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犯罪问题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传统上,我们常常从道德、法律或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犯罪现象。然而,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视角:将犯罪者视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决定是否犯罪时会权衡成本与收益。
这种经济学分析方法认为,犯罪者就像其他经济主体一样,会对激励机制做出反应。当我们增加警力、检察官数量和监狱容量时,实际上是在提高犯罪的确定性惩罚和严厉程度,从而增加了犯罪的成本。同样,当我们增加教师和教育资源时,我们为潜在的犯罪者提供了更好的合法就业机会,降低了他们从事犯罪活动的动机。
根据中国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将主要犯罪类型分为两大类:
人身犯罪类型及特征
财产犯罪类型及特征
犯罪的受害者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通过分析近年来中国的犯罪受害数据,我们发现以下特点:
不同收入群体的受害率比较
不同地区的犯罪受害情况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理解犯罪的经济逻辑。假设你急需赶到银行办理一笔重要的生意,但找不到停车位,这时你面前有一个“禁止停车”的区域。违法停车的收益是成功办成生意获得的价值,比如2000元。但你也面临被交警发现并罚款200元的风险,假设被发现的概率是30%。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如何选择?经济学告诉我们,理性的决策者会比较期望收益和期望成本:
由于期望收益远大于期望成本,理性的经济人可能会选择违法停车。
然而,这个分析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道德成本。大多数人在做出违法行为时会感到心理不适,我们称之为“良心成本”。如果这个良心成本足够高,比如500元,那么总的期望成本就变成了560元,超过了期望收益,理性的人就不会选择违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良心成本。有些人对违法行为非常敏感,良心成本很高;而有些人可能对此相对不敏感。这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相同的成本收益结构,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现在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严谨的犯罪决策模型。假设一个人考虑是否从事盗窃活动,他可以选择合法工作获得确定收入,或者从事犯罪获得不确定收入。
基本参数设定
我们使用效用函数来衡量满足程度,假设效用等于收入的平方根:
不同情况下的效用计算
合法工作的确定效用:
成功犯罪的效用:
失败犯罪的效用(8个月无收入,只有4个月收入):
犯罪的期望效用: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合法工作的确定效用(70.7)高于犯罪的期望效用(66.5),因此理性的人会选择合法工作。这体现了风险厌恶的特征: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人们更偏好确定的收入。
根据我们的模型,可以通过调整关键参数来减少犯罪。让我们分析不同政策的效果:
政策效果对比分析
从分析可以看出:
我们可以将犯罪看作一种“商品”,其供给量取决于“价格”(即犯罪收益)。犯罪供给曲线反映了在不同收益水平下,愿意从事犯罪活动的人数。
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原因是:随着犯罪收益增加,更多成本较高的人(收入较高、道德约束较强)会被吸引进入犯罪市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是因为容易的目标先被选择,随着犯罪增加,剩余目标的价值递减。

教育通过提高合法就业机会来预防犯罪。根据中国教育部和公安部的联合研究数据:
不同教育水平的犯罪参与率
教育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
让我们计算教育投资在犯罪预防方面的经济价值:
研究显示,每增加一年教育,暴力犯罪参与率下降约0.3个百分点,财产犯罪参与率下降约0.5个百分点。考虑到犯罪的巨大社会成本,教育投资是极其有效的犯罪预防策略。

中国的数据显示,犯罪率与城市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在近年来有所弱化:
不同规模城市的犯罪率比较(2023年数据)
大城市犯罪率较高的原因分析
2010年以来,中国犯罪率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包括:
犯罪率下降因素贡献分解
社会不应该追求零犯罪,而应该寻求最优的犯罪水平,即边际预防成本等于边际受害成本的点。
犯罪预防的成本效益分析
假设我们分析入室盗窃的最优预防水平:
分析显示,当犯罪数量为350件/月时,边际预防成本等于边际受害成本,此时社会总成本最低。继续减少犯罪虽然能降低受害成本,但预防成本的增加会超过受害成本的减少。
犯罪者面临多种犯罪选择时,会选择净收益最高的犯罪类型。这意味着不同犯罪的刑罚应该与其社会危害程度相匹配。
不同犯罪类型的社会成本比较
如果将入室盗窃和抢劫的刑罚设置为相同,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原本从事盗窃的犯罪者转向抢劫,因为抢劫的“收益”更高而“成本”相同。这会增加社会的总体受害成本。

监狱制度通过三种机制减少犯罪:威慑、隔离和改造。
监狱功能的成本效益分析
隔离效应的计算
根据对监狱服刑人员的跟踪调查,平均每名服刑人员在入狱前一年内实施犯罪8.5件。因此,将其隔离一年可以减少8.5件犯罪。
改造效应的局限性
中国的数据显示:
改造效果有限的原因:
基于经济学分析,有效的犯罪治理应该采用多元化策略:
短期措施(1-3年)
中期措施(3-10年)
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建议的政策优先顺序为:
犯罪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应对犯罪问题的全新视角。通过将犯罪者视为理性的经济主体,我们可以更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并设计更有效的预防策略。
关键启示包括:
犯罪经济学不是为犯罪辩护,而是为了更科学地理解犯罪现象,制定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政策。当我们理解了犯罪的经济逻辑,就能够更好地保护社会,实现长治久安。
理解犯罪的经济本质,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的道德判断框架,用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构建安全和谐的社会。这不仅是经济学的贡献,更是现代社会治理智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