。但这种判决类型适用范围很窄，一般只用于行政处罚明显过重的情况。
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后，行政机关必须在判决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决定。如果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相关责任人还可能受到法律追究。
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表明行政行为合法，原告的起诉理由不成立。这种判决最多，因为大多数行政行为经过审查后被认定是合法的。驳回诉讼请求不等于原告败诉没有意义，司法审查本身就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即使最终维持了行政决定，整个程序也促使行政机关更加规范执法。
有时法院会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这与驳回诉讼请求不同。驳回起诉是指起诉本身不符合条件，如超过了起诉期限、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原告没有起诉资格等。驳回起诉不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评价。
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调解，但仅限于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对于应当撤销或者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不能通过调解方式结案。这是因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妥协，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不存在中间状态。
从实践看，很多行政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发现自己的决定确实存在问题，会主动撤销或变更原决定，原告撤诉，案件得到实质性化解。虽然没有判决，但司法审查的监督作用已经实现。这种良性互动是司法审查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
并非所有政府决策都适合由法院进行审查。在某些特殊领域，基于权力分工和专业性考虑，法院会对介入持谨慎态度。这就是可审查性问题，它界定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边界，体现了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与尊重。
理解可审查性需要把握一个基本原则：法院是法律问题的裁判者，而不是政策问题的决策者。当一个事项主要涉及专业判断、政策选择、资源配置时，法院通常会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权。但这不等于说这些决定完全不受监督，而是说法院的审查要保持适当的克制，不能用司法判断代替行政判断。
国防和外交事务是典型的不可审查领域。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立场、外交谈判的策略、军事行动的决策，这些都属于国家主权行为，涉及复杂的国际形势判断和国家根本利益权衡。法院缺乏相应的信息渠道和决策能力，也不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公民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满，正确的途径是通过人大代表反映，而不是向法院起诉。
某公民曾就政府签署某项国际条约向法院起诉，认为该条约损害了国家利益。法院裁定不予立案，理由就是外交事务属于不可审查事项。这不是说政府的外交行为不需要监督，而是说这种监督应当通过人大这样的政治机构进行，而不是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国家安全事项同样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什么行为构成危害国家安全，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些判断需要掌握大量机密信息，需要专业的情报分析能力。法院在公开审理中无法获得这些信息，也不具备作出判断的专业能力。因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政决定，法院一般不予审查。
但国家安全不能成为逃避监督的借口。行政机关不能随意给某个决定贴上国家安全的标签就拒绝接受任何审查。法院会审查该事项是否确实涉及国家安全，如果行政机关只是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违法之实，法院仍然会介入。关键是要在保障国家安全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找到平衡点。
可审查性的判断具有相对性。同样一个事项，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得出不同结论。法院会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虑事项的性质、公民权益受影响的程度、是否有其他救济途径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应当介入。
公共政策决策是另一个法院通常不予介入的领域。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社会发展战略、资源配置方案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极其复杂，需要在不同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这是典型的政治决策过程。法院如果介入这类决策，实际上就是在行使本应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
财政预算是一个明显的情况。每年各级政府都要编制预算，决定把钱花在哪些领域，各个领域分别投入多少。有人可能认为教育投入太少，有人可能认为环保投入不够，但这些都是政策选择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自主决定预算安排，法院不应当干预。
某市民曾起诉市政府，认为市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投入过多，而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不足，要求法院判决市政府调整预算。法院驳回了起诉，认为预算安排属于政府的自主决策权，只要预算编制程序合法，具体的资金分配比例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
经济调控政策同样如此。政府为了稳定经济、促进增长，会采取各种调控措施，如调整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实施产业政策等。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些判断需要专业的经济分析，而且往往只有事后才能评价。法院不可能在政策实施前就判断其是否合理，这样会严重妨碍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行政规划也属于政策性决策。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涉及的因素非常多，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多方面因素。虽然规划的制定要遵循法定程序，要听取公众意见，但规划方案本身的选择是政府的权力。法院可以审查规划编制程序是否合法，但不会评价规划方案本身的优劣。
