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大多具有目标导向性。我们追求变瘦、变聪明,或陪伴家人。但最重要的目标往往直接指向情绪本身——我们想要感到快乐、平静或兴奋。
情绪目标是人们对特定情绪状态的认知表征,即想要达到的情绪终点。这不仅是“感觉好”这么简单,而是对具体情绪状态的追求。
理解情绪目标对情绪调节和幸福感至关重要。传统研究关注“如何调节”,较少关注“为什么调节”和“调节什么”。

驾驶汽车时,GPS显示当前位置,心中已有目的地。情绪调节同样如此——感知当前情绪状态(“我现在感到焦虑”),与情绪目标比较(“我想要感到平静”)。当存在差距时,情绪调节启动。
这个框架基于自我调节的反馈模型。人们感知当前情绪状态与期望状态差异时,启动调节过程,将当前状态调整至期望状态。情绪目标决定是否调节、调节哪种情绪、调节方向。
我们追求情绪目标主要因其直接的快乐主义好处。愉悦情绪(快乐、兴奋)让人舒适,痛苦情绪(悲伤、恐惧)让人不适。如同本能地想要品尝美味佳肴,而避免苦涩食物一样自然。
中国文化中,这种对积极情绪的偏好尤为明显。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希望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中秋节时,人们渴望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情感。这些都是典型的快乐主义情绪目标。
情绪目标的驱动因素远不止快乐主义。根据情绪功能理论,情绪还能带来非快乐主义好处。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可能主动选择感到适度紧张,因为这种紧张能帮助保持专注和警觉,提高考试成绩。
情绪可以带来三种类型的非快乐主义好处:
表现收益:情绪能改变处理情境需求的有效性。适度的愤怒可能帮助销售经理在与客户谈判时更有说服力;平静的情绪可能帮助外科医生在手术中保持专注。
认知收益:情绪提供关于我们与世界关系的重要信息。创业者感到的兴奋可能告诉他商业机会很有价值;持续的焦虑可能提醒他需要重新评估风险承受能力。
文化收益:在群体环境中,情绪能体现群体归属感和对文化价值的支持。中国文化中,对长辈的尊敬情绪、对集体荣誉的骄傲感,都是文化价值观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绪目标往往与儒家价值观紧密相连。孝顺的子女可能感到内疚,如果无法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负责任的老师可能感到焦虑,担心学生考试成绩。这些情绪虽然可能让人不舒服,但它们体现了重要的文化价值观。
我们的目标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像大树一样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顶端是最高层次目标(“我想要幸福”),下方是各种子目标(“我想要感到快乐”、“我想要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想要与家人关系融洽”)。
目标系统有两个重要特征:多终局性和等终局性。
多终局性意味着一个子目标可以服务于多个高级目标。想要感到快乐的子目标既可以服务于“我想要幸福”的高级目标,也可以服务于“我想要在工作中表现良好”的高级目标。
等终局性意味着一个高级目标可以通过多个子目标来实现。“我想要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这个高级目标可以通过“我想要感到自信”、“我想要感到专注”、“我想要感到有动力”等多个情绪子目标来实现。
这种复杂性也会带来挑战。一个职场女性面临典型冲突:她想要感到快乐和放松(情感目标),但同时也想要在工作中表现出色(非情感目标)。如果工作压力让她无法感到快乐,她就面临着目标冲突。
这种冲突在中国文化中尤为复杂,因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往往强调为了家庭或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情感。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可能想要感到快乐和轻松,但同时也要承受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工作的压力,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会让情绪调节变得更加困难。

当我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想要调节情绪时,这就是有意识的情绪调节。一个即将参加重要面试的求职者可能告诉自己:“我需要保持冷静和自信。”然后使用深呼吸、积极自我对话等策略来实现这个目标。
情绪调节并不总是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努力。有时候,情绪调节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自动发生。这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在威胁出现时自动启动保护机制。
中国文化中,这种自动化的情绪调节往往与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当听到国歌时,许多中国人会自然而然地感到骄傲和激动;当看到老人需要帮助时,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同情和想要帮助的冲动。
这种自动化的情绪调节可能是通过多年的文化熏陶形成的。从小,我们就学会了在特定情境下应该如何感受,这些“应该如何感受”的期望逐渐内化为自动化的情绪调节机制。
我们可以通过“实施意图”来培养自动化的情绪调节能力。实施意图是一种将情境与特定行为联系起来的计划。“当我感到愤怒时,我会深呼吸三次。”通过反复练习,这种情绪调节策略会变得自动化。
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情绪目标。如同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如果你想要快速到达目的地,选择高铁比步行更有效;如果你想要欣赏沿途风景,步行可能比高铁更合适。
首先,明确你的情绪目标: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情绪状态?
其次,选择合适的情感调节策略:哪些策略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
最后,灵活调整: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你的策略和目标。
有时候,调整我们的情绪目标比强行改变当前情绪状态更有效。这就像调整GPS的目的地一样——如果原定路线堵车,选择另一条路线可能更快到达。
中国文化中,这种目标调整往往与“知足常乐”的智慧相关。当人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期望,接受现实情况时,反而能够获得更大的心理满足。

当我们追求情绪目标时,我们不仅会体验到目标情绪,还会体验到“对情绪的情绪”——元情绪。当我们成功让自己感到快乐时,我们可能会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感到满意;当我们无法达到期望的情绪状态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沮丧或失望。
这种元情绪效应在中国文化中可能特别明显,因为中国文化强调情绪控制和内心平静。当人们无法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时,可能会产生额外的心理压力。
情绪目标为我们理解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关注人们想要感受什么,而不仅仅是如何调节情绪,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情绪调节的本质和意义。
情绪目标是情绪调节的基础:没有情绪目标的激活,情绪调节就无法启动。
情绪目标具有层次性:它们既是独立的目标,也是实现更高层次目标的工具。
情绪调节可以是自动化的:通过文化熏陶和反复练习,情绪调节可以变得自动化。
目标调整与目标追求同样重要:有时候调整期望比强行改变现状更有效。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理解情绪目标的概念特别有价值。中国文化中,情绪往往被视为需要控制的东西,而不是需要理解和引导的导航系统。通过理解情绪目标,我们可以:
情绪目标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领域:
通过深入研究情绪目标,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情绪调节,还能够帮助人们建立更健康的情绪生活,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也能够为家庭和社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