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境障碍中的情绪调节
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容易让人陷入情绪低谷。人们调节情绪的方式和能力存在明显差异，有些人能较快恢复，而有些人难以走出困扰。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心境障碍的发生与持续。
正面情绪的调节也很重要，过度沉溺或持续压抑积极情绪都会带来风险。无论调节正面还是负面情绪出现困难，都与心境障碍密切相关。
心境障碍（如重性抑郁和双相障碍）非常常见，并造成巨大负担。其核心是情绪调节出现障碍。抑郁以持续负面情绪和积极情绪减少为特征，双相障碍则在抑郁与情绪高涨间反复。
认知行为疗法等干预有帮助，但情绪调节机制的个体差异仍需进一步研究。抑郁者常用反刍等非适应性策略，难以使用有效的调节方法，这可能解释了负面情绪为何会转为长期的消极心境。
双相障碍同样存在负面情绪调节困难，且对积极情绪的不适应反应可能解释情绪高涨如何演变成躁狂发作。双相障碍涉及放大积极情绪的倾向，情绪在成功后升高及个体对积极心境的反应方式，都与躁狂发展相关。情绪调节涉及两个相关方面：策略选择与策略实施。容易出现情感障碍的人在选择情绪调节策略时就与普通人不同，这可能源于对策略有效性的错误预期，或习惯性偏好无效策略。研究表明，抑郁与负面情绪时的反刍倾向相关，尽管反刍实际妨碍恢复，人们仍认为它有助应对负面事件。情感障碍还可能伴随策略库受限，无法灵活根据情境选择策略。另一方面，抑郁相关的情绪调节困难可能在于实施适应性策略时遇到问题，而实施困难又可能导致偏好选择不适应策略。
情绪调节是指影响情绪反应的发生、强度、持续时间和表达的策略性和自动化过程。
接下来将回顾心境障碍中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研究，然后探讨患者在实施适应性策略时遇到困难的证据，以及情感障碍中情绪失调的潜在机制，重点关注可能帮助或阻碍情绪调节的基本认知过程。讨论主要集中在临床诊断样本的研究，特别有启发性的非临床研究也会涉及。大多数情绪调节研究关注负面情绪的下调，这也是讨论重性抑郁障碍时的主要焦点。同时也会讨论抑郁如何与品味积极情绪的困难相关，以及双相障碍的风险因素之一是对积极事件的反刍，这可能导致无法下调积极情绪，进而演变成完整的躁狂发作。
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模式
近期研究表明，简单地将策略分为适应性和不适应性过于粗糙。特定策略的适应性很可能取决于使用情境和灵活性。尽管如此，以往研究已识别出一些特定策略，它们更可能带来额外成本，比如增加认知负荷或生理唤起，且不太能有效调节情绪。情绪调节是涵盖多种不同过程的宽泛概念，这里聚焦于那些与心境障碍持续相关、在抑郁和双相障碍研究中被重点关注的策略。
反刍思维
特别有害的负面情绪反应方式是反刍，即把一个想法反复带回脑海。这个词最初指牛和某些动物的进食方式，它们把部分消化的食物储存在瘤胃中，之后再反刍上来更彻底地咀嚼。许多人会以这种方式反复思考重要事情，一点一点地消化它们。但在抑郁中，反刍往往充满负面的、自我贬低的陈述，以及对世界和未来的悲观想法。
大量研究表明，抑郁性反刍会加剧和延长抑郁情绪。或许有人觉得奇怪，既然许多研究显示反刍会增加负面情绪，为什么还有人把它当作情绪调节策略？事实是，当人们体验负面情绪或遭遇负面事件时，这是常见反应方式，且研究显示抑郁个体认为反刍有很多益处，如增强自我觉察和理解。有研究报告，心境不佳的研究对象在反刍时会感到更有洞察力。
实证证据表明，在遭遇困扰时倾向于反刍的人更可能发展出抑郁障碍，且往往经历更长时间的抑郁期。相当多的证据将较高的特质反刍与抑郁的发生和维持联系起来。某项研究考察了从社区随机抽取的约1300名成年人样本，在非抑郁个体中，首次评估时的反刍分数预测了随后一年内新发重性抑郁发作的情况。
研究者还考察了实验性诱导反刍对人们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反刍通常与分心这另一种情绪调节策略进行对比。总体而言，与分心相比，反刍导致负面情绪持续、负面认知增加、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以及抑郁研究对象问题解决能力下降。
