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天软件上打字、在课堂上听讲、在脑海中思考——这些日常行为背后,都涉及着极其复杂的认知过程。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维载体和文化传承方式。

语言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通过有规则的组合来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它依赖于大脑专门区域,与动物叫声不同,具有无限表达潜力。
听到“北京”这个词,大脑会立刻联想到首都、天安门、故宫,甚至某条胡同。这个词不是对城市的简单模仿,而是一个抽象符号,通过社会约定与真实事物建立联系。
语言具有四个重要特征:符号性、结构性、生成性和文化性。
符号性是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语言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任意的。中文的“水”和英文的“water”发音完全不同,却都指代同一物质。这种任意性让不同文化发展出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
结构性体现在语言有严格的组织规则。语音组成音节,音节组成词,词组成短语,短语组成句子,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规则。在汉语中,“我吃饭”符合主谓宾语序,而“吃我饭”虽用相同的字,意思却完全不同。
生成性让语言具有无限创造力。我们只掌握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却能生成和理解无穷无尽的新句子。“穿红色外套的女孩在图书馆三层靠窗位置安静地读着厚厚的历史书”——你可能从未见过这句话,但能立刻理解。
文化性说明语言深植于特定文化土壤。不同语言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中文有丰富的词汇描述亲属关系(姑姑、姨、舅妈、表哥、堂弟等),北方方言有多个词区分不同程度的冷,这些都反映了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联。
语言从基本的语音到完整的表达,有着清晰的层次结构。
语音层是语言的声音基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音素集合。汉语有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区别,英语则有不同的元音和辅音组合。正是这些基本语音单位,构成了语言的物质外壳。婴儿刚出生时能分辨世界上所有语言的音素,但随着成长,会逐渐只对母语的音素保持敏感。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学生常分不清“r”和“l”的发音——因为这在汉语拼音系统中不是关键区别。
语法层规定了词语如何组合成合法句子,包括词法(词的内部结构)和句法(句子的结构规则)。在中文里,我们说“很好”而不是“好很”,说“我正在学习”而不是“我学习正在”。这些看似自然的规则,都是语法在起作用。
语义层涉及词语和句子的意义。同样的句子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有不同含义。“你真棒”既可以是真诚赞美,也可以是讽刺挖苦,取决于说话的语气和情境。
语用层关注语言在实际交流中的使用,涉及说话者的意图、听者的理解、对话的情境等。当朋友问“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他可能不是真想知道时间,而是在暗示你该走了。理解这种言外之意,是成熟语言运用能力的体现。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 ——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
关于语言如何习得,心理学界存在三种主要观点。
行为主义观点认为,语言学习和其他行为学习没有本质区别。婴儿通过观察和模仿成人言语,当说出正确词语时会得到强化(父母的微笑和拥抱),错误的表达则被忽视。这能解释方言地区的孩子会说方言。但这一理论面临挑战:儿童常说出从未听过的句子。一个三岁孩子可能说“我吃完了”,虽然“完了”的用法不完全标准,但这是孩子自己创造的语言规则,而非简单模仿。
先天论由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认为人类大脑天生就有一套“普遍语法”,这是所有语言共有的基本结构。婴儿出生时就携带“语言习得装置”,只需接触具体语言环境,就能自然习得语言。这能很好地解释几个现象:世界各地儿童在相似年龄达到相似的语言发展里程碑;即使在语言输入非常贫乏的环境中(聋哑儿童创造的手语),儿童也能发展出具有复杂语法结构的交流系统;所有人类语言都遵循某些共同原则,都有名词和动词的区分。
