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
银行门口那条黄线，和手机里“国家反诈中心”的弹窗，看起来不像同一件事。经济学把它们写成同一类决定：有人在权衡收益、被抓住的概率，以及万一被抓住要付的代价。加里·贝克尔 1968 年那篇论文把犯罪者写成会对价格作出反应的人——不是替犯罪开脱，是把警力、刑期、合法收入放进同一张账。
账里的数，近年能对上公开口径的，已经不是“街头越来越乱”那句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6 年工作报告：2025 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66.4 万人、提起公诉 140.4 万人，同比分别下降 11.7% 和 13.9%。公安部：2024 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5.7%，治安案件同比基本持平。最高检刑事检察白皮书还写过，近年来人民群众安全感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起诉人数下降，不等于所有伤害都消失；它只说明，把犯罪当成“永远只会更多”来写政策，已经对不上近两年的公报。
零犯罪听起来干净。把最后一起入室盗窃也压掉，要加多少摄像头、多少审讯室、多少监狱床位，账单会陡起来。社会最优犯罪水平通常是正数——不是纵容，是承认预防也有边际成本。
理性犯罪者的经济模型
双重停车的经济学思考
赶去银行办一笔急事，车位没有了，黄线就在脚边。把车停进去，生意或许能办成；交警也可能过来开单。
这里的违停是行政违法激励案例，不等于刑事犯罪。下面这组数是教学示意，不是某市的罚款标准：生意值 2000 元，罚款 200 元，被开单的概率 30%。期望罚款是 元。只看这两项，停进去划算。
多数人还会多付一笔账：良心成本。讨厌被看见、讨厌自己违规。这笔账因人而异。有人几乎为零，有人高到让期望变成负数。同一条黄线，不是同一种人。
把车拖上黄线，再拽右边那块铁。净期望一翻成负数，车会自己倒回去。数字仍是示意，用来把“会不会停”从性格讨论改成价格讨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良心成本。面对同一组罚款和概率，有人绕开，有人停进去。模型解释的是激励，不是替违规洗白。
期望效用与犯罪决策
把违停换成盗窃，逻辑还在，只是惩罚从罚款变成失去合法收入的月份。合法工作给一笔确定的工资；犯罪给两段可能：得手，或被抓后少掉一段时间的收入。
教学上常用一个凹的效用函数，比如 ，用来写出风险厌恶：同样的期望收入，确定的那一份更值钱。下面这组参数也是示意，不是全国破案率，也不是某类盗窃的平均刑期。
统一按一年内一次盗窃机会计算：合法工作收入为60000元；成功时为62000元；若当年服刑8个月且盗窃收益被追回，则只剩20000元合法收入。合法工作的确定效用：
得手：。失败：。期望效用：
合法的 244.9 高于犯罪的 206.0。凹效用让“可能很惨”的那一头，把平均值往下拽。本例中的风险厌恶者按期望效用比较选择，不能仅比较期望收入。
模型的硬伤也要说清：很多人犯罪时算不清概率；冲动、成瘾、错误信息都会让“理性”打折。它仍然有用的地方是比较静态：被抓概率上升、合法工资上升、犯罪收益下降，期望效用往哪边走，方向通常对。
犯罪预防的经济政策
提高确定性惩罚的效果
政策能拧的旋钮，主要是四颗：被抓住的概率 、惩罚严厉程度 、犯罪收益、合法收入。经验研究常强调查获确定性的威慑作用，但其相对效果不能由这个简化模型直接推出。
期望惩罚可简化为 ，但风险厌恶本身不能决定两种政策谁更有效。按本例全年口径， 从四成升至六成时，期望效用约为184.5；刑期从8个月增至12个月时约为149.4，后者下降更多。这只是给定参数下的比较，不是一般政策排名。警力、监控和冻结账户可能改变查获概率或可得收益。
近两年的公报可以描述案件处理变化，但不能单独识别确定性与刑罚严厉程度的因果效果。最高检：2025 年依法不批捕 32.6 万人、不起诉 34.7 万人；同时对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起诉 5.4 万人。宽的是轻罪出口，严的是暴力那一头。危险驾驶 2025 年起诉 23.04 万人，同比下降 16.5%——仅凭这些变动，不能判定哪一种治理措施贡献最大。
