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鲍尔比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观察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情绪表现,揭示了亲密关系在缓解焦虑方面的核心作用。依恋理论由此成为理解人类情绪调节机制最具影响力的框架之一。
鲍尔比发现,功能失调的关系会制造负面情绪,甚至引发严重心理障碍。他描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模式——这种差异源于人们长期依赖特定依恋对象的经历,而这些对象提供的保护、安全感和情绪指导可能充分或不充分。
过去三十年间,社会心理学家将这一理论拓展至成人依恋系统,聚焦于依恋系统的情绪调节功能。本文阐述依恋系统的规范性和个体差异特征,探讨依恋系统激活与情绪调节的联系,以及个体依恋差异如何影响人们应对伴侣伤害、关系破裂和伴侣去世等压力事件。
鲍尔比提出,人类天生具有依恋行为系统。这个系统驱使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寻求重要他人的接近,终生发挥着抵御威胁和缓解痛苦的作用,在婴儿期和儿童早期尤为明显。
依恋对象提供两种关键功能:安全港湾在情绪困扰时提供庇护,降低负面情绪;安全基地鼓励积极情绪,促进探索和学习。
早期与养育者的互动经历塑造了我们一生的情感模式和人际关系方式。
依恋对象的反应性和支持性塑造了依恋系统的个体差异。当依恋对象及时回应需求,就会培养出深刻的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基于三种内隐信念:世界总体安全、依恋对象会提供帮助、可以自由探索而无需过度恐惧。鲍尔比将这种对自我和他人的积极表征称为“内部工作模型”。

李明在北京长大,父母虽工作繁忙,但每当他遇到困难,母亲总会倾听担忧,父亲耐心分析问题。小学三年级时,李明考试失利,父母没有责备,而是陪他找出学习方法上的问题。这种稳定支持让李明形成信念:困难时总有人帮助,我可以依靠别人。成年后,李明能主动寻求同事帮助,在恋爱中也能坦诚表达需求。
当依恋对象无法可靠提供关注和支持时,儿童会形成对自我和他人的负面工作模型,发展出防御性的次级策略——过度激活或抑制。
过度激活策略表现为强烈寻求与依恋对象的接近,持续试图获得更满意的照顾。这包括粘人、控制行为、努力建立身体接触,以及放大负面情绪。
张慧在上海长大,母亲是护士,工作时间不固定。母亲有时温柔陪伴,更多时候因疲惫而冷淡。张慧逐渐发现:只有哭闹得够厉害,母亲才会真正关注她。成年后,她频繁给男友发信息确认“你还爱我吗”,男友工作忙未及时回复就极度不安,甚至制造小冲突来获取关注。
抑制策略则涉及压制寻求接近的冲动,忽视威胁,降低情绪反应,决心独自应对。鲍尔比称之为“强迫性自我依赖”。这类人最大化自主性和距离,对亲密感到不适。
王刚在广州长大,父亲是严厉的中学教师,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王刚摔倒哭泣会被责备软弱,被欺负求助会被要求“自己解决,别指望别人”。母亲虽心疼但不敢表现。王刚学会隐藏情绪,凡事自己扛。成年后在深圳创业,即使面临资金压力也不向朋友倾诉,恋爱中疏离冷淡,女友的关心反而让他感到束缚。
成人依恋风格指从与依恋对象互动历史中形成的关系期望、情绪和行为模式。心理测量研究表明,依恋风格可用两个独立维度测量: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焦虑维度反映担心伴侣不回应的程度,回避维度反映不信任伴侣的程度。两个维度得分都低的人属于安全型依恋。
依恋风格虽始于儿童早期与主要照顾者的互动,但鲍尔比指出,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关系经历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依恋模式。
