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七点四十,导航还写着 38 分钟。车刚汇进主路,数字跳成 52,过了两个路口变成 67。油表几乎没动,被改写的是所有人的时间。
司机只看见自己的油钱和自己的迟到。他看不见的是:自己这辆车进去以后,后面几十辆车每辆都再多等半分钟。这笔账不在油表上,却会写进整座城的早上。经济学把这种“我决定时没付、别人替我付”的部分叫作外部性。这一章只摊开三笔:拥堵、尾气、事故。
公安部口径:2025 年末全国机动车 4.69 亿 辆,其中汽车 3.66 亿 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4397 万 辆,占汽车的 12.01%。车更多,不等于路更宽。真正要问的是:人每天在挪多远、用什么方式挪,以及多出来的那一辆车,把别人的时间改了多少。
出行不是一种。上班、接孩子、买菜、看病,距离和可替换的方式都不一样。短的可以用腿和车把;长的、卡点的,更容易被按进小汽车。
两套北京数据不要混用。研究院《通勤特征年度报告》是通勤监测和中心城出行结构。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百度地图《2025 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2026 年全市交通工作会议(2025 年实绩)
通勤报告盯的是人每天挪多远、耗多久;交通工作会议盯的是中心城绿色出行占多少、高峰堵不堵。方向仍一致:北京把人摊得远,时间也摊得长。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2026 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25 年中心城区工作日出行总量约 3924 万 人次。绿色出行里,步行约 30.1%、自行车约 22.3%、轨道交通约 15.0%、公共汽电车约 8.9%;小客车约 824 万 人次,大约两成。全市 2023 年那组 6044 万、公交 26%、私家小客车 23%、非机动车 16%,没有 2025 年同口径更新——中心城绿色出行,对不上全市分担率。小汽车并没有占到“七成通勤”。它占的是高峰路权:一辆车占的路面,往往比一名乘客占的车厢更大。
下面交互里的 13.2 公里,用的是研究院 2023 年中心城通勤距离作示意,不要和上面 11.6 公里 叠进同一张表。
拖一下出行目的,看距离一拉长,哪一种方式先撑不住。
城市越大,越有条件把人装进轨道;城市越小,地面公交越稀,小汽车越像默认答案。这不是性格,是替代品在不在。
高德 2023 年报告里,深圳、北京的高峰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时间最接近——意思是:在这两座城,改坐公交地铁,时间惩罚相对没那么狠。百度同年样本里,北京通勤高峰拥堵指数 2.125、高峰实际速度约 24 公里/小时,列所统计百城最堵。二三线城市公交线网更疏时,同样的“想快一点”,更容易变成买车、开车。
交通运输部《2023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年末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10158.6 公里;全年城市客运量 1010.00 亿人次,其中公共汽电车 380.50 亿、轨道交通 293.89 亿、出租汽车 334.78 亿。轨道在超大城市已经是骨架;在骨架还没铺到的地方,拥堵会更早变成“人人开车”。
路一旦挤上,下一问就不再是“谁爱开车”,而是:多进去一辆,成本记在谁头上。
拥堵账单通常有三截:多烧掉的油、多耗掉的时间,以及不准点带来的误工、物流延误。高德、百度发布的是拥堵指数和车速,不是全国“每年损失 2.1 万亿元”——那句在公开报告里对不上,这里不用。
能确定的机制更简单:时间价值因人而异,但只要路上已经慢,再加一辆车,所有人的时间一起变贵。威廉·维克瑞把这件事写成拥堵定价:价格应该等于你加给别人的那一截延误。
私人成本是司机自己付的:油、折旧、自己的时间。社会成本还要加上:你让后面所有车多等的时间。流量低时,两本账差不多;流量高时,外部那一截会陡起来。
下面是教学示意,不是某条环路的实测:

司机按私人成本决定“还开不开进去”。均衡会停在车太多的地方——因为没人替别人的分钟付钱。
把横轴写成流量,纵轴写成每辆车的成本。需求向下:越堵,越有人改点出发、改坐地铁。私人平均成本缓缓上升;社会边际成本在拥挤段升得更陡。两条线分开的那一段,就是市场不会自动收的税。
