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入

二十岁的小林站在职业介绍所的门口，手里攥着刚刚填好的求职登记表。他曾经因盗窃在少年管教所待了两年，出来后完成了高中学业，现在想找一份正式工作。面试进行得很顺利，用人单位对他的技能和态度都很满意。可当人事经理例行询问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时，小林犹豫了。说实话，可能立刻失去这个机会；隐瞒，却违背了诚信原则，日后被发现还会更加麻烦。那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

社会融入是失足青少年重新开始的关键一步，也是整个司法保护体系能否真正实现教育挽救目标的最终检验。再好的教育矫治，如果没有顺畅的回归通道，都可能前功尽弃。许多经过矫治的青少年在走出管教机构、完成社区矫正后，面对的不是温暖的接纳，而是冷漠的排斥。就业歧视、教育中断、社会保障脱节，这些障碍让他们难以融入正常生活，有些人甚至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社会融入不仅是个人的事，更是社会的责任。从制度层面，需要建立完善的就业扶持、教育衔接、社会保障体系；从观念层面，需要消除歧视标签，给予这些年轻人第二次机会。近年来，记录封存、就业保护、技能培训等方面有了不少探索，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不只是技术性的制度设计问题，更涉及深层次的社会心态。当一个犯过错的孩子想要重新开始，社会是否真正准备好接纳他？当保护个人隐私与维护公共安全产生张力时，如何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当企业面对曾经失足的求职者，能否给予公平的评价机会？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着社会融入能否真正实现。

有效的社会融入支持体系能够显著降低再犯率。那些得到持续关注、获得就业技能、建立稳定社会关系的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相反，如果回归后缺乏支持，面临排斥和困境，再犯风险就会急剧上升。社会融入不仅关系到个体命运，也关系到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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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挑战

从封闭的管教机构或严格的社区矫正，到开放自由的社会生活，这个转变对任何青少年来说都不容易。他们需要面对全新的环境、重建人际关系、适应社会规则，同时还要克服内心的自卑和不安。这个关键的过渡期，往往决定着整个回归进程的成败。

许多青少年在矫治期间表现良好，积极配合教育改造，但一旦回到社会，却感到强烈的不适应。监管环境下养成的依赖心理、与外界脱节的生活习惯、缺失的社会技能，都成为融入社会的障碍。有些人无法独立处理日常事务，有些人不知道如何与人正常交往，有些人面对挫折就想逃避。这种适应不良如果得不到及时帮助，很容易导致回归失败。

过渡期的支持不能等到回归那一刻才开始，而应该从矫治后期就着手准备。逐步扩大活动范围、安排社会实践、进行回归教育、联系社区资源，这些提前的准备工作能够让过渡更加平稳。同时，回归后的前六个月是最关键的窗口期，需要密集的跟踪帮扶和及时的干预支持。

就业准入障碍

十九岁的张强从管教所出来已经半年了，投出去的简历不下三十份，却没有一家单位录用他。有些单位一听说他有过失足经历，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有些单位面试后表示考虑，但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只能找一些门槛较低的工作，可这些岗位竞争激烈，用人单位更倾向于选择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聘者。

就业是社会融入的基础，没有稳定的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就难以独立生活，回归就无从谈起。但现实中，曾经失足的青少年在就业市场上面临严重的歧视和排斥。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会进行背景调查，一旦发现有犯罪记录，往往直接拒绝。金融、教育、公务员等行业，明确限制有犯罪前科人员进入。这种准入障碍让许多青少年的就业选择空间非常狭窄。

用人单位的顾虑不难理解。他们担心录用有前科的人员会带来安全风险，影响企业声誉，增加管理成本。特别是对于需要接触财物、接触未成年人或涉及公共安全的岗位，用人单位的谨慎态度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这种一刀切的排斥政策没有给这些青少年任何机会，也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异和改造的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对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当在其回归社会前对其进行必要的帮教。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法律虽然规定了帮教义务，但对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缺乏具体的制度安排。一些地方尝试建立企业吸纳激励机制，对录用失足青少年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社保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有一些地方建立了专门的就业基地，为回归青少年提供过渡性就业机会，帮助他们积累工作经验，重建就业信心。