依恋取向植根于复杂的认知和情感神经网络,包括安全和不安全的记忆和心理表征。研究表明,依恋风格可根据当前情境和近期关系经历发生微妙或显著变化。

刘芳大学时期因原生家庭影响表现出焦虑型依恋,恋爱中患得患失。毕业后遇到丈夫陈浩,陈浩成长于温暖家庭,对刘芳耐心稳定。结婚五年后,刘芳面对关系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能更平静沟通。依恋焦虑水平明显下降,这正是持续安全依恋体验带来的改变。
研究还发现,启动对关注和支持性依恋对象的思考,会让不安全感较高的人暂时表现得更像安全型。这说明即使相对稳定的依恋模式,也可能因情境因素发生短期变化。
依恋系统的进化提高了后代存活可能性,也教会儿童有效调节情绪。这个系统被外部威胁或内部痛苦自动激活,适当运作时带来情绪安全感。
依恋系统最优运作与“安全基地脚本”相关:遇到障碍或痛苦时,可以接近重要他人寻求帮助,对方会关注并支持,由此体验到宽慰和安慰,然后回到其他活动中。
这个脚本一旦激活,本身就能缓解痛苦、促进乐观,帮助人有效应对困难。
周敏是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在重要项目中遇到技术难题。她没有独自苦恼或掩饰,而是主动找技术总监老王讨论。老王不仅没有责备,反而组织团队头脑风暴解决方案。这次经历让周敏更确信:困难时团队会支持我,我可以放心寻求帮助。这种信念让她后续工作中更从容面对挑战,而非因害怕暴露弱点而掩盖问题。
实验研究表明,人们暴露在威胁性刺激下时,即使无意识,依恋对象的心理表征也会自动激活。当威胁相关词语(比如死亡)以潜意识方式呈现时,参与者能更快检测到依恋对象的名字,说明这些名字已在记忆中被自动激活。
威胁即使在无意识层面,也能自动激活安全提供者的心理表征。宠物或宗教信仰等象征性安全源也有类似效应。
研究表明,激活依恋对象的表征能自动为中性刺激注入积极情感。以潜意识方式呈现依恋对象的名字,比非依恋对象的名字更能提升对不熟悉刺激的喜爱度。
潜意识暴露于依恋对象的名字可消除威胁对中性刺激喜爱度的有害影响。观看浪漫伴侣照片(相对于陌生人或物体)能减轻热刺激的主观疼痛体验。

赵婷准备研究生考试期间压力巨大,每当焦虑难耐,她会拿出钱包里丈夫和女儿的合影看一眼。短短几秒钟,心里就踏实许多,焦虑感明显降低。这并非简单心理安慰,而是依恋对象表征激活了内在安全感,帮助调节情绪。
研究发现,无论外显还是内隐启动依恋对象表征,都能加快情绪恢复,减少负面想法。人们在压力时期会自动搜索依恋对象的内部表征,这些表征的激活会产生积极情绪(宽慰、满足、感激、爱),促进有效应对并恢复情绪平衡。
与关注和支持性依恋对象的实际或象征性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安全感,是应对问题、维持幸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心理资源。
即使只是想到一个能给予我们安全感的人,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调节情绪、应对压力。这种心理机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持续发挥作用。
鲍尔比认为,依恋安全感的破坏是情绪问题和心理病理的风险因素。次级依恋策略(焦虑型过度激活和回避型抑制)最初具有适应性,使儿童行为适应了不一致或疏远的依恋对象。但在后来关系中继续使用时,这些策略变得适应不良,阻碍了支持寻求和相互依赖带来的关系回报。
这些策略导致反复激活和压抑负面情绪,持续依赖对自我和他人的负面或扭曲表征,侵蚀心理健康。不安全依恋者的早期经历往往涉及不稳定和不充分的痛苦调节,干扰了成功应对压力所需内在资源的发展。
这种损害在长期、高强度压力中尤为明显。此时,焦虑型策略可能变得极端,损害个人和伴侣的心理健康;回避型防御可能崩溃,导致幸福感显著下降。
