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某些生物之间的互动能够让双方都受益,这样的关系称为共生,比如蜜蜂与花朵;而有些关系则是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捕食和寄生就属于这种类型。捕食是指一种生物(捕食者)以另一种生物(猎物)为食,从中获取能量;而寄生则是寄生者长时间生活在宿主身上,不断地从宿主体内或体表获取营养,使得宿主受到伤害。这两种关系不仅非常普遍,而且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维持了种群的平衡,推动了生物的进化。正因为如此,捕食与寄生成为了生态学研究中最核心、最引人关注的相互作用之一。
捕食是一种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生物关系。捕食者通过捕获和吃掉猎物来获取能量和营养,而猎物则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生命。这种关系看起来很直接,但其中蕴含的生态学原理却相当复杂。
在青藏高原上,藏狐和高原鼠兔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捕食关系。藏狐依靠捕食鼠兔为生,而鼠兔则想方设法逃避藏狐的追捕。这种关系驱动着双方不断演化出新的能力。藏狐的听觉变得越来越灵敏,能够准确定位洞穴中鼠兔的位置;而鼠兔则发展出了复杂的洞穴系统和警戒行为,提高自己的生存机会。
天空中的金雕也是出色的捕食者。它们视力极佳,能在高空发现地面上的野兔和旱獭。金雕会利用太阳的位置,从猎物视线的盲区俯冲而下,用强有力的爪子抓住猎物。这种捕猎技巧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才得以完善。
捕食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方向性:捕食者从关系中获益,猎物则受到伤害。这与竞争关系不同,竞争是双方都受损的对称关系。
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存在着持续的演化压力。对于捕食者来说,那些更善于寻找、捕获和处理猎物的个体会获得更多食物,从而产生更多后代。因此,自然选择会不断提升捕食者的狩猎效率。
但猎物这一方也在进化。那些更善于发现危险、逃避捕食者的个体存活率更高,它们的基因也会在种群中传播开来。于是,猎物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反捕食策略。
这就像一场军备竞赛。当猎物进化出更好的防御能力时,捕食者必须跟上进化出更强的捕猎能力,否则就会挨饿。反过来,当捕食者变得更厉害时,猎物也必须升级自己的防御系统。这种相互推动的过程造就了自然界中许多令人惊叹的适应性特征。
长江流域的草蛇和青蛙之间就演绎着这样的故事。草蛇进化出了敏锐的热感受器,能够探测到青蛙体温产生的微弱红外线;而一些青蛙则进化出了保护色,让自己在池塘边的植被中几乎隐形。
当捕食者和猎物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时,它们的种群数量往往会出现规律性的波动。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很常见,内蒙古草原上的草原狼和黄羊就是典型的例子。
假如某一年草原上的黄羊数量特别多,食物充足的狼能够养活更多的幼崽,狼群数量开始增加。但当狼的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黄羊的捕食压力急剧上升,黄羊数量开始下降。随着猎物减少,狼群的食物变得匮乏,许多狼因为饥饿而死亡,狼群数量也跟着下降。狼的数量下降后,黄羊的捕食压力减轻,黄羊种群又开始恢复增长。这样的循环周而复始。
从图中能够看出,猎物的数量波动在前,捕食者的数量波动在后。这是因为捕食者的繁殖需要时间,它们的数量变化总是滞后于猎物。
早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洛特卡和沃尔泰拉就用数学方程描述了这种种群波动。虽然数学公式看起来有些抽象,但它们的核心思想很简单:
猎物数量的变化 = 猎物自身繁殖速度 - 被捕食者吃掉的数量
捕食者数量的变化 = 从猎物获得的能量转化成的新个体 - 捕食者的死亡
这个模型虽然简化了许多实际情况,但它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捕食关系本身就带有产生周期性波动的倾向。在真实的自然界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这种波动,比如气候变化、栖息地质量、疾病等等。