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公益机构专门为失足青少年提供职业介绍、面试辅导、就业跟踪等服务，与愿意接纳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搭建供需对接的桥梁。有的机构还开办社会企业，专门招收这些青少年，在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进行技能培训和心理支持。

小林最终在一家社会企业找到了工作，这家企业专门生产手工艺品，员工中有不少曾经失足的年轻人。老板告诉他：“我相信每个人都值得第二次机会。只要你肯努力，过去的错误不应该成为你一辈子的包袱。”这句话让小林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不仅学会了技术，还存下了一笔钱，更重要的是，找回了自信和尊严。

但这样的机会毕竟有限。大多数回归青少年仍然要靠自己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寻找机会。他们需要的不是永久的特殊照顾，而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制、社会观念的转变，这些都是解决就业准入障碍的根本途径。

社会保障衔接

社会保障是社会融入的安全网。对于回归的青少年来说，能否顺利衔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基本生存和稳定融入。但许多人在这方面遇到困难。

十八岁的小雨从专门学校回到户籍所在地，却发现自己的医保已经停了。原来离开前没有及时办理手续，回来后又不知道该找谁。她患有哮喘，需要定期买药，没有医保，每次看病都要自费，经济压力很大。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帮她补办了医保手续，还为她申请了困难补助，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社会保障衔接困难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回归青少年不了解政策规定和办理流程，相关部门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二是制度设计不够细致，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衔接机制缺乏专门规定；三是协调机制不畅，司法机关、民政部门、社保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对接不够。

矫治机构在办理释放或解除手续时，应当主动与当地民政、人社部门对接，帮助回归人员做好社保衔接。对于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对于家庭困难的，协助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帮扶措施；对于缺乏监护的，落实监护责任或提供替代照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及时受理、转介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鼓励和支持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参与建设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平台、服务热线、服务站点，提供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咨询、帮助。”

社会保障不只是经济帮扶，还包括住房保障、法律援助、心理支持等多方面内容。有些回归青少年家庭关系破裂，无法回到原生家庭，需要过渡性住房安置；有些人在回归过程中遇到法律纠纷，需要法律援助；有些人心理创伤严重，需要专业心理咨询。这些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成为回归路上的绊脚石。

一些地方建立了“一站式”服务窗口，整合民政、人社、司法、卫健等部门资源，为回归青少年提供综合性服务。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咨询政策、办理手续、获得帮助，大大简化了流程，提高了效率。还有一些地方建立了个案管理制度，为每个回归青少年指定一名个案管理员，负责评估需求、协调资源、跟踪服务，确保各项保障措施落到实处。

十九岁的阿强在回归前就得到了系统的帮助。社工提前联系了他户籍所在地的社区，了解家庭情况和社区资源，制定了详细的回归计划。回来当天，社区就为他办理了医保，联系了职业培训机构，还安排他参加社区志愿服务。这种无缝衔接的服务让阿强感到，自己不是被抛弃的，而是被关心的。

社会保障衔接看似是技术性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制度的温度。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不会让任何一个回归的孩子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陷入困境。

独立生活培养

二十岁的小明从管教所出来时，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管理钱财，甚至连银行卡都不会用。在管教所里一切都有人安排，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不需要操心。回到社会后，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他感到无所适从。有一次买东西被骗，损失了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差点连饭都吃不上。

独立生活能力是社会融入的基础。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但许多回归青少年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们有的从小被过度保护，有的长期处于管控环境，有的缺乏正常的成长经历，导致生活技能严重不足。

独立生活能力包括很多方面：日常自理能力，如做饭、洗衣、整理房间；财务管理能力，如记账、储蓄、合理消费；人际交往能力，如与人沟通、处理矛盾、建立关系；问题解决能力，如应对困难、寻求帮助、做出决策；时间管理能力，如规划作息、安排任务、遵守约定。这些看似简单的技能，实际上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矫治机构应当把独立生活能力培养纳入教育改造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等到回归前才匆忙补课。在日常管理中，可以逐步增加自主空间，让他们学会自己安排生活；开设生活技能课程，教授做饭、理财、求职等实用知识；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在真实情境中锻炼能力；建立模拟社区，让他们在接近真实的环境中演练回归后的生活。