尽管研究较少，双相障碍患者也被证实会对负面情绪进行反刍。一些研究表明双相障碍患者的反刍甚至比单相抑郁患者更多。然而，双相障碍不仅与抑郁性反刍增加相关，还与对积极情绪的反刍相关。积极反刍定义为沉浸于积极感受的内容、后果和原因，已被识别为双相障碍的重要风险因素。
积极反刍可能干扰对相关外部信息的处理，而这些信息本可以帮助终止情绪状态。
与对照研究对象相比，被诊断为双相障碍或重性抑郁障碍的大学生都表现出对负面情绪的反刍增强，但只有双相障碍患者表现出对积极情绪的反刍升高。在双相障碍中，对负面情绪的反刍反应可以用抑郁症状来解释。研究者还考察了对积极和负面情绪的反刍：与对照组相比，双相障碍组对积极和负面情绪的特质反刍都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的双相障碍研究对象当时并未经历抑郁或躁狂发作，这表明反刍升高不只是抑郁或躁狂状态的相关物。重要的是，对负面和积极情绪的特质反刍与终生抑郁发作频率更高相关，而对积极情绪的特质反刍与终生躁狂发作频率更高相关。类似研究也发现，对积极情绪的特质反刍与双相障碍组的终生躁狂发作频率更高相关。
虽然积极反刍在双相障碍中与负面结果相关，但抑郁研究对象可能难以品味积极事件。因此，虽然对负面内容的反刍在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中都显然存在且不适应，但不适应反应在双相障碍中可能是对积极内容的反刍，而在重性抑郁障碍中则可能是缺乏品味。某项研究在两个非临床学生样本中发现,自我报告的对积极情绪的抑制反应预测了三个月和五个月随访时的抑郁症状。
认知重评价
认知重评价是通过改变对情境的看法以调节情绪，这是抑郁认知治疗的重要内容。重评价能有效减少负面情绪，且不像反刍等策略带来额外社交或认知负担。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人群较少使用重评价，且重评价使用较少与抑郁严重程度相关，但多为横断面研究，难以判断因果关系。
双相障碍患者在面对不同情绪片段时，自发重评价的倾向较高，可能是用以调节情绪的努力所致。需要注意的是，重评价并非总有益——有研究显示，习惯性重评价与改善负面情绪关联不大，仅在经常使用不适应策略（如反刍、抑制）的人群中，其使用才与抑郁症状较低有关。因此，重评价更可能作为补偿手段，减轻不适应策略带来的消极影响。
情绪抑制
抑制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特别不适应的调节策略。抑制被概念化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个体试图通过它来抑制外部线索对内部如生理和外部如情绪表达状态的影响。情绪表达的抑制通常被称为表达性抑制。研究表明，习惯性使用这种策略在减少负面情绪方面基本无效。研究结果表明，表达性抑制与抑郁症状增加相关。
此外，情绪抑制与反刍使用增加和抑制控制降低相关。然而，一项研究表明，在对负面刺激的反应中，提供关于使用表达性抑制的指导可能有效减少抑郁研究对象的急性情绪反应。尽管几乎没有研究考察双相障碍个体的情绪抑制使用，但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间歇期双相障碍研究对象在对积极和负面情绪诱导的反应中都表现出更多的自发表达性抑制。
在一个包括抑郁和焦虑研究对象的临床样本中，研究者使用情绪诱导电影和自发情绪调节策略的评估来考察情绪抑制。他们报告，临床研究对象使用更多抑制，而且抑制与更高水平的负面情绪相关。
综合策略运用
很少有研究考察精神病理学中多于一种策略的使用。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一项元分析，它考察了六种情绪调节策略（反刍、重评价、抑制、接受、问题解决、回避）的习惯性使用与四组精神病理学症状（抑郁、焦虑、物质相关障碍和进食障碍）在临床或常模样本研究中的关系。