社会互动论强调语言学习的社会性。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指出,语言首先是社会工具,儿童通过与成人和同伴的互动逐步内化语言。父母和孩子的对话、共同阅读绘本、玩角色扮演游戏,都是语言发展的重要情境。
实际上,这三种理论各有道理,语言习得需要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生物基础提供可能性,环境输入提供材料,社会互动提供动力。
从出生到能说会道,孩子的语言能力经历一系列有规律的阶段。
从出生到5岁,儿童词汇量增长呈现明显的加速趋势,几个关键转折点清晰可见。
前语言期(0-12个月)
新生儿只会哭,2个月开始发出“咕咕”声,6个月进入咿呀学语(如“baba”、“mama”)。这一阶段声音种类很多,聋哑婴儿也用手势咿呀学语,说明属于生物成熟。到1岁左右,能理解简单指令,如“再见”、“拍拍手”等。
单词期(12-18个月)
大约一岁会说第一个有意义的词(如“妈妈”、“不”),常出现“过度延伸”(如所有四条腿动物都叫“狗狗”)。理解的词远多于能说的词。
双词期(18-24个月)
18个月开始用两个词表达简单意思,如“妈妈抱”、“要饼饼”(电报式言语,省略虚词)。词汇量迅速增长,喜欢问“这是什么?”。
学习外语要趁早,过了某个年龄就很难学好——这就是“语言关键期假说”。
语言关键期假说认为,存在一个语言习得的敏感期(大约从出生到青春期),在这段时间内学习语言相对容易,之后语言学习能力会显著下降。
这个假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一些极端案例。一些长期与社会隔绝的儿童,在13岁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语言。被发现后,尽管接受多年语言训练,始终无法掌握完整的语法系统,只能说出简单的词语组合。这似乎说明,错过关键期,语言能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永久性限制。

另一个证据来自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7岁之前移居海外的儿童,能够像母语者一样熟练掌握新语言;而青春期之后移居的成年人,虽然也能学会新语言,但通常会保留口音,在语法的直觉判断上也不如幼年移居者。
不过,关键期假说也有争议。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可能不完全是生物学原因,还与学习动机、学习环境、学习方法等因素有关。而且,关键期的具体时间窗口并不清楚,不同语言能力(语音、语法、词汇)的关键期可能也不相同。
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成长在双语甚至多语环境中。
长期以来,人们对双语教育存在顾虑,担心同时学习两种语言会混淆孩子的思维,影响认知发展。但现代研究表明,这种担心不必要。相反,双语经验可能对认知发展有积极影响。
双语儿童确实会出现“语码转换”现象,在一句话中混用两种语言。中英双语的孩子可能会说“我想要那个apple”。但这不是混乱的表现,而是一种灵活运用两种语言资源的策略。随着年龄增长,双语者能根据交流对象和场合灵活切换语言,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技能。
研究发现,双语者在执行控制能力(注意力转换、抑制干扰等)上往往表现更好。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经常需要激活一种语言同时抑制另一种语言,长期的“心理体操”锻炼了认知控制系统。
每天,我们都在说话和听话,这些行为看似自然简单,但背后涉及的认知过程极其复杂。
当你想表达一个想法时,大脑在短短几百毫秒内就完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加工过程。
首先是概念化阶段。你需要确定要表达什么内容,选择哪些信息,以什么顺序呈现。你想告诉朋友昨天的一次经历,需要决定是先说时间地点,还是先说结果然后倒叙;需要决定哪些细节重要,哪些可以省略。
接下来是语言形式化阶段。抽象的概念被转换成具体的语言形式,包括两个子过程:
词汇选择:从心理词典中搜索合适的词语。这个过程非常快速,我们每秒钟可以提取2-3个词。有时候,词汇提取会出现困难,出现“话到嘴边”的现象——你知道想说什么,但就是想不起那个词。这种现象随年龄增长会变得更频繁。
句法编码:确定词语的排列顺序和语法形式。在中文里,这意味着决定使用“把”字句还是“被”字句,使用哪个量词,动词用什么时态等。
最后是语音编码和执行阶段。大脑发出指令,协调呼吸系统、喉部、舌头、嘴唇等几十块肌肉,精确地产生所需的语音。这一切发生在眨眼之间。
说话时的口误现象为我们了解语言产生过程提供了窗口。“我要去吃早餐”说成“我要去吃早饭”(词汇层面的替换);“左转右拐”说成“右转左拐”(单词顺序的对调)。这些口误揭示了语言产生的不同加工层次。
听懂别人说话似乎毫不费力,但实际上涉及多个认知阶段的快速协作。
语音知觉阶段:耳朵接收到的声波信号需要被转换成语音表征。这个过程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语流是连续的,没有明确的词与词之间的停顿。当你听快速的外语时,常常分不清单词的边界,所有声音连在一起。但对于母语,我们的大脑能自动进行“语音切分”,识别出一个个独立的音素和音节。