一些先进的管教所建立了“过渡宿舍”制度。即将回归的青少年可以搬到相对开放的宿舍区，这里的管理更加宽松，更接近社会生活。他们需要自己打理生活，自己安排时间，自己处理问题，管教干部只是在旁边指导和帮助。通过这种渐进式的过渡，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回归后的独立生活。

回归后的社区支持同样重要。社区可以为回归青少年提供“生活导师”，由有经验的成年人担任，定期与他们交流，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生活导师不是监管者，而是朋友和顾问，在他们迷茫时给予指引，在他们困难时提供帮助，在他们成功时表示鼓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对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有关人员进行帮助教育。”

社会组织开发了许多针对性的生活技能培训项目。有的机构开办“独立生活训练营”，组织回归青少年集中学习和实践各种生活技能；有的机构提供“陪伴式服务”，社工定期上门，手把手教授生活技巧；有的机构建立“同伴互助小组”，让回归青少年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成长。

小明在社工的帮助下，慢慢掌握了基本的生活技能。社工每周来看他一次，教他做简单的饭菜，教他如何规划开支，教他遇到问题找谁求助。小明还加入了一个互助小组，里面都是和他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大家一起分享经验，互相鼓励，慢慢地，他不再感到孤单和无助。半年后，小明已经能够独立生活了，还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和持续的支持。但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只有真正具备独立生活能力，一个人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才能避免再次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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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前科与排斥

犯罪记录像一个隐形的标签，贴在每个失足青少年身上。即使他们已经接受了惩罚，完成了改造，这个标签依然存在，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业被拒、升学受阻、社交孤立，甚至连租房、办证都会遇到障碍。这种持续的排斥不仅剥夺了他们正常生活的机会，也在心理上形成巨大压力，有些人因此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犯罪记录制度本身有其必要性。它为司法机关提供了重要的执法参考，有助于识别累犯和惯犯；它也为某些特殊行业提供了背景审查依据，保护公共安全和特殊群体利益。但问题在于，现有制度往往缺乏细致的区分，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使用缺乏限制，导致过度的社会排斥。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与成年人有所区别。鉴于未成年人的可塑性和较低的人身危险性，对他们的犯罪记录应当严格保密，限制查询使用范围，在一定期限后自动消除或封存。这样既能保护社会安全，又能给失足青少年真正的第二次机会。这方面有了积极探索，但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就业歧视困境

二十一岁的刘洋应聘一家物流公司的仓库管理员。面试表现出色，用人单位很满意，已经口头承诺录用。但在提交入职材料时，公司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刘洋犹豫再三，还是如实说明了自己十六岁时因盗窃被判缓刑的经历。第二天，公司通知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予录用。

就业歧视是犯罪记录带来的最直接、最普遍的问题。用人单位基于各种考虑，往往不愿意录用有前科的人员。有的是担心风险，有的是顾虑形象，有的是制度规定，还有的是简单的偏见。对于失足青少年来说，这种歧视尤其不公平，因为他们往往是一时冲动犯错，已经接受了惩罚和教育，完全有能力改过自新。

法律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在实践中效果有限。一方面，封存不等于消除，司法机关、有关部门在一定情况下仍然可以查询；另一方面，封存的范围和程序不够明确，执行不够到位，有些信息仍然会泄露。更重要的是，许多用人单位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应聘者的背景，即使没有正式的犯罪记录证明，也能获知相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这一规定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基本框架，但仍有不少问题。什么是“有关单位”、什么是“国家规定”、如何确保保密，这些关键问题都不够明确。实践中，有些单位以各种理由要求查询，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对查询申请把关不严，有些经手人员保密意识不强，导致封存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

一些地方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明确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需要进行入职审查的特殊行业外，任何单位不得要求应聘者提供犯罪记录证明，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调查其犯罪记录。对于违反规定的用人单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这种做法从源头上减少了就业歧视的可能。

