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

十七岁的小张因一时冲动将同学打伤，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传统做法是判他承担刑事责任，服刑期满后回归社会。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小张面对面向受害人道歉，承担医疗费用，参与社区服务，在监督下完成学业。半年后，受害人原谅了他，他也重新融入正常生活。这不是简单的“和稀泥”，而是让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修复。

传统刑事司法将犯罪视为对国家法律的违反，通过惩罚犯罪人来实现正义，但往往忽视受害人的真实需求，也未能有效预防再犯。受害人在诉讼中只是证人，他们的创伤、损失和心理需求得不到充分关注；犯罪人被贴上标签，很难真正认识到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刑满释放后仍面临社会排斥和再犯风险；社区也没有真正参与到问题解决中来。

恢复性司法改变了这种单向度的处理方式。它将犯罪理解为对人际关系和社区秩序的伤害，司法的目标不仅是惩罚，更是修复破坏的关系、弥补造成的损害、帮助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青少年犯罪往往具有偶发性和冲动性，他们的人格尚未定型，可塑性强，在司法过程中让他们真正理解行为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获得改过机会，比单纯关押惩罚更有意义。

新西兰、加拿大、比利时等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在降低再犯率、提升受害人满意度、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中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土文化传统和制度特点，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实践。

恢复性司法不是替代传统司法，而是重要补充。严重暴力犯罪、主观恶性大、不具备修复条件的案件，仍需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对轻微犯罪、初犯偶犯、具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案件，恢复性司法提供了更灵活、更有温度、更符合教育理念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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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探索

恢复性司法虽然是西方学术概念，但其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契合。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强调通过调解化解矛盾、修复关系。这种文化基因为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了丰厚土壤。

中国古代就有成熟的调解制度。宗族长老、乡绅贤达在民间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说理劝导、协调各方，使矛盾得到化解，当事人重归于好。“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的司法原则，也体现了让双方充分表达、寻求共识的理念。这些传统智慧与现代恢复性司法不谋而合。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成为“东方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群众性调解组织，依靠社区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推进，调解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为恢复性司法实践奠定了制度基础。

传统调解转化

中国的人民调解传统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重要资源。人民调解强调自愿平等、说理劝导、促成和解，这与恢复性司法的核心要素高度一致。将调解传统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恢复性司法机制，是中国特色的探索路径。

人民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扎根深厚。村居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组织遍布城乡，调解员熟悉社情民意，威信较高，工作方式灵活务实。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特别是轻微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人民调解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十六岁的孩子因琐事与邻居发生争执，冲动之下砸坏对方门窗。走刑事程序可能面临拘留甚至判刑，留下案底影响今后发展。通过人民调解，请社区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主持，让孩子当面认错道歉，赔偿损失，承诺今后注意控制情绪，受害人也表示谅解，案件得以化解。这种处理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给了孩子改正机会，还修复了邻里关系。

部分地方探索建立青少年事务社工与人民调解员协作机制。社工掌握专业方法，能够评估未成年人需求、制定帮教方案；调解员熟悉社区情况，便于开展工作。两者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某区检察院与社区合作，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由社工进行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调解员协调社区资源提供就学就业帮助，取得良好效果。

从传统调解向现代恢复性司法转化，也在程序规范化方面下功夫。司法机关制定调解工作指引，明确适用范围、启动条件、主持人资质、协议效力等，使调解活动既保持灵活性，又符合法治要求。一些地方推行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经法院审查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增强了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积极性。

传统调解文化的现代转化还体现在理念更新上。传统调解有时过分强调“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忽视是非曲直。现代恢复性司法在坚持自愿协商的同时，更加注重权利保护和程序正义。受害人有权拒绝调解，未成年犯罪人必须真诚认罪悔罪，调解协议要经过法律审查，确保公平合理。这种理念升级，让调解更加符合法治精神。

人民调解应用

人民调解组织在青少年恢复性司法中的具体应用形式多样。从案件类型看，主要涉及轻伤害案件、盗窃案件、故意毁坏财物案件等轻微刑事案件，以及治安案件、民事纠纷等。这些案件往往因青少年一时冲动、法律意识淡薄而引发，通过调解修复比刑事处罚更合适。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某市探索“警调对接”机制，在公安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涉及未成年人的治安案件，在询问调查后，如双方有调解意愿，由驻所调解员主持调解。调解成功的，公安机关可依法从轻处罚或不予处罚。这种做法既及时化解矛盾，又避免给未成年人留下案底，取得多赢效果。数据显示，该市青少年治安案件调解成功率达75%，再发生率仅为8%。

