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的文化塑造
情绪调节关乎社会适应。每种情绪都意味着特定的世界观、人际关系和行动倾向。愤怒者不接受现状，认为自己能掌控局面，准备改变他人；情绪本是关系互动，调节就是让情绪适应关系需要。
不同文化重视不同的关系类型，情绪调节的终点目标因此有别。
某小学，考第一的学生兴高采烈时，老师温和提醒要谦虚低调。过分炫耀会让同学不适，破坏班级团结。西方课堂恰恰相反，老师鼓励学生展示成绩，强调个人成就和自我表达。
情绪的适切性取决于它与文化模型中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待人的核心观念和规范的契合程度。
三个核心观点：其一，每种文化的情绪调节终点，都匹配该文化的自我观念和人际关系模式（文化自我模型和关系模型）。其二，情绪调节既可能由个体发起，也可能是社会环境组织的结果。其三，文化在情绪调节的各阶段都发挥作用。
文化模型的双重呈现
文化自我模型和关系模型以两种形式存在：“世界中的文化”（社会习惯、规则、结构）和“头脑中的文化”（内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共同影响情绪调节。
中国文化强调关系和谐，个人价值体现在履行社会角色。比如，在公司提意见时常用“我们”而非“我”，家庭和学校也普遍强调集体与责任感，这既体现于制度和习惯，也反映在内心认同中。
不同个体对文化模型的认同和内化程度不同，社会身份（如性别、阶层、职业等）也影响实际互动。即使没有完全内化，个体仍需应对外在的文化规范。
文化塑造情绪的方式，既通过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也通过我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
正确情绪与文化模型
什么样的情绪感觉“对”，在不同文化中差异巨大。情绪调节的终点目标总是与文化的自我模型和关系模型相匹配。“正确”的情绪可能是规范情绪（应该有的情绪）、理想情绪（想要的情绪），或描述性规范（实际体验到的情绪）。
明确的情感规则和理想情绪的文化差异，说明了调节的不同终点；常见情绪体验的文化差异，若与各自的自我和关系模型相匹配，也是文化特定情绪规范的证据。
情感规则匹配文化模型
文化的情感规则，也就是被认为最理想的情绪状态，取决于主导的文化模型。
跨文化研究显示，中国和澳大利亚在“自豪”和“内疚”情绪上差异明显：澳大利亚文化重视自豪，中国文化更认可内疚。这体现了，重视独立性的文化推崇自主和表现，重视关系的文化强调责任和和谐。
类似地，理想情绪类型也因文化而异。欧美人更偏好高激活的积极情绪（如兴奋），东亚人更重视低激活的积极情绪（如平和、宁静）。这有助于各自文化中的社会适应和人际关系。例如，中国茶艺师讲究心静致远，北美则更欣赏外向和活力。
情绪体验模式
不同文化的人常见的情绪类型和强度不同，这反映了各自的文化自我观和关系模式。比如，中国学生更常体验卷入他人的情绪（如惭愧、亲近），而美国学生则更突出独立性的情绪（如自豪、愤怒）。移民在新文化中生活时间越长，其情绪模式也更接近主流文化。
研究还发现，情绪体验与文化规范的契合度影响幸福感。体验与文化期待相符的“正确”情绪，与更高的生活和关系满意度相关；如果实际情绪与理想情绪差距较大，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则会受损。
情绪似乎以能够改善其与主流文化自我和关系模型匹配的方式得到调节。
三方面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实际情绪符合文化的自我和关系模型；移民的实际情绪变得更符合新文化模型；与文化规范或理想情绪一致的情绪积极预测幸福感。接下来探讨如何实现情绪与文化模型的匹配——情绪调节的核心。
情绪调节的文化机制
情绪调节是影响情绪体验和表达的过程，它既可以由个人主动进行，也可以由社会环境推动，往往是自动发生的。当情绪被调整以符合文化自我和关系模型时，就是文化调节。
大多数研究关注个体如何调节情绪，比如避开冲突、转移注意力等。但社会情绪调节同样重要，比如社区调解邻里纠纷或朋友间的倾诉，这些都体现了“世界中的文化”通过社会环境来调节情绪。文化影响着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通常是自动的，并非仅仅是对“自然流露情绪”的费力修正。常见情绪就因文化差异而不同，这也说明了所谓“自发流动”并非普适。
情绪生成与调节之间往往没有严格界限，有时难以区分：比如因为礼貌减少愤怒，这既可视为情绪调节，也可看作是文化引导下的情绪生成。只要调节过程能增强情绪与文化规范的匹配，无论由个人还是社会环境实现，都属于情绪调节。
情境选择与调节
情境选择是情绪调节的主要途径——接近或回避某些人、地方或物体以调节情绪。个体动机焦点的差异体现了文化在个体情绪调节中的作用；个体遇到的社会现实差异体现了社会情绪调节。