不过，政策性决策的不可审查性也有界限。如果政策决策明显不合理，达到明显不当或滥用职权的程度，法院还是可以介入的。某县政府在制定拆迁补偿标准时，补偿标准远低于周边地区，也低于被拆迁房屋的实际价值，明显不合理。这种情况下，虽然制定补偿标准是政策决策，但标准如此不合理已经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法院就应当审查其合法性。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决策也值得关注。修建高速公路、建设机场、兴建水利工程，这些项目的决策涉及大量的技术论证和综合权衡。法院一般不会质疑项目本身是否必要、选址是否最优，但会审查决策程序是否合法，是否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是否听取了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某县决定在某村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村民反对，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是政府的职权，但在项目选址决策时，县政府没有充分听取当地居民意见，没有对替代方案进行比较论证，决策程序存在瑕疵。法院判决撤销该选址决定，要求县政府重新决策。这个案件体现了司法审查的界限：不审查政策本身，但审查决策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对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裁量范围内作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不能简单以行政行为不符合自己的价值判断为由予以撤销。
司法审查是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但也不能毫无限制。如果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任何行政决定提起诉讼，行政秩序就无法维持，行政决定也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法律对司法审查设置了一些必要的限制，这些限制在保障权利救济与维护行政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起诉期限是最重要的限制之一。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这个期限相对较长，足以让当事人收集证据、咨询律师、准备诉讼。但如果超过这个期限，法院就不再受理，行政行为的效力得到确认，相关法律关系趋于稳定。
为什么要设定起诉期限？主要是基于法律关系稳定的需要。行政决定一旦作出，往往会产生一系列后续效果，涉及多方利益。如果这个决定长期处于可能被推翻的状态，就会影响相关主体的预期，妨碍后续行为的开展。政府批准了某个建设项目，开发商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开始建设，如果多年后还可能因为批准决定被撤销而导致项目停工，这对开发商是不公平的。
某企业对工商局的处罚决定不服，但一直没有起诉，两年后才向法院起诉。法院审查后发现企业早就知道处罚决定，明显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因此裁定不予立案。企业虽然对处罚不满，但丧失了诉讼救济的机会。这个案件提醒当事人，权利救济有时间限制，当事人应当及时行使诉权。
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如果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没有告知当事人，或者告知的起诉期限不准确，当事人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法院应当受理。
但起诉期限也有例外。对于不动产的征收决定，起诉期限从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算，最长为二十年。这是因为征收涉及公民的重大财产权益，而且征收决定一经公告就开始产生效力，即使当事人不知情也会受到影响，因此给予了更长的保护期限。
另一个重要限制是复议前置。在某些特殊领域，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决定不服，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才能向法院起诉，不能直接起诉。对海关的征税决定不服，必须先向海关复议机关申请复议。这种制度设计基于专业性考虑，某些领域的争议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由行政系统内部先进行审查更为合适。
某企业从国外进口一批设备，海关认定其申报价格过低，要求补缴关税。企业不服直接向法院起诉，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告知企业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企业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决定，企业再向法院起诉，法院才予以受理。这个程序虽然增加了时间成本，但确保了专业争议得到专业审查。
用尽救济原则也是一个限制。如果法律规定了其他救济途径，如行政复议、行业仲裁等，当事人原则上应当先用尽这些途径，才能向法院起诉。但这个原则不是绝对的，如果其他救济途径明显无效，或者会给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法院可以直接受理诉讼。
某村民对村委会的土地调整决定不服。按规定，村民应当先向乡镇政府申请解决，对乡镇政府的处理不服再向县农业部门申请处理，经过这些程序后才能向法院起诉。虽然程序复杂，但基层自治事务首先通过行政渠道解决是合理的，司法介入是最后的选择。
还有一个限制涉及诉讼标的。行政诉讼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就是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产生实际法律效果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抽象行政行为就是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如制定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等。
以前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能单独作为起诉对象。这导致一些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长期存在，侵害公民权益。二〇一四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了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现在，公民在起诉具体行政行为时，可以一并请求审查作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法院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可以不予适用，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某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市政府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对某企业作出罚款决定。企业起诉时不仅要求撤销处罚决定，还请求审查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法院经审查认为，市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增设了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处罚种类，超越了权限，因此在本案中不予适用，并建议市政府废止该文件。这个机制有效地纠正了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
有些法律法规会规定某些决定是终局的，或者不得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类条款试图完全排除司法审查，在法律上称为排除条款或终局裁决条款。这类条款的效力如何，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问题。
从法治原则看，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当受到监督，完全排除司法审查有违权力制衡原则。但从实际需要看，某些决定确实需要尽快确定，频繁的诉讼会影响行政效率。如何处理这个矛盾，考验着立法智慧和司法智慧。
法院对排除条款的态度是谨慎的。一般来说，法院会对这类条款作限制解释，认为它们只是排除对事实认定和裁量权行使的审查，而不是排除对程序违法和明显越权的审查。如果行政机关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或者超越职权作出决定，即使有排除条款，法院仍然可以审查。
