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障碍中的情绪调节

近年来,情绪调节已成为焦虑障碍研究的核心议题。大量针对焦虑障碍患者的行为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揭示:情绪调节在焦虑障碍的发展、表现和治疗中起着关键作用。

当前研究聚焦于几个关键问题:焦虑障碍患者使用哪些具体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如何?效果怎样?这些策略与焦虑症状的发展和维持存在何种关系?

要理解焦虑患者的情绪调节模式,需要将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中——焦虑障碍本身的基本情绪加工特点。焦虑症患者通常表现出更强的情绪反应性,注意力易被威胁性信息吸引,且普遍将情绪体验视为负面的而试图回避。这些特点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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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界定

什么是情绪

情绪是一种多层面的现象,包括主观体验、生理变化和行为倾向。深夜独行时突然听到身后脚步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肌肉紧绷,脑海闪过各种念头,双腿准备逃跑——这就是恐惧情绪的完整体现。

情绪的触发可以是外部或内部刺激,关键在于这些刺激对个体的生存、幸福或其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真正的危险情境中,恐惧激活的交感神经系统和逃跑冲动能帮助我们保命。

但焦虑障碍的定义特征恰恰是情绪的过度性。这种过度带来双重困扰:主观上的痛苦煎熬,包括强烈情绪、灾难性想法和不适的身体感觉;功能上的适应不良,形成极端回避模式,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什么是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指能够影响情绪的发生、强度、持续时间和表达方式的过程。这些过程可以让情绪上调或下调,可针对积极或消极情绪,存在从自动化到需要努力的连续体。

虽然各种形式的情绪调节都与焦虑障碍相关,但我们主要关注对消极情绪的费力下调。这基于焦虑障碍的典型表现——主要以过度的消极情绪如恐惧和焦虑为特征,也反映了目前研究聚焦于少数几种需要努力的情绪调节策略。

适应性与非适应性调节

非适应性策略要么无法减少不想要的情绪反应,要么虽能短期缓解急性情绪,但代价超过收益。这可通过主观报告、生理唤醒、行为数据或脑成像数据来判断。

适应性策略能促进两方面效果:减少主观痛苦、生理唤醒、适应不良行为,或降低情绪生成脑区的激活;保持个体追求短期和长期重要目标的能力。有效的情绪调节涉及选择合适策略,并根据情境需求灵活应用。

高三学生小张面对高考压力,采用逃避策略——玩游戏、刷短视频分散注意力,这虽能短暂缓解焦虑,但长期会影响学习,加重焦虑。而小李面对同样压力,将焦虑重新理解为动力,合理安排学习时间,适当运动放松,这种方式虽不能完全消除焦虑,但能维持正常学习功能,这就是适应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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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焦虑障碍的理论框架

三重脆弱性模型

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理论认为,焦虑障碍源于三重脆弱性的叠加:

1. 第一重:普遍性生物脆弱性 —— 个体在情绪反应性上有更高倾向。

2. 第二重:普遍性心理脆弱性 —— 源于早期发展经历,这些经历让人产生世界不可控、不可预测、充满威胁的感觉。这两重脆弱性构成精神病理学的素质基础。

3. 第三重:特定脆弱性 —— 当前两重素质遇到生活压力和特定学习经验时,焦虑症状可能出现。最终表现为哪种具体诊断类型,取决于将素质聚焦到特定情境的学习经历。对社交评价的担忧形成社交焦虑障碍,对身体感觉的恐惧形成惊恐障碍。

从小在过度保护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心理脆弱性),天生敏感易紧张(生物脆弱性),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出丑(特定脆弱性),三重因素叠加,可能发展出社交焦虑障碍,对社交场合产生过度恐惧和回避。

不同焦虑诊断类型实际上是三重脆弱性汇聚的不同终点。但在每种具体障碍的核心,都有一个共同倾向:体验强烈情绪,将这些情绪视为威胁性或不想要的,从而努力减少或回避这种厌恶的情绪体验。

神经生物学证据

神经生物学研究广泛支持焦虑和相关情绪障碍存在普遍性生物脆弱性。特定基因多态性与焦虑相关特质有关联,并会与压力源相互作用,预测焦虑敏感性及情绪障碍症状的发作。这些基因发现已与焦虑障碍的神经模型联系起来。

更重要的是,涉及情绪生成的边缘系统结构过度激活,同时这些结构的抑制性皮层控制减弱,这种模式在各种焦虑障碍中都有发现。焦虑症患者的大脑就像一辆刹车不灵的车,情绪的油门很容易踩到底,但理性的刹车系统却力不从心。

心理脆弱性的支持证据

心理层面的脆弱性也得到充分实证支持。焦虑个体持续表现出对消极或威胁性线索的注意偏向,以及难以从消极刺激中脱离注意。这些认知偏向已被证明能预测应激后焦虑症状的升高。

此外,反映对痛苦、身体感觉和其他类型不适忍受力降低的特质,与一系列焦虑和情绪障碍相关,在某些情况下还能预测应激后焦虑障碍的发作,或在一段时间内中介焦虑症状的变化。

