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竞争市场中,通常有多个企业销售相同或高度类似的产品。消费者在面对不同企业的产品时,通常会选择价格更低、性价比更高的那一家。由于消费者拥有充分选择权,如果某企业试图以高于市场均价销售产品,结果往往是顾客流失到价格更低的竞争对手。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单个企业没有多大的定价空间,必须接受市场价格。
而在垄断市场中,情况截然不同。此时只有一个企业供应特定产品或服务,消费者缺乏其他选择。一旦垄断者提高价格,虽然会失去部分客户,但未必会失去所有客户,企业能够通过调整价格来直接影响市场和利润。垄断地位给予企业极大的市场影响力,也让它能够采取更加灵活的定价策略。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行业都介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这种市场结构通常被称为“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例如,一个小镇上只有几家加油站,其中一家提高汽油价格后大部分客户会转向其他加油站,那么这个企业需要像竞争性企业一样制定价格。而同一小镇上若某家餐厅提高价格仅失去很少客户,则表明这家餐厅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或因为其产品具有特色、服务独特或者地理位置优势等。
拥有一定垄断力量的企业,比完全竞争企业可以选择更多样化的定价和营销措施。它们不仅能够利用差异化策略(如品牌、质量、服务等)赢得特定客户群,还可以利用市场力量尝试价格歧视、产品捆绑、会员制等策略,进一步提升利润空间和市场控制力。这些行为让垄断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拥有极高的灵活性和创新空间,同时对整个市场格局和社会福利也带来重要影响。
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指的是垄断者或具备一定市场权力的企业,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消费者群体,甚至对同一消费者的不同购买数量,以不同价格出售相同或本质相同的产品或服务。价格歧视不同于价格弹性调整,其核心在于企业主动区分顾客,实现剩余的转移与利润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价格歧视广泛存在于交通、医疗、教育、娱乐与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我们在前文中论证过,垄断企业通常会使产出台数低于完全竞争水平,即在一些消费者仍然愿意为额外一单位产品支付超过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却不选择进一步扩大产量。这是因为增加产量会拉低价格,降低总利润。价格歧视的出现,正是解决这一“产量约束”矛盾的重要手段。
假如垄断者能够突破“单一价格”的束缚,对不同单位或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就可以把本应属于消费者的剩余(超出边际成本的那部分价格)最大限度地转为自身利润。根据价格差异化程度的不同,价格歧视通常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
价格歧视能否成功并非只取决于企业愿望。实际上,它的实施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条件:
补充条件:
价格歧视的核心在于利用消费者需求弹性和支付意愿的差异,以实现对剩余的最大攫取,从而提升企业利润。只有当企业能够有效区分消费者且限制低价套利时,价格歧视机制才能顺利实施。现实社会中,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不同票价、价格套餐、团购优惠等,本质上都属于某种形式的价格歧视。
在一级价格歧视或完全价格歧视下,生产者能够根据每个消费者的真实支付意愿(保留价格)对每一单位产品单独定价,即每一单位都以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出售。这意味着市场中原本属于消费者的剩余被生产者全部“榨取”,消费者无法享受到超出价格的任何福利。
能够完全价格歧视的生产者会将每一单位的产品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的消费者,确保每个人都支付自己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因此,市场上不会产生消费者剩余,几乎所有剩余都转移给了生产者。理论上,这种定价方式可以最大化社会产量,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完全价格歧视的经济效应:
在一级价格歧视下,能够保证“只要有人愿意支付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产品就会被生产出来”,资源不会被浪费在未满足的有效需求上。这使得分配结果在效率上与完全竞争市场一样高,然而分配结构大不相同:所有剩余收益都被生产者获得。