点一下“再加一辆”,看后面的车怎样一起变慢。数字是示意,方向是真的。
《2025 年第 2 季度中国城市交通报告》:百城通勤高峰拥堵前三为北京、重庆、广州,指数 2.102、2.095、2.040。同比 2024 年二季度,约 81% 的城市高峰拥堵指数下降(平均约 3.8%),约 19% 上升。第 3 季度前三换成北京、重庆、大连,指数 2.024、1.965、1.940,北京仍居首。名单还是那几座摊得开的城;多数城市指数在往下掉,不等于高峰路权已经按社会成本分配。
限号能把一部分车按在家里,却不按使用强度收费:有第二辆车的家庭可以换牌照继续开。要让“再加一辆”变贵,得对着使用本身定价。
内部化的意思是:把你加给别人的延误,写进你自己的账单。维克瑞的拥堵费、新加坡 1998 年起的电子道路收费(ERP)、伦敦 2003 年 2 月 17 日开征的中心区拥堵费,走的都是这条路。收费不是为了惩罚开车,是为了让流量从“私人最优”挪到“社会更省时间”的点。
伦敦交通局监测:收费实施后,收费时段进入中心区的交通量约降 18%,区内拥堵(每公里额外延误)约降 30%。这是公开监测报告里的对照,不是模拟器里的圆整数字。
收费以后,继续开车的人多付一笔钱,但开得更快;改走公交或错峰的人少了路上的折磨。社会总时间通常下降。钱若回流到公交、减免其他税,或按人返还,分配可以单独谈——它不是自动的帕累托:不返还时,付钱的司机可能觉得自己亏了。即使返还收费收入,也不保证人人更好;还要看补偿能否覆盖各方损失及其可行性。
闸落下,流量会自己找新均衡。
中国更常用的是数量管制,而不是对每公里延误标价:
收费要认得车、认得时段、认得路段。中国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ETC)已经铺开,行业统计 2022 年底用户约 2.54 亿、渗透率约 81%(不是交通运输部公报里的全国城市拥堵费覆盖率)。移动支付可以结算,摄像头可以识牌。缺的往往不是芯片,是费率怎么定、收入怎么分、边界画在哪、会不会只把拥堵挪到圈外。
如果路费只针对拥堵带来的延误收费,其实还没触及车辆带来的更多外部性――比如排气管排放的有害物质。拥堵费可以让出行更加高效,但尾气排放带来的空气污染和环境影响,则是另外一笔更广泛、更隐形的外部性。接下来这一笔账,其实已经在我们呼吸的空气和公共健康支出中逐步显现。

生态环境部《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5 年)》:2024 年全国移动源污染物排放总量 1858.2 万吨;其中机动车 1285.6 万吨。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主要来自汽油车(分别占汽车排放的 85.6%、84.5%),氮氧化物和颗粒物主要来自柴油车(分别占汽车排放的 87.1%、99% 以上)。年报的方向是:移动源已经成为大气污染排放的重要来源——不是把所有雾霾都写成小汽车。
尾气进入呼吸和心血管系统,成本落在医疗、误工和过早死亡上。具体“每公斤 PM2.5 值多少钱、全国每年 2536 亿元”这类表,公开文献对不上同一套口径,这里不编。能带走的判断是:健康损失不会出现在油价标签上,所以司机不会按它来决定多开一公里。
交通运输是中国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相关关键信息可以整理如下:
补充说明:车辆逐步电动化,排气管端的排放会下降,但最终排放还取决于电力来源,货车是否持续使用柴油等更深层次结构问题。
中汽协:2025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1662.6 万、1649 万 辆;含出口的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 47.9%,国内销量占国内汽车销量 50.8%——两套占比不要混用。公安部:2025 年末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4397 万 辆,占汽车 12.01%;当年新注册新能源 1293 万 辆,占新注册汽车 49.38%。新能源汽车销量已接近新车销量的一半,但其中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路上汽车约八分之七仍为非新能源汽车,不能简单划成“电”和“油”两类。