在现实中,如果捕食者过于高效,可能会把猎物捕食殆尽,最终导致双方都灭绝。但大多数捕食者其实效率并不那么高,猎物总能保留一部分种群来繁衍后代。
当猎物的密度发生变化时,捕食者会通过两种方式做出响应。第一种叫做功能响应,指的是单个捕食者的捕食量随猎物密度的变化而变化。第二种叫做数值响应,指的是捕食者种群的数量随猎物密度的变化而变化。

假如一只猫头鹰在夜间捕食田鼠。当田鼠很少时,猫头鹰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搜索才能找到一只猎物。随着田鼠密度增加,猫头鹰能够更容易地找到食物,每晚捕获的田鼠数量也会增加。但是,当田鼠密度继续增加时,猫头鹰每晚能吃的田鼠数量不会无限增长,因为它有一个饱腹的上限。这就是功能响应。
生态学家发现,不同的捕食者表现出不同类型的功能响应曲线:
类型I(线性响应) 在猎物密度较低时比较常见。捕食率随猎物密度线性增长,直到捕食者达到饱和。滤食性动物,比如某些鱼类通过鳃滤食浮游生物,往往表现出这种响应类型。
类型II(凹型响应) 是最普遍的一种。一开始捕食率快速上升,但随着猎物密度增加,上升速度逐渐放缓,最终趋于平稳。这种模式反映了捕食者需要花时间处理猎物(比如追逐、制服、吞食、消化),这限制了捕食的上限。
类型III(S型响应) 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当猎物密度很低时,捕食者可能不太愿意花力气去寻找它们,转而去捕食其他更容易获得的猎物。只有当某种猎物变得足够多时,捕食者才会专注于捕食它。这种响应模式对猎物种群有稳定作用,因为在猎物稀少时能给它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除了个体捕食量的变化,捕食者种群的数量也会随猎物的丰富程度而改变。当猎物充足时,捕食者能够获得更多营养,繁殖成功率提高,幼崽存活率上升,整个种群数量增加。当猎物变少时,许多捕食者会因为食物不足而死亡或迁移到其他地方,种群数量下降。
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发现,当竹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数量增加时,黄喉貂的种群密度也会相应提高。这种数值响应对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猎物不会坐以待毙。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它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防御策略来提高自己的生存机会。
最直接的防御方式就是让捕食者发现不了自己。许多动物进化出了与环境相似的体色和花纹,这种现象叫做保护色。
竹节虫是伪装大师。它们的身体细长,颜色和质感都像树枝,静止不动时几乎无法被发现。有些竹节虫甚至还会随着环境的季节变化改变体色,夏天呈绿色,秋天变成褐色。
枯叶蝶停在树枝上时,合拢的翅膀看起来就像一片枯叶,连叶脉和虫蛀的痕迹都被完美模仿出来。当它感觉到危险时,会突然展开翅膀露出鲜艳的内侧,用这种突然的色彩变化迷惑捕食者,然后趁机逃走。
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兔会根据季节更换毛色。夏季时毛色偏褐色,与草地和岩石融为一体;冬季时则变成白色,在雪地中隐身。这种季节性的毛色变化帮助它们躲避金雕和雪豹的捕食。
几乎所有的动物都采用了一种叫做“明暗对比”的伪装策略。动物的背部通常颜色较深,腹部颜色较浅。阳光从上方照射时,背部被照亮,腹部处于阴影中,深浅搭配正好抵消了光照造成的立体效果,让动物看起来像一个平面,不容易被发现。
有些动物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它们不是隐藏自己,而是让自己显得格外显眼。这些动物通常有毒或者味道很难吃,它们用鲜艳的颜色告诉捕食者“别惹我”。
胡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们的黄黑相间的条纹在自然界中非常醒目,这种颜色组合在动物界成为了“危险”的通用信号。大多数鸟类和哺乳动物都本能地避开这种配色的昆虫。
斑腿树蛙的背部呈鲜艳的绿色,身体侧面和大腿内侧有醒目的黑白相间斑纹。它们的皮肤分泌物含有毒素,能让捕食者感到不适。这些鲜艳的颜色就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我不好吃。
从上图可以看出,采用防御策略的动物比没有防御策略的动物生存率显著提高。警戒色和拟态策略的效果尤其明显。
有些无毒无害的动物进化出了与有毒有害物种相似的外表,这种现象叫做拟态。通过模仿危险物种,它们能够吓退那些曾经吃过亏的捕食者。
