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中的利他主义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涌向灾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见证了无数感人的故事。有教师用生命护住学生，有医生不眠不休抢救伤员，有普通民众自发捐款捐物。每一个从废墟中被救出的生命背后，都有着无数人的默默付出和无私奉献。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代代传承。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一句简单的话语再次感动了无数人。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坚定地说道，武汉的医护人员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他们在危险面前选择了坚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逆行而上，奔赴武汉。一位年轻的护士在请战书中写道：“如果有需要，我愿意放弃休假，随时待命。”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医护人员的使命。” —— 李兰娟院士

这些动人的故事让我们思考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帮助他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什么时候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谁更可能成为助人者？我们又如何能够培养更多的助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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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帮助他人

帮助他人的动机一直是心理学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了几种主要的理论来解释助人行为的根本原因。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学”。我们不仅交换物质商品和金钱，还交换社会商品——爱、服务、信息和地位。在这种交换中，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减少成本，最大化收益。 当校园里举行献血活动，有人邀请你参加时，你是否会在心中默默权衡？献血的成本（针扎的疼痛、时间、疲劳）与不献血的成本（内疚感、他人的不满）；献血的好处（帮助他人的满足感、免费的茶点）与不献血的好处（节省时间、避免不适和焦虑）。

这种分析听起来可能有些现实，但换个角度想想，助人行为本身就让人感到快乐，这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我们能从关爱他人中得到满足，这总比只关心自己要高尚得多。

助人行为的情感回报

助人行为带来的奖赏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内在的。当企业捐款改善公司形象，或者某人提供帮助希望获得感谢或友谊时，这种奖赏是外在的。但更有意思的是内在奖赏——助人行为能够增强我们的自我价值感。 有研究跟踪了85对夫妻一个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给予伴侣情感支持的一方心情也会变好。这说明帮助他人确实能让自己获得内在的满足感。那些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活动或者辅导小朋友的年轻人，不仅培养了社会交往能力，价值观也更积极正面。他们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明显更低，成年后往往更有社会责任感。

有一个有趣的实验：研究者给参与者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一些人被要求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另一些人被要求花在别人身上。结果显示，那些被分配到“为他人花钱”条件下的人在一天结束时最为快乐。

驱动助人行为的情感力量

内疚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体验，它会推动我们采取行动来减轻这种不适感。2011年，在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震惊了全国，一个两岁的女童被车撞倒后，18个路人先后经过都视而不见，最后是一位拾荒的阿姨陈贤妹伸出了援手。事后，陈阿姨朴实地说：“如果我没有去扶那个孩子，我这辈子良心都不会安的。看到她躺在那里，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孙女。” 中华文化中也有各种缓解内疚的方式：祭祖祈福、捐赠修德、忏悔改过、行善积德。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通过行善可以弥补过错，获得心灵的平静。传统文化中的“赎罪”观念，让人们在做错事后会主动寻求补偿的方式。

正如一个七岁小女孩在实验后写道：“不要说谎，否则你会带着罪恶感生活”（她还会感到需要缓解这种罪恶感）。

指导助人行为的无形准则

我们帮助他人，往往不是因为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成本效益计算，而是因为一种更微妙的自我利益形式：社会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帮助新邻居搬家，应该归还捡到的钱包，应该保护战友免受伤害。 社会规范，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应该”，是社会期望，它们规定了正确的行为。研究助人行为的学者发现了两种激发利他主义的社会规范：互惠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

• 互惠规范告诉我们：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应该给予帮助而不是伤害。这一规范就像乱伦禁忌一样普遍。我们“投资”于他人并期望回报。政客们知道，给予恩惠的人日后可以期待恩惠的回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互惠规范的完美体现。这种规范在维持社会关系的平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社会责任规范则提醒我们要平衡社会关系中的给予和接受。然而，如果唯一的规范是互惠，那么好撒玛利亚人就不会成为“好”撒玛利亚人了。耶稣显然在想着更人道的东西，这在他的另一个教导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如果你们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互惠规范），你们有什么功劳呢？……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