对着排放定价,比只补贴买车更对准使用。中国 2009 年起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现行汽油消费税税额为每升 1.52 元(2015 年 1 月 13 日起)。它有财政功能,也提高开车的边际成本,但并不是按每吨污染物或每吨碳精算过的“完全内部化税率”。排放标准(国六等)、限行高排放车、油品监管,管的是每公里脏多少;它们不自动管“开多少公里”。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1 年 7 月启动,首批是发电行业。交通运输尚未纳入。把车用燃料折成碳价,是研究里的对照,不是现行全国统一的“每升加征 1.1–2.2 元碳税”。在市场还没覆盖交通时,油税、路权和新能源购置税减免,是正在用的组合,不是同一把尺子。
没有任何单一工具能够同时、高效地把交通延误、PM(颗粒物)和碳排放这三类外部性完整“收进”价格体系。只有组合多种政策工具,才能尽量针对不同的负外部性分别起作用。而这种组合的效率高低,关键看这些措施是否真正对准了“使用”本身——即谁在什么时候、哪里、开了多少公里——而不是只针对“拥有”是否有车。政策如果只管“有没买车”,很容易漏掉使用环节产生的大量外部性。
除了空气污染和碳排放,交通还有一笔更加直接、显性的外部性:交通事故。发生碰撞之后,损失远不止个人购买的保险能够覆盖的部分,医疗、误工、家庭创伤及社会资源的消耗,都属于更广义上的社会成本;其中由当事人承担或已通过保险定价内部化的部分,不应再全部称为外部成本。

《中国统计年鉴 2024》:2023 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 25.5 万 起,死亡 6 万 余人,直接经济损失 11.8 亿元。国家统计局公报: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 1.38 人,比上年下降 5.5%。公安部:一次死亡 3 人以上较大事故 436 起,较 2019 年下降 12%。
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车损等可记账部分。医疗、劳动能力、家属时间和过早死亡,通常远大于 11.8 亿。保险赔偿的是合同里的那一截,不是全部社会成本。
风险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相关统计与研究信息包括:
需要注意,万车死亡率下降,并不意味着每多开一公里的风险已经完全体现在价格中。
ABS、电子稳定和气囊降低了车内致死率。佩尔兹曼提出过风险补偿:车更安全时,有人可能开得更快、跟得更近。技术进步保护乘员,对行人和骑车人的保护不必同比。不要用一条未核对的“某市出租车超速率 +9%”当证据;方向值得记住:安全配置改变行为,也会改变外部性落在谁身上。
传统车险按年收,开 3 千公里和开 3 万公里,保费差距往往小于风险差距。按里程和使用行为定价(UBI)把保费拉回“开多少、怎么开”。中国有保险公司试点车联网定价,公开可核对的全国“里程下降 12%、事故下降 10%”尚未形成统一官方统计,这里只保留机制:里程越长,事故暴露越多,按年收等于让少开车的人补贴多开车的人。
转一下里程表,看保费和风险暴露怎样一起走。数字是教学示意。
若道路使用费也按里程(再叠高峰、排放和车型),保有环节的税可以减轻,使用环节的价可以加重。油车会同时收到碳和拥堵信号;电车收得到路权信号,收不到油税信号——这正是只靠油税会越来越偏的原因。目标不是让所有人不开车,是让每一公里带上它真正挤占的时间、空气和风险。
出行结构先决定谁更容易开车,比如北京中心城区,虽然通勤时间以小时计,但所列工作日出行统计中,小汽车占比并未达到七成,不能将其直接改称通勤分担率,地铁、公交、自行车依然承担了极大的一部分流量。谁方便谁出行,和城市格局、交通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拥堵的关键不是“大家不文明”,而在于私人成本难以覆盖给别人的分钟和空间。伦敦式拥堵收费将延误显性写进价格,结果是流量实质下降;而中国当前更常以限号、摇号等方式管理牌照,偏重于限制拥有车辆数量而非直接管控实际使用强度,因此使用激励与外部性未完全对接。
机动车是移动源污染和道路交通碳排的核心来源,尽管油税、排放标准、与新能源车推广正在逐步影响存量结构,但路面保有汽车多数仍是油车。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是社会成本的冰山一角。按年收的保险,往往导致少开车的人在保费上补贴多开车的人;推动基于里程和风险定价,才能更公平地分担外部性,并激励安全和低碳的出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