中国南方有许多无毒的游蛇,它们的颜色和花纹与有毒的银环蛇或金环蛇非常相似。当捕食者遇到这些蛇时,往往会误以为它们有毒而选择避开。这种拟态策略让无毒蛇受益,但对真正的毒蛇却有些不利,因为捕食者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假货”,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学会避开这种颜色花纹。
还有一种拟态叫做互利拟态。当两种都有毒或都难吃的物种长得很像时,它们都能从中获益。因为捕食者只需要学习识别一种外表,就会避开所有相似的物种,这样每个物种被“试吃”的个体数量都会减少。多种毒蛾的幼虫都长着鲜艳的毛和刺,它们之间的相似外表就是互利拟态的例子。
许多动物会发出警报来通知同伴有危险靠近。草原上的黄鼠警戒性极高,它们会轮流担任哨兵,站立起来观察周围环境。一旦发现老鹰或其他捕食者,哨兵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整个群体立即钻入地洞。
朱鹮是中国的珍稀鸟类,它们在觅食时也会有成员负责警戒。当发现猛禽接近时,警戒的朱鹮会发出特殊的叫声,整个群体会迅速飞向树林寻找掩护。
麋鹿在感到威胁时会聚集成群,将幼崽围在中间,成年个体朝外形成防御阵型。这种群体防御策略能有效降低单个个体被捕食的风险,因为狼群很难从紧密的防御阵型中挑选出目标。
猎物的多样化防御策略迫使捕食者变得更加专业化。一个捕食者很难同时应对所有类型的防御,因此往往会专注于捕食某几种猎物,这就是生态位分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植物虽然不能移动,但它们也演化出了丰富的防御策略来对抗植食动物。

最直观的防御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容易吃。仙人掌科植物浑身长满尖刺,这些刺实际上是变态的叶片。刺不仅能防止动物啃食,还能减少水分蒸发,可谓一举两得。
月季、玫瑰、皂荚等植物的枝条上长有硬刺,食草动物很难下口。即使是长颈鹿那样专吃金合欢树叶的动物,也需要特别灵巧的舌头来避开枝条上的刺。
许多植物的叶片表面长有绒毛,这些绒毛不仅能减少水分蒸失,还能妨碍小型昆虫的行动,让它们难以在叶面上站稳或产卵。核桃树的叶片还会分泌黏液,能把小昆虫粘住。
有些植物的叶片特别坚韧,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和木质素,咀嚼起来费时费力。竹子的叶片就属于这种类型,除了大熊猫等少数专门化的动物,大多数植食动物都不愿意选择这种“难啃”的食物。
植物最主要的防御武器是化学物质。许多植物会合成各种各样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化合物对植物自身的基本生理活动并非必需,但它们能有效地防御植食动物。
苦楝树能够合成一类叫做苦楝素的化合物,这种物质会干扰昆虫的蜕皮过程,吃了苦楝树叶的幼虫往往无法正常发育成成虫。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就利用苦楝树提取物来制作天然杀虫剂。
茶树叶片中含有咖啡因、茶多酚等化学物质。咖啡因对许多昆虫有毒性,能麻痹它们的神经系统。有趣的是,人类却喜欢这种“毒素”带来的提神效果,这真是植物始料未及的。
烟草含有尼古丁,这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能够杀死大多数试图取食烟草的昆虫。然而,一些昆虫如烟草天蛾的幼虫进化出了解毒机制,能够在烟草上生存并以此为食。
杜鹃花科的植物含有木藜芦毒素,家畜误食后会出现呕吐、流涎、腹泻等症状。这些剧毒化合物能有效保护植物不被啃食。
植物的化学防御是一把双刃剑。合成这些化学物质需要消耗能量和营养元素,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生长和繁殖。因此,植物需要在防御和生长之间找到平衡点。
植物学家发现,不同生活史的植物采用了不同的防御策略。那些生长快速、寿命短暂的一年生植物倾向于采用“逃避”策略:它们快速生长,迅速开花结果,在植食动物大量增加之前就完成了生命周期。这类植物通常投入较少的资源用于化学防御。
相反,生长缓慢、寿命长的木本植物无法通过逃避来保护自己,它们必须长期面对植食动物的威胁。这类植物往往会投入大量资源来合成防御化学物质,如单宁、生物碱等。树木的老叶通常比嫩叶含有更多的防御化合物,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植食昆虫更喜欢取食嫩叶。
春天刚长出的嫩叶柔软多汁,单宁含量较低,是许多毛毛虫的美食。但随着叶片成熟,单宁含量逐渐增加,叶片变得坚韧难嚼,昆虫的取食量也会大幅下降。到了秋天,老叶片的单宁含量达到最高,几乎没有昆虫愿意吃它们了。
寄生和捕食都是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有重要的区别。捕食者通常会立即杀死并吃掉猎物,而寄生虫则让宿主继续活着,从宿主身上持续获取营养。可以说,寄生虫把宿主当作一个长期的“食物仓库”。