对于那些明显依赖他人且无法回报的人——如儿童、极度贫困者和残疾人，社会责任规范激励着我们的助人行为。这种规范相信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考虑未来的回报。在相对集体主义的印度文化中，人们比个人主义的西方更强烈地支持社会责任规范。

进化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助人行为的角度。正如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暗示的，进化心理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令人谦卑的人类形象——一个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称为深层、自私的“原罪”的生物学再确认。 从遗传角度看，那些倾向于为陌生人的福利而自我牺牲的基因不会在进化竞争中存活下来。然而，遗传自私主义应该会让我们倾向于两种特定类型的无私甚至自我牺牲的助人行为：亲属保护和互惠关系。

• 亲属选择是进化论解释助人行为的核心概念之一。我们的基因让我们关心亲属。因此，一种能够增加基因存活的自我牺牲形式就是对子女的奉献。与疏忽的父母相比，把子女的福利置于自己福利之上的父母更有可能传递他们的基因。正如进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拉什所写：“基因通过对自己友善来帮助自己，即使它们被包裹在不同的身体里。”

其他亲属按照生物学亲密程度分享基因。你与兄弟姐妹分享二分之一的基因，与表兄弟分享八分之一。亲属选择——偏爱那些与我们分享基因的人——让进化生物学家霍尔丹开玩笑说，虽然他不会为了一个兄弟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会为了三个兄弟——或者九个表兄弟而牺牲自己。

我们与许多人分享共同的基因，不只是亲属。蓝眼睛的人与其他蓝眼睛的人分享特定的基因。我们如何识别体内我们基因副本最丰富的人呢？正如蓝眼睛的例子所暗示的，一个线索在于外貌相似性。在进化历史中，基因更多地与邻居而非外国人分享。因此，我们在生物学上是否倾向于对那些看起来与我们相似、生活在我们附近的人更加友善呢？

真正的利他主义

那些匿名的慈善家——以及拯救生命的英雄、日常献血者和和平队志愿者——是否真的被无私关心他人的最终目标所驱动？还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某种形式的自我利益，比如获得奖赏、避免惩罚和内疚，或缓解痛苦？ 丹尼尔·巴特森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辨别助人行为是否也包含了真正利他主义的成分。巴特森的理论认为，我们的助人意愿受到自私和无私考虑的双重影响。看到他人的痛苦会让我们痛苦，这激发我们通过逃避痛苦情境或提供帮助来缓解我们的不安。

但是，特别是当我们感到与某人有安全的依恋关系时，我们也会感受到共情。有爱心的父母在孩子受苦时也受苦，为孩子的快乐而快乐——这种共情在虐待儿童者和其他残忍行为的实施者身上是缺乏的。我们也会对那些与我们认同的人产生共情。

“当人们问我怎么样时，我说：'我的心情取决于我最悲伤的那个孩子。'” —— 米歇尔·奥巴马

当我们感受到共情时，我们关注的不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受苦者。真正的同情心和慈悲心激励我们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帮助他们。当我们重视他人的福利，感知到这个人的需要，并从这个人的角度思考时，我们就会感受到共情关怀。 在人类中，共情是天生的。即使是出生仅一天的婴儿，听到另一个婴儿哭泣时也会哭得更厉害。在医院育婴室里，一个婴儿的哭声有时会引起一群婴儿的哭声。大多数18个月大的婴儿，在观察到一个不熟悉的成年人意外掉落记号笔或衣夹并难以够到时，会主动提供帮助。

经过25个这样的实验测试利己主义与利他共情，巴特森和其他研究者相信，有时人们确实会关注他人的福利，而不是自己的。正如巴特森所说，共情诱发的利他主义是人性的一部分。这给了我们希望——研究证实，诱发共情可能会改善对被污名化人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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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我们会伸出援手