马凯是成都一家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从小在情感冷漠家庭长大,形成回避型依恋。创业初期压力可控时,他能通过工作狂模式回避情感需求。但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危机时,持续数月的高强度压力超出了应对能力。他出现严重失眠、焦虑发作,甚至对合伙人发脾气。回避型防御在极端压力下崩溃,过去被压抑的情绪如洪水般涌出。
回避型依恋者试图阻断或抑制与保持依恋系统抑制目标不一致的情绪,主要针对恐惧、焦虑、愤怒、悲伤、羞耻、内疚和痛苦,因为这些情绪与威胁和脆弱感相关。
愤怒通常意味着情感投入,与回避型个体对独立和自我依赖的偏好不一致。回避型个体还试图阻断对依恋对象可用性威胁(拒绝、背叛、分离、失去)的情绪反应,因为这些是依恋系统激活的直接触发因素。
与安全型个体类似,回避型个体也试图降低威胁相关情绪。但安全型的调节通常促进沟通、妥协和关系维护,回避型的努力主要旨在保持依恋系统抑制,而不考虑这对关系的有害影响。
抑制策略导致人们回避注意自己的情绪。回避型个体经常否认或压抑情绪相关想法和记忆,转移注意力,压抑行动倾向,或抑制掩饰情绪表达。通过避免不愉快情绪的意识体验和表达,回避型个体减少了情绪被整合到认知结构中的可能性,也减少了这些感受在信息处理和社会行为中被有效使用的可能性。鲍尔比将这种策略描述为防御性排除和创建隔离心理系统。

张静是武汉一家医院的护士,母亲童年时因病去世,父亲随后再婚。继母态度冷淡,父亲为维持新家庭和谐常忽视张静的情感需求。张静学会不表达情绪,哭泣被说成“矫情”,难过被要求“坚强”。成年后即使面对患者去世等强烈情绪事件,也面无表情地处理。同事觉得她“很专业”,实则她只是习惯性切断与情绪的联系。男友多次抱怨她“像冰山”,无法走进内心。张静并非不想建立亲密关系,但已习惯压抑情绪,以至于需要情感表达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如何表达。
与安全型和回避型个体不同,焦虑型依恋个体将负面情绪视为与依恋目标一致,甚至可能寻求维持和夸大这些情绪。
焦虑型依恋者受未被满足愿望驱使:让依恋对象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因此,他们倾向于夸大威胁的存在和严重性,过分强调自己的无助和脆弱,因为软弱和需要帮助的迹象有时能引起依恋对象的关注和照顾。
焦虑型过度激活如何维持?一是夸大评估过程,放大温和事件的威胁性,对管理痛苦的能力持悲观信念,将威胁事件归因于不可控原因或个人不足。二是关注痛苦的内部指标,包括对情绪状态的生理方面过度警觉,对威胁相关经历的记忆增强,对真实和潜在威胁的反刍。三是通过偏向对抗性取向、做出自我挫败决定和采取无效行动,强化负面情绪。这些策略都会创造自我放大的痛苦循环,即使威胁客观上已消退。
陈雪在西安长大,父母关系不稳定,经常吵架。母亲情绪起伏大,有时疼爱陈雪,有时因与父亲争吵而忽视她。陈雪学会通过表现得特别脆弱来获取关注。上大学后,男友因期末考试忙碌,两天没主动联系,陈雪立刻极度焦虑。她开始回想男友之前的所有“不正常”行为:上周见面时多看了几眼手机,前天说话语气不如平时热情,这些细节被无限放大。她整夜辗转,不断发信息,从询问“你在忙吗”到指责“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最后甚至说“我们分手吧”。男友考完试发现几十条未读信息,感到困惑和疲惫。陈雪的焦虑型策略虽短期内获得了关注,但长期却在破坏关系稳定性。
焦虑型依恋者往往陷入恶性循环:越担心被抛弃,越采取测试、指责行为,反而可能真的推开对方。认识到这个模式是改变的第一步。