词汇识别阶段:识别出语音后,大脑需要在心理词典中搜索匹配的词汇。这个过程非常高效,平均只需200-300毫秒。词汇识别不是一个全或无的过程,而是一个激活和竞争的过程。当你听到“苹”这个音时,“苹果”、“苹果树”、“苹果手机”等多个词条都会被部分激活,随着后续语音信息的输入,正确的词汇胜出。
句法分析阶段:识别出词语还不够,我们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语法关系。“老师批评了学生”和“学生批评了老师”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词,但语法结构不同,意义完全相反。大脑需要快速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确定谁对谁做了什么。
语义整合阶段:语言理解不仅仅是理解字面意思,还需要结合上下文、背景知识、说话者意图等信息,构建出完整的意义表征。当朋友说“外面下雨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天气状况的描述,但根据情境,它可能是在解释为什么迟到,或在建议你带伞,或只是一个闲聊的话题。
这些阶段不是严格顺序进行的,而是相互重叠、彼此影响的。大脑在处理当前词语的同时,已经开始预测下一个可能出现的词语。这种预测机制大大提高了语言理解的效率。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一个古老而深刻的问题。是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思维决定了语言的形式?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沃尔夫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我们所说的语言塑造了我们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这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也称“语言相对论”。
这个假说有强弱两个版本。强版本(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没有语言就无法思考。弱版本(语言相对性)认为,语言影响思维倾向,但不完全决定思维。
支持语言相对论的证据主要来自跨语言比较研究。一个经典案例是关于颜色知觉的研究。有些语言(俄语)对蓝色有两个基本词汇,分别表示深蓝和浅蓝;而汉语和英语只有一个“蓝”字。研究发现,说俄语的人在区分深浅蓝色时比说英语的人更快、更准确。这表明语言确实会影响知觉和认知。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来自空间方位的表达。英语使用“左右前后”这样的相对参照系,而我国某些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东西南北”这样的绝对参照系。说这种语言的人即使在室内,也能准确知道方位,因为他们的语言习惯训练了他们的空间认知能力。
然而,强版本的语言决定论已被广泛质疑。研究表明,即使语言中没有某个词汇,人们仍然可以感知和思考相应的概念。虽然颜色词汇在不同语言中差异很大,但所有人类对颜色光谱的基本感知是相同的。而且,前语言期的婴儿和失去语言能力的失语症患者仍然保有思维能力。
与语言相对论相反的观点认为,思维是独立于语言的,思维的内容和结构决定了语言的形式。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思维使用的是一种“思维语言”,它不同于任何自然语言。我们先用思维语言思考,然后才把思想翻译成具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思想在,但语言表达不出来。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包括:不同语言的人在解决同样的认知任务时表现相似,说明底层的思维过程是共通的。我们常常感到语言不足以表达想法,这暗示思维比语言更丰富。动物和婴儿虽然没有语言或语言能力有限,但能进行复杂的认知加工。
当代的主流观点认为,语言和思维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语言为思维提供了工具。掌握了更多的词汇和概念,我们就能进行更精细的思考。学习了“认知失调”这个心理学概念后,你会更容易识别和理解这种心理现象。专业术语的学习实际上是在扩展我们的思维工具箱。
另一方面,思维的发展也推动语言的发展。随着认知能力的成熟,儿童能理解和使用越来越复杂的语言结构。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概念,也催生了新的词汇(“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
语言还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媒介,特别是在复杂的、需要工作记忆的任务中。我们常常通过自言自语来组织思维、解决问题。学生做数学题时小声念叨解题步骤,这种“私人言语”帮助他们调节思维过程。