有些人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特别低,任何不确定的事情都让他们焦虑不安。疫情期间,这类人可能反复查看疫情信息,过度担心自己和家人健康,甚至因不确定何时能恢复正常而陷入持续焦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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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绪调节的深层影响

焦虑障碍的基本特征——情绪反应性增强、对威胁过度敏感、倾向于将情绪体验为厌恶的——很可能对焦虑个体的情绪调节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注意偏向引发的连锁反应

这些影响发生在情绪调节时间连续体的多个节点,从涉及注意和觉察的最早期自动化过程开始。注意和对威胁的自动反应发生在毫秒级,几乎立即影响进一步的信息加工。大量文献表明,对威胁和其他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是焦虑障碍的关键特征。

这些情绪刺激早期加工中的偏向可能引发一系列后续反应,包括减弱反应的行为努力,如移开目光,以及通过认知控制逃避威胁信息的尝试。

警觉与回避的悖论

根据这个模型,焦虑障碍特征性的对威胁的早期注意偏向,矛盾地伴随着对威胁加工的减少及回避反应的增加。这与行为和神经影像学发现相吻合,也与临床共识一致——认知和行为回避是焦虑障碍精神病理学的核心。

临床观察中的案例比比皆是:惊恐障碍中对情境和内感受性线索的回避;社交焦虑障碍中对眼神接触和社交互动的回避;强迫症中通过洗涤回避污染,通过检查回避怀疑性想法,通过重复短语回避侵入性想象;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对创伤提醒物的回避;广泛性焦虑障碍中通过担心和寻求安慰来回避焦虑唤起和不确定性。

回避对情绪调节的广泛影响

认知和行为回避倾向可能对焦虑个体的情绪调节产生广泛影响。现有证据表明,相比回避或脱离,与情绪显著刺激的接触通常能促进更有效的情绪调节。

研究表明,无论使用哪种具体策略,把视觉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刺激的情绪显著方面的参与者,更可能成功调节情绪。此外,简单地给情绪贴标签,即觉察和承认情绪,已被证明能像认知重评和分心这样的积极策略一样有效地减少痛苦。

焦虑参与者倾向于回避对情绪刺激的深层加工,这可能使他们无法体验到基于接触的情绪反应带来的益处。患惊恐障碍的患者,每次感到心跳加速就立刻采取深呼吸、转移注意力等方式试图压制这种感觉。但越是这样,他越敏感于心跳的变化,反而陷入恶性循环。如果他能学会接纳这种身体感觉,明白心跳加速本身并不危险,反而可能逐渐摆脱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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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障碍的跨诊断特征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焦虑作为一个整体特质来讨论,没有区分具体的焦虑障碍类型。有必要指出,广泛性焦虑障碍与情绪调节的关系一直受到特别关注。

专门针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情绪失调模型认为,这种障碍源于三个因素的汇聚:高水平的情绪反应性和强度、功能失调的元情绪(如对情绪的清晰度和理解降低)、以及调节情绪的适应不良努力。

广泛性焦虑障碍被概念化为基础性的焦虑障碍,因为它的界定特征,如焦虑性忧虑,反映的过程在所有焦虑障碍的症状表现中都有贡献。因此,与广泛性焦虑障碍中情绪失调相关的发现,可能反映在焦虑障碍中更普遍存在的过程。

相似的情绪调节模式

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在考察不同特定焦虑障碍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时,会发现许多类似结果。情绪清晰度降低与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社交焦虑障碍的症状都有关联。对情绪的接纳度降低在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中都有发现,而社交焦虑障碍患者与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在这个变量上没有明显区别。

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和社交焦虑障碍症状的个体,还报告在修复消极情绪和在痛苦时获取有效情绪调节策略方面存在困难。

大规模研究的跨诊断证据

近期综合分析工作也支持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代表焦虑和相关情绪障碍的跨诊断特征这一观点。一项对114项研究的分析表明,情绪调节策略与焦虑和情绪障碍症状的关系相当,而且往往比与饮食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症状的关系更强。

回避、反刍和压抑与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而问题解决和认知重评与两种症状类型都呈负相关。另一项研究发现,一个潜在的认知情绪调节因子(由认知重评、问题解决、压抑和反刍定义)与三类障碍的症状显著相关:焦虑障碍、情绪障碍和饮食障碍。这个认知情绪调节因子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最强,其次是焦虑症状,然后是饮食症状。

这些发现告诉我们:情绪调节问题不是某一种焦虑障碍的专利,而是贯穿各种焦虑障碍的共同线索。

贯穿焦虑障碍的共同核心

综合来看,焦虑障碍源于生物脆弱性、心理脆弱性和压力的结合。这些构成焦虑障碍基础的脆弱性,对情绪调节过程有众多潜在影响。

在最早期阶段,对威胁的过度敏感限制了注意力,从而限制了知觉信息并增加了威胁显著性。这似乎为试图通过认知控制策略或限制与威胁刺激持续接触的行为策略来调节远离威胁奠定了基础。这些类型的回避反应可能妨碍通过与情绪刺激接触和识别情绪而产生的有效情绪调节。