大量研究考察了依恋风格在人们评估、应对以及情绪和生理上对压力事件反应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应对各种压力时得到检验,包括军事训练、大学过渡、意外怀孕、不孕不育、工作负荷、经济问题和失业等,也在实验室诱发的压力源(比如厌恶性噪音、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和困难认知任务)中得到检验。
郑浩是深圳一家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公司因国际形势变化突然裁员30%,他的部门首当其冲。同样面临失业风险,不同依恋风格的同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
安全型依恋的同事李华主动找主管了解情况,开始更新简历并联系猎头,还组织团队聚餐互相鼓励。焦虑型依恋的同事王敏整天焦虑不安,频繁打听消息,在微信群里不停讨论裁员话题,影响其他人工作状态。回避型依恋的同事张强表面若无其事,继续埋头工作,拒绝讨论这个话题,也不参与求职准备,声称“到时候再说”。
依恋焦虑与痛苦强化评估相关——压力事件被评估为威胁而非挑战,个人应对资源被视为不足。回避型依恋更复杂:虽然也以更具威胁性方式评估压力事件,但与应对资源评估无关。
这种分离可能反映了回避型个体不愿承认脆弱和软弱,因此不愿依赖他人获得帮助。
黄敏是杭州某高校大四学生,准备考研。她属焦虑型依恋,复习中不断怀疑自己能力。每次模拟考试不理想就想“我肯定考不上”、“我太笨了”。即使成绩中等偏上,仍觉得准备不足。她频繁询问研友复习进度,看到别人进度快就更焦虑。
同学李强是回避型依恋。李强表面自信,常说“考研很简单,我随便准备就行”。但实际内心也担心,只是不愿承认和表达。他拒绝加入考研交流群,不与同学讨论复习。有同学建议报辅导班,他说“我自己学就够了,不需要别人帮”。最后黄敏虽焦虑,但因不断寻求资源帮助,成功考上目标院校;李强因过度自信和拒绝求助,在薄弱科目上准备不足,最终失利。
依恋焦虑与情绪聚焦应对相关,如愿望思维、自我责备和痛苦反刍;回避型依恋与保持距离策略相关,如压力否认、注意力转移和行为或认知脱离。

孙梅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公司最大客户突然终止合作,她作为项目负责人承受巨大压力。作为焦虑型依恋者,孙梅陷入反复自我责备:“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更早发现客户不满”、“我让整个团队失望了”。她晚上失眠,脑海中不断重播与客户的会议,试图找出哪里做错了。她频繁向同事倾诉,寻求安慰和保证,但这种反刍式应对并没帮助她找到解决方案。
搭档赵刚是回避型依恋者,面对同样危机,他尽量避免谈论。在团队复盘会议上草草应付,然后立即投入其他项目。他拒绝参加部门组织的压力释放活动,声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继续找新客户就行”。表面看他很快走出阴影,实际只是将负面情绪压抑下去,没有真正处理。几个月后,在另一次相对较小的工作挫折中,他突然爆发,对下属发脾气,这正是之前积累的未处理情绪的爆发。
多项研究表明,依恋不安全感——焦虑、回避或两者兼有——与痛苦加剧和幸福感恶化相关。
研究比较了经历压力的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个体与对照组的情绪反应,揭示压力事件主要在不安全依恋者中引起痛苦。对安全型个体,中性和压力情境间的情绪通常无显著差异,即安全型个体在压力条件下相对平静。
近期研究发现,依恋相关的应对差异反映在对压力的生理反应中。回避型依恋与生理反应性增强相关:心率变异性降低、皮肤电导增加和血压升高。
焦虑型依恋者报告更高水平的痛苦,但未表现出生理反应性增强,这可能暗示焦虑型个体夸大了自己的痛苦。