《体育法》曾规定，体育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是终局的。某运动员因兴奋剂问题被禁赛，对体育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起诉。法院最初不予受理，认为这是终局裁决。但后来的司法实践逐渐认识到，如果体育仲裁程序严重违反自然公正原则，如没有给运动员充分的申辩机会，法院还是应当介入。这体现了对终局裁决条款的限制解释。
劳动争议仲裁也曾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仲裁裁决作出后不能再向法院起诉。但这个制度实施后，发现有些仲裁裁决确实存在明显错误，当事人却无处救济，引发了很多问题。后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修改时，规定只有部分小额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一裁终局，其他案件仍可向法院起诉。这个修改体现了对权利救济的重视。
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服的，不能再向法院起诉。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完全排除司法审查的规定。但需要注意，这个排除仅针对赔偿数额等实体问题，如果赔偿委员会的程序严重违法，理论上还是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的。
排除司法审查的条款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而且即使有这样的规定，法院在解释适用时也会坚持必要的司法监督底线，不会让任何权力完全游离于监督之外。
时间限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起诉期限，前面已经讨论过；另一类是法律规定的特殊时限，针对某些特定行政行为设定更短的起诉期限。这类特殊时限通常出现在需要快速确定法律关系的领域。
征收补偿决定就是一个情况。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作出后，如果当事人不服，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起诉。有的地方规定是三个月，有的规定是六十日。这个期限比一般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短，目的是让征收项目能够尽快推进，避免因个别当事人长期不起诉而影响整体进度。
选举类行政行为的时限更短。村委会选举中，如果有村民对选举结果不服，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通常是十日内提出申诉，否则选举结果就确定了。这是因为选举结果需要尽快确定，不能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否则会影响村委会的正常工作。
行政许可领域也有特殊时限。某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行政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企业如果要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应当在什么时候起诉？法律规定，企业可以在法定期限届满后起诉，但不能无限期等待，通常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不作为之日起六个月内起诉。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的时限也比较特殊。在一些涉及价格认定的行政案件中，当事人对价格认定不服可以申请复核，复核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复核结论。这个期限通常较短，以保证案件能够及时处理。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起诉期限和起诉的法院，这是法定义务。
当事人收到行政决定后，应当注意查看告知内容，确认起诉期限，避免因超期而丧失诉权。
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告知或者告知错误，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起诉的，法院应当受理，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起计算。
某些法律会规定，某个文件或证书是某事项的充分证据或某事实的确定性证明，这类条款在法律上称为明确证据条款。它的效果是，一旦这个文件或证书作出，就推定其内容为真，其他人很难推翻。
房产证就是一个情况。房产证是房屋所有权的法定凭证，取得了房产证，就被推定为房屋的所有权人。虽然他人可以提出异议，但要推翻房产证记载的内容，需要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这个举证难度很大。这种制度设计保护了交易安全，让人们可以相信房产证的公信力。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也有类似效果。领取营业执照后，企业就具有了法人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其他人不能随意质疑营业执照的效力，即使认为登记机关在颁发执照时有错误，也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纠正，而不能直接否定执照的效力。
某些技术鉴定结论也可能被赋予类似效力。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如果是由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就具有很强的证明力，行政机关可以作为执法依据。虽然当事人可以申请复检，但复检也要由有资质的机构进行，不能随意否定原检验结论。
明确证据条款的合理性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保护交易安全。但它也可能被滥用，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证明文件时存在错误或不当，而其他人又难以推翻，就会造成不公正。因此，法律在规定明确证据条款时，通常也会规定纠错程序，如允许申请复核、提起行政诉讼等，在效率与公正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主要依据《行政诉讼法》。这部法律于一九八九年制定,二〇一四年进行了重大修改,二〇一七年再次修订。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诉讼制度,规定了受案范围、管辖规则、审理程序、判决形式等内容。
《行政诉讼法》确立了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合法性审查原则,法院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适用法律正确等。其次是不适用调解原则,除了行政赔偿等特定案件,行政诉讼一般不适用调解,违法的行政行为必须纠正,不能妥协。再次是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行政机关要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的核心内容。法律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哪些行政行为可以起诉。可以起诉的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征收征用等,还包括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同时也规定了排除事项,比如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行政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内部奖惩等。