从生态学角度看,植食动物啃食植物其实更像寄生而不是捕食,因为植物通常不会被一次性吃光,而是被吃掉一部分后还能继续生长。
寄生虫通常体型远小于宿主,世代时间也短得多。这意味着寄生虫能够比宿主更快地进化,不断发展出新的策略来应对宿主的防御机制。
寄生虫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从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寄生虫演化出了令人惊叹的复杂生活史。
血吸虫是中国南方地区曾经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它的生活史需要两个宿主:钉螺作为中间宿主,人或其他哺乳动物作为终宿主。虫卵随人的粪便排到水中,孵化成毛蚴钻入钉螺体内,在钉螺体内发育并大量繁殖,释放出尾蚴。尾蚴在水中游动,遇到人后钻入皮肤,进入血管,最终在肠系膜静脉中发育为成虫。
疟原虫的生活史同样复杂,它需要蚊子和人两种宿主。在蚊子体内进行有性繁殖,在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这种复杂的生活史看似危险重重,但实际上提高了寄生虫传播的机会。
寄生虫不会立即杀死宿主,但会显著影响宿主的健康和适合度。被寄生的个体通常生长更慢,繁殖能力更弱,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秦岭地区的研究显示,感染了蜱虫的野生羚牛体重明显低于健康个体,幼崽的存活率也较低。同样,感染寄生虫的鱼类游动速度变慢,更容易被鸟类捕食。
有些寄生虫甚至会改变宿主的行为,使宿主更容易被下一个宿主捕食,从而完成寄生虫的生活史。弓形虫感染老鼠后,会让老鼠失去对猫尿味道的恐惧感,甚至被吸引到有猫尿的地方。结果,这些老鼠更容易被猫捕食,而弓形虫正是需要进入猫体内才能完成有性繁殖。
随着时间推移,寄生虫和宿主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逐渐缓和。那些毒性过强、很快杀死宿主的寄生虫会失去自己的生存基础,而毒性较弱的变种反而能够生存更久。因此,古老的寄生关系往往比新近建立的关系更加温和。

传染病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寄生现象,病原体(细菌、病毒等)就是微小的寄生虫。理解传染病如何在种群中传播,对于疾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简单但有效的传染病模型把种群分为三类个体:易感者(Susceptible)、感染者(Infected)和康复者(Recovered),简称SIR模型。易感者接触到感染者后可能被感染,感染者经过一段时间后康复并获得免疫力,成为康复者。
从图中可以看到疫情的典型发展过程。最初,绝大部分人都是易感者。随着疾病传播,感染者数量逐渐增加,易感者数量相应减少。当感染者数量达到峰值后,由于易感者越来越少,新增感染者的速度开始下降。最终,大部分人都康复了,疫情逐渐平息。
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临界种群密度,也就是维持疾病传播所需的最小种群规模。如果种群太小,感染者可能在遇到足够多的易感者之前就康复了,疾病会自然消失。
这个概念对理解历史上的疾病流行很有帮助。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传染病只有在城市出现、人口密度增加之后才能持续流行。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低,一些需要高密度人群才能维持传播的疾病往往难以立足。
2003年的SARS疫情给我们上了重要一课。病毒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迅速传播,但通过隔离措施降低人群接触率,相当于人为降低了“有效种群密度”,最终成功控制了疫情。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同样体现了这一原理。通过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措施,虽然实际人口密度没有改变,但传染病传播所“感受”到的有效接触率大大降低,从而减缓了疫情蔓延的速度。
疫苗接种直接减少了种群中易感者的比例,即使接种率没有达到100%,也能通过“群体免疫”效应保护未接种的人。当足够多的人有了免疫力后,病原体在人群中传播的机会大大减少,疾病就难以流行。