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有其独特的认知特点。
首先,汉字的表意性给认知带来了特殊影响。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很多时候“看字识义”。“休”字是一个人靠在树旁,表示休息;“明”字由“日”和“月”组成,表示光明。这种形-义关系可能让中文读者在阅读时更多地激活视觉-空间加工,而较少依赖语音加工。
其次,汉语的声调系统要求说话者和听话者对音高变化保持敏感。研究发现,说汉语的人比说非声调语言的人在音乐能力测试上表现更好。这说明语言经验确实会塑造大脑的加工特性。
再次,汉语语法的灵活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汉语没有严格的时态标记,而是通过“了”、“着”、“过”等助词和时间副词来表达时间概念。这种灵活性可能影响中文使用者对时间的认知和表达方式。
最后,汉语的简洁性和隐喻性特别突出。古诗词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表达,用极少的字传递了丰富的意境。中文使用者在语言理解时可能更依赖情境推理和意义整合。
学习外语不仅是掌握交流工具,也是接触另一种思维方式。当你学会用英语的逻辑表达因果关系,用日语的敬语体现人际关系,你实际上是在拓展自己的认知视野。
研究语言障碍不仅有助于帮助患者,也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正常的语言功能。
失语症是由于大脑损伤(通常是脑卒中、头部外伤或肿瘤)导致的语言功能障碍。不同部位的损伤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失语症。
布洛卡失语症(表达性失语症)是由大脑左半球额叶的布洛卡区损伤引起的。患者能理解别人说话,但自己说话非常困难,表现为说话缓慢、费力、断断续续,主要使用名词和动词,缺少功能词和语法标记。他们可能说“孩子…学校…去”而不是“孩子去学校了”。这种“电报式言语”虽然能传递基本意思,但缺乏流畅性和语法完整性。
韦尼克失语症(接受性失语症)是由大脑左半球颞叶的韦尼克区损伤引起的。与布洛卡失语症相反,这类患者说话流利,但内容空洞、缺乏意义,而且他们听不懂别人说话,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表达有问题。他们可能说出一长串语法正确但毫无意义的句子,或用错误的词代替目标词(把“钢笔”说成“勺子”)。
传导性失语症患者能理解语言,也能流利说话,但他们复述句子的能力严重受损。这种失语症是由连接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的神经通路损伤引起的,提示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是相对独立但又需要协调的系统。
这些不同类型的失语症揭示了语言功能在大脑中的分工:额叶区域主要负责语言产生和语法加工,颞叶区域主要负责语言理解和语义加工。
有些儿童智力正常、视力听力正常,但学阅读特别困难,被称为发展性阅读障碍。
他们常混淆字母(如b和d),阅读漏字跳行,朗读慢且错误多,拼写也有困难。研究认为,这和大脑语音加工区域异常有关,遗传影响较大。
在汉语里,阅读障碍更多表现为视觉-正字法和形-义关联障碍,而不仅仅是语音问题。这说明不同文字系统会影响障碍表现。早期发现并干预非常重要,通过语音训练、多感官学习等方法,可以帮助这些孩子提高阅读能力。
1. 根据语言相对论的观点,以下哪种说法最准确?
A. 语言完全决定思维,没有语言就无法思考
B. 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倾向
C. 思维完全独立于语言,语言只是表达思维的工具
D. 所有人类的思维方式都相同,不受语言影响
答案:B
解析:语言相对论的弱版本(语言相对性)认为,语言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倾向,但不完全决定思维。选项A是强版本(语言决定论),已被广泛质疑。选项C代表相反的极端观点。选项D忽视了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语言确实会影响使用者在颜色知觉、空间认知、时间感知等方面的表现,但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
2. 一个3岁的孩子说“我昨天去动物园看到了很多大象”,但把“大象”说成了“象象”。这体现了儿童语言发展的哪个特点?
A. 语义过度延伸
B. 电报式言语
C. 过度规则化
D. 语音简化
答案:D
解析:这是典型的语音简化现象。儿童在语言发展早期常常会简化复杂的词汇,把“大象”说成“象象”,把“蝴蝶”说成“蝴蝴”。选项A“语义过度延伸”是指儿童把一个词的意义扩展到不适当的范围,如把所有四条腿的动物都叫“狗狗”。选项B“电报式言语”指的是省略虚词、只保留关键词的表达,如“宝宝吃饭”。选项C“过度规则化”是指儿童过度应用语法规则,如说“两个羊”而不是“两只羊”。题目中的案例主要涉及语音层面的问题。
3. 关于双语学习,以下哪种说法得到了研究支持?