关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活动的依恋风格差异,通过唾液皮质醇水平测量的四项研究得出不同结论。一项发现回避型依恋与皮质醇水平升高相关;另一项发现依恋焦虑与皮质醇反应性增强呈正相关;还有两项发现依恋取向与皮质醇水平无显著关联。这些不一致可能源于实验室压力源和参与者年龄的差异,需要更系统的研究来确定依恋不安全感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失调之间的联系。
生理研究表明,依恋不安全感不仅影响心理体验,还会在生理层面产生真实压力反应。回避型个体虽表面平静,但身体正承受着隐藏的压力负担。
初步证据表明,依恋不安全感与压力后心理痛苦的关联可在大脑反应中观察到。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依恋焦虑或回避与对压力刺激的双侧杏仁核激活增强相关,说明不安全个体倾向于以杏仁核活动增加来对压力反应,这是痛苦相关唤醒的神经指标。
考虑依恋不安全感的长期神经影响,研究发现依恋焦虑和回避与海马细胞密度降低相关。依恋回避与双侧海马细胞减少相关,依恋焦虑与左侧海马细胞浓度降低显著相关。
这些发现与压力诱发的海马细胞减少的神经毒性模型相容,说明不安全依恋个体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可能有其生理基础。
张教授是南京大学的神经科学研究者,对研究生进行了长期跟踪。他发现,依恋量表上显示不安全依恋的学生,在面对科研压力时不仅报告更高焦虑水平,认知任务表现也更易受压力影响。一位研究生小刘是典型焦虑型依恋,每次学术会议前都极度紧张,这种慢性压力似乎影响了他的记忆和学习能力。张教授意识到,帮助学生建立更安全的依恋模式,不仅有益心理健康,也有助提升学术表现。
伴侣的不赞同、批评、拒绝或背叛可能引发受伤感受,激起敌意,甚至破坏关系。然而,人们对这些压力源的反应取决于依恋取向。
证据表明,不安全依恋者对实际或想象中的伴侣伤害行为,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上都比安全型个体反应更强烈。依恋焦虑与关系压力后更强的生理唤醒和负面情绪相关,依恋回避则预测退缩反应。
研究将伴侣负面行为的反应分为主动型、忠诚型、退出型和忽视型。安全型依恋者更常用主动和忠诚两类积极方式改善关系,而不安全型则更易回避或退出。
安全型个体面对伴侣抱怨时,通常先理解对方情绪,积极沟通化解矛盾,如承认疏忽、主动提出改进。回避型则可能冷淡回应、逃避沟通;焦虑型则容易激烈反应,扩大矛盾。
这种依恋风格的差异,影响了伴侣冲突中的适应性反应和关系修复能力。
研究发现,依恋焦虑和回避都易于回避伴侣伤害行为的相关线索。焦虑型对伴侣名字高度警觉,无论情境是威胁还是积极的。
依恋不安全感通常抑制宽恕,不安全型个体更容易在宽恕时感受到脆弱、羞辱和关系恶化。进一步研究指出,焦虑型的宽恕障碍多因反复思考伤害,回避型则因缺乏共情。

比如,陈敏(焦虑型)发现丈夫与女同事多有联系后,虽然表面原谅,但反复翻旧账,难以真正释怀,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如果拥有更高依恋安全感,能正面沟通和真正放下,宽恕也更容易实现。
除了长期依恋类型影响宽恕外,研究表明,临时激发的安全感也能促进对伴侣的宽恕。受伤方获得安全感(如真诚表达关心)有助于修复关系,安全相关提示(如伴侣的名字)会增强宽恕倾向。
实验发现,短暂激发依恋安全感能削弱焦虑型和回避型依恋者应对伤害时的防御与负面反应。相比中性提示,安全启动能让回避型减少敌意,焦虑型情绪反应也更平和。
比如,心理咨询师杨教授在辅导难以原谅丈夫出轨的焦虑型妻子时,重点让她回忆婚姻美好时刻,帮助其建立安全感。几周后,妻子心态变得更平稳,能客观看待关系和修复的可能性。
研究表明,即使是倾向性不安全依恋的人,当情境性激活安全感后,也能表现出更加建设性的应对方式。这为心理治疗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显示,依恋取向影响分手、离婚或分离后的痛苦程度和持续时间。焦虑型依恋者更易陷入长期情绪困扰,恢复较慢,而安全型依恋者适应更快。焦虑型还常伴有睡眠问题、身体症状和较高生理压力反应。
