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
企业家（Entrepreneur）是指能够发现并抓住市场机会，组织资源、承担风险，创造新产品、服务或业务模式的人。企业家不仅仅是企业的创始人和所有者，还通常被视为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经典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承担者”，通过不断引入新的生产方式、产品和市场，从而实现“创造性破坏”，带动经济发展。
在中国，随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家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当代企业家不仅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冒险精神，还需拥有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例如，许多新兴产业和乡村振兴项目中，企业家扮演着引领者和带动者的角色，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就业增长和产业升级。
然而，成为企业家并不容易。除了面对市场竞争和经营风险，还要克服制度、资金和社会观念等多重障碍。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许多创业者更像是在有限选择中“被迫创业”，而非传统意义上主动创新。理解企业家群体的多样性和现实挑战，有助于我们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推动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
当下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激发，无论是在高科技创新、绿色发展，还是乡村小微创业领域，企业家都在用实际行动塑造着经济社会的未来。
穷人创业的普遍现象
在中国，“穷人创业”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从乡村到城市，许多低收入群体在资源短缺、信息壁垒的环境下依然展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尤其是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小微城市居民成为创业主力——无论是生产特色农产品，还是开设小吃摊、修理铺、微型制造坊等。一些社会学家强调，中国“草根创业”体现了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实际上，这种创新精神是许多小额信贷与社会企业案例背后的理论动力：假如能为穷人提供融资、培训和市场接入的机会，就能激发他们的创业潜能。据2024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全国参与乡村创业的返乡青年超过1000万人，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主张“每个人都有创业潜力”，而中国学者也呼吁关注农民等弱势群体的“隐形企业家”力量。
实践证明，从新农人到数字乡村带头人，越来越多的中国案例正推动农村经济转型。以2024年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煤矿转型后，一批下岗工人自发成立了家政合作社、乡村电商和配送小站，实现自食其力，部分家庭每年收入提升至10万元以上。这些创业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也带动了本地就业和消费：
不情愿创业者的现实
然而，并不是所有穷人都愿意或适合创业。近些年，不少中国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深入农村调研发现：即使有小额信贷和创业支持，部分低收入家庭依然选择观望或拒绝。
在河北省邢台市某村，2023年小额贷款推广期间，符合贷款条件的近百户家庭中，最终仅有十余户申请。多数村民表示，缺乏技能、市场不稳、家庭劳动力有限，是他们不愿创业的主要原因。一位名叫老王的农民受访时表示：