还有一些地方探索建立“有限期记录”制度。对于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再犯罪，其犯罪记录自动失效，相当于从未有过。这样既保留了必要的考察期，又给予了真正的新开始。被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五年内未再犯罪的，记录自动消除；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刑罚的，十年内未再犯罪的，记录自动消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社会组织也在努力改变就业歧视的现状。一些机构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公平机会雇主”认证，鼓励企业公开承诺不因前科歧视应聘者，而是基于能力和表现做出录用决定。这些企业会获得社会认可和政策支持，形成正向激励。还有一些机构开展反歧视宣传，通过案例分享、数据展示，让公众了解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的真实情况，消除偏见和恐惧。

刘洋后来在一家愿意给机会的企业找到了工作。老板在了解他的情况后说：“我看重的是你现在的能力和态度，而不是过去的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能不能改正。”这句话让刘洋非常感动。他在这里工作得很努力，很快就成为业务骨干，还带出了好几个徒弟。三年后，他已经成为车间主任，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就业歧视的消除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观念的转变、企业责任的担当、个人努力的持续。但方向是明确的：建立的是一个既保护社会安全，又给予改过机会的制度；是一个既有所限制，又充满温情的社会。

隐私保护平衡

二十岁的小慧曾经因为参与校园欺凌被送进专门学校。回归后，她努力学习，考上了一所职业学院。本以为可以开始新生活，没想到有同学不知从哪里得知了她的过去，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一时间成为全校议论的焦点。小慧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几次想要退学。幸好辅导员及时发现，对她进行了心理疏导，还在班级开展教育，事情才慢慢平息。

隐私保护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核心。如果一个人的失足经历被公开传播，就等于给他贴上了永久的标签，无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过去的阴影。这不仅侵犯了他的隐私权，也剥夺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但在信息时代，隐私保护面临巨大挑战。

信息传播的便利性使得隐私泄露风险大增。过去一个人的失足经历可能只在小范围内知晓，搬到新地方就能重新开始。现在，信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一次曝光可能被永久记录，成为难以消除的数字痕迹。有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不负责任地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虽然隐去了姓名，但通过学校、年龄、案情等信息，很容易被人识别出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非法删除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或者其他网络通讯内容。除下列情形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或者其他网络通讯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法律明确禁止披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关信息，但执行不够到位。一些自媒体缺乏法律意识和职业操守，为了流量不择手段。即使事后删除，信息已经被大量转发传播，造成的伤害难以挽回。对于这种侵权行为，应当加大惩处力度，既要追究发布者的法律责任，也要督促平台履行管理义务。

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在办理涉及失足青少年的事务时，也要严格保密。案件材料要妥善保管，不得泄露；询问笔录、社会调查报告等文书要注意保护隐私；在需要与其他部门协调时，尽量采用代号或编码，避免直接暴露身份信息。工作人员要签署保密承诺，对泄密行为严肃问责。

但隐私保护不是绝对的，需要与其他利益进行平衡。对于某些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如教师、医护人员、金融从业者等，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是合理的，以保护特定群体的安全和利益。关键是要建立严格的查询程序和使用规范，确保信息只在必要范围内、以必要方式、为必要目的使用，并且查询结果严格保密，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一些地方建立了分级查询制度。对于一般的就业、升学、办证等事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查询犯罪记录；对于法律明确规定需要审查的特殊行业，可以通过规定程序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但只提供“有”或“无”的结论性意见，不提供具体案情；对于司法机关办案需要，可以查询完整记录，但要严格限于办案使用。这种设计既保护了隐私，又兼顾了必要的安全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隐私保护还需要社会观念的支持。一个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个人的过去，特别是那些已经为错误付出代价、正在努力改过的人。不应该以道德审判的姿态去挖掘和传播他人的失足经历，而应该给予理解和包容，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小慧在辅导员的帮助下，逐渐走出了阴影。她也学会了如何面对过去，既不刻意隐瞒，也不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她用优异的成绩和积极的表现，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尊重。毕业时，她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坦然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成长，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消除歧视机制