以徐婷(焦虑型)为例,分手后持续沉溺于悲伤和自责,难以走出感情阴影,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影响。
同事刘洋则属于回避型,分手后表面冷静,迅速切断联系并投身工作,但明显变得疏远冷漠,社交兴趣降低,情感反应被压抑。
回避型依恋者面对分离的反应取决于分离类型。研究发现,他们在短暂分离或随意关系分手后通常感到较少痛苦,甚至有解脱感;但在离婚或重大分离时,却更容易经历强烈的痛苦和压力,尤其需要重组生活时,回避型的应对机制往往会崩溃。
总体来看,回避型倾向于独自应对分离,避免寻求支持,也不愿迅速进入新关系,而焦虑型更容易用情绪化甚至抗议等方式应对,常陷于对前伴侣的执着。两类人都可能用不健康方式如酒精来缓解情绪,但这效果有限。
比如天津企业高管周建国,典型回避型,离婚初期表面冷静,把精力全部投入工作,但在事业受挫时,压抑的痛苦突然爆发,出现焦虑、失眠,最终需要心理治疗。事实证明,表面的坚强只是暂时的,未被处理的情绪迟早会浮现。
关于假设性或实际分离想法的研究提供了调节这些想法产生痛苦的依恋相关差异信息。使用思维压抑任务,研究表明回避型个体在压抑分离相关想法方面非常有效,体现在压抑任务后分离想法频率较低及任务期间皮肤电导较低。
然而,当在实验任务中增加认知负荷(比如记住一个七位数字)时,回避型个体压抑分离相关想法的能力被打乱。在高认知负荷下,回避型个体突然显示出分离想法和负面自我特征的高可得性,说明当施加高认知要求时,被压抑的材料重新浮现在体验和行为中。当施加高情绪要求时会发生类似重现。最近研究发现,回避型依恋与回忆痛苦分离后血压恢复受损相关,进一步强调了回避型防御的脆弱性。
马文是成都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技术合伙人,与创业伙伴兼女友林娜共同打拼了三年。林娜提出分手时,马文表现得很冷静,理性讨论如何分割股权和资产,仿佛只是在处理商业交易。分手后马文继续全身心投入工作,表面上看毫无影响。
但三个月后,公司遇到重大技术危机,需在两周内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否则会失去最大投资方。这种高强度压力下,马文开始出现异常。他在深夜编程时突然流泪,脑海中不断浮现与林娜一起加班的场景。他发现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本来很简单的代码逻辑都理不清。那些被压抑的关于分离的痛苦,在这个压力触发点下全部涌现出来。技术合伙人发现他在工作时频繁发呆,有一次还发现他在会议室里看着林娜的照片发呆。在双重压力下,马文几乎崩溃,不得不寻求心理咨询帮助。
回避型依恋者虽然看起来能够迅速从分离中恢复,但这往往只是压抑而非真正疗愈。在高压情况下,这些未处理的情绪可能会突然爆发,造成更严重的心理危机。
研究表明,焦虑型依恋与丧偶后的复杂悲伤和心理困扰高度相关,痛苦常持续多年。回避型依恋者通常未表现出更多典型悲伤,但部分研究发现他们更易出现躯体症状及延长悲伤,可能因情感纽带本就较弱。
王秀英是长沙60岁的退休教师,丈夫去世两年仍陷于悲伤,难以接受现实,经常独自思念、责备自己、失眠,不愿参与社交活动。她的焦虑型依恋让她对丈夫有强烈的依赖和确认需求,丈夫离世后,这种需求无法满足,导致长期复杂悲伤。
李国栋(55岁,企业主)妻子去世后一周便返岗,将妻子遗物处理、搬家,努力切断与过去的联系。表面上,他似乎很快走出悲伤,但之后出现头痛、胸闷、失眠等身体不适,检查无异常却拒绝心理帮助。住院后医生发现这些症状源于压抑悲伤的心理反应。在心理咨询中,李国栋承认非常想念妻子,但因自认“要坚强”,一直压抑情感。表达悲伤后,他的身体症状才逐渐缓解。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未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死亡,它们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