二〇一四年修法扩大了受案范围,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修改前,很多政府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比如行政协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调解等,公民权益受侵害时难以获得司法救济。修改后,这些行为基本纳入了受案范围,公民获得司法保护的途径更加畅通。
管辖制度也是重要内容。一般来说,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但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也可以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方便当事人诉讼。级别管辖方面,基层法院管辖大部分行政案件,中级法院管辖县级以上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引起的案件等,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管辖更高层级或重大复杂的案件。
二〇一四年修法还引入了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以前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容易出现地方保护,法院不敢或不愿判政府败诉。现在对一些重大行政案件,可以由上级法院指定其他地区的法院管辖,减少地方干预,保证司法公正。
审理程序方面,行政诉讼借鉴了民事诉讼的一些做法,但也有特殊之处。比如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这与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不同。因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主要在行政机关手中,让原告举证会过于困难。再比如合议庭的组成,行政案件的合议庭由法官组成,不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
《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了一些特殊程序,比如诉前程序。对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公民可以先催告,行政机关仍不履行的,才能向法院起诉。这给了行政机关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除了《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了多个司法解释,对法律条文进行细化。这些司法解释涉及受案范围、证据规则、审理程序、裁判标准等方方面面,对统一司法适用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都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重要依据。
《行政诉讼法》被称为“民告官”法,它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公民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监督行政权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是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个利害关系是申请资格的核心，它划定了哪些人有权通过司法审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利害关系的认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传统上，利害关系主要指法律上的直接利益，也就是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到申请人的权利或义务。被行政处罚的人、被拒绝行政许可的企业，这些都是典型的有利害关系的主体。他们的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当然有权起诉。
但随着社会发展，利害关系的外延在不断扩大。现在不仅包括直接利益，在某些情况下间接利益、事实上的利益也被认可。这种变化反映了对公民权利保护范围的拓展，也适应了现代社会中行政行为影响范围日益广泛的现实。
某小区业主起诉规划局批准邻近地块建设高层建筑的案件很有代表性。规划局认为建设项目不在业主的土地上，与业主没有利害关系，业主不能起诉。但法院认为，高层建筑会影响业主的采光、通风、景观等权益，虽然不是法律上的直接权利，但确实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业主有权起诉。这个案件拓展了利害关系的认定范围。
利害关系包含几个要素。首先是客观关联性，申请人的权益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客观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但不能是想象的或臆测的。某人听说政府要在某地建项目，虽然该地距离他的住所很远，对他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他就不能以此为由起诉。
其次是权益的正当性。申请人主张的权益必须是法律认可和保护的，而不能是非法利益。某人从事无证经营，被查处后起诉，他不能主张继续非法经营的权利，因为这种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但他可以对处罚的程序和幅度提出异议，因为即使是违法者，也享有程序正当和处罚适当的权利。
第三是影响的实际性。行政行为必须对申请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或存在实际影响的可能。如果行政行为还没有实施，将来是否实施也不确定，对申请人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时起诉可能被认为过早。但如果行政行为虽未实施但已经确定要实施，而且必然会影响申请人权益，法院也会受理。
某环保人士得知政府批准了某化工项目后，以项目可能污染环境为由起诉，虽然他本人不住在项目周边，也未受到实际影响。法院最初认为他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不予立案。但随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这类情况有了新的救济途径。环保组织等特定主体可以针对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不要求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竞争者的起诉资格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某企业申请行政许可被拒绝，同时竞争对手的申请获得批准，被拒企业能否起诉批准决定？按照传统观点，批准决定是对竞争对手的授益行为，与被拒企业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现在的司法实践逐渐承认，在某些资源稀缺的领域，批准一方可能直接影响另一方的竞争地位，被拒企业可以起诉。
利害关系的认定不能过于宽松，否则会导致滥诉，影响行政效率；但也不能过于严格，否则会使一些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法院需要在个案中准确把握这个度。
法院在判断利害关系时，会综合考虑多个因素。首先看行政行为的性质。如果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不利行政行为，被处理的对象肯定有利害关系。如果是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等授益行为，获益者有利害关系，但其他人是否有利害关系需要具体分析。
其次看申请人主张的权益类型。如果是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法院会给予充分保护，利害关系容易认定。如果是竞争利益、环境权益等新型利益，需要结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社会认知来判断。
再次看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如果行政行为对申请人的影响重大，如可能导致企业破产、房屋被拆除等，利害关系明显。如果影响较小或不确定，就需要慎重判断。