了解了助人行为的动机后，我们需要探讨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更可能帮助他人？什么因素会阻碍我们的助人行为？ 近年来，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在繁华的商业街上，一位老人突然倒地，周围聚集了很多围观者，但大多数人只是远远观望，迟迟没有人上前施救。直到120急救车到达，老人才得到及时救治。类似的情况还有：地铁站里有人晕倒，车厢里的乘客大多选择避开；公园里孩子落水，岸边的游客互相推诿谁去救人。 这些看似冷漠的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有趣的心理学规律，它被称为“旁观者效应”。心理学家发现，当紧急情况发生时，在场的人越多，每个个体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旁观者效应

令人震惊的不是在这些案例中有些人没有帮助，而是在每个群体中，几乎100%的旁观者都没有反应。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和约翰·达利对此很好奇，也很担心。他们进行了巧妙的紧急情况实验，发现了一个关键的情境因素——其他旁观者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干预的可能性。

到1980年，研究者们进行了四十多个实验，比较了认为自己独处的旁观者与认为有其他人在场的旁观者提供的帮助。结果显示，在不限制旁观者之间沟通的情况下，一个人被单独的旁观者帮助的可能性至少与被多个旁观者观察时一样高。 拉塔内和达利推测，随着旁观者数量的增加，任何给定的旁观者都不太可能注意到事件，不太可能将事件解释为问题或紧急情况，也不太可能承担采取行动的责任。

助人行为的三道关卡

• 第一关：注意到紧急情况

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一位老人摔倒了，已经躺在地上20分钟。此时的你正匆忙赶路，眼睛看着前方的人流（在人群中直视陌生人确实有些尴尬），脑子里想着一天的工作安排。在这种熙熙攘攘的环境中，你注意到这位需要帮助的老人的可能性，是不是会比在安静的小巷里要小很多？ 心理学家们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验证这个推测。他们让大学生在一间教室里填写调查问卷，有的学生独自一人，有的则与另外两个陌生同学一起。就在大家专心答题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开始冒烟——这当然是研究人员安排的“紧急情况”。结果很有意思：那些独自答题的学生很快就发现了异常，通常不到5秒就察觉到了烟雾；而那些与他人一起的学生却埋头于自己的问卷，平均要20秒才注意到烟雾。

• 第二关：正确解释情况

一旦我们注意到一个模糊的事件，我们必须解释它。想象你在那个充满烟雾的房间里。虽然担心，但你不想因为显得慌张而尴尬。你瞥了一眼其他人，他们看起来很平静、漠不关心。假设一切都没问题，你耸耸肩，回到工作中。然后另一个人注意到烟雾，注意到你明显的不关心，做出了类似的反应。 这是信息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每个人都用其他人的行为作为现实的线索。这种误解可能导致对办公室、餐厅和其他多人占用场所的实际火灾反应迟缓。

• 第三关：承担责任

即使紧急情况很明显，旁观者效应的第三个原因是责任分散。很少有人观察过谋杀，但我们都曾经历过在有其他人在场时对需求反应较慢的情况。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路过一个抛锚的驾驶员，我们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比在乡间小路上要小。 心理学家们还设计了另一个实验来验证责任分散现象。他们让大学生们通过网络聊天讨论大学生活的话题，为了保护隐私，所有人都使用匿名方式参与，研究者也声明不会监听具体内容。就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聊天室里突然出现了紧急求助信息：有人说自己身体不适，呼吸困难，请求其他人帮助联系医务室。

实验结果很说明问题：

责任分散的心理过程：

匆忙中的道德考验

中国有句古话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现实中我们发现，即使是最有同情心的人，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也可能视而不见。心理学家们想验证这个现象，于是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他们找来一群师范学院的学生，这些未来的老师们刚刚参加完一个关于“师德师风”的讲座，需要到隔壁楼参加一个演讲比赛。在路上，他们会经过一个蜷缩在楼梯口的人，这个人看起来身体不适，正在轻声呻吟。