下面是凹效用曲线。沿黄弦拖期望点，改的是被抓概率；拖红色失败点，改的是刑期。绿虚线是合法工作。轴是示意，两种措施的效果应按同一收入期间、参数变化和政策成本比较。
合法收入那一颗旋钮，模型里往往最大：机会成本上去，犯罪的相对价格变贵。教育、就业、技能，走的是这条通道。它慢，但改的是供给曲线的位置，不只是事后的 。
犯罪供给曲线分析
把犯罪写成一种“供给”，听起来刺耳，但便于看激励。收益升高，更多原本成本更高的人会被拉进来——有合法出路的人、良心成本更高的人。供给曲线因此向上倾斜。需求那一侧，容易得手的目标先被挑走，剩下的目标更难、更不值钱，边际收益下降。
执法抬高的是犯罪的边际成本：供给曲线上移，均衡数量下降。剩下还在做的那些，往往要求更高的收益来覆盖风险——所以“严打之后单笔更狠”和“件数下降”可以同时出现。这是价格理论，不是某座城每月 60 起的拟合。公开数据里没有一张全国统一的“犯罪供给曲线”，不要把示意交点写成实证估计。
大城市犯罪问题分析
城市规模与犯罪率的关系
城市更大，目标更密：钱包、手机、快递柜、柜台里的现金。陌生人也更多：邻里叫不出名字，匿名变便宜。侦破一条街的入室盗窃，在流动人口高的城区，线索通常比熟人社区更碎。这些机制，解释的是同城、可接触的财产犯罪和一部分街头暴力。
中国近年没有一张按“超大 / 特大 / 大 / 中 / 小”公开、可逐年核对的暴力犯罪率与财产犯罪率对照表。把 3.8、125.6 这类格子填进去，会对不上统计局和公安部的公报。能确定的是方向：规模带来目标和匿名，也带来更多警力和监控；净效果是经验问题，不能用一张编出来的表代替。
还有一类犯罪，已经不太需要和被害人住在同一座城。电信网络诈骗把“目标价值”搬到手机里，把“匿名”搬到境外窝点和层层转账。最高检：2025 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 18.2 万人，其中电信网络诈骗 6.9 万人；2024 年这两项分别是 27.2 万和 7.8 万。大城市的街头密度，解释不了全部电诈；电诈解释的是，城市治理的对象从巷口挪到了话术和资金链。
中国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分析
近两年能核对的下降，不要写成 2010 年以来一条自制“犯罪率指数”。口径要分开写。
- 公安部（2025 年 1 月通报 2024 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5.7%。这是立案侧，不是起诉侧。
- 最高检（2026 年工作报告，2025 年实绩）：批捕、起诉人数双下降。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起诉 5.4 万人；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别下降 2.2% 和 9.8%，为近五年首次“双下降”。
- 电诈是另一条线。公安部：2024 年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9.4 万起；截至 2024 年底，打击缅北涉我电诈专项累计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 5.3 万余名。国家反诈中心 2024 年紧急拦截涉案资金 3151 亿元，拦截诈骗电话 46.9 亿次、短信 33.7 亿条，各地公安机关见面劝阻 477.8 万人次。起诉人数 2024 年还在高位（7.8 万，同比上升 53.9%），2025 年落到 6.9 万。破案、拦截、起诉不是同一个数，不能叠进一张“贡献度百分比”。
经济发展、老龄化、教育、监控、警力，都可能把曲线往下推。公开公报没有给出“经济发展贡献 15%、教育 18%”这种分解。能写进课堂的，是机制：合法收入提高机会成本；年轻人口占比下降，会减少部分高发年龄段；视频监控和非现金支付抬高街头盗窃的成本；电诈则把战场换成拦截和跨境执法。
钱正在往骗子账户飞。把冻结闸往下拉：轻拉是劝阻，咬在线上是拦截资金，压到底是起诉。看的是电诈治理到底在拧哪颗旋钮——多数时候是收益还没到手、以及 被提前抬上去。
技术不是万能钥匙。监控压缩的是可被镜头看见的犯罪；话术和跨境转账会换跑道。治理创新若只加摄像头，供给会往镜头拍不到的地方挪。