某市民对市政府修建地铁的决定不满，认为施工会影响交通出行，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地铁建设是重大公共项目，施工期间确实会对交通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一般性的，不足以构成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如果市民能证明地铁建设会使其房屋出现裂缝等具体损害，那就有了利害关系，可以起诉。
在复杂案件中，法院有时需要两步判断。第一步是形式审查，看申请人是否初步具有利害关系，如果完全没有关系，就不予立案。第二步是实质审查，在审理中深入分析利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发现实际上没有利害关系，会驳回起诉。这种机制既保证了权利保护，又避免了程序空转。
个人作为行政相对人，最容易证明利害关系。因为行政行为通常都是针对特定个人作出的，被处罚的人、被征收的人、申请被拒绝的人，他们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不言自明。
但个人也可能对不直接针对自己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邻里关系中的第三人就是典型情况。政府批准某人建房，相邻权人如果认为建房侵犯了自己的采光权、通风权，可以起诉政府的批准行为。虽然批准决定不是针对相邻权人作出的，但这个决定的实施必然影响相邻权人的权益。
拆迁安置中的家庭成员也有特殊性。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通常与户主签订，但同住的家庭成员对安置补偿也有权益。如果户主与政府达成的协议损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其他家庭成员能否独立起诉？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认可同住家庭成员的起诉资格，保护他们的居住权和安置权益。
死者家属的起诉资格是另一个问题。某人因行政行为受到损害，在起诉前去世，其继承人能否继续诉讼？答案是可以的。虽然原当事人已经去世，但其生前享有的诉权可以由继承人继承。如果行政行为导致某人死亡，死者家属作为赔偿权利人，也有权起诉。
某环卫工人因执行城管部门的清理任务时受伤，向城管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城管部门认为环卫工人不是其工作人员，不予认定。环卫工人起诉。法院认为，虽然环卫工人与城管部门没有正式的劳动关系，但其受城管部门指派从事工作并受伤，与城管部门的认定决定有利害关系，有权起诉。
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情况越来越多，这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益保护意识的提升。社会组织的起诉资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自身利益，一类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第一类比较容易理解。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其会员的共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时，协会可以代表会员起诉。某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对交通部门增发出租车牌照的决定不服，以该决定会影响现有出租车司机收入为由起诉，法院认可了协会的起诉资格。
第二类涉及公益诉讼。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专门法律赋予了特定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这些组织不需要证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只要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就可以起诉。这是诉讼制度的重大创新。
环保组织诉环保局不作为案是典型案件。某企业长期违法排污，周边居民多次投诉。环保局虽然知情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某环保组织向法院起诉环保局不履行监管职责。以前这类案件很难立案，因为环保组织很难证明自身利益受损。但《环境保护法》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这类案件就可以受理了。
消费者协会的起诉资格也有类似规定。当某个产品存在普遍质量问题，损害众多消费者利益时，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责令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这避免了每个消费者单独诉讼的繁琐，也提高了维权效率。
但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受到严格限制。不是任何组织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通常要求是依法登记的专业性社会组织，且在相关领域有一定专业性和公信力。这种限制是必要的，避免滥诉。
某网民成立了一个反腐维权工作室，未经合法登记，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该工作室对某政府部门的招投标程序提出质疑，向法院起诉。法院不予受理，因为该工作室不是法律认可的组织，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这个案件说明，即使出发点是维护公共利益，也必须通过合法途径，以合法身份进行。
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方式，但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进行。既要鼓励社会力量监督行政权力，又要防止滥用诉权、干扰正常行政秩序。
行政诉讼不是解决行政争议的唯一途径。很多情况下,法律还规定了行政复议、调解、仲裁等其他救济方式。当这些替代途径存在时,是否还需要允许直接向法院起诉？这涉及程序选择权和权利救济效率的平衡。
行政复议是最主要的替代途径。复议是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审查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制度。它的优势是专业性强、程序简便、效率较高。复议机关熟悉行政业务，更容易发现行政行为中的专业问题。而且复议不收费，对当事人来说成本较低。
《行政复议法》规定，当事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这叫复议与诉讼选择制。这给了当事人充分的选择权。但有些特殊事项实行复议前置，必须先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才能起诉。
复议前置主要出现在技术性强的领域。对海关的征税决定不服，必须先向海关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因为关税涉及复杂的海关估价、商品归类等专业问题，由海关系统先进行审查更为合理。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法院起诉，既发挥了行政系统的专业优势，又保留了司法救济途径。
某企业进口一批机械设备，海关认定其申报价格明显偏低，按照核定价格征税。企业认为核定不合理，直接向法院起诉。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告知企业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企业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决定。企业再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并审查了案件实体问题。
调解也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方式。有些行政争议涉及政策理解、利益平衡等因素，通过对话协商可能比对抗诉讼更有利于问题解决。现在很多地方建立了行政争议调解机制，在起诉前或者诉讼中进行调解，取得了较好效果。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信访不具有法律上的终局效力，但它为群众表达诉求、反映问题提供了渠道。很多行政争议通过信访得到了解决。但信访与诉讼的关系需要理顺，不能以信访代替法律救济，也不能因为信访而拖延或阻碍当事人的起诉权。