研究人员给了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时间安排：一部分学生被告知：“比赛还有一会儿才开始，你慢慢过去就行。”在这些人中，几乎三分之二都停下来询问那个人是否需要帮助。但另一部分学生被匆忙催促：“糟糕，你已经晚了！评委们在等你，快点过去！”在这些匆忙的学生中，只有10%的人停下来帮助。

这告诉我们什么？匆忙、全神贯注、急于帮助实验者的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到情境而非信念的影响。

帮助与自己相像的人

人们总是对与自己相似的人更有好感，这种好感也会延伸到助人行为上。有研究者在大学校园里做了个实验：他们让人扮成不同风格的学生——有的穿着正装，有的穿着休闲服，有的染着彩色头发，然后去向路过的同学借手机打个紧急电话。结果发现，穿着风格相似的学生之间更容易互相帮助，不到一半的人愿意帮助与自己着装差异很大的人，而三分之二的人乐意帮助看起来“同一类”的人。

这种相似性偏好甚至体现在长相上。研究人员让大学生参加一个网络游戏，需要与其他“玩家”合作。当游戏中对方的头像与参与者本人有几分相似时（比如都是圆脸，或者都戴眼镜），参与者明显更愿意与对方合作，也更慷慨地分享游戏奖励。果然，“看着顺眼”的人更容易获得信任。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现象同样明显。人们更愿意帮助来自同一个省份、说相同方言、有相似教育背景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古语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心理倾向。

这种相似性偏见是否延伸到种族？研究显示：

• 当行为规范定义明确时，人们不会歧视
• 当规范模糊或冲突时，种族相似性可能会影响反应
• 人们更倾向于在责任可以分散的情况下表现出种族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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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更愿意帮助他人

我们已经考虑了影响助人决定的内在因素（如内疚和情绪）和外在因素（如社会规范、旁观者数量、时间压力和相似性）。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助人者的性情，包括他们的人格特质和宗教价值观。

寻找助人者的内在特征

肯定有一些品质能够区分那些像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助人模范和普通人。面对同样的情况，有些人会主动伸出援手，有些人却视而不见。究竟什么样的人更愿意帮助他人？

多年来，心理学家们试图找到那个能够准确预测助人行为的“黄金人格特质”，但结果并不理想。虽然发现助人行为与某些性格因素有关——比如对他人认可的需求、同情心的强弱等，但这些关系都不够强。研究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冒险救助难民的普通中国人，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尽管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选择有很大影响，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固定的“英雄性格模式”。

如果这个发现听起来很熟悉，那可能来自从众研究的类似结论：从众似乎也更多地受情境而非可测量的人格特质影响。我们是谁确实会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态度和特质测量很少预测具体行为，但它们能更准确地预测跨多种情境的平均行为。

研究者正在收集线索，了解倾向于助人的特质网络。那些积极情绪高、共情能力强、自我效能感强的人最有可能关心他人并提供帮助。 人格还影响特定的人对特定情况的反应。那些自我监控水平高的人会关注他人的期望，如果他们认为助人行为会得到社会奖赏，就会很有帮助。对于内在指导、自我监控水平低的人来说，他人的意见影响较小。

男女助人方式的不同

大量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助人行为上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当遇到有一定危险性的紧急情况时——比如路上有人需要换轮胎、地铁里有人摔倒需要搀扶——男性往往更主动伸出援手。这可能与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有关，社会普遍认为男性应该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 然而在相对安全的助人情境中，女性的表现往往更突出。比如在志愿服务、照料老人小孩、提供情感支持等方面，女性参与的比例通常更高。在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帮助有困难的人很重要”时，男生中有65%表示赞同，而女生的比例达到了78%。