“地就这么多，再多买牛也没地方养。贷款压力大，不如维持现在，小本经营就行了。”
老王有四头牛、一头驴和八十棵苹果树，三个儿女各有生活。面对“贷款扩大经营”的建议，他更倾向于守住稳定日子。他说：“我们有牛有苹果就够了，不想冒风险。”
这一现象在全国具代表性。部分学者归纳出“被动创业者”特征：创业并非出于理想，而是生存压力和缺乏更好选择下的权宜之计。
创业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理论上，创业能帮助穷人实现阶层跃升，但实际上，低收入群体在创业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例如，资金门槛、市场变化、缺乏管理和数字技能，常常让创业期望与现实差距拉大。
让我们以2024年河南省南阳市一个典型案例来看：当地政府开展了“乡村振兴创业计划”，鼓励返乡青年组建家庭农场。数据显示：
- 极贫困家庭（年收入1-2万元），更期望政府安排就业岗位，很少考虑创业。
- 贫困家庭（年收入2-4万元），抱有小本经营想法，却止步于风险与技术壁垒。
- 温饱与小康家庭（年收入4-8万元及8万以上），创业热情明显提升，更愿意投入生产资料和聘请员工。
穷人企业的真实状况
纵览中国城乡的穷人企业，多数属于“微型生计型企业”——基本不雇佣外人，技术含量和资本投入都低，经营灵活但收益有限。数据显示，超过80%的农村创业项目员工以家人为主，真正实现规模化与可持续的企业非常稀少。
以成都市2024年的路边摊经济为例，不少人早晚摆摊，每月净利润通常不足5000元，遇到寒暑假或疫情等不确定因素，收入波动较大。部分小卖部经营者表示：
“自己干，赚多少算多少，有时候干脆摆摊比打工还自在。”
据重庆某城区调研，街头流动摊贩平均资产仅为1-2万元，主要包括推车、小型燃气灶、保温箱等。“小而弱”的企业是“穷人创业”现实常态。
我们可以看下城市不同类型小微企业三年内的典型表现：
边际收益与总体收益的差异
很多人会问：既然穷人创业有时一年能赚到投资的几十甚至上百个点，为何企业发展缓慢，甚至迟迟跨不过“雇人”门槛？其实，微型生意的高“边际收益”只是前期效应——比如用1万元做早点摊，月盈千元较容易；但想扩张时受限于技术、市场需求、管理和资金，增加投入后总体收益率迅速下降。
比如，浙江嘉兴某小微企业主李女士，用投资2万元办家庭巧克力作坊，每年净赚3万元，但规模提升为10万元投入时，净利润率反而降至20%。主因是招聘、房租、原料采购压力增大，企业总利润提升但单元投入产出下降，“小而美”难以变成“大而强”。
经济学上区分边际收益和总收益：追加1万元投资带来的新利润不等于扩大十倍后的总利润率。中国微型企业普遍呈现高边际、低总收益的特征。
创业困难的深层原因
穷人创业最大障碍，不仅在于资金匮乏，还包括知识、技能、人脉、管理等多重壁垒。即便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大力推行创业扶持项目，如创业担保贷款、农民工培训班、网络创业指导，但大部分“生计型创业者”依然缺乏跨越“微型—小型”企业门槛的能力。
以湖南省一户典型农村家庭为例，夫妻合伙投资3万元经营早餐店，年入可达5万元。然而若要升级为标准餐厅，需追加15万元装修、增加员工、办理证照。考虑到风险和收益、家庭生活安排，绝大多数人选择停留在小而稳的水平。
现实中，“创业难、升级更难”。如果一半利润用于生活消费，扩大经营所需的资金常常需要积累十年以上。且面对突发事件（如疾病、市场变化）时，微企业家十分脆弱，难以承受风险。
2024年全国小微创业调查显示，在“创业不扩大”的人群中，主要障碍构成如下：
- 资金压力：56%
- 市场前景不明：21%
- 管理能力不足：13%
- 家庭事务冲突：10%
“购买工作”现象
在中国，许多穷人优先选择经营小微企业，这背后的原因远比“创业热情”要复杂。实际上，对大量收入有限、缺乏社会资源的群体来说，“创业”更像是一种“购买就业岗位”——由于正常就业渠道受阻，于是通过自雇（个体经营）来获得一份勉强养家的工作。
以四川成都城中村的小张夫妇为例：他们曾尝试进入工厂，但受年龄和学历所限，招聘时常被拒之门外。丈夫零散做过建筑工、快递员，但经常面临“有活抢不到、暂时没工开”的状况。妻子则曾想在附近服装厂上班，但工厂要求35岁以内，夫妻俩照顾两个孩子也难以适应工厂倒班，“进厂”梦碎后，最终决定在自家门口开一个小杂货店。
以小本经营自救，是无数“失落就业者”的真实写照。数据显示，超过65%的中国个体商户创办原因“并非兴趣或理想”，而是“找不到合适工作，被迫上岗”。创业，于他们而言，是落选他人岗位后的退而求其次。