司法审查只针对公法事项，私人之间或者行政机关作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区分公法与私法，是确定案件性质和诉讼程序的前提。这个区分看似简单，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引发争议。
公法事项的基本特征是行政机关在行使公权力。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授权，以国家名义，为了公共利益，单方面作出的决定，属于公法事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公权力行使。
私法事项的特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即使一方是行政机关，如果它不是在行使公权力，而是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纠纷就属于私法事项。政府机关购买办公用品、租赁办公场所，这些都是民事行为。
但有些事项处于公私法的交界地带，很难简单归类。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就是一个情况。政府与企业签订合同，授予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经营公共服务设施的权利，如供水、供气、公交运营等。这个合同既有行政权力的单方面授予性质，又有民事合同的双方协商特点，到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了行政协议的概念。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因行政协议发生的纠纷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个规定把一批原本性质不清的合同明确纳入公法范畴。
某市政府与一家公司签订协议，由公司投资建设经营污水处理厂三十年，期满后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公司起诉。法院认定这是特许经营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应当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而不是民事诉讼。
征收补偿协议是另一个情况。房屋征收中，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这个协议虽然有双方协商的成分，但其基础是国家的征收权，属于公权力行为的延伸，因此产生的纠纷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行政机关既可能行使公权力，也可能从事民事活动。判断某个行为的性质，不能只看主体是谁，而要看行为本身的性质。行政机关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遵守民法规则，相关纠纷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当一个事项被确定为公法事项后，就必须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解决，不能用民事诉讼程序，这就是专属性原则。这个原则的理由是，公法与私法有不同的调整规则和程序规范，不能混用。
行政诉讼的特点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法院对行政裁量权的审查有特殊规则。如果允许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行政案件，这些特殊规则就无法适用，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得不到充分保护。
反过来，私法事项也不能用行政诉讼程序审理。民事纠纷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调解，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等民法原则。如果用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来处理民事纠纷，显然不合适。
某企业与政府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企业支付土地出让金后取得土地。企业按约支付了款项，政府却因规划调整未能交付土地。企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政府继续履行合同或赔偿损失。政府认为这是行政行为，应当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土地使用权出让虽然涉及国有土地的处分，但出让合同本身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合同履行中的争议应当按民事合同纠纷处理。这个案件说明，即使涉及政府行为，只要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就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专属性原则也有例外情况。当一个案件同时涉及公法和私法问题时，程序选择就成了问题。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看哪个问题是核心问题，以核心问题决定案件性质。如果公法问题是核心，就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民事问题作为附带问题一并处理；反之亦然。
虽然专属性原则要求公法事项必须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但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民事诉讼中附带对公法问题提出质疑。这主要出现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影响民事法律关系效力的情况下。
在民事诉讼中质疑行政许可效力就是一个情况。甲持有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乙认为甲的营业执照是通过欺诈手段取得的，在与甲的民事纠纷诉讼中，乙可以主张甲的营业执照无效。法院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就营业执照的效力问题进行审查，甚至可以裁定中止诉讼，等待通过行政程序解决许可效力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质疑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某人因拒不执行行政决定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如果行政决定本身违法，就不存在拒不执行的问题，刑事责任也就无从谈起。这时虽然是刑事诉讼，但需要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
另一个例外是执行程序中的质疑。行政决定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可以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虽然已经过了起诉期限，不能再提起行政诉讼，但在执行程序中仍然可以质疑行政决定是否明显违法。如果行政决定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执行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
某人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在法定期限内未起诉。工商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要求该人停止经营。执行过程中，该人提出工商部门的处罚决定明显违法，因为被吊销的经营项目根本不需要许可。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处罚决定确实存在明显违法，裁定不予执行。这种情况虽然没有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处罚决定，但通过执行异议程序达到了类似效果。