A. 同时学习两种语言会让儿童的大脑混乱,影响认知发展
B. 双语儿童的语言发展比单语儿童慢
C. 双语经验可能提高执行控制能力
D. 成年人无法真正掌握第二语言
答案:C
解析:现代研究表明,双语经验对认知发展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执行控制能力方面。双语者需要经常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激活一种语言的同时抑制另一种语言,这种“心理体操”锻炼了大脑的认知控制系统。选项A的担心已被证明不必要,双语学习不会导致混乱。选项B不准确,虽然双语儿童在每种语言上的词汇量可能稍少,但总词汇量往往更多,而且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如第一个词、第一个句子)的时间与单语儿童相似。选项D过于绝对,虽然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可能会有口音,在某些方面不如母语者,但可以达到很高的熟练程度。
4. 布洛卡失语症患者的主要特征是:
A. 说话流利但内容空洞、缺乏意义
B. 能理解语言但说话困难、费力、缺乏语法
C. 完全丧失语言能力,既不能说也不能听懂
D. 只能用手势交流,不能用语言交流
答案:B
解析:布洛卡失语症(表达性失语症)的典型特征是语言理解相对保留,但语言产生严重受损。患者说话非常费力、缓慢、断断续续,主要使用实词(名词、动词),缺少虚词和语法标记,呈现“电报式言语”。选项A描述的是韦尼克失语症(接受性失语症)的特征。选项C和D过于极端,不符合布洛卡失语症的实际情况。这些不同类型的失语症帮助我们理解语言功能在大脑中的分工:布洛卡区主要负责语言产生和语法加工,韦尼克区主要负责语言理解和语义加工。
5. 请结合语言习得的三大理论(行为主义、先天论、社会互动论),分析为什么儿童能够在短短几年内掌握复杂的语言系统。
参考答案:
儿童语言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从先天论角度看,人类大脑天生具有语言习得的生物基础。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和“语言习得装置”表明,儿童不是从零开始学习语言,而是携带着语言学习的“初始装备”。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儿童在相似年龄达到相似的语言发展里程碑,以及为什么儿童能创造性地使用从未听过的句式。
从行为主义角度看,环境输入和强化机制也起着重要作用。儿童通过观察和模仿成人的言语获得语言材料,当他们正确使用语言时会得到正面反馈(如父母的赞许),这些强化促进了语言学习。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同语言环境中的儿童会习得不同的语言。
从社会互动论角度看,语言是在社会交流中发展的。父母和儿童的日常互动(如共同阅读、对话、游戏)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情境和动机。儿童不是被动地接受语言输入,而是主动地参与交流,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学习语言的使用。
综合来看,生物准备提供了可能性,环境输入提供了材料,社会互动提供了动力,三者共同作用使儿童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如此复杂的认知技能。
6. 汉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在认知加工上有哪些特点?请举例说明。
参考答案:
汉语在认知加工上确实具有一些独特特点:
汉字的表意性特征:与拼音文字不同,许多汉字的形状与其意义有关联。“休”字形象地表现了一个人靠在树旁休息的情景,“明”字由“日”和“月”组成表示光明。这种形-义关系使得中文读者在阅读时可能更多地激活视觉-空间加工,而拼音文字的读者更依赖语音加工。研究表明,汉字阅读涉及大脑右半球的激活程度高于拼音文字。
声调系统的影响:汉语是声调语言,同样的音节配上不同声调意义完全不同(如“妈、麻、马、骂”)。这要求汉语使用者对音高变化保持高度敏感。研究发现,说汉语的人在音乐音高辨别任务上通常表现更好,大脑处理音高信息的区域也更发达。
语法的灵活性:汉语没有严格的词形变化来标记时态、数量等,而是通过语序、助词(如“了、着、过”)和语境来表达这些信息。这种特点可能影响汉语使用者对时间、数量等概念的认知和表达方式。汉语可以说“我明天吃饭”而不必改变“吃”的形式,而英语必须用“I will eat”。
简洁性和意境:汉语,特别是古典汉语,能用极少的字词传达丰富的意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仅用十个字就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画面。这种语言特点可能训练了汉语使用者更强的意义整合和情境推理能力。
这些特点说明,语言系统的特性确实会影响使用者的认知加工方式,支持了语言相对论的观点。
多词期(2-5岁)
两岁后,儿童能说更长、更复杂的句子,并陆续掌握语法规则,如时态、被动句、疑问句等。“过度规则化”很常见,比如英语说“I goed”(本应为“I went”),中文说“两个羊”而非“两只羊”,说明他们正在主动学习语法。 到5岁,大多数儿童已能流利交流,基本掌握母语语法。之后,词汇量和更复杂表达会持续发展到青春期甚至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