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炎武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媿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约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土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五代史·冯道传》中评论道: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大支柱,四大支柱不能撑起,国家便会走向灭亡。说得真好啊,管仲这个人真是善于立论!礼义,是治理人心的根本法度;廉耻,是立身处世的根本节操。大凡不廉洁的人,什么都敢拿取;不知羞耻的人,什么事都敢去做。人若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祸患、败亡、动乱也无所不至了。何况身为大臣却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道理呢?然而在这四者之中,耻尤为重要。所以孔子谈论士人的标准,说:“以耻约束自己的行为。”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知道自己无耻并为此感到羞愧,那就不再是真正的无耻了。”又说:“羞耻对于人来说关系重大,善于玩弄机巧权变的人,是用不上羞耻心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不廉洁,乃至于悖逆礼义,其根源都出于无耻。所以士大夫没有廉耻,就叫做国耻。
我观察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道衰落,道德沦微,抛弃礼义、丢掉廉耻,并非一朝一夕就造成的。然而松柏能在严寒的岁末最后凋谢,公鸡在风雨中仍不停地鸣叫,在那昏暗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独自清醒的人啊!近来读《颜氏家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齐朝有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颇为熟悉文书事务,我教他说鲜卑话,还教他弹琵琶,稍微能通晓了,用这些本领来侍奉公卿权贵,无不受到宠爱。』我当时只是低头没有作答。真是奇怪啊,这个人教育儿子的方式!就算靠这种本领自己升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愿意你们这样去做。”唉!颜之推是不得已才在乱世出仕,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仍存有《诗经·小宛》中诗人那种不愿同流合污的心意。那些阿谀媚世、毫无气节的人,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
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任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推行教化,则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就有良好的风俗。
古人治军的方法,没有不以廉耻为根本的。《吴子》说:“凡是治理国家统率军队,必须用礼来教导,用义来激励,使人懂得羞耻。人有了羞耻心,在大的方面足以能战,在小的方面足以能守。”《尉缭子》说:“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风俗,这样人们才能以死换生、英勇报国。”太公回答武王时说:“将帅有三种取胜之道,一是礼将,二是力将,三是约束私欲之将。所以礼将所率领的军队,从朝堂到战场,连那些穿着麻布衣服的武夫,都深受文王后妃教化的熏陶,哪里会有抢夺农人草料、偷盗牛马、横行于百姓之间的事情呢!”《后汉书》记载:张奂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时,“羌族首领感念张奂的恩德,献上战马二十匹,先零部落的酋长又赠送金铜器八件,张奂一并收下,然后在众羌人面前召集主簿,以酒洒地起誓说:『就算马多如羊,也不会赶进马厩;就算黄金多如粟米,也不会揣入怀中。』随即将金马悉数归还。羌人本性贪婪却极为推崇清廉的官员,此前的八位都尉大多贪财好货,让羌人深感其苦。到了张奂端正自身、洁身自好,他的威望与教化便大为推行”。唉!自古以来,边疆战事的失败,哪有不是起于贪婪的呢?我有感于辽东之事,对此深有体会。
杜甫诗中写道: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另有一本写作“廉耻将”。诗人原意未必想到这一层,然而我查阅《唐书》,书中说王佖担任武灵节度使,在此之前,吐蕃想修建乌兰桥,每次先在河滩上储备木材,都被节帅派人悄悄运走抛入河中,始终无法建成。后来吐蕃人知道王佖贪婪而无谋略,先厚加贿赂,然后集中力量建成了桥梁,并筑月城把守。从此朔方防守外敌便应接不暇,至今仍是祸患,这都是因为王佖贪财所致。所以贪婪之人为将帅,边城便难以安宁。懂得这层意思的人,虽是郢书燕说,或许也能用来治国吧!