“检调对接”也在推广。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犯罪，在审查起诉阶段引入人民调解。调解成功并切实履行的，可作为酌定从轻情节，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或建议法院从宽处理。某区检察院与区司法局合作，邀请有经验的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一年内成功调解未成年人案件42件，其中35件作出不起诉决定，7件判处缓刑，无一人再犯。

“诉调对接”则在审判环节发挥作用。法院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征求双方意见，愿意调解的委托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协议的，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某基层法院推行“圆桌审判+诉前调解”模式，在温馨的圆桌法庭，由调解员促成双方达成谅解，再由法官依法审理，既体现法律严肃性，又彰显司法温度。

人民调解在青少年案件中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够，对青少年心理特点和司法政策理解不深；调解程序不够规范，有的流于形式；调解协议履行监督不到位，影响实效。针对这些问题，各地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加强调解员培训，提升专业能力；建立调解工作规范，确保程序公正；完善协议履行跟踪机制，巩固调解成果。

新西兰的家庭群体会议制度，邀请未成年犯罪人及其家人、受害人及其支持者、警察、社工等共同参与，协商解决方案，形成行动计划，由协调员跟踪督促执行。这种做法动员家庭和社区力量，强化责任承担，值得借鉴。中国一些地方尝试建立青少年司法调解的支持网络，吸纳家长、教师、社工、志愿者等参与，丰富调解资源，提升调解效果。

人民调解应用于青少年司法，本质上是将社会治理智慧融入司法实践。它体现了司法的能动性和灵活性，也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未来，随着制度不断完善、经验不断积累，人民调解必将在青少年恢复性司法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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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程序

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最直接的制度体现。它改变了传统刑事诉讼中控辩对抗的模式，为加害人与被害人搭建对话平台，通过真诚沟通、相互理解，达成谅解协议，修复破坏的关系。这种制度安排，对未成年人案件尤为重要。

青少年犯罪往往具有熟人作案特点。同学之间打架、邻里纠纷升级、朋友反目成仇，这些案件背后都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单纯的刑事处罚无法修复关系裂痕，甚至可能加深对立。通过和解，让双方坐下来说清楚事情经过，表达各自感受，寻找解决办法，既能化解怨恨，又能给犯错的孩子改正机会。

刑事和解也是对受害人权益的充分尊重。传统诉讼中，受害人常常感到被边缘化，他们的情感需求、赔偿要求得不到足够重视。和解程序让受害人直接参与案件处理，表达诉求，获得道歉和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创伤。研究显示，经过和解的受害人，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度、对处理结果的满意度都明显更高。

刑事和解体现了宽严相济、化解矛盾的理念。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专章，为刑事和解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细化和解适用条件和程序。各地司法机关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

和解启动主持

刑事和解的启动遵循自愿原则。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害人，任何一方提出和解意愿，司法机关都应当告知另一方和解的权利和程序。双方都同意和解的，可以启动和解程序。任何一方不愿意和解，都不能强迫。这是和解程序合法性的基础。

对未成年人案件，启动和解需要特别审慎。要充分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确保其真实意愿。有的孩子因为害怕或受他人影响，违心表示同意和解；有的家长急于求成，忽视孩子真实想法。司法机关要通过单独询问、心理测试等方式，核实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确认双方都是自愿的，才能进入和解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和解主持人的选择至关重要。主持人要保持中立，既不偏袒加害方，也不偏向被害方，通过引导促成双方达成协议。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主持和解，也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有关社会团体主持。

不同阶段的主持有不同特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主持的和解，程序相对简便，主要解决治安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主持的和解，可以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衔接，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法院在审判阶段主持的和解，可作为量刑情节，依法从宽处罚。

某中级法院探索“专业化和解团队”模式。抽调有心理学、教育学背景的法官、人民陪审员组成青少年案件和解团队，专门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工作。团队成员接受专业培训，掌握沟通技巧和调解方法。在和解过程中，他们不仅促成双方达成协议，还对未成年人进行法治教育和心理疏导，提升和解效果。该院一年主持和解38件，成功率达到82%。