悲伤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不同依恋风格的人用不同方式经历它。焦虑型依恋者可能陷入过度悲伤,回避型依恋者可能压抑悲伤导致其他问题。健康的悲伤需要我们既允许自己感受痛苦,又能逐渐放手继续生活。
关于成人依恋模式及其对情绪调节影响的近期研究表明,依恋安全感与一系列适应性特征相关:平衡开放的心态、较低的压力和痛苦水平,以及建设性的关系维护方法。而不安全依恋的两个主要维度则与应对以往依恋关系中痛苦经历的特征性策略相关。
回避型依恋通常源于童年情感需求被忽视,个体习惯压抑脆弱和负面情绪,表现出独立和疏离。面对亲密关系时,这种防御机制让他们难以表达情感,有时通过否认需求和过度强调自我价值来维护自尊,但长期可能导致情感隔阂。

赵明从小被教导“男孩子要坚强”,工作后一直独立,不向他人求助。直到一次住院经历,被女友细心照顾,他才尝试表达情感需求,经过心理咨询后实现了内心的转变。他说:“依赖爱的人才是真正的勇气。”
焦虑型依恋多因童年照料者反应反复无常,个体长期寻求关注与确认。成年后,他们常担心被抛弃,在亲密关系中反复索取保证,容易引发情绪波动,反而加剧关系紧张。
刘婷小时母亲时常忽略她,导致她极度渴望关注。成年后的恋爱关系中,经常要男友确认爱意,容易制造冲突,几段感情均因此结束。遇到安全型伴侣后并通过心理咨询,她开始懂得以平静的方式表达需求,不再过度依赖确认。
大量实验与跟踪研究证实了依恋风格的情绪调节差异,神经科学也在不断深入。李教授团队长期跟踪指出,安全型依恋者情感更健康。但依恋模式可通过积极关系或心理治疗获得改善,“即使童年经历不理想,成年后仍有机会疗愈和成长。”
未来需聚焦不同依恋个体在具体情境下的调节策略、内隐与外显情绪调节的关联,以及混合型依恋者的特殊挑战。干预手段也需结合安全基地与个体调节策略的研究成果。
依恋理论为关系修复和心理治疗提供了基础。比如王医生辅导一对典型“回避型-焦虑型”夫妻,不是简单教沟通,而是帮助他们理解各自依恋来源。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练习,两人互动逐渐好转,关系恢复健康。
依恋理论的核心启示是:我们早年的关系经历虽然深刻影响了我们,但并不决定我们的一生。通过理解自己的依恋模式,建立新的安全关系体验,专业的心理治疗,我们都有可能朝向更安全、更健康的依恋模式发展。
理解依恋理论对每个人都有实际意义。无论你是哪种依恋类型,认识到自己的模式都是改变的第一步。
如果你是焦虑型依恋,要记住:对被抛弃的恐惧往往会促使你采取恰恰可能推开伴侣的行为。学会自我安抚,建立自我价值感,信任关系中的稳定性,而不是通过测试来确认对方的爱,这些都是重要的成长方向。
如果你是回避型依恋,要记住:脆弱不是软弱,依赖不是无能。允许自己需要他人,学会表达情感,这不会让你失去自主性,反而会让你的关系更加丰富和真实。
如果你是安全型依恋,要记住:你的稳定性是一种珍贵的资源,不仅对你自己,对你的伴侣和家人也是如此。在关系中保持这种安全感,同时对不安全依恋的伴侣保持耐心和理解,可以帮助他们逐渐向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最后,对所有人而言:依恋模式虽然相对稳定,但并非固定不变。每一次新的关系体验,每一次有意识的自我觉察和改变尝试,都是向更健康依恋模式迈进的机会。正如鲍尔比所说,从摇篮到坟墓,人类都需要依恋,这不是软弱,而是人性的本质。真正的成熟不是不需要任何人,而是既能独立,又能在需要时寻求和接受支持。
在关系中培养安全感,在情绪调节中找到平衡,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持续成长,这是依恋理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