因此，性别差异与情境相互作用（取决于情境）。面对朋友的问题，女性表现出更大的共情，花费更多时间提供帮助。这种差异反映了社会化和生物因素的复杂交互。

宗教信仰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个感人的故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的园长李娟在地震发生的瞬间，没有第一时间逃离，而是冲进教室疏散孩子们。她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摇摇欲坠的教学楼之间，直到确认所有的孩子都安全撤离。当最后一个孩子被抱出来时，李娟才想起自己3岁的女儿还在另一个教室里。

然而就在这时，余震袭来，教学楼轰然倒塌。人们在废墟中找到了李娟，她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用身体护着孩子。母女俩都走了，但她救出的23个孩子却都平安无事。在她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本《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上面写着她的座右铭：“爱每一个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的每一次灾难中都会出现。无论是受佛教慈悲心影响的义工，受儒家仁爱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还是受雷锋精神感染的普通民众，他们都在用行动诠释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首先，考虑当人们被微妙地“引导”产生物质主义或精神思想时会发生什么。当人们想到金钱——在看到包含薪水等词语的文本或看到印有货币的海报后——他们对困惑的人帮助较少，当被要求捐款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时也不那么慷慨。当人们想到上帝——在包含精神、神圣、上帝和圣洁等词语的句子后——他们在捐赠中变得更加慷慨。 考虑许多关于自发助人的研究。面临轻微紧急情况时，内在宗教信仰强的人只是稍微更有反应。最近，研究者还在探索计划助人——由慈善志愿者、大哥大姐助人者和校园服务组织支持者提供的那种持续助人。正是在做出关于长期助人的有意选择时，宗教信仰更好地预测利他主义。

从他们对为什么人们志愿服务的分析中，马克·斯奈德、艾伦·奥莫托和吉尔·克拉里发现了多重动机。有些根植于奖赏——寻求加入群体、获得认可、增强工作前景、减少内疚、学习技能或提升自尊。其他人帮助是为了实践他们的宗教或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对他人的关怀。 在针对中国大学生和普通民众的调查中发现，那些有较强精神信念的人——无论是宗教信仰、人文理想，还是道德追求——往往会投入更多时间参与志愿活动，担任社区服务者、助学支教者、环保倡导者等角色。在一项涵盖全国多个城市的调查中，那些积极参与精神文化活动的人平均每月志愿服务时间为8小时，而缺乏这种精神寄托的人平均只有2小时。

1. 宗教信仰提供了助人行为的价值基础和道德框架

2. 宗教社区为组织志愿服务和慈善活动提供了平台

3. 宗教仪式和教导强化了对他人的关爱和责任感

4. 信仰赋予了助人行为超越个人利益的意义和目的

多项调查都证实了精神信仰参与和助人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大型调查中，那些定期参加各类精神文化活动（包括宗教活动、读书会、志愿服务等）的人，参与慈善和志愿服务的比例比不参加这类活动的人高出近四倍。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虽然宗教信仰的影响可能不如一些国家那么明显，但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模式在其他信念系统中出现。无论是佛教的慈悲心、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无私境界，还是现代的人道主义精神，都为助人行为提供着强大的道德支撑。

在慈善捐赠方面，数据也很说明问题。中国慈善联合会的统计显示，那些经常参与精神文化活动的人群，年度慈善捐赠占个人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约为2.3%，而很少参与此类活动的人群这一比例仅为0.8%。虽然前者在人口中只占约20%，但他们贡献了全社会近45%的个人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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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更多的助人行为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理解人类行为，从而也提出改善行为的方法。那么，我们如何运用基于研究的理解来增加助人行为呢？

减少模糊性，增强责任感

既然我们了解了旁观者效应的三个环节，那么针对性的干预就可以有效提升助人行为。有研究团队专门测试了这个想法，他们在商场和书店里安排了一些“偷窃”场景来观察人们的反应。 起初，研究者尝试在店内张贴提醒顾客注意商店行窃的标语，但效果微乎其微。后来他们换了个策略：安排“托儿”在发现偷窃行为时大声说出来：“你看那个人，她在偷东西，把东西塞进包里了。”然后这个人就离开了。结果发现，仅仅是这样明确指出问题的存在，就能让更多人采取行动。如果再补充一句“我们都看见了，应该举报，这是应该的”，举报率就更高了。