和解地点的选择也有讲究。传统法庭环境严肃庄重，容易让当事人紧张，不利于敞开心扉。一些地方设立专门的和解室或调解中心，布置温馨，摆放圆桌或沙发，营造平等对话氛围。有的还配备心理咨询室、亲职教育室、法律援助工作站等，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和解程序一般包括几个环节：会前准备、分别会谈、共同会议、达成协议。会前准备阶段，主持人了解案情，与双方分别沟通，评估和解可行性，解释和解规则。分别会谈中，让双方分别表达想法和诉求，主持人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建设。共同会议上，双方面对面交流，未成年人陈述悔罪表现，被害人表达受伤害感受，主持人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寻找共同点。最后达成协议，明确赔偿数额、道歉方式、其他补偿措施等。

某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具有典型性。十五岁的小李与同学小王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将小王推倒，造成其手臂骨折。案发后，小李家长送小王到医院治疗，垫付部分医疗费。案件移送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评估认为小李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有和解可能。征求双方意见后启动和解程序。

在和解会前，检察官分别与双方会谈。小李后悔不已，愿意承担责任；但小王父母怒气难消，认为孩子受了很大伤害，学习受影响，要求严惩。检察官一方面肯定小王父母维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说明未成年人司法政策，强调教育挽救的重要性，建议给小李改过机会。经过多次沟通，小王父母态度有所转变。

在共同会议上，小李当面向小王及其父母鞠躬道歉，承诺承担全部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并保证今后绝不再犯类似错误。小李母亲也恳切道歉，表示一定加强教育，不让孩子再做错事。小王父母见小李确有悔意，表示可以谅解。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小李家赔偿各项费用3万元，当场支付。检察院根据和解情况，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对小李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半年。考验期内，小李表现良好，没有违规行为，被正式不起诉。

这个案例展现了和解程序的完整流程。从评估可行性到分别会谈，从共同会议到协议签订，每个环节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也兼顾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解不仅解决了案件，更修复了关系，小李获得新生，小王得到补偿，双方家庭的冲突也得以化解。

协议法律效力

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直接关系到和解程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协议只是君子协定，缺乏约束力，当事人可能不认真履行，和解就会流于形式。因此，法律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刑事和解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具有民事合同效力。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加害方应当依约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被害方应当给予谅解、不再追究。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或追究违约责任。

司法机关在和解程序中的职责不仅是主持和解，还包括对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协议中约定的赔偿数额要合理，不能畸高或畸低；不能有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人格尊严等非法内容。司法机关发现协议违法或显失公平的，应当不予确认，要求当事人重新协商。

和解协议对刑事责任追究有重要影响，但不能直接免除刑事责任。达成和解协议并切实履行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公安机关可以作出不予治安处罚或从轻处罚决定；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提出从宽处罚建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从宽处罚，符合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对于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即使达成和解，也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只是在量刑时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情节。

一些地方探索和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协议效力。法院经审查认为协议合法有效的，出具确认书。经确认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做法增强了协议的约束力，有效防止反悔毁约。

某基层法院建立和解协议履行跟踪机制。和解案件结案后，由专门人员定期回访，了解协议履行情况。发现履行不到位的，及时督促；拒不履行的，告知被害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或重新提起诉讼。该院三年跟踪回访和解案件152件，协议完全履行率达93%，被害方满意度达91%。

和解协议还涉及保密问题。和解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会谈到一些隐私信息、家庭情况等敏感内容。这些信息不得泄露，以保护当事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有的地方在和解规则中明确保密条款，要求参与人员对和解过程保密，协议内容除涉及公共利益外不得公开。

赔偿与谅解

赔偿和谅解是刑事和解的两个核心要素。赔偿是加害方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谅解是被害方对和解诚意的认可。两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和解的实质内容。

赔偿不仅是经济补偿，更是责任承担的象征。未成年人犯罪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如医疗费、财产损失等，有具体数额，比较好确定。间接损失如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评估。

在未成年人案件中，赔偿能力往往有限。十几岁的孩子没有收入来源，赔偿款主要由父母承担。有的家庭经济困难，拿不出巨额赔偿。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赔不起就否定和解可能。司法机关会综合考量，在被害方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有的采取分期支付方式，减轻一次性支付压力；有的由司法救助资金先行垫付，再由加害方分期偿还；还有的通过公益服务、义务劳动等方式进行象征性补偿。

某贫困地区检察院办理一起盗窃案。十六岁的小陈因家境贫寒，盗窃村民家中财物价值5000元。案发后，小陈母亲含泪表示愿意赔偿，但家中实在拿不出钱。被害人看到小陈家的困境，也动了恻隐之心。检察官多次协调，最终达成协议：小陈母亲先支付2000元，剩余款项两年内分期支付；小陈利用假期到被害人家帮忙干农活，以劳抵偿。被害人表示谅解，检察院对小陈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内，小陈认真完成学业，多次到被害人家干活，赔偿款也按期支付。这个案例说明，只要有诚意，经济困难不是和解的障碍。