二十二岁的王磊从管教所出来已经四年了。这四年里，他完成了高中学业，学会了一门手艺，找到了稳定工作，还谈了女朋友。生活本该越来越好，但前科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交往一年多的女友知道他的过去后，家里人坚决反对，两人最终分手。这件事对王磊打击很大，他感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过去的错误都像一道过不去的坎。

社会歧视不仅体现在就业、教育等具体领域，更体现在人们的态度和观念中。许多人对失足青少年怀有偏见和恐惧，认为他们本性不好、难以改造、容易再犯，因此在交往中保持距离，在评价时戴有色眼镜。这种隐性的歧视或许比显性的排斥更伤人，因为它无处不在、难以申辩。

消除社会歧视，首先需要正确的价值引导。要让公众认识到，犯罪是行为而非身份，失足青少年不是“坏人”而是“犯了错的孩子”。他们的可塑性强，改造效果好，绝大多数人经过教育矫治都能重新做人。社会应当给予他们机会和支持，而不是永久的排斥和抛弃。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社会安全的需要，因为接纳和帮助能够降低再犯风险，排斥和歧视反而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媒体在消除歧视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要加强正面宣传，多报道失足青少年成功回归的案例，展现他们的努力和改变，让公众看到他们积极向上的一面。要避免猎奇式、污名化的报道，不要过度渲染犯罪细节，不要给失足青少年贴上“问题少年”、“潜在罪犯”等标签。要传播科学的犯罪学知识，帮助公众理性看待青少年犯罪问题。

教育系统要开展反歧视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就培养学生的包容意识和同理心，让他们理解每个人都可能犯错，重要的是能否改正。对于班级中有失足经历的学生，教师要给予特别关注和保护，既不能特殊化对待引起注意，也不能放任不管导致孤立。要通过班级活动、心理辅导等方式，帮助他们融入集体，建立正常的同伴关系。

社会组织可以开展“污名去除”项目，通过组织失足青少年与普通青少年的交流活动，让双方增进了解，消除隔阂。组织夏令营、志愿服务、体育比赛等活动，在自然的互动中建立友谊。还可以邀请成功回归的青年现身说法，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悟，用真实的故事打动人心，改变偏见。

法律也要为消除歧视提供支撑。对于明显的歧视行为，如用人单位非法调查、拒绝录用，媒体违规报道、侵犯隐私，个人恶意传播、损害名誉等，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受到歧视的人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向网信部门举报、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侵权者，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消除歧视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工程。但每一个具体的进步，每一次观念的改变，每一个接纳的行为，都在推动着整个社会向更加包容、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对于失足青少年来说，这些改变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希望、更好的未来。

王磊后来参加了一个互助小组，认识了很多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认识了许多关心支持他们的志愿者。在这里，他不需要隐藏过去，不会受到歧视，大家都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他慢慢学会了接纳自己，也找回了自信。两年后，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一个善良理解的女孩。她知道他的过去，但更看重他现在的为人和对未来的态度。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王磊说，这是他曾经不敢想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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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促进措施

社会融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靠某一个方面的措施，而需要就业、教育、技能、心理、社会支持等多方面的综合施策。只有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促进体系，才能真正帮助失足青少年顺利回归社会，减少再犯风险。

有效的社会融入项目通常具有几个共同特点：早期介入，从矫治阶段就开始准备回归；个案化服务，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方案；持续性支持，回归后提供较长时间的跟踪帮助；多方参与，整合政府、社会、家庭等各方资源；注重实效，以就业稳定和不再犯罪为目标。

职业技能培训

十八岁的张亮因抢劫被判刑两年，在管教所服刑期间参加了电工培训班。他从零基础开始，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刻苦练习操作技能，两年里拿到了初级电工证和中级电工证。刑满释放后，凭借这些技能证书，他很快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师傅对他的评价很高：“这小伙子肯学肯干，技术扎实，态度也好，是个好苗子。”张亮现在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技术工人，每月收入稳定，对未来充满信心。

职业技能是就业的敲门砖，也是自食其力的根本。对于失足青少年来说，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技能，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弱。如果不能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即使回归社会也难以稳定就业，生活困难又可能走回老路。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社会融入的关键措施。