现有证据表明,这些基本的情绪加工和情绪调节倾向是各种焦虑障碍的共同因素。这意味着针对这些共同机制的治疗方法,可能对多种焦虑障碍都有效,而不需要为每一种障碍开发完全独立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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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主要情绪调节策略

在概述了理解焦虑障碍中情绪调节的概念框架后,现在转向具体的情绪调节策略讨论。我们重点讨论三种策略:认知重评、压抑和接纳。这些策略在近期实证研究和焦虑障碍治疗发展中都有重要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把接纳与认知重评和压抑这些直接的情绪调节策略并列讨论,但实际上接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对情绪的取向或态度,而不是调节策略本身——因为从定义上讲,接纳涉及放弃改变情绪体验的努力。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情绪调节策略也与焦虑相关,如反刍和分心等,它们在情绪障碍研究中也被广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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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策略的局限性

压抑是一种反应聚焦的情绪调节策略,出现在情绪反应时间展开的后期阶段。压抑可以具体针对抑制情绪的行为表达,也可以针对减弱主观感受。

健康人群中的效果

对健康参与者的研究表明,表达性压抑(相比被动观看情绪刺激)确实能有效减少表达行为,然而它也增加了交感神经唤醒,并且未能降低情绪主观体验的强度。神经影像学研究进一步表明,表达性压抑会增加情绪生成脑区的激活,如杏仁核和脑岛。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你越是努力压制情绪的外在表现,你的身体内部反而越是风起云涌。

焦虑人群中的效果

对易焦虑参与者的压抑研究报告了类似结果。有几项研究采用了涉及吸入富含二氧化碳空气的生物学挑战,这可以引发恐慌症状。在这些研究中,压抑情绪的指导并没有减少高焦虑敏感性参与者的主观痛苦,也没有减少被诊断为惊恐障碍患者的痛苦。

一项使用混合焦虑和情绪障碍样本的研究也发现,在观看情绪诱发电影期间,压抑情绪的指导并未减少情绪的主观体验,而且与接纳情绪的指导相比,还伴随着心率增加。这项研究还测量了情绪反应的恢复,结果显示,在电影期间被指导压抑情绪的参与者,在电影后恢复期报告的痛苦水平高于接纳情绪的参与者。

特定情境下的潜在价值

虽然这些结果表明压抑通常对健康和焦虑个体都是无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但应该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压抑可能是有益的。暴露于创伤场景后的压抑被证明能减少暴露期间的主观痛苦和后来的侵入性想法。可能不是压抑本身,而是这种情绪调节策略的僵化或习惯性使用才是适应不良的。

经历过车祸的人,在事故发生时如果能暂时压制住恐慌情绪,保持冷静呼救和自救,这种压抑是有益的。但如果在事后的康复期,他仍然一直压制对事故的情绪反应,不愿谈论也不愿面对,那就可能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关键在于灵活性,而不是一味地使用某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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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重评的效果与局限

认知重评涉及以一种降低情绪强度的方式来思考刺激。在看到葬礼上的哀悼者时,使用认知重评的人可能会想,逝者已经安息了,哀悼者也会随着时间恢复过来。这个策略被概念化为前因聚焦策略,即在全面的情绪反应发生之前就部署的策略。

健康人群中的效果

在健康参与者中,使用认知重评来管理消极情绪与一系列有益效果相关。这些包括:降低情绪主观体验的强度、减少表达行为、减弱惊吓反应、增强副交感神经张力、减少行为回避,以及降低杏仁核激活。

可以说,认知重评是一种相当全能的策略,它不仅能让你主观上感觉好一些,还能真正改变你的生理反应和行为模式。

焦虑人群中的效果

虽然在包含焦虑参与者的研究中,并未测量认知重评的所有这些结果,但最常报告的益处——降低情绪主观体验的强度——已在高特质焦虑个体和被诊断为焦虑障碍的参与者中得到证实。

现有证据表明,焦虑和非焦虑个体的认知重评对生理反应和脑功能有不同的效果。认知重评对焦虑症患者来说,虽然在主观感受上有帮助,但在生理层面的效果可能不如健康人那么好。

患有考试焦虑的学生小王,每次考试前都紧张得睡不着觉。通过心理咨询,他学会了认知重评:把考试重新理解为检验学习成果的机会,而不是决定命运的审判。这种重新理解确实让他主观上没那么紧张了,但他的心率和皮肤电反应可能仍然比普通学生高。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至少他不再被焦虑完全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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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策略的独特价值

接纳意味着允许自己体验情绪,而不试图改变或压抑它们。基于接纳的干预促进对情绪的接纳态度,如情绪有其自然轨迹,如果允许它们自然发展就会消散。这些干预明确反对压抑。

接纳与正念的关系

接纳的概念与正念的概念有共同特征,正念促进对情绪和其他内部体验的非评判性的、当下的觉察。接纳和正念旨在增加参与者对其情绪的觉察,包括习惯性的压抑或回避不适的冲动,这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大的机会以适应性方式回应情绪。