这些例外情况的存在，说明专属性原则不是绝对的。当严格坚持专属性原则会导致权利救济不能或者程序空转时，法律会允许通过其他途径对公法问题进行审查。但这种例外是有限制的，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就会架空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法院在认定行政行为违法后，作出有效的救济措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多种判决形式和执行方式，构成了完整的救济体系。
救济措施的选择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的违法情形，需要不同的救济方式。有的需要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有的需要判令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有的需要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还有的需要直接判决变更。法院会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违法程度、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等因素，选择恰当的救济措施。
救济措施不仅包括判决，还包括执行。判决只是确定了法律关系，要真正实现权利救济，还需要判决得到执行。如果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措施，相关责任人还可能受到法律追究。近年来，法院加大了对拒不执行判决行为的惩处力度，行政机关执行判决的自觉性明显提高。
撤销判决是最常见的判决形式。当行政行为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法院应当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等。撤销判决的效果是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就像从未作出过一样。
主要证据不足是撤销的重要理由。行政机关作决定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如果证据不足或者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就不能作出不利决定。某企业被认定偷税被罚款，但税务机关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企业有偷税行为，法院就会判决撤销处罚决定。
适用法律错误也很常见。行政机关可能把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搞错了，或者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有偏差。某市场监管局对企业进行处罚，适用的是已经废止的旧法规，法院发现后判决撤销处罚，因为适用法律错误。
程序违法是否必然导致撤销，要看违反的是什么程序。如果违反的是核心程序，如没有告知当事人享有听证权、没有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这种程序违法通常会导致撤销。如果只是一般程序瑕疵，如文书格式不规范，可能不足以撤销行政行为。
撤销判决通常还会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意味着行政机关需要纠正错误，重新履行职责。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仍然违法，当事人可以再次起诉。
某环保局对一家企业作出停产整治决定，理由是企业超标排放污水。企业起诉后，法院发现环保局的监测报告存在程序瑕疵，监测时未通知企业到场，监测方法也不符合国家标准，因此证据不足。法院判决撤销停产决定，并判令环保局重新调查后依法处理。环保局重新监测，确认超标后，再次作出停产决定，这次程序合法，企业也接受了。
撤销判决使行政行为失去法律效力，相关方根据该行政行为已经取得的权益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法院在判决撤销时必须慎重，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社会影响。
禁止性判决的作用是制止行政机关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这类判决在中国的行政诉讼中不如撤销判决常见，但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救济方式。
禁令主要用于紧急情况。如果行政机关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行为会对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该行为明显违法，法院可以作出禁止性裁定，要求行政机关停止该行为。这相当于诉前或诉中的临时救济措施。
行政机关要强制拆除某建筑物，建筑物所有人认为拆除决定违法，向法院起诉。如果等到案件审理完毕再作判决，建筑物可能已经被拆除，损失无法挽回。这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作出停止拆除的禁令，在案件审理期间保持现状，等判决确定后再决定是否拆除。
法院在作出禁令时会非常谨慎。因为禁令会影响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如果禁止的是合法行为，可能妨碍公共利益。所以法院通常要求申请人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行政行为可能违法，而且不采取措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必要时还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责令履行判决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或者拖延不履行，申请人可以起诉，法院会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职责。
不履行职责有两种情况：一是该作为而不作为，二是拖延履行。某企业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颁发生产许可证，提交了完整材料，符合法定条件，但市场监管部门既不批准也不拒绝，一直拖着不办。企业起诉后，法院判决市场监管部门在十五日内对企业的申请作出决定。这就是责令履行判决。
公安机关对报案不予立案，报案人不服也可以起诉。某人财物被盗，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案值太小为由不予立案。报案人起诉后，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受理，判决公安机关重新审查并依法处理。
责令履行判决的特点是给行政机关一个明确的履行期限。这个期限由法院根据案件情况确定，既要保证行政机关有足够时间履行职责，又不能过长导致当事人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如果行政机关在期限内仍不履行，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确认判决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什么情况下会作出这种判决？主要是当行政行为违法但已经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或者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时。
行政行为已经执行完毕且不可逆转，就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某人被行政拘留十五日，拘留期满释放后起诉，认为拘留决定违法。法院审理后认为拘留决定确实存在程序违法，但拘留已经执行完毕，不可能恢复原状，撤销已经没有意义。法院会判决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并可以判决给予国家赔偿。
撤销会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也适用确认判决。某城市规划调整，原有规划确实存在程序瑕疵，但按照新规划已经建设了大量公共设施。如果撤销规划，这些设施的合法性就成问题，会造成巨大浪费。法院可能判决确认原规划违法，但不予撤销，同时建议政府通过合法程序对现有设施进行确认。