矫治机构普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培训项目陈旧，所教技能已经过时，学了也没用；有的培训流于形式，只是简单了解，达不到实际操作水平；有的培训脱离市场，所教内容与用人单位需求不匹配。真正有效的培训应当具备几个要素：面向市场需求，选择就业前景好的工种；注重实操能力，让学员真正掌握技能；颁发正规证书，得到社会认可；对接就业岗位，培训与就业直接衔接。

一些先进的管教所与职业院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引进师资、设备和课程，开展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学员在所内就能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通过国家统一的技能鉴定，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有的管教所还建立了生产车间，让学员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实习，积累工作经验。这种“教学-实训-就业”一体化的模式，大大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回归后的继续培训同样重要。许多青少年在矫治期间只能学习基础技能，回归后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人社部门应当将失足青少年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培训项目。社会组织可以开发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一些地方建立了“培训-就业联动”机制。人社部门与矫治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四方联动，在矫治期间就开展就业意向调查和职业培训，回归前组织企业到矫治机构招聘，实现培训与就业的无缝对接。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培训补贴、就业奖励、岗位补贴等激励政策，对参加培训并顺利就业的给予资金支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十九岁的小丽在专门学校学习了美容美发技术，回归后继续参加了高级美容师培训，拿到了高级证书。凭借扎实的技术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她在一家美容院站稳了脚跟，收入不断增加。后来她还开了自己的小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她说：“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职业技能培训不仅是传授技术，更是培养职业态度和工作习惯。守时、负责、团队协作、服从管理，这些职业素养同样重要。培训中要注重培养这些软技能，帮助失足青少年更好地适应职场环境，提高就业稳定性。

创业扶持政策

二十三岁的李强有一个创业梦想。他在管教所期间学习了电商运营知识，回归后想开一家网店，销售家乡的农特产品。但启动资金是个大问题，他没有积蓄，家里也拿不出钱，银行贷款又因为他的背景而被拒。正在他一筹莫展时，社区工作人员告诉他，当地有针对青年创业的扶持政策，失足青少年同样可以申请。在政府的帮助下，李强申请到了五万元的免息创业贷款，还获得了创业培训和咨询服务。他的网店现在已经做得有声有色，年销售额超过百万，还带动了几个乡亲一起创业。

创业是就业的另一种形式，对于有想法、有能力的失足青少年来说，创业不仅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还能创造社会价值，实现人生理想。但创业的门槛高、风险大，需要资金、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必要的扶持，绝大多数人难以迈出这一步。

政府部门应当将失足青少年纳入创业扶持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创业贷款、税收优惠、场地支持等方面给予倾斜。提供低息或免息的创业担保贷款，降低担保条件；减免开办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在创业园区、孵化基地为他们提供免费或低价的经营场所。这些实实在在的优惠能够降低创业成本，提高成功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应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创新生产方式，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创业培训和指导同样重要。许多失足青少年有热情但缺乏经验，不懂市场分析、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创业知识。人社部门、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应当开展专门的创业培训，邀请成功的企业家、专业的导师授课，进行系统的创业教育。社会组织可以提供“一对一”的创业辅导，为每个创业者配备导师，在创业全过程提供咨询和指导。

一些地方建立了失足青少年创业孵化基地，提供从场地、设备到培训、咨询的一条龙服务。创业者可以低成本入驻，在相对保护的环境中起步，享受专业团队的支持。基地还组织创业者之间的交流活动，分享经验，互相帮助，形成创业社区。待项目成熟稳定后，再搬出孵化基地独立经营。

创业不可能都成功，失败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建立容错机制，允许试错，提供再来的机会。对于创业失败的，不能简单地要求还款走人，而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再次创业或转向就业的机会。创业担保贷款可以设置宽限期，给予一定的缓冲时间；对于因市场原因失败、本人已尽力的，可以适当减免债务；对于有意愿再次创业的，在评估基础上可以给予再次支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落实创业培训补贴，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创业。”