谅解是被害方对加害方悔罪态度和赔偿行为的认可，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谅解不能强迫，也不能用金钱简单换取。真正的谅解基于加害方的真诚悔罪、积极赔偿、切实改正。

获得谅解的关键是真诚。有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态度傲慢，机械地道个歉、赔点钱就完事，这种敷衍很难得到谅解。有的未成年人真心悔过，流着泪向被害人道歉，承诺一定改正错误，家长也恳切表态加强教育，这种真诚往往能打动被害人。

谅解不等于遗忘。被害人谅解了加害人，不意味着伤害可以一笔勾销。特别是对身体伤害、精神创伤，往往需要长期恢复。司法机关在促成和解时，要尊重被害人的感受节奏，不能为了结案而催促表态。有的被害人当时同意和解，事后又反悔，这种情况也要理解和妥善处理。

某地法院在和解工作中引入心理咨询师。对受到严重伤害的被害人，在和解前后提供心理辅导，帮助其疏解情绪、修复创伤。对未成年加害人，也进行心理干预，引导其真正认识错误、形成悔罪意识。这种做法提升了和解的深度和质量，促成的和解更加真实可靠。

赔偿与谅解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金钱交易。赔偿是诚意的体现，谅解是修复的结果。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司法实践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强调赔偿，忽视情感修复，把和解变成“花钱买刑”；二是只重视谅解，轻视赔偿，损害被害人合法权益。正确的做法是，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通过真诚沟通促进理解，通过合理赔偿弥补损失，通过有效帮教防止再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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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修复机制

恢复性司法不仅要修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还要修复犯罪对社区造成的伤害，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社区修复机制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建立的。它将社区作为司法的重要场域，动员社区资源参与未成年人帮教改造，在社区环境中完成行为矫正和社会融入。

社区是青少年生活的主要空间。家庭、学校、朋友圈都在社区范围内，社区环境对青少年成长有直接影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最终要回到社区生活。如果社区排斥他们、给他们贴标签，融入就很困难；如果社区接纳他们、帮助他们，新生就有希望。

社区修复强调多元主体参与。街道、居委会、业委会、社区民警、社工、志愿者、爱心企业等都可以成为帮教力量。他们了解社区情况，掌握青少年动态，工作方式灵活，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将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构建起“社区大家庭”式的帮教网络。

加拿大的社区司法论坛、澳大利亚的社区会议，都通过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共同商讨如何帮助违法青少年改正错误、回归社会。中国结合实际，探索了社区矫正、社会观护、志愿帮教等多种社区修复模式。

监管帮扶

监管帮扶是社区修复的核心内容。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的涉罪未成年人，以及刑满释放回归社区的青少年，都需要进行监管帮扶，确保他们不再犯罪、顺利融入。

社区矫正是监管帮扶的主要形式。根据社区矫正法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未成年犯，由社区矫正机构在社区内执行刑罚，进行教育矫治。这改变了过去一律监禁的做法，让未成年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接受改造，保持家庭联系、继续学习就业，更有利于回归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年龄、心理特点、发育需要、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家庭监护教育条件等情况，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应当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不得歧视。”

社区矫正包括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两方面。监督管理方面，未成年矫正对象要定期报告活动情况，接受走访、检查，不得擅自离开居住地，遵守相关规定。教育帮扶方面，社区矫正机构组织开展思想教育、法律常识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开展社会适应性训练，帮助他们改正不良行为、树立正确观念、掌握生存技能。

某市社区矫正中心创新“三位一体”帮教模式。对每名未成年矫正对象，配备社区矫正工作者、专职社工和志愿者三类帮教人员。矫正工作者负责监督管理，社工负责专业辅导，志愿者负责日常陪伴。三方定期沟通，形成工作合力。该模式实施两年，未成年矫正对象零脱管、零再犯，就学就业率达85%。

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的帮教也属于社区修复范畴。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会委托社区矫正机构、社工机构或有关社会组织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考察和教育帮扶。考验期一般为六个月到一年，期间要求其遵守相关规定，定期报告情况，接受矫治教育，完成公益服务。