个体层面的情境选择
文化模型影响个体的情境选择。研究发现，个体对回避消极情境还是接近积极情境的关注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关注是避免未能满足社会期望（预防焦点）。强调自我提升的独立模式关注实现积极结果，而相互依存模式突出避免社会违规，更多受回避而非接近驱动。
高三学生小张填报大学志愿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我最想去哪所大学”，而是“我的分数能稳妥考上哪所大学，不让父母失望”。这种思维反映了预防焦点——避免失败和不满足期望。西方国家的学生可能更倾向追问“哪所大学最能帮助我实现梦想”，体现促进焦点——追求积极结果。
情境选择的差异可能影响情绪体验，一项跨文化情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检验对成功和失败的情绪反应的文化差异。他们假设，促进焦点在成功时培养快乐，失败时培养悲伤；预防焦点在成功时导致放松或宽慰，失败时导致焦虑。
与动机焦点的差异一致，具有促进焦点的人报告了比宽慰焦虑更高强度的快乐抑郁情绪，而具有预防焦点的人报告了比快乐抑郁更高强度的宽慰焦虑情绪。这是情境选择的文化差异可能与主导情绪类型差异相关的早期证据。文化的自我和关系模型激发了个体层面的情境选择，这本身可被理解为一种情绪调节形式。
社会层面的情境选择
社会情境选择让一些情绪在某文化中更常见。中国社会倾向强化集体和谐、面子、责任感，常通过集体反思、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影响等方式，促使学生体验内疚、惭愧等促进团结的情绪。而西方学校则鼓励个人表现与分享，强调自信和成就感，塑造不同的情绪倾向。
跨文化研究显示，中国人更频繁遇到引发羞愧的场景，美国人则更常处于可能激发愤怒的情境。这些“社会”层级的情境结构，导致各自文化对羞愧、愤怒等情绪的体验频率不同，反映了文化特殊的自我和人际关系取向。
养育方式也体现社会情境选择：中国父母更注重营造平稳和谐的情绪氛围，减少负面情绪；而美国父母鼓励情感表达与探索，增加孩子体验各类情绪的机会。
例如，在中国，母亲多用安抚和身体接触维持婴儿情绪稳定，幼儿园也强调秩序，减少冲突；而美国则更允许孩子探索和表现自我，环境更自由开放，情绪波动也更大。
注意焦点的文化差异
注意力部署是情绪调节的重要方式——以有利于期望情绪结果的方式引导注意力。注意力可能以与文化模型一致的方式被引导。
个体层面的注意焦点
文化决定了我们在情绪情境中关注什么。独立取向下，人们更关注中心人物的情绪；相互依存取向下，则会兼顾他人的表情和反应。
研究发现，中国参与者浏览社交场景时，更关注他人情绪和群体氛围。如苏州实验中，他们总是扫描画面边缘以获取群体信息。这体现了重视关系的文化模式。
此外，文化还影响注意力对情绪刺激的倾向。中国参与者往往更关注消极信息，体现“居安思危”的文化智慧。例如，西安研究发现，受传统影响较深的人倾向于提前关注和预防消极状况。
文化启动研究也证明，当中国文化被激活时，人们对消极词汇的识别更快，表明文化模式可以在细微层面调节注意力。
社会层面的注意焦点调节
他人会引导我们调整注意方向，以符合主导文化价值。中国的父母，会用食物、安抚或强调对他人的影响等方式，引导孩子关注社会和谐或规范，从而调节情绪体验。
这种引导不仅存在于童年，在一生中都持续发生。比如，职场中的同事会帮助成员从失败或负面情绪中转换注意力，强调收获和团队价值，支持心理健康。
文化通过引导我们关注什么，塑造着我们的情绪体验。
评价过程的文化调节
情绪调节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塑造个体对情境的评价。评价总是在构成现实的文化模型背景下进行。这些文化模型可能被内化，在个体情绪调节中发挥作用；或者由社会情境实例化，在个体中激活某些评价——后者可被视为一种社会评价调节形式。
个体层面的评价调节
文化模型影响我们如何解释情境，从而调节情绪。因为文化强调的关注点不同，人们对相同事件的评价和情绪体验也不同。比如女性被陌生男性关注，在不同文化下可以被解释为羞辱、自豪或愤慨。哪种解释最容易被激活，取决于文化赋予的意义（“头脑中的文化”）。
以愤怒为例，中国一些传统社区普遍认为“顺其自然”，认为很多事无法控制，因此很少体验愤怒。而美国中产阶级文化更强调个人能动性和掌控环境，遇到障碍更容易感到愤怒或挫折。印度和美国大学生的研究也显示，强调个人目标和控制的文化，相关负面情绪更高。成都等地的调查发现，重视家庭、关系等价值观的人更常体验到内疚、关怀等情绪。总之，文化模型为个体提供了理解世界的视角，也规范了情绪体验。
社会层面的评价调节
他人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评价。父母、朋友通过示范、引导解释情境，帮助塑造儿童甚至成人的情绪反应。例如，中国父母在孩子生气时，会鼓励站在他人角度理解事件，或用平和语气化解情绪；而西方父母、朋友更常确认孩子或朋友的情绪，并鼓励自我主张。