实验证据

对健康和焦虑样本的实验研究表明,接纳情绪的指导与主观痛苦和行为回避的减少相关。采用二氧化碳挑战的研究表明,与压抑情绪或不接受任何指导相比,接纳情绪的焦虑参与者报告的恐惧强度更低,灾难性想法更少,完成另一次生物学挑战的意愿更高。

另一项针对混合焦虑和情绪障碍样本的研究表明,与压抑相比,接纳导致在观看情绪诱发电影期间心率降低,主观痛苦恢复更快。这些发现很有启发性:接纳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它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患有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张女士,总是为各种事情担心:孩子的学习、家人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她越是试图赶走这些担心,担心就越严重。后来在治疗中,她学会了接纳这些担心的存在,告诉自己担心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不需要与之对抗。慢慢地,她发现担心虽然还在,但不再那么折磨人了,她也能在担心的同时继续做该做的事情。

实验研究的总结

实验指导参与者使用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重评和接纳通常是适应性策略,而压抑在更受限的情况范围内是适应性的,并且往往可能是适应不良的。

现有文献(虽然仍然有限)表明,像健康参与者一样,焦虑障碍患者也能从认知重评和接纳中获益,如减少主观痛苦,并且经历压抑的有害效果,如生理唤醒增加。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焦虑症患者并非无法调节情绪,关键在于选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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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患者情绪调节困难的原因

焦虑障碍患者报告与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相关的广泛困难。考虑到前面讨论的有关压抑、认知重评和接纳等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的文献,我们可以提出几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策略选择问题 —— 焦虑个体可能更频繁地选择适应不良的策略,或更少地选择适应性策略。

第二,情绪调节能力问题 —— 焦虑个体在应用情绪调节策略时可能不够熟练。

第三,策略效果的差异 —— 即使选择了相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并以相似的能力水平应用,对有焦虑障碍和没有焦虑障碍的个体来说,其效果可能不同。

第四,神经生物学差异 —— 支持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神经基质的功能在焦虑个体中可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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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选择的偏差

神经生物学、气质、学习历史和其他因素可能相互作用,决定了个体使用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倾向差异。与实验结果一致,问卷研究表明,习惯性地使用重评来管理情绪与一系列积极结果相关,包括更高水平的整体积极情感和幸福感、更低水平的整体消极情感、更好的人际功能,以及更少的焦虑和情绪障碍症状。

相反,习惯性地使用压抑与更低水平的整体积极情感和幸福感、更高水平的整体消极情感、更差的人际功能,以及更多的焦虑、情绪和饮食障碍症状相关。虽然习惯性使用接纳的效果尚未被研究,但习惯性正念已被证明与较低水平的日常焦虑和抑郁、对实验室压力源的情绪反应性降低、情绪分化能力提高、情绪不稳定性降低以及自我报告的情绪调节困难减少相关。

焦虑患者的策略偏好

在选择策略来调节情绪体验时,有证据表明,焦虑障碍患者更多地依赖适应不良的策略如压抑,更少地依赖适应性策略如重评和接纳。使用基于调查和实验方法的研究都发现,焦虑障碍患者比非焦虑个体更多地使用压抑。

关于适应性策略的使用,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被发现较少使用认知重评和接纳。被诊断为焦虑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也报告在日常生活中较少使用重评。

情绪强度的关键作用

与焦虑障碍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情绪强度的作用。实证工作已经表明,对健康控制组来说,情绪调节策略的偏好取决于情境强度。在低强度情境中偏好使用重评,而在高强度情境中偏好脱离或分心。

由于基线情绪状态、情绪反应性和注意偏向的差异,同样的情境对焦虑个体来说可能比对非焦虑个体显著更强烈。情境引发的更强烈情绪反过来可能为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创造不同的条件。在健康个体较低强度情绪会促使使用接触导向策略的情境中,焦虑个体可能因为情绪过于强烈而被迫选择脱离导向策略如压抑。

注意狭窄的影响

焦虑和非焦虑参与者在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上观察到的差异可能还有其他多种促成因素。就重评而言,需要扩展的觉察来允许加工替代性解释。与焦虑障碍相关的注意偏向所培养的狭窄注意,可能妨碍对替代刺激意义的加工,而这是成功重评的必要组成部分。

类似地,警觉后紧接着回避加工的倾向,可能妨碍正念和接纳的使用,因为这两者都需要对所有体验保持开放,包括那些令人不适的体验。相比之下,压抑和行为回避自然地从回避加工中产生,因此可能更容易被焦虑障碍患者招募使用。

执行控制能力的差异

情绪调节策略选择还可能与个体使用执行控制来缓解情绪刺激影响的能力差异有关。近期研究表明,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的个体,可能具有增强的能力使用执行控制来服务于调节情绪。相比之下,焦虑障碍患者在这方面的能力可能受损。