就业创业是民生之本，帮助每一个有劳动能力和创业愿望的人实现自食其力，是政府的责任。失足青少年作为特殊的困难群体，更应当得到重点扶持。

二十一岁的小王在社区矫正期间学会了手机维修技术，回归后想开一家维修店。街道办事处帮他联系了一个临街的小门面，前半年免租金，后期按优惠价收租；工商部门简化了办证流程，一天就办好了营业执照；税务部门告知他可以享受三年免税政策；团委帮他联系了创业导师，定期上门指导。小王的维修店很快就打开了市场，现在生意稳定，他还在考虑开分店。他说：“政府给了我机会，我一定要好好干，不能辜负大家的帮助。”

创业扶持不能只关注启动阶段，还要注重后续发展。定期回访，了解经营状况，帮助解决困难；组织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搭建平台，促进业务合作和市场拓展。只有持续的支持，才能提高创业的存活率和发展质量。

社会组织服务

二十岁的小敏从管教所出来后，感到迷茫和孤独。家人虽然接纳了她，但彼此之间有隔阂，难以深入交流；过去的朋友都疏远了，不知道该和谁说话；找工作屡屡碰壁，对未来失去信心。就在她最低落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她加入了一个由社会组织运营的“新生计划”项目。在这里，她遇到了和她有类似经历的同伴，有了倾诉对象；遇到了关心她的社工，得到了专业帮助；参加了各种活动，生活充实起来。半年后，小敏在社工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还交到了新朋友，整个人焕然一新。

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融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政府部门相比，社会组织更加灵活、专业，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与商业机构相比，社会组织更加公益、专注，真正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中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投身失足青少年帮扶工作，形成了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运作、专业团队实施的服务模式。

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多种多样。个案服务是最基础的，为每个回归青少年配备个案工作者，评估需求，制定计划，链接资源，提供陪伴和支持。小组工作也很常见，组织有类似经历的青少年定期聚会，分享经验，互相鼓励，在集体中获得归属感和力量。社区活动能够帮助他们融入社区，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改变社区居民的偏见。还有一些组织开展专题项目，如就业服务、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家庭关系修复等，满足特定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应当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专业性是社会组织的优势。他们的工作人员通常接受过社会工作、心理学、犯罪学等专业训练，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能够准确把握服务对象的心理和需求。他们不是简单地提供物质帮助或空洞说教，而是运用专业技术，进行深入的评估、干预和支持。运用动机激发技术，帮助回归者树立改变的意愿；运用认知行为疗法，改变不良的思维模式；运用资源整合技巧，连接各方支持。

社会组织还在倡导和政策推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调研报告、政策建议、公众教育等方式，推动法律政策的完善，促进社会观念的转变。一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行业联盟，制定服务标准，交流经验方法，提升整体专业水平。还有一些组织开展创新试点，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和工作方法，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践依据。

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一部分社会融入促进工作委托给专业的社会组织承担，既能提高服务质量，又能减轻政府负担。建立稳定的资助机制，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场地、设备等支持，确保其可持续运作。加强能力建设，组织培训交流，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营造良好环境，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社会认可等方面给予社会组织更多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十五条规定：“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慈善组织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民政部门应当依法予以登记。”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制度保障。要简化登记程序，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组织能够合法开展工作。完善监管制度，既要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要确保其依法规范运作。建立评估机制，定期对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资金使用、社会效益进行评估，优胜劣汰，促进健康发展。

小敏后来成为“新生计划”的志愿者，用自己的经历帮助其他回归的青少年。她说：“当初社工姐姐帮助了我，现在我也想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我懂得他们的感受，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希望能够陪伴更多的人走过这段艰难的路。”这种“助人自助”的理念，正是社会工作的精髓，也是社会组织服务的价值所在。

社会融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回归那一刻就结束了，而是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支持。有的人可能需要一两年的帮助，有的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社会组织以其持续性、专业性、温暖度，为失足青少年的回归之路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成为社会融入促进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社会融入是失足青少年重新开始的关键一步，也是整个司法保护体系成效的最终体现。只有真正实现了社会融入，教育矫治才有意义，司法保护才算完成。这需要制度的完善、政策的支持、社会的接纳、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树立这样的共识：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未来，每一个改过的人都应该获得机会。当为失足青少年打开回归社会的大门，其实也在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