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抗疾病的战争

人类很难“彻底战胜”所有疾病，因为病原体会演化，非传染性疾病也与遗传、环境和生活条件相互作用。科学进步的实际目标，是识别病因与风险、降低传播和死亡、改善治疗，并用持续监测应对变化。理论、实验、公共卫生和社会组织往往要同时发挥作用。

疾病问题不仅仅是医生关心的，也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很多科学革命、医学进步，其实都起源于人类对抗瘟疫的迫切需要。从最初的草药和民间疗法，到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

疫苗接种的开端

天花曾在许多地区造成高死亡率和永久瘢痕。历史资料常用“约三成死亡”描述某些未免疫人群中的重型流行，但比例会随年龄、病毒株、营养和医疗条件变化。疾病负担也包括失明、继发感染和社会污名。

人们很早注意到天花幸存者通常获得免疫，由此发展出人痘接种：让未患病者接触天花患者材料，以较可控方式诱发感染。它能降低总体死亡风险，却仍可能导致重症、死亡和继续传播天花，属于高风险的历史性预防方法。

中国的人痘接种与创新

中国关于人痘接种的可靠文字记录主要见于明清时期，早期起源与具体年代仍有争议。鼻苗、痘衣或皮肤接种等做法曾并存，其中一些仪式性细节没有免疫学依据。介绍这些方法是为了理解免疫实践如何出现，不能写成操作指南。

下面梳理了中外不同接种法的对比：

清朝康熙年间，年幼的康熙皇帝曾感染天花侥幸存活，因此高度重视“人痘法”，不仅在宫廷推广，更派太医普及全国。到了十八世纪，这种方法随丝绸之路传至外邦，引发欧洲医学界震动，成为中西医学交流的重要篇章。

尽管人痘接种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终究存在一定危险。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源于对常识的质疑和偶然中的科学洞察。

牛痘的发现与近代疫苗

挤奶者较少患天花的观察促使爱德华·詹纳在1796年开展牛痘接种研究。他给儿童接种并再以天花材料检验保护的做法，在当时提供了有影响力的证据，但按现代标准存在严重伦理问题。此后接种材料、生产质量和安全监测不断改进，才形成可大规模实施的疫苗体系。

19世纪初，牛痘接种经澳门、广州等地传入中国，1805年前后的活动常被视为较早有系统记录的一批实践。此后不同地区的医者、商人和接种机构参与推广，接种覆盖与效果也因疫苗保存、运输和社会接受程度而异。

以表格回顾中西在接种法上的关键历史节点：

这一原理极为深刻且宝贵，但也有明显局限——天花疫苗的成功并不能简单应用于所有传染病。原因很直接：十九世纪的人们仍不知道不同传染病的具体病因，也无力人为制造出安全的“温和版本”。只有揭示各种疾病的本质，掌握细致的微观致病机制，科学免疫的奇迹才能一再上演。人类与疾病的竞争史，正是在理论与实验的不断碰撞中，走向深刻与广阔。

疾病背后的微观世界

人类对疾病的本质理解，实现真正的飞跃，是源于对微观世界尤其是微生物的深度探索。十九世纪中叶，科学家在研究食物发酵和变质现象时，逐渐认识到：那些用肉眼看不见的生物，不仅能让食物腐败，也可能是造成疾病的根源。正是在这种“看不见的敌人”面前，人类打开了医学史的新篇章。

伍连德与东北鼠疫

1910年末，东北暴发肺鼠疫，病例沿交通线迅速增加。伍连德受命调查并组织防控。肺鼠疫可在人际间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早期病例与旱獭贸易和接触有关；分清肺鼠疫与以跳蚤传播为主的腺鼠疫，是选择措施的关键。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细致调查流行情况，发现许多患者与患病旱獭有直接接触，而医学检验显示患者的肺部组织中存在大量细菌。经过比对分析，伍连德据此判断：此次鼠疫主要由飞沫在人际间传播，而非单纯通过跳蚤叮咬。