这一观点与神经影像学研究的发现一致,这些研究显示焦虑障碍患者在使用重评调节情绪时前额叶皮层激活减少,而易焦虑的非临床参与者需要比健康控制组更多的前额叶皮层资源才能用重评下调消极情绪。在情绪刺激加工的早期阶段招募执行控制网络的能力减弱,也可能导致过度依赖压抑这种部署在情绪调节时间连续体后期的策略来管理消极情绪。

对情绪的元体验

另一个与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相关的因素是参与者对情绪的元体验,这包括对情绪的态度、对情绪的理解、情绪清晰度和情绪的可接受性等维度。如前所述,焦虑障碍患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特质,反映对情绪痛苦和其他类型不适的忍受力降低,以及情绪清晰度和可接受性降低。

虽然直接检验情绪元体验与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但一项使用混合焦虑和情绪障碍样本的研究表明,对当前情绪的接纳态度较低中介了消极情绪强度与自发使用压抑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强烈的消极情绪只有在情绪被体验为较不可接受时才会促使参与者从事压抑。这一发现表明,情绪的元体验可能影响焦虑障碍患者的策略选择。

简单来说,如果你把情绪当作敌人,当作不该存在的东西,那么当它出现时,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消灭它、压制它。但如果你能把情绪当作信使,当作告诉你一些重要信息的朋友,你就更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焦虑症患者往往陷入第一种模式,这种对情绪的负面态度本身就限制了他们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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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能力的差异

个体在实施情绪调节策略能力上的差异无疑存在,而且可能与焦虑参与者报告的情绪调节困难相关。然而,很少有研究评估了参与者在应用特定情绪调节策略时的能力水平。这个研究目标需要评估个体从事情绪调节策略过程质量的方法。

一项针对患有和未患有焦虑障碍的儿童在实验室情绪调节任务期间展示的认知重评能力的分析显示,虽然患有焦虑障碍的儿童能够成功重评大多数刺激,成功率达到87%,但他们展示的重评能力略低于但显著低于健康控制组的93%。

另一项研究报告了训练参与者使用重评来下调消极图像引发的情绪的过程。焦虑组和健康控制组在执行实验任务之前对重评额外训练的需求上没有差异。需要更多工作来阐明焦虑和非焦虑个体在应用认知重评和其他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上是否存在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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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效果的个体差异

即使选择了相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并以相似的能力水平应用,其效果对焦虑和非焦虑个体来说可能也会有所不同。特别是,适应性策略的有益效果可能被削弱,或适应不良策略的消极效果可能被放大,导致焦虑障碍患者出现更大的情绪调节困难。

压抑对焦虑者的代价更高

两项研究表明,压抑的代价对焦虑个体可能更高。在一项研究中,在高和低特质消极情感的参与者中比较了压抑和无指导的效果。具有高消极情感的个体在压抑时,在写关于消极个人记忆时显示出消极情绪的矛盾增加,而具有低消极情感的个体则没有。

另一项研究发现,压抑情绪的指导与经验回避测量得分升高的参与者的主观痛苦增加相关。压抑伴随的交感神经唤醒增加,可能使这一策略对易焦虑个体特别无效,因为他们对身体症状敏感且常常害怕身体症状。

认知重评的生理效果差异

研究表明,在受控实验条件下,即当参与者接受训练对标准化情绪刺激进行重评时,焦虑参与者能够达到与健康参与者相当的主观痛苦减少。然而,另一项近期研究表明,即使认知重评的主观结果相当,这一策略的生理益处对焦虑个体来说可能受损。

在这项研究中,广泛性焦虑障碍参与者和健康控制组被分配到认知重评、接纳或被动观看条件。在观看引发焦虑、悲伤和厌恶的电影时测量他们的主观体验和心率变异性。心率变异性是副交感神经对心脏影响的指标,反映自主神经系统适应性回应变化环境条件的能力。心率变异性在威胁条件下倾向于降低,在灵活和适应性调节条件下倾向于增加。

结果显示,与使用接纳或从事被动观看的参与者相比,使用认知重评的参与者报告的主观消极情感更低。这种模式在广泛性焦虑障碍组和健康控制组中是一致的。

但是,关于生理效果,广泛性焦虑障碍参与者在所有电影类型和调节条件下都显示出显著低于健康控制组的心率变异性。这些发现与之前关于广泛性焦虑障碍副交感神经张力低的报告一致。更重要的是,在从焦虑和厌恶诱发电影恢复期间,广泛性焦虑障碍参与者显示出与健康控制组相反的心率变异性模式。

健康参与者使用重评和接纳的显示出比那些未接受指导的更高的心率变异性,表明通过适应性情绪调节增强了副交感神经张力。相反,使用重评和接纳的广泛性焦虑障碍参与者显示出比那些未接受指导的更低的心率变异性。这种副交感神经反应模式可能表明重评和接纳在广泛性焦虑障碍中的疗效降低,而这只在生理水平上观察到。

这个发现揭示了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焦虑症患者可能自我感觉好多了,但他们的身体并没有真正放松下来。这就像是表面风平浪静,但深层海流依然汹涌。这也提醒我们,治疗焦虑不能只关注主观感受,还需要关注生理层面的变化。