他们获得了抑郁与反刍和回避关联的大效应量，问题解决和抑制的中等到大的效应量，以及接受和重评价的小效应量。总体而言，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如重评价、接受与精神病理学的关联弱于不适应策略。在使用社区样本的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发现了适应性和不适应策略使用之间的横断面交互作用。
高水平使用适应性策略仅在那些也报告高水平使用不适应策略的研究对象中与较低的精神病理学相关。作者还报告，适应性策略的使用不能预测随访评估中的精神病理学，而不适应策略的使用显著预测了六个月后的精神病理学。使用临床样本并考察一系列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特别有启发性。
某项研究比较了对照研究对象和被诊断为抑郁或社交焦虑障碍的样本中情绪调节策略的习惯性使用。这些作者报告，与对照研究对象相比，抑郁研究对象更可能反刍且较少使用重评价，而社交焦虑障碍研究对象报告比其他两组更多的表达性抑制。此外，虽然在先前抑郁但目前未抑郁的研究对象中也发现了反刍升高，但健康对照组和先前抑郁组在重评价或表达性抑制的使用上没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重评价和反刍的使用在所有样本中与症状严重程度相关；表达性抑制使用与抑郁或焦虑症状无关。
最近一项比较先前抑郁和从未抑郁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与此一致。他们报告，先前抑郁研究对象使用更多反刍，但在报告的重评价或抑制使用上与从未抑郁研究对象没有差异。此外，先前抑郁组报告了更多的情绪不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组间在习惯性抑制使用上没有差异，但先前抑郁组报告了对负面电影片段反应中更多的自发抑制使用。组间在对电影片段的反应中没有发现重评价使用的差异。作者解释这一发现表明，抑郁可能不与所有情绪体验的抑制相关，而是与悲伤的特定抑制相关。
很少有研究考察双相障碍中多种策略的使用。一项研究显示，与未受影响的亲属相比，双相障碍组报告对负面生活事件更频繁使用反刍和较少频繁使用重评价，但这项研究没有考察对积极事件的反应。对负面情绪的异常反应方式先前在具有轻躁狂特质的学生和双相障碍患者中被观察到。研究发现，轻躁狂特质不仅与反刍相关，还与分心和冒险增加相关。另一研究发现，躁狂患者报告高水平的冒险和主动应对（分心和问题解决），而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报告高水平的反刍。
策略选择小结
总之，结果清楚地表明，抑郁的特征是反刍使用增加和重评价使用减少。有一些迹象表明，反刍使用可能是抑郁风险的稳定特征，即使在急性发作之外也是如此，而重评价使用减少仅在当前抑郁的人中观察到。这一发现表明，反刍可能不仅是复发的风险因素，也是抑郁发作的风险因素，而重评价使用的变化可能是经历抑郁发作的附带现象。
表达性抑制和其他形式抑制的结果不太明确，抑郁中接受使用的发现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与重性抑郁障碍相比，双相障碍似乎以调节负面和积极情绪的问题为特征，许多研究现在表明积极反刍在躁狂发作的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急性情绪状态可能在这里发挥重要作用，处于抑郁发作中的双相障碍患者在反刍使用和重评价使用减少方面可能类似于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同时，在经历轻躁狂时的积极反刍可能在躁狂发作的发生中发挥关键作用。
其他研究表明，双相障碍研究对象在轻躁狂早期阶段故意选择自我平静策略，试图防止躁狂症状的出现。然而，双相障碍中其他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要么没有被研究，要么研究导致了不确定的结果。应注意的是，双相障碍还以易激惹情绪为特征，但还没有研究考察障碍的这一方面与情绪调节的关系。进一步重要的是，这里回顾的大多数研究考察的是当前处于发作期的个体。因此不清楚使用不适应策略是否先于障碍的发作，或者仅仅是处于抑郁或躁狂状态的另一种症状。