某区检察院探索“检察官+社工+家长”三方联动帮教。检察官负责法律监督，每月至少见面一次，了解表现情况；社工负责专业帮扶，制定个性化方案，开展心理辅导、行为矫正；家长负责日常监护，配合完成帮教任务。三方定期召开联席会，研判进展情况，调整帮教措施。这种精细化帮教取得明显成效，该院附条件不起诉对象全部顺利通过考验期，无一人违规或再犯。

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同样重要。未成年犯服刑期满回到社区，往往面临就学就业困难、社会歧视、心理失衡等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帮助，容易重新犯罪。建立刑满释放人员衔接机制，做好教育、就业、生活、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工作，是社区修复的应有之义。

某街道建立“阳光驿站”，专门帮扶刑满释放的青少年。驿站整合公共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社会救助、法律援助等资源，为他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联系爱心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协调教育部门，帮助继续完成学业。驿站成立三年，帮助38名刑满释放青少年重新就业或复学，再犯罪率为零。

监管帮扶强调宽严相济。对遵守规定、表现良好的，给予表扬鼓励，适当放宽限制；对违反规定、不思悔改的，依法采取警告、训诫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撤销缓刑、假释或提起公诉。这种奖惩结合的方式，既体现了严格要求，又避免了“一管就死”。

志愿者队伍

志愿者队伍是社区修复的重要力量。相比司法人员和专业社工，志愿者来自社会各界，有的是教师、律师、医生，有的是企业家、退休干部、大学生，他们以热心公益的情怀参与青少年帮教，带来了多元视角和丰富资源。

建设专业化的青少年司法志愿者队伍，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一些地方成立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者协会、志愿者联盟等组织，吸纳有专业背景、有爱心热情的人士加入。对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讲解青少年司法政策、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帮教工作方法等，提升服务能力。建立志愿者管理制度，明确权利义务、工作流程、保密要求等，确保志愿服务规范有序。

志愿者在帮教工作中发挥多方面作用。一是陪伴倾听。很多涉罪未成年人内心孤独、缺乏关爱，志愿者的陪伴和倾听，能给他们温暖和支持。二是技能传授。有的志愿者是技术能手，教孩子学习一技之长，增强就业能力。三是资源链接。志愿者利用自身资源，帮助联系学校、企业，解决就学就业问题。四是监督激励。志愿者定期回访，督促完成帮教任务，鼓励积极向上。

某市法院的“爱心妈妈”志愿者团队在全国有影响。团队由热心公益的女性组成，她们与失足女孩结对帮扶，以母亲般的关怀感化孩子。定期到看守所、少管所探望，带去生活用品和精神鼓励；刑满释放后，帮助解决住宿、就业问题，陪伴度过最困难时期。十年来，“爱心妈妈”帮扶180多名失足女孩，无一人再犯罪，多数已成家立业。

大学生志愿者也是重要力量。他们年龄与涉罪未成年人接近，容易沟通交流。一些高校成立青少年司法社工专业或志愿服务社团，在老师指导下参与帮教实践。某政法大学的“青禾计划”，每年组织学生志愿者与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一对一”结对，定期见面交流，分享学习生活经验，帮助他们树立信心。这种朋辈帮扶效果很好，不少涉罪未成年人在志愿者带动下重新走上正轨。

企业志愿者提供就业帮扶。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愿意接纳刑满释放的青少年，给他们就业机会。企业不仅提供岗位，还安排师傅带徒弟、开展技能培训、创造良好工作环境。某餐饮企业专门设立“新生岗位”，每年招收十几名刑满释放青少年当学徒，从后厨帮工做起，逐步培养成厨师。企业负责人说：“这些孩子犯过错，但不能一辈子被钉在耻辱柱上。给他们机会，他们会比普通人更珍惜、更努力。”该企业帮扶的青少年中，已有多人成长为业务骨干，有的还获得技术能手称号。

志愿服务也面临一些问题。志愿者队伍不稳定，有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难以持续；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凭热情做事，缺乏科学方法；权益保障不到位，志愿者付出时间精力，却没有相应激励机制。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招募、培训、管理、激励制度，让志愿服务更加专业化、规范化、长效化。

修复性对话

修复性对话是社区修复的重要方法。它不同于传统的说教和训诫，而是通过平等对话、真诚交流，让涉罪未成年人认识到行为对他人、对社区造成的伤害，激发内心的悔意和改变的动力。

修复性对话强调参与性。对话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交流。涉罪未成年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困惑，倾诉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被害人可以讲述受到的伤害和感受，提出诉求和期望；社区代表可以传达社区对事件的看法，表明接纳和支持的态度。通过充分表达和倾听，各方增进理解，寻找共识。