确认判决虽然不撤销行政行为，但仍然有重要意义。它明确了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为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提供了依据，也对行政机关起到了警示作用，督促其今后依法行政。
禁令包括停止违法行为令和预防性禁令。前者是针对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后者是针对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禁令是一种灵活的救济措施，可以及时制止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临时禁令在诉讼过程中作出。某工厂长期排放污染物，环保部门虽然多次警告但未采取有效措施。附近居民起诉要求环保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同时申请法院责令工厂立即停止排污。法院经审查认为，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污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于是作出临时禁令，要求工厂停止违法排污，等案件审理完毕再作最终判决。
终局禁令在判决中作出。法院在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可以判令行政机关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损害继续发生。这种禁令具有强制执行力，行政机关必须执行。
国家赔偿是行政侵权的重要救济方式。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造成当事人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获得赔偿。赔偿可以单独提起，也可以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
赔偿的范围包括直接损失，一般不包括间接损失。违法拘留造成的误工损失可以赔偿，但因此导致的生意损失通常不予赔偿。侵犯人身权的，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侵犯财产权的，赔偿范围包括财产损失、必要费用等。
赔偿标准由《国家赔偿法》规定。人身自由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造成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参照相关标准计算。财产损失按照直接损失计算，能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的按照损失当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某人被错误拘留十天，释放后提起赔偿申请。法院支持了赔偿请求，按照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了人身自由赔偿金，还赔偿了必要的交通费、律师费等费用。虽然金额不大，但明确了国家对错误拘留承担责任，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行政系统内部也有监督机制。当下级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履行不当时，上级行政机关有权督促其纠正。这种督促权力是行政系统自我纠错的重要机制，与司法审查相互配合，共同保障依法行政。
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方式包括检查、督办、责令改正、撤销或者变更下级机关的决定等。上级环保部门发现下级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可以责令其限期整改；如果下级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明显不当，上级部门可以撤销或者变更。
《行政监察法》规定了监察机关的监督职责。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进行监察，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违法的行政决定提出纠正意见，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也有监督权。检察院可以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发现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对于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造成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某市检察院发现一个自然保护区内有多家企业违法生产，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但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责令政府和环保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法院支持了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判决政府和环保部门采取措施制止违法行为，修复生态环境。
二〇一四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对救济措施作了重要完善。修改前，法院的判决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撤销判决和维持判决，难以应对复杂多样的案件情况。修改后增加了确认判决、履行判决等多种形式，丰富了救济手段。
立案登记制的实施是最大的制度创新。改革前，很多行政案件在立案阶段就被挡在门外，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立案，导致立案难问题突出。改革后实行登记立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必须立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这个制度变化使行政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更多行政争议得到了司法解决。
扩大受案范围也是重大进步。修改前，很多政府行为被排除在诉讼之外，如信息公开、行政协议等。修改后这些行为都纳入了受案范围，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途径更加畅通。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使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在个案中被审查，这是司法监督的重大突破。
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有助于排除地方干扰。以前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法院受地方影响，不敢或不愿判政府败诉，行政诉讼被称为民告官难。现在对一些重大敏感案件，可以指定异地法院管辖，减少了地方保护，提高了司法公正性。
从实践效果看，这些改革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明显增强，违法行政的现象有所减少。行政案件的审理质量提高，判决说理更加充分，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增强了透明度。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行政机关不主动履行判决、个别案件执行难等，但总体上行政诉讼制度在保护公民权利、监督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政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坚定决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也是司法审查制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