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抗疾病的战争

在生物学的发展长河中，有一个问题一直牵动着人类的命运：我们如何才能彻底战胜疾病？这个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学者们的抽象思考，更与每个人的生死安危息息相关。每当科学理论有了新的突破，人类与疾病抗争的方式便会发生质的飞跃。理论的发现就像点燃了一把火，燃起技术创新和应用的燎原之势。而如果没有理论作为指引，人们只能在黑暗中反复摸索——经验积累缓慢，失败和教训往往远多于胜利。

疾病问题不仅仅是医生关心的，也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很多科学革命、医学进步，其实都起源于人类对抗瘟疫的迫切需要。从最初的草药和民间疗法，到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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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的开端

直到十九世纪初，尽管医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面对肆虐世界各地的瘟疫和传染病，医生们仍然无计可施。在那些纷乱的年代，天花是一种最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它不分贵贱、贫富、老幼，稍不留神就会迅速传播开来。每三名感染者中就有一人死于此病。即使勉强活下来，很多人脸上也会永久留下凹凸不平的麻坑，十分可怕。

然而，早在人类与天花的斗争初期，细心的人们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得过天花的人再不会被感染。这一现象成了人们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起点。于是，聪慧的人们想到一个方法：如果能够以较小的代价“主动”感染天花，能否换来一生的免疫？得一次轻症，留一点疤痕，胜过永远生活在死亡威胁下。

中国的人痘接种法

实际上，中国早在千年前的宋代就有了与天花周旋的独特技巧。明清时期，“人痘接种法”集思广益，在民间传播开来。医者选用病人中症状最轻的痘痂，经过特殊处理，研磨成粉末，通过银管吹入健康孩童的鼻腔。细致到连男女接种的鼻孔都要区分（左为男，右为女），可见经验积累之丰富。这种方法虽然存在风险——偶尔也会引发严重并发症或死亡——但其确实显著降低了天花的流行程度，挽救了无数生命。

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少年时就罹患天花，好不容易侥幸存活，因此极为重视“人痘法”。他在宫廷内部大力推广，还派遣太医向全国普及接种。甚至有俄国使节远道而来，将“中国接种术”带回欧洲，引发西方医学界极大关注。十八世纪初，这一方法已沿丝绸之路传播至许多国家，为东西方医学交流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尽管如此，传统人痘接种依然有其致命弱点。毕竟天花本身极为危险，哪怕少量传入，也不能保障安全。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突破，往往源自偶然的观察和对常识的挑战。

在中国江浙和英国乡村，人们都注意到一件奇事：从事挤奶的妇女极少得天花。她们虽然偶尔感染牛身上的“牛痘”，但症状非常轻微，几乎无大碍。后来医学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经过实验，首次证明用牛痘病毒给人接种，能有效预防天花。事实胜于雄辩，这一伟大发现很快传遍世界。

十九世纪，随着西方的科学与中国的实践结合，牛痘接种法逐步在沿海城市传播。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将牛痘苗引入澳门，这是牛痘疫苗首次登陆华夏。此后的几十年，广州、上海、厦门等地纷纷建起接种所。一批新式医生在港口城市和内陆沿线积极推广，牛痘免疫逐步取代了传统人痘法。在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天花的发病率大幅下降。牛痘接种不仅让千万人免遭天花荼毒，也成为人类历史上通过科学方法第一次系统性控制重大传染病的范例。

这一原理极为深刻和宝贵，但又有局限。天花疫苗的成功让人们看到曙光，却不能被简单套用到所有疾病上。原因很简单：当时人们尚不知道各种传染病究竟是由何种病原引起，缺乏制造“温和版本”的技术手段。只有揭开传染病本质，掌握微观致病机制，才有可能复制天花疫苗的奇迹。人类对抗疾病的征程，正是在理论与实验的推动下，一步步向未知世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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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背后的微观世界

对疾病本质的认识突破，来自于对微生物世界的探索。十九世纪中叶，发酵现象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微生物的兴趣。既然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能让食物发酵变质，那么它们会不会也能让活体生病呢？

伍连德与东北鼠疫

1910年秋天，一场可怕的瘟疫在东北地区暴发。患者高烧、咳血，发病后几天内就会死亡。疫情从满洲里开始，沿着铁路线向南蔓延，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人死去。这种病被称为“肺鼠疫”，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