对话需要专业技巧。主持人要营造安全信任的氛围，让各方放下戒备，敞开心扉。要善于倾听，捕捉情绪变化，及时回应关切。要引导思考，通过提问启发当事人反思行为、理解感受、承担责任。要促进共情，让加害人站在被害人角度感受伤害，让被害人理解加害人的成长困境。

某少年法庭探索“修复性司法圈”。在一个安静舒适的房间，围坐成圆圈，包括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被害人及其家属、社区代表、社工、法官等。法官简要说明案情后，请涉罪未成年人讲述事情经过和内心感受。十六岁的小张因网络游戏纠纷与网友发生争执，冲动之下约架斗殴，将对方打伤。在对话中，小张低头流泪，说自己当时脑子一热，根本没想后果，现在特别后悔，看到对方受伤，自己心里也很难受。

被害人小刘讲述了受伤后的痛苦，住院治疗一个月，学习落下很多，心理也受到创伤，一度不敢出门。小刘母亲更是泣不成声，说孩子受这么大罪，当妈的心如刀绞。小张母亲听了也哭了，向小刘一家深深鞠躬道歉，说都是自己没教育好孩子，害了别人家，一定承担责任。

社区民警作为社区代表发言，说小张从小在社区长大，以前是个好孩子，这次犯错大家都很痛心。社区愿意帮助他改正错误，也希望他能吸取教训，不再做错事。社工从专业角度分析了小张走上歧途的原因，认为缺乏父母关爱、沉迷网络游戏、朋辈影响等因素交织，导致行为失控。建议对小张进行心理疏导、行为矫正，帮助他培养自控能力，远离不良朋友。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小张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深刻认识，小刘一家的怒气也逐渐消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小张家赔偿各项损失，小张写下悔过书，承诺好好改造。法院综合考虑，对小张判处缓刑，交由社区矫正。半年后回访，小张在社区矫正期间表现良好，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成绩有明显进步，小刘的伤也完全康复，两家人的关系逐渐缓和。

修复性对话也应用于社区会议。针对在社区内引起较大影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事件，可以召开社区会议，邀请涉罪未成年人、受影响的居民、社区组织代表等参加，共同讨论如何修复伤害、防止再犯。会议给了社区表达关切的机会，也让涉罪未成年人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影响，增强责任意识。

某社区发生青少年团伙盗窃案，几个少年多次入室盗窃，居民人心惶惶。案件破获后，社区召开修复性会议。涉案少年当面向居民道歉，承诺归还财物、赔偿损失，保证不再犯罪。居民代表表达了愤怒和失望，也提出希望给孩子改正机会。社区表示将加强管理，组织志愿者帮扶涉案少年，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会议形成决议，涉案少年除承担法律责任外，还要参加社区公益服务，到居民家中帮忙做事，用实际行动弥补过错。这种处理方式既惩戒了犯罪，又修复了社区关系，获得居民认可。

修复性对话还应用于家庭关系修复。很多青少年犯罪与家庭问题密切相关。父母关系不和、家庭暴力、缺乏关爱等，都可能导致孩子行为偏差。在帮教过程中，开展家庭修复性对话，让父母和孩子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改善家庭关系，是预防再犯的重要环节。

某社工机构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帮教中，发现不少涉罪未成年人与父母关系紧张。社工组织家庭修复性对话，在社工引导下，孩子讲述对父母的不满和期望，父母反思教育方式的问题。通过对话，父母认识到过去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伤害了孩子，孩子也理解了父母的不易和关爱。双方约定改进沟通方式，共同努力改善关系。后续跟踪显示，参加家庭修复性对话的涉罪未成年人，家庭关系明显改善，遵规守纪情况更好。

修复性对话的核心是“对话”而非“审判”。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平等真诚的交流；不是片面的责备，而是多元的理解；不是冰冷的定罪，而是温暖的修复。这种方法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精髓，也展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在青少年司法领域推广修复性对话，既是制度创新，更是理念进步，为失足少年点亮希望之灯。

恢复性司法是青少年司法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超越了传统刑事司法的局限，将惩罚与教育、权利保护与关系修复、制度规范与人文关怀有机统一。中国在恢复性司法领域的探索，既传承了传统调解文化的智慧，又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未来，随着理念不断深化、制度不断完善、实践不断丰富，恢复性司法必将在青少年保护中发挥更大作用。让每一个失足的少年都能得到真正的挽救，让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能得到真正的抚慰，让每一个破裂的关系都能得到真正的修复，这是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