最优犯罪水平的确定
边际原理在犯罪预防中的应用
零犯罪要求把最后一起案子也压掉。越往后，剩下的越隐蔽、越跨域，边际预防成本越陡。受害损失不会按同样的速度掉。内点最优的条件是：多预防一案的边际成本，等于该案被避免的边际损害。再往下压，多花的钱超过少掉的伤害。
这不是某座城每月 350 起入室盗窃的实测。没有一张公开的全国“边际受害成本恒为 3.5 万元”表。下面交互里的轴，只用来看切点怎么出现：犯罪量还高时，多花一截预防通常划算；过了切点，再严，总账未必更好。
故意杀人和自行车被盗，切点不在同一个位置。严重暴力的边际受害成本更高，最优点更靠近零；轻微财产犯罪，社会可容忍的剩余量更高。最高检白皮书写过，2025 年轻微犯罪占审结人数八成以上——这项案件构成统计并不能证明资源配置已经达到社会最优，还须比较不同预防措施的边际成本与收益。
把案卷往左推，右边那堵预防的墙会跟着涨。墙和受害齐平之后再推，预防就贵过伤害了。
犯罪替代与边际威慑原理
犯罪者面前往往不止一种违法。预期净收益最高的那一种会被选中。只加重量刑里较轻的那一档，有人会改去做伤害更大、但刑罚差不多的那一档。这叫替代；对应的政策含义是边际威慑：刑罚阶梯要跟着社会危害走，让“再狠一档”在价格上真的更贵。
入室盗窃和抢劫若刑期一样，抢劫的收益更高时，一部分人会换跑道。公开的刑法有幅度，司法统计有罪名结构，但没有一张官方“平均受害成本 0.8 万元对建议刑期 8 个月”的对照表。课堂里保留的是原则：同类伤害应对齐，跨类伤害应拉开。电诈、帮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近年成为常见罪名，阶梯还要跟上资金链上的分工，避免只打一线话术、把更重的环节留在价格更低的档。
如果两种危害差一截的犯罪，刑罚却挤在同一格，替代会把整体受害推高。威慑靠的是差别，不只是绝对值。
监狱制度的经济分析
监狱同时做三件事：威慑（让还没做的人改预期）、隔离（让正在服刑的人这段时间做不了案）、改造（让出去以后合法收入变得更值得选）。三件事的成本结构不一样。隔离的效果在服刑期内最硬；威慑取决于外面的人信不信自己会被抓到；改造取决于出去以后的工资、歧视和习惯能不能改。
中国司法行政部门近年没有公布全国统一的“每人每年监禁成本 3.2 万元、隔离减少 8.5 起”这类对照。北京等地方报告写过京籍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保持低位运行”，没有给出可全国对表的百分比。美国文献里常见的三年再逮捕率，也不能直接贴到中国公报上。课堂能用的是功能分解，不是伪造的成本效益比。
改造难，不需要假数据也能讲清：出狱后合法工作的工资，往往盖不住犯罪那条路的即时现金；标签会把合法机会再削一截。最高检 2025 年纠正判处监禁刑罚罪犯未交付执行 1.1 万人，监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 6369 人次——说明执行环节本身就在消耗和矫正这本账，不只是“关起来就算隔离完成”。
对青少年和初犯，预防比事后关押更常被文献看好。这是方向，不是“每投入 1 元节约 3–7 元”的中国财政公式。2025 年检察机关起诉未成年人犯罪 5.6 万人，受理审查起诉同比下降 9.8%；早期干预、专门教育和家庭监护，走的是供给侧，不是把所有轻罪都加长刑期。
把预算在威慑、隔离、改造之间挪，问的仍是同一句：这一块钱，改的是 、是这段时间的犯罪能力，还是出狱后的合法回报。答错了，床位会堆满，街上的激励却不怎么动。
总结
犯罪经济学把黄线、来电和监狱写成价格。人会对 、 和合法收入作出反应；社会则要决定，把最后一截犯罪压掉，还值不值。
近年能带出教室的，不是自制指数，是这几本对得上的账：2024 年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2025 年批捕、起诉双下降；电诈的拦截、破案和起诉要分着读；轻微犯罪占了审结的大多数，切点不该对所有罪名同一把尺子。
模型解释不了冲动和错误信念。它能解释的是：查获概率与刑罚严厉程度都会影响激励，其相对效果须用证据判断；电诈把匿名和目标搬出了巷口；监狱的隔离、威慑、改造不要写成同一笔回报。下一章落到房地产。房子的价格粘、调控慢，和犯罪这张即时激励的账，会是另一种时间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