伍连德推动的措施包括医护和民众使用改良口罩、隔离患者和接触者、限制交通与聚集、处理遗体并开展消毒。每项措施都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或易感人群中的一个环节；它们共同实施，而不是靠某一种口罩单独终止流行。

这场1910—1911年疫情造成约6万人死亡，并在数月内得到控制。伍连德的贡献在于结合尸检、病原证据和流行病学观察判断呼吸道传播，再把结论转化为组织化防控。公共卫生中的“控制”来自多措施协同，也受到病例报告、交通和社区执行等条件影响。

从“洗手”到现代无菌医疗

鼠疫防控的成功，推动了对“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环节的重视。但医学进步并非一蹴而就。例如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医院，产妇因产褥热死亡率极高。一些医生注意到，接生前仔细洗手能大幅降低死亡率。但由于理论不足，这一做法长期未获广泛认可，甚至一度遭到质疑和嘲讽。

随着“细菌致病学说”逐步建立，医学界终于找到了科学依据。此后，不仅洗手，连器械高温消毒、敷料蒸汽处理、手术场所高标准无菌，都成为医疗常规。这些措施如今看来理所当然，在当年却全是突破。

• 典型流程： 医生洗手消毒 → 戴口罩和手套 → 手术器械高温灭菌 → 手术区无菌覆盖
• 实际成效： 手术感染率、产妇和重症患者死亡率大幅下降

近代医学院、医院和防疫机构逐步把洗手、灭菌、病理和细菌学纳入训练。具体学校的创建与更名时间复杂，不能用一个“1906年协和医学堂成立”概括。更值得学习的是，无菌操作从个人经验变成了有设备、流程、考核和感染监测支持的制度。

微生物、传播、疾病

不同传染病的致病微生物、传播方式和典型临床表现，成为后世传染病学的基础知识。下表列举部分典型病原与特点：

例如，霍乱典型爆发时城镇里居民因饮用受污染水源感染，短时间内腹泻、脱水甚至死亡；而结核病则往往慢性迁延，通过长时间咳嗽传播，最容易在拥挤环境中流行。

寻找致病“真凶”

随着微生物致病理论被逐渐接受，医学界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判定某种疾病到底由哪种特定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引起？面对千姿百态的微生物，寻找背后“元凶”绝非易事。

从混杂到纯净

早期研究中，科学家们只能在液体培养基中混养微生物。但液体中常常汇集了无数种细菌，杂乱难分。直到19世纪晚期，固体培养基（如明胶或琼脂）的发明，才让“单兵作战”的病原微生物逐一显现：

1. 接种样本：在固体培养基表面分散细胞或细胞团。
2. 形成菌落：能在该培养条件下生长的细胞繁殖，出现肉眼可见菌落。
3. 挑取与复核：单个菌落常来自一个细胞或细胞团，但仍可能混杂；需要重复划线、显微观察和分子鉴定确认纯培养。

这种方法极大推动了病原体的溯源。例如，分离肺结核病人痰液中的结核分枝杆菌、白喉患者咽拭子中的白喉杆菌，皆依赖这一技术。

液体培养混杂与固体纯培养

近代中国医学的推进

20世纪初，中国多所医学与公共卫生机构逐步建立细菌学课程和实验室。具体年份、人员和“首次分离”需要可靠档案支持，不宜以缺少来源的校史故事代替。培养基制备、无菌操作、染色和病原鉴定成为系统训练，才是这一变化的共同主线。

不仅如此，随着医学家们的努力，多种主要致病菌逐步在中国本土被成功分离和保存，推动中国细菌学等生物医学的发展。

1928年，中央卫生实验院在南京创立，专门研究和保存各类病原菌，还承担疫苗研发和生产，为疾病预防奠定了坚实基础。

减毒疫苗的出现

发现致病菌以后，科学家们很快想到：能否提前让人体“见识”这些微生物，从而获得对抗疾病的能力？天花疫苗的偶然成功，启发了对其他传染病疫苗的研发。

疫苗平台包括减毒、灭活、蛋白或多糖亚单位、类毒素、病毒载体和核酸等。减毒是在保持复制能力的同时降低致病性，灭活则使病原体不能复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是否能诱导有效免疫，还要考虑抗原选择、剂量、佐剂、接种程序和人群安全性。

