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但各国在自身历史背景、资源禀赋、地理和文化条件等方面具有高度差异,因此寻求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路径成为普遍关切。经济发展的内涵远不止于GDP等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包括劳动力素质提升、生活质量改善、社会公平进步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等多方面目标。
例如,世界银行将发展定义为“消除贫困、提升全民福祉、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强调包容性增长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可以说,现代发展已经演化为涵盖社会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服务完善和环境治理的综合性系统工程。
本内容将带领大家回顾和梳理自上世纪以来主要学者对于“发展”概念和实践路径的不断思考与探索,着重讲解在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四大理论体系。我们不仅会比较各流派的核心主张、逻辑框架及其适用情境,也会结合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案例剖析这些理论的实际影响。每一种理论都以特定的方式揭示了经济发展的部分真相,而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包容吸纳各种理论的精华,形成更加动态、多元和实用的分析范式,指导各国结合国情应对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
纵观二十世纪中后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依托四大基石而逐步完善。这四种主要理论路径,不仅反映了经济学家们对于“发展”内涵和障碍的不断探索,也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全球发展政策的实践方向。它们分别立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方法论假设与现实挑战,彼此之间形成了思想上的冲突与互补。
步入21世纪,发展经济学摆脱了对单一理论的盲目依赖,更加注重多元视角的融合。学者们往往结合制度分析、全球治理、社会包容、环境可持续等新议题,汲取上述各大理论的长处,发展出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照的综合性解释框架。这种理论整合为各国制定具有自身特色和适应性的现代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从殖民地到独立主权国家的历史转变,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学者主要参考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思考如何帮助这些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的经济体实现现代化,但用来描述并分析“发展中国家”增长路径的理论工具还极为有限。
在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带动下,欧洲诸国通过大量资金与技术的外部输入,在短时间内成功实现战后经济重建与工业体系现代化。这一经验深刻影响了战后发展经济学者们的理论建构。他们普遍认为,只要对经济落后的国家实施充足的资本注入、先进技术转移以及现代化制度改革,便可仿照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类似的结构转型和经济起飞。
此外,各主要工业国家的历史轨迹——从“边缘农业社会”逐步跨越为“现代工业强国”——也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线性增长路径”,这构成了该理论的重要逻辑基础。有代表性的案例如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工业化,以及20世纪中后叶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的崛起,都体现了线性增长理论的历史解释力。
由于该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常被称为“资本基本主义”(Capital Fundamentalism)。
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W. Rostow)是“增长阶段论”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他在1960年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化社会,都要经历一系列有逻辑顺序的阶段。
罗斯托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罗斯托认为,这五个阶段的演进不是偶然拼接的历史事件,而是普遍适用的内在发展逻辑。例如,韩国在20世纪60—80年代通过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和大规模重工业投资,实现了起飞阶段并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另外,20世纪末的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聚焦“准备阶段”,历经工业化大提速,持续进入“起飞阶段”,目前正走向大规模高质量消费与高科技创新的新阶段,生动展现了线性增长理论的阶段性特征。
要想实现“起飞”,该理论认为,国家最关键的任务之一就是动员足够“大于当前消费需求”的国内外储蓄,转化为对物质资本的投资,由此推动产出持续增长。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所提出的增长模型,系统刻画了资本积累、储蓄率与产出增长的数学关系。这一模型也被称为AK模型或“经济增长基本等式”。
每个经济体都必须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储蓄(例如),即使只是为了弥补磨损的资本品。只有当储蓄转化为新的资本投资(),即净资本存量增长时,才能带来额外产出的持续增加。假定资本存量()与产出()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新增的投资则带来等比例的GDP增长。
基本恒等式关系:净储蓄等于净投资()。储蓄为 (储蓄率 乘以国民收入 ),投资为 (为资本产出比),将二者相等整理得:
其中,
这个公式清晰地表明:GDP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即经济体能够实现更高的储蓄(不论是通过居民储蓄、企业盈余还是政府财政盈余),GDP增长率就越高;而资本产出比越大,单位投资带来的产出增长越小,则整体增长率降低。
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政策含义之一便是如何提升国民储蓄率。例如,假设埃塞俄比亚的资本产出比,国民储蓄率,则理论增长率仅为()。如果采取税收改革、吸引外资等方式将储蓄率提升到,增长率可上升至。
类似地,韩国在20世纪后半叶大力推动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将快速提升至20%以上,结合产业现代化降低,从而实现了长达20年年均8%以上的高速增长。这充分印证了“储蓄驱动—投资主导—工业化起飞”的阶段理论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线性增长理论的政策指引并非总能自动生效。更多的储蓄和投资只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资本能够有效转化为产出,前提是国家本身还要拥有合适的产业结构、良好的制度环境、技术吸收能力以及社会治理配套等。例如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成功,离不开当地已经具备的法治、教育和市场体系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便成功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水平,却因结构性障碍和治理瓶颈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起飞。