对献血者的调查发现，那些第一次献血的人大多是受到身边朋友的直接邀请，而不是看了宣传海报后主动前来。朋友的一句“陪我去献个血吧”比铺天盖地的公益广告更有说服力。即便是陌生人的直接求助，效果也往往出人意料。 有研究者让大学生在校园里随机请陌生人帮个小忙——花5到10分钟填个调查问卷。研究者原本以为得问四个人才能遇到一个愿意帮忙的，结果发现实际上有一半的人都爽快答应了。同样，当学生们请求“能借你手机打个电话吗？”“你知道体育馆在哪里吗？”“能带我过去吗？”时，大多数陌生人的反应都比预期中更友善。

个人化的力量

研究发现，减少匿名性是促进助人行为的有效方法。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安排一些人在医院等候区“偶遇”，有些人互相简单介绍了姓名和基本情况，有些人则始终保持陌生。结果显示，相互认识的人在看到有人身体不适时，更容易主动上前询问和帮助。 类似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在购物中心做的一个小实验中，当一个人先与其他顾客有过眼神接触和微笑，再进入电梯后，这些顾客就更愿意在她询问“不好意思，请问雨具专柜在几楼？”时提供帮助，而那些之前没有任何交流的陌生人则相对冷淡。

助人行为也会在预期与受害者和其他证人再次见面时增加。简而言之，任何个人化旁观者的东西——个人请求、眼神接触、表明姓名、预期互动——都会增加助人意愿。 个人化的对待使旁观者更加自觉，因此更符合自己的利他理想。回想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在镜子或摄像机前行动的人表现出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增加。相比之下，“去个人化”的人责任感较低。因此，促进自我意识的环境——姓名牌、被观察和评估、安静不分心——也应该增加助人行为。

利用内疚感和自我形象关怀

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感到内疚的人会采取行动减少内疚和恢复自我价值。因此，提高人们对其过错的意识能够增加他们的助人欲望吗？让大学生想起他们过去的过错，他们更可能同意志愿帮助学校项目——尽管如果他们也有机会洗手，这种志愿服务的提升会减少，这种行为似乎清洗了一些引发的内疚感觉。

有研究团队专门在博物馆和公园做了关于内疚感与助人行为的实验。当博物馆的参观者违反“请勿拍照”规定时，工作人员会选择性地对一些人进行善意提醒：“不好意思，这里不能拍照。闪光灯对文物有损害，希望您理解。”同样，在动物园里，当游客给动物喂食时，管理员会对部分游客说：“请不要随便投喂动物，这些食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 有意思的是，那些受到提醒的游客在随后遇到其他需要帮助的情况时（比如有人东西掉了，有人问路等），主动提供帮助的比例高达58%，而那些没有被提醒过的游客中，只有约三分之一会主动帮忙。看来，适度的内疚感确实会激发人们的补偿心理。

培养利他主义的教育策略

教导道德包容

纳粹欧洲犹太人救助者、反奴隶制运动领导人和医疗传教士至少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在道德上具有包容性。他们的道德关怀包围了与自己不同的人。

因此，社会化利他主义的第一步是通过个人化和扩大我们应该关心其福利的人的范围来对抗自然的内群体偏见，偏向于亲属和部落。丹尼尔·巴特森指出宗教教导如何做到这一点。它们通过敦促对所有“上帝的儿女”在整个人类“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爱来扩展与亲属相关的利他主义的范围。如果每个人都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那么每个人都对我们有道德要求。“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榜样的力量

如果我们看到或读到有人在帮助，我们更可能提供帮助。罗伯特·恰尔迪尼和他的同事发现，最好不要宣传猖獗的逃税、乱扔垃圾和青少年饮酒，而是强调——定义一种规范——人们普遍的诚实、清洁和节制。