获得更多关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是否是易感因素的洞察，对干预和预防计划将是重要的。此外，应注意，大多数关于习惯性策略使用的研究都是横断面的，并且仅依赖自我报告。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清楚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报告他们的策略使用，而且情绪调节的自我报告可能受到当前情绪状态的影响。显然需要更多考察对情绪操纵反应中策略使用的研究。重要的是，不清楚是什么导致了情感障碍中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偏好和习惯性使用。很可能实施某些策略的困难也塑造了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
适应性策略的实施效果
前一节讨论的大多数研究使用自我报告来考察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频率，而其他研究则关注情感障碍是否以较不有效的适应性策略实施为特征。这些研究者通常指导研究对象在情绪引发事件期间使用某种策略如重评价，然后评估情绪以及使用策略前后的心理生理唤起指标。
分心策略
在抑郁中研究得最好的适应性策略或许是分心。分心经常被用作反刍研究中的对照条件，许多研究表明分心似乎能有效调节抑郁研究对象的情绪。被指导反刍的抑郁研究对象表现出负面情绪增加和负面记忆回忆增加，而被指导分心的研究对象在这些测量上与对照组没有差异。
在一项考察抑郁中积极记忆回忆的研究中，当前和先前抑郁研究对象在负面情绪诱导后跟随分心诱导时，在情绪恢复上与对照研究对象没有差异。因此，研究表明抑郁研究对象能够有效使用分心来调节负面情绪。关于双相障碍中分心使用的研究目前不存在。
重评价实施
目前仅有少量研究考察情感障碍中重评价的效果，结果并不一致。部分研究发现，抑郁症状高或幸福感低的个体在应对负性情绪时，重评价效果较差，且习惯性较少使用重评价。但也有研究显示，先前抑郁者在被指导下能有效使用重评价，与对照组并无差别，仅自发选择较少。
针对双相障碍，现有证据也很有限。有研究表明，双相障碍患者实施重评价和抑制时自认更努力但成效较差，但这些多依赖自我报告，需更多验证。
此外，重评价的实施时机和灵活性可能影响其效果。实时（在线）重评价比提前准备或早期处理更具挑战，尤其是对于认知资源受限、情绪持续负面的抑郁个体，可能更难取得良好效果。这也解释了相关发现分歧的原因。
心境不一致材料回忆
其他研究考察了抑郁中心境不一致材料的回忆。在这些研究中，研究对象没有收到明确的调节情绪指导。相反，他们被告知项目考察记忆过程，并被要求在负面情绪诱导后立即回忆心境不一致的记忆（即回忆积极自传体记忆）。心境不一致记忆的回忆与分心条件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不仅心境不佳而且当前抑郁和先前抑郁研究对象与对照组相比，在回忆心境不一致记忆时没有体验到负面情绪的恢复。然而，分心修复了所有组的负面情绪。这些结果表明，抑郁与无法聚焦于积极材料来抵消负面情绪相关，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自动情绪修复机制。这些结果与前面提到的发现很吻合，即抑郁与经历积极事件后品味减少相关。
策略实施小结
总之，目前呈现的研究表明，情感障碍与更频繁使用不适应策略以及实施适应性策略的困难相关。具体而言，尽管分心似乎对抑郁研究对象有效，但积极材料的回忆在非障碍研究对象中效果良好，却没有修复临床样本的负面情绪。关于重评价的研究结果更加混杂，考虑重评价的时机可能很重要。