1881年炭疽疫苗试验

• 一组羊注射了减毒炭疽杆菌，另一组未注射；
• 随后全部注射致命剂量的炭疽杆菌；
• 结果：前者全部存活，后者全部死亡。

中国的疫苗事业起步

1919年，北京中央防疫处成立，成为中国首个专门生产疫苗的机构，随后各地相继建立疫苗厂，首批制品包括天花、霍乱、伤寒和狂犬病疫苗。建国前后，国内已能生产十几种疫苗，随着推广，传染病流行得到显著遏制。

中国早期主要疫苗研发：

传播媒介与疾病流行

即使有了病原体的知识，疾病如何在人群传播依然需要深入理解。许多危险的传染病，其蔓延都离不开特殊的动物或昆虫“中介”——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疾病搬运工”。

蚊子与疟疾的漫长斗争

疟疾古称“打摆子”，在我国南北均有流行，尤以江南湿热地区严重。患者周期性高热、畏寒、剧汗，反复发作可损害体力乃至致命。

疟疾由疟原虫引起，主要经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传播。寄生虫先在人体肝细胞和红细胞中发育，蚊虫吸血后再进入蚊体完成有性阶段。输血、共用针具或母婴传播虽少见，也说明“绝不会直接传播”并不准确。

早期媒介控制的共同做法： 清除适合蚊幼虫生长的积水、使用蚊帐、改善住房并及时发现和治疗病例。不同地区的效果取决于蚊种、气候、居民参与和病例监测；缺少可核实来源的单村“连续三年下降七成”数据不应作为确定事实。

钉螺、血吸虫与“大鼓肚子病”

在江南水网地带，血吸虫病曾是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患者往往腹部肿大（“大肚子病”），容易发展为肝硬化、腹水。

• 病因：日本血吸虫成虫寄生在人和其他哺乳动物血管中，虫卵随粪便进入水体；
• 生活史：虫卵孵化后感染钉螺，在螺体内发育并释放尾蚴，尾蚴可穿过接触疫水者的皮肤；
• 防控：规范治疗患者和感染动物，改善供水与粪便管理，减少接触疫水，并根据生态条件开展钉螺控制。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疟疾、血吸虫病疫区广泛开展灭蚊、灭螺与环境治理：

• 疟疾高发区大力推广青蒿素治疗以及灭蚊；
• 血吸虫病区填平沼泽、硬化渠道、粪便无害化，显著减低感染人数。

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认证中国为无疟疾国家，指连续多年没有本地传播并建立了防止重新传播的能力，不等于此后再无疟疾病例。境外输入、媒介存在和气候变化都要求持续监测、快速诊断和病例处置。

饮食中的健康密码

并非所有疾病都是由病原微生物或寄生虫引起的。还有一些疾病，是由于饮食结构单一、缺乏某些必需营养素所致。这类“营养缺乏病”曾在历史上广泛流行，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地域背景，造就了不同类型的病例。

以脚气病为例，在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们发现多吃精白米反而更易患病，而吃糙米、米糠则能预防。20世纪初，荷兰医生发现用精白米喂养的鸡也会出现脚气病样症状，恢复糙米后即可痊愈，揭示了脚气病其实是缺乏米糠中的某种重要成分。后来科学证明，这正是由于缺乏维生素B₁（硫胺素）。

维生素缺乏与饮食、吸收障碍和疾病都有关。维生素C不足可导致坏血病；维生素D不足、日照少及钙磷代谢问题可能参与佝偻病；烟酸或色氨酸不足可导致糙皮病；维生素A不足可造成夜盲。动物性食物不是维生素A的唯一相关来源，深色蔬果中的类胡萝卜素可在体内转化。

事实上，这些疾病的出现，都和饮食种类过于单调、缺乏新鲜果蔬或者动物性食物有关。医生和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总结，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体健康依赖于多种营养成分——不仅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还离不开多种“维生素”，它们虽然每日需求量极小，却对生命活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