在实际需求曲线连续且光滑时,完全价格歧视的垄断者会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生产,最大程度满足所有有效需求,只要有消费者愿意支付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都可以成交出售。
完全价格歧视的常见操作方式包括:
虽然一级价格歧视在实践中常常由于信息不对称、转售难以防止等问题而难以完全实现,但在中国实际生活和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接近或模仿一级价格歧视的情形:
以整形外科或高端医疗为例,中国一些城市的私立医院在就诊时,会单独对顾客的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价格进行评估,有时通过询问、观察身份特征等方式给出“因人而定”的报价。例如,同样的美容手术项目,医生可能会根据顾客打扮、谈吐、经济背景反馈不同价格,这种“私人谈判式”议价非常接近理论上的完全价格歧视。
例如,在二手奢侈品、古玩市场,卖家常常自身具备丰富的顾客区分能力,通过交流洞察买家的专业程度和购买意向。如果卖家判断买家对某件藏品极为喜爱或有较强支付能力,往往开出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价格。这类“一口价”谈判也是一级价格歧视的现实近似。
互联网平台领域,在部分应用(如美团外卖、携程、滴滴出行等)出现“千人千价”现象。企业通过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购买记录等手段,对每个用户的需求敏感度和行为偏好进行个性化估价。比如同样一张火车票,不同用户登陆账号看到的候补方案、酒店价格甚至打车补贴,可能因大数据标定而不同。这也被称为“大数据杀熟”,其本质就是通过技术手段趋近于一级价格歧视,只是现实中用户有选择权、且政策监管有所限制,因此距离“理论极致”仍存在一定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完全价格歧视虽然在提升效率、增加产出方面有效,但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大,容易导致社会公平争议。在实际操作中,通常受到伦理、监管等多重限制,只有在私人谈判、定制服务等信息极为不对称的小范围内才比较接近理论实现。
二级价格歧视也称为非线性定价,指的是企业为不同的购买数量或选购组合制定不同的单位价格,从而让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自愿选择不同的套餐,实现主动“分层收费”。在实际生活中,其本质是通过设计巧妙的价格菜单,诱使不同类型消费者自动“自我归类”,选择最符合其需求且愿意支付的组合。
这种价格歧视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对称。垄断者大致知道市场上存在高需求型和低需求型顾客,比如一位白领在星巴克可能常买大杯拿铁,而一位学生可能只点美式咖啡,但企业无法在消费者购买前直接识别其类型。更麻烦的是,每位顾客都有动力装作低需求者,以获得低价套餐。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挑战包括:
解决该问题的核心方法,就是通过设计不同规格、不同搭配、不同权利组合的价格“菜单”,让低需求客户自愿选便宜但低配的方案,高需求客户为满足高需求不得不选贵的方案。以电信套餐为例,运营商会提供流量很少但很便宜的套餐(“学生卡”),也有流量通话全包型,但价格较高的“商务套餐”。
二级价格歧视的优化过程:
在中国民航市场,航空公司同样通过多种价格套餐和限制条件来区分不同类型旅客:
此外,春运期间的“加班票”、节假日的“特价票”、积分兑换等也是典型的二级价格歧视,通过时间和客群分层,让高需求群体为便利支付溢价,低需求敏感用户主动回避高价,自发选择限制更多的低价产品。
正如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杜皮特评论铁路定价那样:“公司试图阻止能支付高价票的旅客乘坐最低价席位...本意其实是区分不同群体,并让有能力的人为额外便利或服务支付更高价格。”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航空、铁路乃至出租车平台的计价机制。
国际药品价格的案例依然常见于中国进口药市场:
以某进口原研抗肿瘤药为例,数据显示中国内地零售价往往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会针对国内支付能力和医保报销范围制定不同的药品价格档位。许多跨国药企还会专为中国市场设计“患者援助计划”或“分期支付”,让不同支付能力的人群自愿选择不同支付方案。
软件服务的会员、授权分层也是中国典型的非线性定价:
如腾讯云、阿里云等会对同一个云存储服务有多档价格,个人版、企业版、旗舰版,功能、流量、带宽天差地别。低需求用户买基础版,高需求企业买更贵高配版,自动达成自选择效果。
二级价格歧视可以在不需要精准识别顾客特性的情况下,通过构建分档产品和设计约束,实现利润增量,同时保留一定市场覆盖率。它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的交通、通信、教育、互联网等领域,是现代企业提升利润和扩大消费群体常用的重要工具。