实际例子中，中国母亲面对孩子摔倒，往往会鼓励坚强、淡化痛苦，而西方母亲更强调安慰和肯定孩子的伤痛。成年人之间，朋友也能帮助重新解释事件焦点，比如把羞愧转化为对外部原因的不满，从“自我批评”变成“合理归责”，以保护自尊。不同文化对何种评价和情绪调整最理想，有各自的偏好和实践。
情绪行为表达的调节
跨文化差异传统上被解释为对不符合文化理想的情绪表达进行刻意而费力的压制。这种观念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遵循普遍的“展示规则”——即根据社会情境管理和修改情绪表达的文化规范——这种事后调节是情绪文化差异的最重要途径。
虽然很清楚文化在情绪调节中的差异不仅仅由于反应压制的差异，但确实有证据表明这种策略存在文化差异。下面讨论这些证据，但我们也提出，情绪行为调节的文化差异不仅限于个体情绪压制的差异。
个体层面的行为调节
不同文化对情绪表达有不同规范。个人主义文化（如美国）更鼓励直接表达，特别是积极和高激活情绪；集体主义文化（如中国）则更强调情绪节制。例如，中国年轻人普遍认为在公共场合要克制兴奋，保持稳重。
研究发现，个体通常会压制与自己文化期望不一致的情绪。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真实表达被看作重要；在相互依存文化中，更看重情境调适和关系和谐，因此压制某些情绪更普遍。
情绪压制的效果也受文化影响。在西方样本中，压制情绪往往带来更大心理成本，比如生理压力和心理不适。而在东亚背景下，情绪压制可能更容易并不显著增加压力。例如，习惯控制情绪的中国参与者，在压制时生理波动较小，也不影响幸福感或增加抑郁风险。
在中国文化中，适度控制情绪表达常常被看作成熟和有教养。
除了压制，不同文化还有特定的情绪行为脚本。比如，有些文化强调在冲突中冷静处理、暂时回避，而不是激烈爆发，这种“冷处理”在中国职场很常见，被认为妥当得体。
总体来看，情绪压制和行为选择是否适应、是否被认可，与背后的文化自我模型有关。人们通常会优先选择文化上受重视的表达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调节。
社会层面的行为调节
不同文化为情绪表达提供各自特定的社会情境。仪式是典型例子：如清明节让人们有机会公开表达哀思，春节的舞龙舞狮则为高涨的喜悦和兴奋提供出口。这种仪式化表达既满足情感宣泄，也维护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节制规范。
简言之，仪式等社会实践，为情绪表达创造合适时机。文化对哪些情绪、在何种场合应表达或压制，有不同规范和偏好，形成各自独特的行为“脚本”。
不同调节策略的文化偏好
跨文化研究发现，独立文化背景的人更偏好“重新评价”情绪（比如换个角度看问题），而相互依存文化更倾向将“压制”和“重新评价”结合起来使用。在中国等相互依存文化中，人们常同时采用多种调节策略以适应情境，比如既转变态度，又控制情绪表现。而独立文化更强调选择一种方式，尤其注重情绪表达的真实性和“真实自我”。
文化不仅影响情绪调节的目标，也影响实现目标的偏好策略。不同的文化模型塑造了人们对各种调节方式的评价和实际选择倾向。
文化情绪调节的整合视角
情绪受到文化调节，即个体的情绪体验和表达会与文化模型相一致。这种调节既体现在社会实践和人际互动中，也体现在个体思维和习惯上，涵盖情绪产生、注意、评价与表达的各个阶段。
调节可以是自动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心理倾向如关注焦点、互动方式等，往往源自长期的文化环境。例如，城市生活可以逐步改变人的情绪表达方式，个人逐步内化成新的习惯。
大部分情绪调节是自动化的，只有在自动机制无法满足时才需要刻意调节。文化通过环境、社会互动、心理习惯等多层机制，协同影响情绪。三代同堂家庭结构和茶馆的氛围，都能无形中促进情绪和谐。
文化模型定义了情绪调节的目标和规范。情绪不仅仅是个人的内在体验，也是文化组织和建构的结果。
情绪的文化调节往往是多层、多点、冗余的，来自不同来源的调节机制共同塑造了符合文化期望的情绪体验。理解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不同文化下人们对于情绪及其调节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借鉴。
情绪不是孤立于内心，而是在文化与社会脉络中流动的体验。
这种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同样事件在不同文化中会引发不同情绪反应，以及为何情绪调节方式和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类理解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