清政府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主持防疫工作。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他发现疫区的猎人有接触患病旱獭的经历，而且病人的肺部组织中能看到大量细菌。更重要的是，他判断这种鼠疫主要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基于对病原微生物和传播途径的认识，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他要求医护人员戴上特制的口罩（这就是后来“伍氏口罩”的原型），隔离所有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并且焚烧死者遗体以防止病菌扩散。当时正值严冬，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但伍连德坚持每天消毒、检疫、统计。

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到1911年3月，这场夺去了六万多条生命的大瘟疫终于被遏制住了。伍连德的成功防疫，向世界展示了科学防疫的力量。他提出的传染病防控原则——找到病原体、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至今仍是传染病防控的核心思路。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传染病是由特定的微生物引起的，这些微生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病人传给健康人。医生如果不注意消毒隔离，反而可能成为疾病传播的重要媒介。

在伍连德防疫成功之前，已经有一些医生注意到了手部清洁的重要性。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医院里产妇死于产褥热的情况非常普遍。有医生发现，接生前仔细洗手能明显降低产妇的死亡率。但这个简单的方法在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因为缺乏理论解释。

当“细菌致病理论”逐渐确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现在有了明确的理由去洗手、去消毒、去煮沸医疗器械、去蒸汽处理绷带。尽管保守的医生们一开始对这些“新花样”颇有微词，但科学的力量最终让所有人改变了习惯。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随着西医传入，消毒和无菌操作的观念也逐渐普及。1906年，协和医学堂（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系统地向中国医学生传授现代医学知识，其中就包括细菌理论和无菌技术。手术前严格消毒、医生戴手套和口罩、手术器械高温灭菌——这些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做法，在当时都是革命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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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致病元凶

既然知道了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下一步就是要找出每种疾病对应的具体病原体。但这个任务并不简单。微生物种类繁多，如何确定哪种细菌导致了哪种疾病？

纯培养技术的突破

早期的研究者在液体培养基中培养细菌，但液体中不同种类的细菌会混在一起，很难分清到底是哪种细菌致病。真正的突破来自于固体培养基的使用。

当细菌被涂抹在凝固的培养基表面时，单个细菌会停留在原地不断分裂，最终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即使最初的样本混杂了多种细菌，每个菌落也只会包含一种细菌。通过挑取单个菌落重新培养，就能获得纯净的细菌种群。有了纯培养的细菌，就能明确判断某种疾病是由哪种细菌引起的。

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与近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1906年，湘雅医学院创办时就建立了细菌学实验室。学生们学习如何制备培养基、如何分离纯化细菌、如何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菌形态。这些基础训练使得中国的医生逐渐具备了识别病原菌的能力。

1921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实验室里，中国学者谢少文从伤寒患者的血液中成功分离出伤寒杆菌的纯培养物。这个实验看似简单，却标志着中国在病原微生物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此后，中国学者陆续从白喉、痢疾、霍乱等疾病患者体内分离出相应的致病菌，并建立了菌种保藏体系。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中央卫生实验院，专门从事病原微生物研究和疫苗生产。该院收集保存了大量病原菌株，不仅用于科研，还用于制备诊断试剂和疫苗。这是中国系统开展细菌学研究的重要起点。

制备减毒疫苗

找到致病菌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来预防疾病。天花疫苗是偶然发现的，但其他疾病没有那么幸运——大自然并没有为每种疾病都准备一个“温和版本”。科学家必须学会人工制造减毒的病原体。

方法其实并不复杂：将致病细菌在适当温度下加热，或者在不利的环境中培养一段时间，就能削弱它们的致病能力。这些“失去战斗力”的细菌虽然不能再引发疾病，但它们的存在仍然能刺激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仅能对付减毒细菌，也能对付致病力强的细菌。

1881年，炭疽疫苗的公开试验证明了这个方法的有效性。一些羊被注射了减毒炭疽杆菌，另一些则没有。随后，所有的羊都被注射致命剂量的炭疽杆菌。结果，接种过疫苗的羊全部存活，未接种的羊全部死亡。这个戏剧性的结果向全世界证明：人类可以主动创造“疫苗”来对抗各种传染病。