神经质人格的类似模式

另一项关于健康个体中重评的研究在被分类为高或低神经质的个体中发现了类似结果,神经质是一个与焦虑和情绪障碍强烈相关的人格特质。在这项研究中,低神经质参与者在调节情绪时显示出预期的更高心率变异性模式,而高神经质参与者在两种条件下的心率变异性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表明高神经质组的副交感神经张力低,以及易焦虑个体认知重评的生理益处减少。

最后,一项对焦虑和健康儿童的近期生态学研究发现,与焦虑障碍状态相关的情绪调节策略疗效差异。这项研究评估了过去一小时内对消极事件的情绪反应、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以及当前的情绪体验。

有趣的是,患有焦虑障碍的儿童报告使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与非焦虑青少年相同。检验策略使用与峰值和当前情绪强度评分的关系显示,一些适应性策略如重评在患有和未患有焦虑障碍的儿童中对下调主观痛苦同样有效。然而,数据表明接纳只对非焦虑儿童有效地减少主观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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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机制的功能障碍

可能导致焦虑障碍中无效情绪调节的另一个因素是支持情绪调节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认知重评上,这些研究揭示了焦虑参与者使用这一策略时几个潜在的重要神经相关因素。

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不足

在被诊断为几种不同焦虑障碍的参与者中,现在已经观察到一种模式:在对情绪刺激进行重评时,涉及自上而下情绪控制的前额叶皮层区域激活不足。这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这表明前额叶皮层参与不够充分可能是各种焦虑障碍情绪调节困难的共同原因。

一项近期研究显示,接受认知重评训练的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惊恐障碍参与者,在主观痛苦的减少程度上与接受同样训练的健康控制组相似。然而,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惊恐障碍参与者在实施这一策略时显示出背内侧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减少。更重要的是,重评期间的前额叶皮层激活与焦虑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焦虑严重程度最高的参与者显示出最低水平的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这为焦虑与情绪调节期间前额叶皮层功能之间的显著关系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情绪中心过度活跃的延迟效应

当指导社交焦虑障碍参与者使用认知重评来减少个人相关陈述引发的情绪时,也观察到了功能异常。在这项研究中,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等区域的增强反应延迟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正常认知加工,后者只在相对于健康控制组的时间延迟后才发生。

对这种模式的一种可能解释是,焦虑个体必须克服最初增加的厌恶反应(反映在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过度激活中),然后才能实施重评(反映在延迟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加工中)。

特定威胁的选择性功能障碍

支持认知重评和其他形式情绪调节的神经回路功能障碍可能依赖于情境。特别是,在存在代表个体焦虑障碍焦点的情绪线索时,功能障碍可能会加剧。一项针对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研究发现,与刺激类型相关的神经激活差异。

当调节对描绘身体威胁的图像的反应时,社交焦虑障碍参与者与健康控制组之间没有出现差异。然而,当调节对社交威胁的反应时,社交焦虑障碍参与者在涉及认知控制、视觉注意、注意力和视觉特征检测的脑区显示出激活减少。这些发现表明,在社交焦虑障碍中,认知控制回路的协调可能在调节社交威胁时选择性受损。

换句话说,你害怕什么,在面对相关威胁时大脑就越容易失灵。

接纳和压抑的不同脑机制

很少有神经影像学研究检查了焦虑参与者使用重评以外的情绪调节策略。一个例外是最近对广泛性焦虑障碍参与者的研究,比较了接纳、压抑和担忧对个人相关担忧陈述的主观和神经反应的影响。接纳和压抑都与比担忧更少的主观痛苦和杏仁核激活相关。然而,前额叶皮层结构的参与在两种条件下有所不同。

压抑与脑岛和右侧前额叶皮层区域激活增加相关,这些区域涉及工作记忆和内部言语生成。这表明大脑中涉及情绪刺激的躯体和语言表征的区域反而更活跃了,这很矛盾。

另一方面,接纳与脑岛激活减少和左背内侧前额叶皮层激活增加相关。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与自我觉察的元状态表征有关,如对时刻感受的推断、行动意图和策略反应选择。此外,前额叶皮层激活的左侧化与接近动机相关,而右侧化与回避相关。重要的是,接纳还激活了涉及消退学习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这可能与行为数据表明接纳后更愿意重新接触厌恶刺激有关。

静息状态的功能连接异常

在静息状态下测量的功能连接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焦虑障碍中的情绪调节。在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中观察到杏仁核子区域与广泛的躯体感觉联合皮层、运动区域、记忆区域和与自我参照加工相关区域之间的功能连接偏差。

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还发现杏仁核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连接增加,而健康控制组中没有发现这种功能连接。考虑到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通过认知重评下调消极情绪中的一贯作用,这一发现很有趣。广泛性焦虑障碍中更强的杏仁核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耦合可能代表一种补偿机制,试图通过认知控制来抑制情绪反应。

然而,这种补偿机制对焦虑个体来说实际上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观察到担忧与广泛性焦虑障碍参与者的杏仁核激活增加相关。