禽流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这种疾病主要在鸟类之间传播,但在高密度的养殖场中,病毒能够迅速在整个禽群中扩散。通过降低养殖密度、改善通风条件、及时隔离病禽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捕食者与猎物、寄生虫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方共同演化的过程,这就是协同进化。一方的进化会对另一方施加选择压力,促使对方也发生演化,这个过程形成一种“军备竞赛”。
在青藏高原,藏狐的听觉系统和高原鼠兔的洞穴系统就是协同进化的产物。藏狐能够通过声音精确定位地下洞穴中鼠兔的位置,而鼠兔则发展出了复杂的多出口洞穴系统,总有一条逃生通道能够避开藏狐的追捕。
这种军备竞赛的结果往往是双方都发展出极为精巧的适应性特征。捕食者必须不断进化以维持捕食效率,而猎物也必须不断升级防御系统以保证生存。这种相互推动造就了自然界中许多令人惊叹的结构和行为。
植物和以它们为食的昆虫之间的协同进化尤其值得关注。当植物演化出新的防御化学物质后,大多数昆虫会被排除在外,但总有少数昆虫能够演化出解毒机制,它们反而因此获得了一个竞争者较少的食物资源。
大熊猫与竹子的关系展示了植食动物的极端特化。竹子含有大量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有毒的氰化物,大多数动物无法以竹子为食。但大熊猫演化出了特殊的消化系统和解毒能力,能够以竹子为主要食物。虽然竹子的营养价值不高,但由于竞争者少,大熊猫可以独占这一资源。
蝴蝶与寄主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也很典型。许多蝴蝶的幼虫只吃特定种类的植物。凤蝶的幼虫专吃芸香科植物,粉蝶的幼虫偏好十字花科植物。这些植物含有特殊的化学物质,原本是用来防御植食动物的,但这些蝴蝶演化出了相应的解毒机制。更巧妙的是,一些蝴蝶幼虫能够把植物的毒素积累在体内,让自己也变得有毒,从而获得对抗捕食者的保护。
并非所有协同进化都是对抗性的。有些情况下,原本的寄生关系可能演化成互惠关系,双方都从中获益。
例如,蚜虫吸食植物汁液,排出含糖的蜜露。蚂蚁收集这些蜜露作为食物,同时保护蚜虫免受瓢虫等捕食者的攻击。有些蚂蚁甚至会“放牧”蚜虫,把它们转移到新鲜的植物上,就像人类放牧家畜一样。
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关系也是协同进化的产物。植物为根瘤菌提供庇护所和碳水化合物,根瘤菌则为植物固定空气中的氮气,转化成植物可以利用的氮肥。这种互惠关系让豆科植物能够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
协同进化是生物多样性产生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当不同的植物演化出不同类型的化学防御时,植食动物也被迫专业化,每种昆虫专攻某几种化学防御类似的植物。这种专业化减少了不同植食动物之间的竞争,使更多物种能够共存。
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成百上千种植物和昆虫共同生活。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化学防御组合,每种昆虫也有自己偏好的寄主植物。这种高度的物种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植物和昆虫之间长期的协同进化。
协同进化告诉我们,生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演化的。今天的敌人可能变成明天的伙伴,今天的策略可能被明天的对策瓦解。正是这种持续的演化过程,让生命世界如此丰富多彩。
捕食、寄生和协同进化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流动的重要通道。它们不仅决定了“谁吃谁”、资源如何在生物间转移,还深刻影响着种群数量的变化和物种间的多样关系。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不仅塑造了单个物种在结构与功能上的适应性特征,还决定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状态。比如,捕食有助于控制种群数量、防止某些物种过度繁殖,寄生关系推动宿主和寄生者的共同演化,协同进化则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通过理解这些基本的生态学原理,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自然界中各种生命形式之间的动态联系,发现生态系统保持健康与平衡的内在机制,也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