在中国，疫苗生产始于二十世纪初。1919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创办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生产疫苗的机构。该处最初生产天花疫苗、狂犬病疫苗和霍乱疫苗。制备过程严格遵循科学规范：培养病原菌，然后通过加热或化学方法减毒，再经过动物试验验证安全性和有效性。

到1949年，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十多种疫苗，包括天花、霍乱、伤寒、白喉、百日咳等疾病的疫苗。这些疫苗在城市和军队中的推广使用，显著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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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传播者

病原体需要从病人传到健康人身上，才能继续生存和繁衍。有些疾病通过直接接触传播，但还有许多疾病需要借助“中间媒介”。昆虫就是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疾病传播者。

疟疾与蚊子

疟疾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医书中“瘴气”、“寒热病”的记载，很多都是指疟疾。这种病的特点是周期性发作：患者先是畏寒发抖，接着高热难耐，大汗淋漓后体温又恢复正常，如此反复。长期患病会导致脾脏肿大、贫血、体力衰竭。

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疟疾曾经是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人们注意到，疟疾往往在夏秋季节、在水塘湖泊附近流行，但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民间称之为“打摆子”，以为是感染了不干净的瘴气。

直到十九世纪末，科学家才弄清楚疟疾的真正成因。疟疾的病原体不是细菌，而是一种单细胞的寄生虫——疟原虫。这种寄生虫在人体内的红细胞中生长繁殖，破坏红细胞，引起周期性发热。更重要的发现是：疟原虫必须通过按蚊的叮咬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疟原虫在按蚊体内经历了一个发育阶段，然后才具备感染人类的能力。

这个发现揭示了疾病防控的一个新思路：既然疟疾不能直接传染，那么只要控制住蚊子，就能切断疾病传播。二十世纪初，这个方法在中国开始试验。

1930年代，江苏、浙江等地开展了灭蚊防疟工作。具体措施包括：填平积水坑塘，清除废弃容器中的积水，在水面喷洒煤油杀灭蚊子幼虫，在住宅周围挖排水沟。在一些试点村庄，通过持续的灭蚊行动，疟疾发病率在三年内下降了70%以上。

血吸虫与钉螺

除了蚊子，还有其他小生物也在疾病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种疾病曾经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血吸虫病。患者腹部肿大，形似大鼓，俗称“大肚子病”。病情严重时，患者肝脾肿大，腹水堆积,逐渐失去劳动能力。

这种病的病原体是日本血吸虫，一种寄生在人体血管中的扁形动物。虫体产下的虫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成毛蚴，钻入钉螺体内发育，然后从钉螺体内逸出，变成能感染人的尾蚴。人在疫水中劳作时，尾蚴穿透皮肤进入人体，发育成成虫，完成生活史。

1905年，日本学者在湖北汉口发现了日本血吸虫的虫卵。此后，中国学者逐步弄清了这种寄生虫的生活史和传播规律。防治血吸虫病的关键是控制中间宿主——钉螺。1950年代开始，中国在疫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螺行动：填平沼泽地，开挖新水渠，用生石灰处理钉螺孳生地，同时加强粪便管理，避免虫卵进入水体。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疟疾和血吸虫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认证中国消除了疟疾。这个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对疾病传播规律的深刻认识，也离不开针对传播媒介的持续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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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中的健康密码

并非所有疾病都是由病原微生物或寄生虫引起的。有些疾病的根源在于饮食不当——不是因为吃了有害物质,而是因为缺少了某些必需的营养成分。

脚气病的启示

在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地区，曾经流行一种奇怪的疾病。患者先是感到四肢无力、麻木刺痛，接着出现腿部浮肿，心跳加快。病情严重时，患者无法行走，心力衰竭，甚至死亡。因为腿部肿胀，这种病被称为“脚气病”（注意，这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脚气”，即足癣）。

奇怪的是，脚气病在富裕家庭更常见。穷人吃的糙米反倒不容易得这种病，而富人吃的精白米却让他们患病。这个现象长期困扰着医生们。

二十世纪初，荷兰医生在印度尼西亚研究脚气病时，做了一个意外的观察。他养的一群鸡本来喂的是普通饲料，后来改喂医院剩余的精白米，不久这些鸡就出现了类似脚气病的症状——站立不稳，神经麻痹。而当重新喂以糙米或米糠时，鸡又恢复了健康。