需要更精细的分析

最后,应该指出,需要更复杂和精细的分析来进一步阐明焦虑障碍中情绪调节困难的神经基础。一项近期的路径映射分析在健康参与者中识别出中介前额叶皮层激活与重评成功之间关系的皮层下区域。识别出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通过杏仁核(与重评成功减少相关),另一条通过伏隔核和腹侧纹状体(与更大的重评成功相关)。

这意味着成功的重评可能既涉及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反应的抑制,也涉及伏隔核和腹侧纹状体激活的增加,后者可能促进对情绪诱发刺激的接近。推广到焦虑障碍中情绪调节的情况,这些结果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功能障碍可能不仅涉及认知和情绪相关区域,还包括涉及处理感觉信息和选择适应性行为反应的区域。

具体来说,各种焦虑障碍的情绪调节困难可能不仅表现为对情感反应的皮层控制缺陷,还表现为未能启动适当的接近和奖励相关行为。这些发现也表明,对边缘系统反应的皮层控制只代表通过重评实现调节目标所需的广泛加工的一个方面。

情绪调节与焦虑障碍的关联解读

现有证据表明,焦虑障碍患者报告的情绪调节问题可能部分归因于策略选择,因为焦虑个体似乎更频繁地选择压抑这种适应不良策略,更少选择认知重评和接纳等适应性策略。这可能归因于易焦虑个体经历的更强烈情绪,或他们对情绪的更消极元体验,这两者都可能有利于回避性和认知要求较低的情绪调节方法如压抑。

对使用重评的偏见可能与焦虑个体使用执行控制来调节情绪的能力减弱有关,或与不允许加工替代性评价的狭窄注意有关。过度依赖压抑对焦虑个体来说可能特别代价高昂,因为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使用压抑管理情绪时更容易出现矛盾的痛苦增加。

关于焦虑障碍患者在被提示使用适应性策略时应用这些策略的能力是否较低,还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现有证据表明,当接受重评训练时,焦虑和非焦虑参与者在主观痛苦的减少上达到相似水平。然而,重评在促进焦虑个体副交感神经张力增强方面可能效果较差。在认知重评期间未能有效和高效地招募前额叶皮层。神经系统支持情绪调节的功能障碍很可能是焦虑障碍患者报告的调节困难的另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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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的探讨

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焦虑和情绪调节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方向性。虽然我们回顾的情绪调节策略与焦虑障碍之间的关联很有说服力,但由于几乎所有可用研究的横断面性质,无法确定因果关系。

焦虑参与者比健康控制组更多使用压抑这一发现,可能通过习惯性压抑作为焦虑障碍的风险因素来解释。然而,同样合理的是,焦虑障碍特征性的强烈情绪可能使参与者不堪重负,以至于认知要求更高的情绪调节策略如重评变得不那么可用,而压抑成为默认选择的策略。

纵向研究的关键证据

幸运的是,两项近期纵向研究提供了允许区分风险假说和表象假说的数据。到目前为止的数据表明,使用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会传递精神病理学风险。

在一项针对青少年的前瞻性研究中,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了情绪调节与焦虑、抑郁、攻击性和饮食病理学症状之间的关系。青少年在基线时接受评估,七个月后再次评估。分析显示,在控制基线症状后,基线时较差的情绪调节预测了七个月后焦虑、攻击性和饮食病理学症状的增加,但不包括抑郁症状。重要的是,基线测量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并不预测随访时更差的情绪调节。

这个发现很重要:情绪调节问题在前,焦虑症状在后,而不是反过来。

另一项大型的社区前瞻性研究也调查了使用适应性和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系。研究超过一千人,使用综合情绪调节评分,适应不良情绪调节反映行为脱离、否认、压抑和反刍的沉思方面的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反映积极重构和接纳的使用。使用的精神病理学总体指标包括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和酒精使用。

回归分析控制基线症状显示,基线时自我报告使用适应不良策略预测一年后的整体精神病理学。作者指出,当只考虑内化症状时出现相同的结果。虽然这项研究中焦虑的测量不是最优的,但结果有助于证明使用适应不良策略不仅仅是焦虑障碍或其他精神病理学的表象或后果。

这两项纵向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确实是焦虑障碍的风险因素,而不仅仅是焦虑障碍的表现。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帮助人们改善情绪调节,就有可能预防焦虑障碍的发生。

适应性策略的保护作用

如果过度依赖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略构成焦虑和相关情绪障碍的风险因素,那么习惯性使用适应性策略能否赋予对精神病理学的韧性呢?然而,唯一可用的纵向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

在前面提到的纵向研究中,基线时自我报告使用适应性策略并不能显著预测一年后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基线时适应性和适应不良策略的交互作用也不能预测随访时的精神病理学。适应性情绪调节和精神病理学之间缺乏显著纵向关系,与横断面研究一致,显示适应不良策略与焦虑和情绪障碍症状的关联强于适应性策略。