随着技术发展,大数据分析助力企业更好地刻画消费者画像,实现更精准的套餐设计与推送,使“自选择”机制更加隐性、高效。未来二级价格歧视仍将是中国市场企业创新与盈利的重要手法之一。
如果强制推行统一定价或禁止套餐分档,常见的副作用是:部分高价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降低(市场供给缩减),低价套餐丧失,反而不利于价格敏感群体。这同样在中国市场中得到验证。
三级价格歧视指的是垄断者能够区分不同消费群体,并对不同群体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商品,但在每个特定群体内部对每单位商品的价格保持一致。
假设垄断者可以准确识别两个市场(如中国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分别设置价格,且商品不能在市场间倒卖。
利润最大化问题:
其中 分别表示两个市场的销售数量, 是对应市场的需求反函数(价格-销量关系), 是总成本函数。
最优条件(Marginal Principle):
即:
这意味着:无论商品在市场1还是市场2多卖一单位,都要带来同样的利润增量(增加总产量的边际成本等于各自市场的边际收入)。直观理解:只有这样,才不会存在单边市场扩张带来更大利润的可能,才是整体最优安排。
在实际定价中,价格歧视的关键因素在于不同市场对同一商品的需求弹性不同。例如,部分医药或互联网服务会根据一线城市和农村市场的不同支付能力和价格敏感度,采用差异化价格策略。
弹性表达的最优定价公式:
其中、分别是两个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是边际成本。
由于,所以。也就是说,需求越不敏感的市场(弹性越小),价格可以越高;需求越敏感(弹性越大),就只能收低价,这正是很多互联网平台面对下沉市场推出低价版本的经济学逻辑。
经济直觉:企业会对价格敏感(弹性大)群体设低价,对价格不敏感(弹性小)群体收高价,从而最大化利润。
在中国火车票和部分景区门票中,常常见到“学生票”或“老年票”优惠:
例如,某景区常规门票价格为120元,而学生仅需60元,老年人甚至降至50元左右。航空公司或互联网软件也会在重要节假日(如春运)对不同群体推不同价包和补贴,实现区分。
我们用具体数字加以说明,并采用LaTeX公式排版。
假设两市场需求分别为:
边际成本
价格歧视解:
统一定价解:
价格歧视在国际学术出版行业尤为突出,期刊对图书馆和个人学者的收费差异巨大。在中国,很多高校图书馆订阅价格远高于个人订阅价。
例如,某国际学术期刊,国内高校图书馆订阅可达每年数万元,而个人学者订阅仅需几千甚至更低。
出版商定价精细化——图书馆使用频率越高,定价越高。例如中国高校SCI数据库往往按机构类型、使用人数、过去使用量浮动定价。

企业捆绑销售通常是将多种商品打包出售,从而提升整体利润。经济学原理认为,如果消费者对各商品的偏好高度互补,而不同用户对各商品估值差异大,则捆绑能抑制“低价倾销”,提升总收入。
以中国主流互联网套餐为例,很多在线教育、云服务均采用基础功能+高级功能打包销售;电视盒和会员服务绑定也很常见。
下面以软件产品为例,假设两类用户、两种独立软件(如文字处理和表格软件),边际成本忽略:
只销售单品时,价格受支付能力较弱者制约,无法“榨取”高估值用户全部剩余。捆绑降低了用户间对各单品支付意愿的离散度,让企业能设更高包裹价,更有效攫取消费者剩余。
在中国,捆绑销售策略深入各大互联网和服务企业。例如,阿里云、腾讯云等云服务商推出基础云服务器+存储+安全包的组合套餐,高校或中小企业用户以“成套价”获得整体服务,而单项购买往往更贵。
以阿里云为例,某中小企业服务器采购方案:
通过将多元服务打包,企业获得更高复购和客户粘性。各省教育云平台也常对学校批量采购提供“整合版”低价,包含云主机、带宽、内容安全、云盘等,极大降低单位价格。
为何捆绑能提升利润?
中国本土进一步发展:
这些做法都充分利用了用户对不同服务/产品需求的多样性,通过捆绑销售榨取更多消费剩余,也为企业建立起更稳固的客户基础和竞争门槛。
通过学习,我们应理解各类价格歧视的条件与应用、垄断竞争的均衡特征及产品差异化的社会影响,并具备分析企业定价、产品组合与捆绑策略、市场分割和竞争格局的能力。同时,以批判性视角评价这些策略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权衡企业利润与社会效率。垄断行为理论不仅适用于传统行业,更在数字化和平台经济中展现巨大应用价值,为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垄断行为理论深刻揭示了企业在现实市场中如何灵活运用定价与差异化策略,无论是制造业的产品创新,还是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推荐与捆绑销售,这些理论都在不断指导各行各业的实践。
企业通过多元策略提升市场力量,既能增厚利润,也对社会福利产生深刻影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平台经济等技术驱动下,垄断行为带来更多新现象,企业和监管部门均需适应新的定价与竞争挑战。
| 更高 |
| 统一定价 | 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