结构变化理论主要研究落后经济体如何实现经济结构从传统农业为主逐步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历史性跃迁。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是解释这一转型路径的经典理论之一。
在这个模型中,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部分,劳动力以较低工资从农业部门不断流向工业部门,推动经济发展。下表简要比较两部门的主要特点(以20世纪中国为例):
刘易斯模型强调,劳动力逐渐从剩余农村转向高效率工业部门(城市“民工潮”现象),推动了中国GDP和就业的双重增长。模型的另一个核心是“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城市工资快速上升的阶段。中国在2010年前后首次出现制造业用工荒,即代表性刘易斯拐点出现。
虽然刘易斯模型为劳动力结构转变提供了宏观解释,但其假设条件和现实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当前中国等发展中大国表现明显:
2010年代中国沿海“用工荒”与工资上涨:在江苏、广东等地制造业中心,“用工荒”屡见不鲜。许多企业被迫提高工资,推进机器换人,这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农村劳动力库存接近枯竭的典型标志。
钱纳里(Hollis Chenery)等人的发展模式分析,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和制度变化,以大量数据对各国的经济变迁进行归纳总结,更关注转型“路径”和“阶段顺序”。
钱纳里发展模式最为核心的观点是,单一部门(农业或工业)主导向多部门协调发展的演变,以及对应的产业和劳动力结构变化。
华北、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最早依赖重工业起步;长三角、珠三角在90年代后依靠外向型轻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服务业崛起和经济多元化。中国不仅在产业占比、就业结构上发生深刻变化,还在城市化、教育普及率、劳动参与率等多维度同步跃升。
1970年代,随着对传统阶段论和结构转型模型的不满,国际依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学者的主张。这一理论将发展困境归因于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和“依附”现象,强调外部结构性约束。
该模型认为,发达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之间存在结构性剥削关系。中心国家通过金融、贸易、技术等手段固化不平等,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依赖廉价资源或劳动出口,难以实现自主发展。
下表对“中心—外围—本土精英”三角关系进行总结:
新殖民主义依赖模型
错误范式模型
二元发展理论
最后,依赖理论一方面帮助解释了许多国家难以突破“低端锁定”的困境,但也被批评为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自身主动性与内部改革的潜力。以中国为例,能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逐步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从“低端代工”迈向“高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发展启示。
依赖理论有两个主要弱点。首先,虽然它们对许多穷国为何仍然欠发达提供了有吸引力的解释,但它们对国家如何启动和维持发展几乎没有洞察。另外,也许更重要的是,追求工业国有化和国家经营生产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经验大多是负面的。

正当国际依赖革命在发展理论中占据许多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学者想象力的时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新古典主义自由市场反革命的形式出现了一种反应。这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最终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主导了西方发展理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西德保守政府的政治崛起伴随着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新古典主义反革命。在发达国家,这种反革命支持供给侧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理论和公共公司私有化。在发展中国家,它要求更自由的市场和拆除公共所有制、国家主义规划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
“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等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旨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改革和融入世界市场。核心思想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市场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共识成为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的重要政策蓝本,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它到底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国情?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否会带来不平等或社会震荡?
下方概括了“华盛顿共识”政策工具的主要内容:
总体来看,“华盛顿共识”推动了一系列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政策。但在一些国家,过于激进的改革也造成了社会分化、产业空心化甚至经济危机。正因如此,围绕“市场万能”与“政府作用”的争论成为发展理论中至今未消解的分歧。
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来源于何处?不同理论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依赖理论强调,全球体系结构中存在着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与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本质上源于外部环境的不公和历史性束缚;而新古典主义则强调内部制度和市场失灵,认为只要完善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就能激发内生增长。
下表对比了依赖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的核心分歧:
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东亚或拉美的发展路径实际上都在二者之间灵活调和,在不同阶段和环境中吸取各自理论的营养和警示。
发展经济学的各主要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动力与困境。无论是强调投资和储蓄的阶段论、关注结构转移的二元模型、重视实证分析的结构变迁理论,还是揭示国际体系不平等的依赖理论,都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提供了独特视角。
当代发展理论趋向综合与开放,强调包容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关注“发展成果的共享”“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开放与自主的平衡”以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实践表明,单一模式难以解决全部发展难题,不同理论的互补和动态调整才是现实路径。未来,面对新技术革命与全球治理变革,发展理论仍需不断创新,为各国探索高质量、全面、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