尽管有这些阴性发现,适应性情绪调节仍可能以重要方式与焦虑障碍和其他精神病理学相关。一项针对本科生样本的纵向研究报告,支持高水平和低水平情绪修复(一个与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相关的构念)的高神经质个体的不同结果。

具有低水平情绪修复的高度神经质个体,在焦虑和抑郁症状增加后报告冒险行为的参与增加。相反,支持高水平情绪修复的高度神经质个体,在焦虑和抑郁增加后显示出冒险行为的参与减少。这些结果表明,适应性情绪调节可能遏制可能导致临床恶化或并发症的情绪反应。

横断面证据的启示

横断面证据也表明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可能对焦虑障碍症状有缓解作用。一项针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研究发现,更高水平的情绪清晰度和更频繁使用认知重评的结合与较低的整体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和更大的积极情感相关。

另一项研究显示,与没有创伤暴露或有创伤暴露但没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与者相比,有可能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创伤暴露本科生支持与情绪调节相关的更大困难。有趣的是,某些研究还报告了适应性和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略在基线评估中对精神病理学症状的显著交互作用。适应性策略使用水平与支持高使用适应不良策略的参与者的精神病理学呈负相关,表明适应性情绪调节减轻了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的有害效果。

治疗带来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与治疗相关的情绪调节变化与焦虑障碍症状的减少相关。一项近期研究显示,重评自我效能的变化中介了针对社交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治疗的效果。几种直接针对情绪调节的焦虑障碍治疗的初步疗效数据进一步表明,促进适应性情绪调节可以导致焦虑障碍症状的消解。

除了针对特定焦虑障碍的情绪调节聚焦治疗外,研究团队还开发和测试了针对情绪障碍的跨诊断治疗统一方案,旨在减少适应不良情绪加工,促进适应性情绪调节的增加参与,并促进对强烈消极情绪的痛苦反应的消退。初步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表明,这种干预导致聚焦于情绪体验的焦虑、焦虑敏感性和情绪回避策略的显著减少,而另一项研究显示跨障碍的大治疗效应量。

统一方案和其他情绪调节聚焦治疗对焦虑障碍疗效的实证支持,强化了情绪调节是可能有助于焦虑障碍发作或维持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

患有社交焦虑的年轻教师李老师,通过接受情绪调节训练,他学会了不再把紧张当作敌人,而是把它理解为身体在帮助他集中注意力。他学会了认知重评,把讲课从被评判的场景重新理解为分享知识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不仅症状减轻了,而且整个人的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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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与焦虑障碍的未来方向

近十年来,研究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关于情绪调节与焦虑障碍的病因学、现象学和治疗关系的重要观察。本文试图综合这些重要数据,并在影响情绪调节的焦虑障碍基本特征的更广泛背景下考虑它们。

焦虑障碍患者报告与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相关的广泛困难。这些困难源自焦虑障碍的潜在特征,包括情绪反应性增强、对威胁的过度敏感,以及回避性加工和行为的倾向增加。

焦虑障碍的这些基本特征可能导致有问题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因为焦虑个体的情绪加工似乎促进适应不良策略如压抑,并阻碍适应性策略如认知重评和接纳。焦虑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后果差异也可能加剧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困难。压抑的消极效果可能被增强,适应性策略的生理益处可能被削弱。此外,支持适应性情绪调节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可能是焦虑障碍患者报告困难的关键因素。

情绪调节研究的新征途

尽管与情绪调节和焦虑障碍相关的兴趣和研究大幅扩展,但显然还需要更多实证工作来完善我们对讨论主题的理解。与情绪调节测量和构念效度相关的基本问题仍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领域,总的来说,需要复制总结的许多发现。

虽然我们相信证据指向适应不良情绪调节是焦虑和相关情绪障碍的跨诊断特征,但需要更多实证工作来确认这一观点,或者建立情绪调节相关构念与不同焦虑症状和障碍之间关系的特异性。

此外,由于纵向研究一直很少,需要更多这类研究来阐明情绪调节和焦虑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性,并确定焦虑障碍治疗和预防的最优情绪调节相关目标。近期纵向工作表明适应不良情绪调节有助于焦虑障碍的风险,这进一步支持了情绪调节是焦虑障碍病因学模型以及未来治疗发展和预防努力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

临床启示

情绪调节与焦虑障碍的关系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治疗焦虑症打开了一扇新窗口。焦虑症患者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们感到过度焦虑,更在于他们应对焦虑的方式。他们倾向于选择压抑等无效甚至有害的策略,而较少使用认知重评和接纳等更有效的方法。这种倾向既源于他们大脑功能的特点,也受到他们对情绪的认知和态度的影响。

重要的是,这些发现给了我们希望。既然情绪调节困难是焦虑障碍的核心问题之一,那么通过训练来改善情绪调节能力,就成为治疗和预防焦虑障碍的重要途径。许多新的治疗方法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它们不仅帮助患者减少焦虑症状,更教会他们如何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对于每一个正在与焦虑斗争的人来说,理解情绪调节的重要性,学习和练习更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是走向康复的关键一步。情绪不是敌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与它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