类似现象广泛存在于县城、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社区等各类区域。不同群体被边缘化后，被迫通过“自雇”获得生计的主要原因：
以江苏徐州的张大爷为例，50多岁因建筑停工返乡，与老伴合开早点摊，月入约4000元。虽辛苦但能维持温饱。若他能有稳定工厂岗位，即使工资只高出一成，也会优先选择。然而“临聘者年龄受限、身份检验严格”，他坦言：“能自己给自己‘安排个岗位’，也就凑合过了。”
好工作的重要性
在中国家庭调研中，“你希望子女将来做什么工作？”长期占据榜首的答案都是政府机关、教师、公立医院护士等体制内岗位。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岗位代表了“稳定”——包括长远的职业保险、固定收入、社会认同等多重价值。
以甘肃定西的贫困村为例，2024年调研结果显示（以30户为样本）：
- 约36%家长希望儿子当老师；
- 约45%希望能进入公务员或事业编岗位；
- 仅12%愿意后代自己创业、开店或者务农；
- 对女孩，38%倾向教师/护士，其余仍倾向政府岗位。
这一倾向在中下收入家庭尤为突出。再如，山西吕梁某家庭调查：
体制内工作的“铁饭碗”，反映出低收入群体对社会保障和抗风险能力的渴望。有稳定保障的工作，才是他们眼中值得追求的“好工作”。中产阶级的区分标准，正是就业安全感。
与此同时，中等及中高收入家庭对“好工作”的定义出现分化，更加重视“发展机会”和收入提升。不同层级家庭对子女的就业理想分布如下：
稳定工作的变革力量
稳定就业可以极大地改变普通家庭的生活轨迹。以广东中山市一个小村庄为例，2015年后村里新设一家灯饰厂，带动本地数十户家庭进入工厂工作。几年内，村庄主要变化体现在：
- 居住条件显著改善，80%家庭房屋完成翻建或修葺；
- 摩托与小汽车数量快速增长；
- 孩子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比例提升一倍。
例如，王师傅一家，原靠种田为生，收入不稳定。2016年进厂做设备维护员，稳定后其妻也进入厂里餐厅当助理，每月家庭总收入过万元。两个孩子均完成高中，有一人考入省会大专，彻底摆脱了以往“留守贫困生”的命运。王师傅说：“只要有稳定工作，全家心都安定了。”
下方汇总2024年中国制造业典型岗位对家庭经济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以珠三角中小城市为例）：
不仅是收入，更重要的是“安全感的获得”赋予全家人对未来的信心。事实证明，短短几年间，随着村民稳定就业、家庭购买力提升，孩子升学率和老人养老状况均得到大幅改善。
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虽然小额信贷和创业扶持措施一度被寄予厚望，为无数微型企业主缓解了生存压力，但现实也表明，如果缺乏稳定岗位的大规模供给，仅靠推动创业难以撬动大范围“脱贫致富”。
创造更多的“好工作”——尤其是抱有职业发展前景、稳定社保、可持续成长空间的岗位，才是经济持续健康升级的核心。诚然，好工作成本高、不易普及，但只要能推动广大低收入家庭子女改变生活轨迹，即使总量有限，社会整体回报依然巨大。
中国各地“好工作”战略的典型举措梳理如下：
2025年中国主要“好工作”创造举措及其集体成效：
总结
研究与调研显示，大多数小微企业主与我们通俗理解中具有冒险精神、追求企业迅速壮大的“创业家”形象存在很大差异。绝大部分人进入创业轨道，并非因为热衷创新、渴望企业成长，而是出于现实压力——寻找糊口方式、应对缺乏传统就业机会的现状。
事实上，对穷人来说，开办小生意更像是“自雇”或维持生计之举，而非主动追求创业理想。很多家庭选择做买卖，是因为成员（尤其是女性）有零散时间，或家庭需要补充收入。此类生意往往存在弹性和权宜的特点，经营本身并不是首选，而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因此，只有深入理解低收入群体创业背后的生计动因，才能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有效的脱贫和发展策略既要努力提供高质量稳定就业岗位，也要让创业支持更加贴合实际，认识到创业的发生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共同结果，而非简单的个人志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