抑郁的人为何表现出对使用不适应策略的偏好，为何发现使用适应性策略很困难？情绪障碍的认知理论已识别出情绪信息处理中的心境一致偏见，最近的研究考察了可能干扰情绪调节的认知控制缺陷。这些研究可能改善我们对支撑情绪和心境调节困难的机制的洞察，从而为干预提供关键信息。鉴于双相障碍这一主题研究的稀缺性，接下来的部分主要关注重性抑郁障碍。
认知机制与情绪调节障碍
认知偏见的影响
注意、记忆和解释等认知过程中的个体差异可能影响对情境中引发情绪方面的注意、对情境的初始评估，以及有效使用重评价或分心等调节策略的能力。抑郁的认知模型假设，抑郁个体在信息处理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心境一致偏见，包括注意、记忆和解释。
相对于积极信息，对负面信息的偏向记忆可能代表与重性抑郁障碍相关的最稳健的认知发现，可能与前面讨论的使用心境不一致回忆修复负面情绪的困难相关。其他研究报告了抑郁中的解释偏见。最近的一项元分析表明，偏向解释是抑郁文献中最一致报告的发现之一。
解释偏见可能导致僵化的、自动的和无意识的评估，使得通过使用对情境的刻意重评价来调节情绪变得困难。虽然一些研究未能在抑郁中发现注意偏见，但其他研究表明刺激呈现时长是关键的。具体而言，当刺激呈现较长时间时发现了偏见。因此，最近的研究表明，抑郁个体并不比对照研究对象更频繁地将注意导向负面信息，但一旦负面信息捕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就表现出从中脱离的困难。从负面材料脱离的困难可能导致注意维持在心境一致信息上，这可能最终导致反复出现的反刍思维。
认知控制缺陷
除了认知偏见，抑郁的认知控制缺陷也会影响情绪调节。抑郁者难以抑制和移除工作记忆中的负面信息，使情绪更容易被负性内容占据，增加反刍倾向。这种抑制缺陷还使他们难以主动忘记不需要的负面材料，相关实验证实抑郁个体对负面内容遗忘更少，但通过策略训练可改善这种问题，对干预具有意义。
认知控制受损不仅导致难以脱离负面信息，还妨碍新信息处理和适应性调节策略的运用。重评价的有效性也依赖于克服自动负面解释的能力，而认知控制弱化使此能力受限。同时，抑郁者更难利用积极记忆来修复情绪。
目前研究表明，认知抑制缺陷与反刍增加有关，也与重评价策略的使用频率降低相关。
认知与情绪调节的交互
情绪调节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抑郁和双相障碍的发生与维持。现有证据显示，个体在采用情绪调节策略上存在差异，抑郁与反刍多、重评价少相关，双相障碍也表现为反刍增多。
其他策略如抑制、回避与接受的作用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虑到自我报告的局限，未来应结合更多客观手段，更全面评估策略选择。
目前，关于实施适应性策略困难的研究较少。结果显示，抑郁个体分心效果尚可，但重评价较为困难，对积极信息的利用也存在障碍。需要更多纵向研究，探究这些困难能否预测障碍的发生。
认知偏见和认知控制缺陷可能导致情绪调节受限。尤其是重评价常因需要更多认知资源而难以实施，分心则相对容易。当情绪强烈时，大多数人更倾向于选择分心。心境障碍患者常需面对高强度和不明确原因的情绪，这或许解释了他们在策略实施上的困难。未来应关注情绪与心境调节的区别及对情感障碍的影响。
大多数情绪调节研究聚焦于负面情绪的下调，但调节积极情绪同样对抑郁和双相障碍很重要。研究还需关注调节策略的灵活性，目前尚不清楚障碍个体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僵化、惯用单一策略，还是实施困难。
临床上，认知行为疗法正日益关注重评价等情绪调节技能的训练，以及避免情绪回避。修正认知偏见和认知控制训练也显示出一定前景，不过在抑郁领域仍需更多验证。
尽管当前已有进展，许多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如：情绪障碍者为何偏好某些策略？个体差异如何影响策略选择与效果？修正认知相关过程是否能明显改善情绪调节？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认知过程如何促进或阻碍情绪调节，以提升干预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