榜样效应在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欧洲基督徒家庭和美国民权活动家家庭中也很明显。这些杰出的利他主义者通常报告与至少一位同样是强烈的“道德主义者”或致力于人道主义事业的父母有温暖亲密的关系。他们的家庭——经常还有朋友和教会——教导了他们助人和关爱他人的规范。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有许多这样的榜样。从古代的孟子母亲“孟母三迁”，到现代的雷锋精神，都体现了榜样教育的重要性。“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句孔子的话很好地说明了榜样的双重作用。

从实践中学习

埃尔文·斯塔布表明，正如不道德行为助长不道德态度一样，助人也增加未来的助人。儿童和成年人都从实践中学习。在与12岁左右儿童的一系列研究中，斯塔布和他的学生发现，在被诱导为住院儿童或艺术老师制作玩具之后，他们变得更有帮助性。教年龄较小的儿童制作拼图或使用急救知识的儿童也是如此。 当儿童有帮助行为时，他们发展与助人相关的价值观、信念和技能。助人还有助于满足他们对积极自我概念的需求。在更大的规模上，融入学校课程的“服务学习”和志愿者项目已被证明能够增加后来的公民参与、社会责任、合作和领导力。

将助人行为归因于利他动机

另一个社会化利他主义的线索来自过度理由化效应的研究：当行为的理由过于充分时，人们可能将行为归因于外在理由而非内在动机。因此，奖励人们做他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会削弱内在动机。我们可以积极地陈述这一原则：通过为人们提供刚好足够的理由来促使他们做好事（断绝他们对贿赂和威胁的依赖），我们可能增加他们自己做这些事的乐趣。 丹尼尔·巴特森和他的同事将过度理由化现象付诸实践。在几个实验中，他们发现堪萨斯大学的学生在没有报酬或隐含的社会压力的情况下同意帮助别人后，感觉最有利他精神。当有报酬或存在社会压力时，人们在帮助后感觉不那么利他。

虽然作为控制性贿赂的奖励会削弱内在动机，但意想不到的赞美可以让人们感到能干和有价值。当乔尔被胁迫说“如果你不胆怯并献血，我们就会赢得兄弟会最多捐献奖”时，他不太可能将自己的捐献归因于利他主义。当乔瑟琳得到奖励说“你在如此繁忙的一周中选择抽出一个小时来献血，这太棒了”时，她更可能带着利他的自我形象离开——从而再次贡献。

学习助人行为的科学

有研究团队专门测试了心理学教育对助人行为的影响。他们给一部分大学生开了一堂关于旁观者效应的心理学讲座，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人多的时候反而没人帮忙，以及责任分散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另一部分学生则参加了其他主题的讲座，还有一部分学生没参加任何讲座。 两周后，研究者在校园里安排了一些需要帮助的场景（当然是演戏），比如有人在路边蹲着显得很痛苦，或者有人被自行车压住了腿。结果很有意思：那些没听过心理学讲座的学生中，只有四分之一会停下来帮忙；而那些了解了旁观者效应原理的学生中，超过一半都会主动提供帮助。看来，知识确实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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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解到行动

助人行为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特质之一。通过了解助人行为的心理机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人性，还能够创造一个更加温暖、互助的社会环境。 从社会交换理论到共情机制，从旁观者效应到个体差异，每一个研究发现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洞察。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助人行为是可以培养和促进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成为促进助人行为的推动者：

• 在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明确指出情况的紧急性
• 在群体中主动承担责任，不要等待他人行动
• 通过个人化的请求和真诚的交流建立人际联系
• 为孩子树立助人为乐的榜样
• 将助人行为视为自我品格的体现，而不是外在压力的结果

正如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我们帮助他人时，我们不仅使别人受益，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设着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一个充满温暖和关爱的世界。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 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