这个观察说明：精白米中缺少某种营养物质，这种物质对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后来的研究证实，米糠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营养成分，正是这种成分的缺乏导致了脚气病。精米在加工过程中去掉了米糠，也就失去了这种宝贵的营养素。

在中国，脚气病在南方稻作区较为常见，尤其是在城市中。1920年代，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医院经常收治脚气病患者。医生们建议患者多吃糙米、豆类、蔬菜，病情往往能得到改善。这说明某些食物中含有治疗脚气病的“因子”。

食物中的秘密

如果说脚气病是因为缺少米糠中的某种成分，那么其他疾病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原因？历史上的一些经验似乎支持这个推测。

远洋航行的水手曾经深受坏血病折磨。患者牙龈出血、伤口不愈合、全身瘀斑，最后因极度虚弱而死。这种病在单调饮食条件下高发——船上只有能长期保存的食物，缺少新鲜蔬果。十八世纪，英国海军开始给水手配发柠檬汁，坏血病的发病率大幅下降。显然,柑橘类水果中含有某种预防坏血病的物质。

类似的观察还有很多。儿童如果饮食单调，骨骼容易变形,形成“佝偻病”。而增加奶类、蛋类、鱼肝油的摄入，就能预防和改善这种病。由此可见，某些食物中含有对骨骼发育至关重要的成分。

在中国南方某些贫困地区，曾经流行一种叫做“癞皮病”的疾病，医学上称为糙皮病或癞皮病（pellagra）。患者皮肤粗糙、脱屑，暴露在阳光下的部位出现暗红色皮疹，同时伴有腹泻和精神异常。这种病在以玉米为主食、副食单一的人群中高发。

1915年，美国医生戈德伯格在中国南方进行调查后指出，癞皮病不是传染病，而是营养缺乏病。他让患者增加肉类、奶类、豆类的摄入，许多患者的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这说明玉米虽然能充饥，但缺少某些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

这些观察逐渐汇聚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人体需要多种营养成分才能保持健康。除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大宗”营养素，还需要一些微量成分。这些微量成分虽然需要量很小，但一旦缺乏就会引发特定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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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营养素的奥秘

既然知道了某些疾病是由于缺少食物中的微量成分，下一步就是要弄清楚这些成分到底是什么，它们在体内起什么作用。

维生素的命名

1912年，一位生物化学家提出，这些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应该被称为“维他命”（vitamine），意思是“维持生命的胺类物质”。虽然后来发现这些物质并非都是胺类，名称也改成了“维生素”（vitamin），但这个概念却流传开来。

最初，由于不清楚这些物质的化学结构，科学家用字母来命名它们。预防脚气病的叫维生素B，预防坏血病的叫维生素C，促进骨骼发育的叫维生素D，保护视力的叫维生素A。后来发现，维生素B其实包含多种不同的物质，于是又细分为B₁、B₂、B₃等等。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的维生素都被识别出来。科学家不仅弄清了它们的化学结构，还掌握了人工合成的方法。这为大规模生产维生素制剂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营养改善实践

在旧中国，由于经济落后、饮食单调，营养缺乏病相当普遍。脚气病、夜盲症、佝偻病在贫困地区屡见不鲜。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改善国民营养状况是强国之本。

1928年，营养学家吴宪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生物化学系，开展维生素研究。他和学生们测定了中国常见食物中的维生素含量，编制了中国食物成分表，为合理膳食提供了科学依据。

1940年代，在战争和灾荒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后方地区营养不良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开始发放维生素片，在学校推行营养午餐，提倡多样化饮食。这些措施在有限的条件下改善了一部分人的营养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营养改善工作得到了更系统的开展。1950年代，在城市推行粮食强化政策，在面粉中添加维生素B₁和B₂，在食盐中添加碘（预防碘缺乏病）。在农村推广“瓜菜代”期间，特别强调增加豆类、蔬菜的种植，以弥补主粮不足造成的营养缺口。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营养缺乏病大幅减少。但与此同时，营养过剩和不均衡的问题开始显现。营养学的重点也从“防止缺乏”转向“平衡膳食”。

从疫苗接种到细菌理论，从媒介控制到营养补充，人类对抗疾病的武器库不断丰富。每一次科学突破，都为人类健康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些成就提醒我们：面对疾病，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经验的积累，而是对疾病本质的深刻理解。只有站在科学的高度，我们才能真正战胜疾病，守护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