《廉耻》出自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卷十三,是一篇论说廉耻在国家治理与个人道德中重要地位的政论文章。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与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顾炎武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亲眼目睹了明王朝由于吏治腐败、道德沦丧而走向覆灭的全过程。这段惨痛的历史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礼义廉耻的丧失正是一个王朝崩溃的深层根源。《日知录》是他历时三十余年积累而成的学术笔记,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其中对历代政治得失的评析尤为精辟,本篇《廉耻》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文章以《五代史·冯道传》中欧阳修的评语开篇,援引管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政治理论,点明廉耻是立人处世的根本。随后,作者旁征博引,从儒家经典、历史掌故到治军之道,层层阐发廉耻对个人品格与国家治理的深远意义,最终以辽东边事的切身之感作结,将理论议论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教训之上。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与《廉耻》所揭示的主旨一脉相承。一个人的廉耻心,关乎的不只是个人的名节,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与国家的兴衰命运。
“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媿哉”中“媿”通“愧”,意为惭愧、感到羞耻。此字在文言文中较为少见,遇到时需认出其通假关系,将其等同于今日通用的“愧”字来理解。
“士大夫”,文中“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古义特指封建社会中有官职或受过正统教育的读书人,是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代表社会道德标准的阶层。今日“士大夫”偶尔作为书面语使用,已泛化为旧时知识阶层或文人官僚的统称,与古义有所偏差,需注意区分。
“教化”,文中“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古义专指朝廷通过礼制、道德教育等手段对民众进行自上而下的风俗治理,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道德建设概念。今日“教化”虽意思相近,但多用于日常语境,已失去古义中特指政治层面社会治理的含义。
“不得已”,文中“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古义侧重于被迫的处境,强调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违心之举,语气中含有深深的自责与无奈。今日“不得已”意思大体相同,但古文语境中这一词承载了更重的道德分量——颜之推用它来解释自己出仕乱世,是在向读者坦陈自己有愧于节义,而非仅仅说明客观情况。
“本”,原文“未有不本于廉耻者”,本为名词,意为根本,此处活用为动词,意为“以……为根本”,是名词用作动词的典型用法。判断名词活用为动词,关键在于看该词在句中是否承担了动词应有的谓语功能,此处“本”后紧接介宾短语“于廉耻”,说明它已承担动词功能。
“正”,“奂正身洁己”中“正”本为形容词,意为端正,此处活用为动词,意为“使自身端正”,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文言文中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相当普遍,凡是形容词后直接跟名词宾语,往往便是使动的信号,需加以辨别。
“而”字在本文中使用频繁,用法各有侧重。“人而如此”中“而”表假设,意为“如果”;“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中“而”表顺承,连接前后动作的先后承接关系;“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中“而”表因果,意为“因此、从而”。理解“而”字的用法,需结合前后句意判断其逻辑关系,不可一律套用某一种意思。
“其”字在本文中同样用法多样。“其原皆生于无耻”中“其”为代词,指代前文所说的种种不廉不义之行为,意为“它们的、那些”;“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中“其”为副词,用于反问句中以加强语气,相当于“难道、岂”。
文言虚词往往是最容易混淆的考查点,“而”“其”“之”“以”等字在不同语境下功能迥异。掌握这类虚词的最佳方式,是不拘泥于死记用法条目,而要多读原文,在反复揣摩中自然形成对虚词用法的直觉感知。
全文共五段,脉络清晰,层层递进。
第一段是全文的立论核心。作者先援引欧阳修评《五代史·冯道传》时引用的管仲之语,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开篇,点明礼义是治人的大法,廉耻是立身的大节。随后他逐步收缩论点,强调“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以孔子“行己有耻”与孟子关于“无耻”的论说为佐证,说明一切道德败坏的根源皆在于无耻,从而得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一振聋发聩的核心判断。
第二段从历史与现实中举证,既写世风之衰,又写节义之存。作者以松柏耐寒、鸡鸣风雨作比,说明乱世之中仍有独醒之人,随后引《颜氏家训》中颜之推的一段记述:某士大夫教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以媚附权贵,颜之推对此俯而不答,并明言就算因此飞黄腾达,自己也不愿子孙如此。作者借这段对比,感叹那些阿谀媚世之人的可悲可鄙,以一个乱世中尚存节操者的态度,衬出廉耻的分量。
第三段极为精简,引罗仲素的话将教化、廉耻、风俗三者之间的关系说得层次分明: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寥寥数语,却点明了廉耻的形成有其社会土壤,并非凭空生长,而是需要由上至下的教化来培育。
第四段从治军之道的角度进一步展开,援引《吴子》《尉缭子》及太公论将的观点,说明廉耻不仅是个人品德的要求,更是军队战力的根本所在。随后以《后汉书》中张奂清廉治边、当众起誓退还财物的故事为正面典型,以辽东边事之败暗作反面对照,一正一反,点明“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五段以杜甫诗句“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为引,由“廉颇”联想到“廉耻将”,再引《唐书》中王佖贪腐误国的史事:王佖因贪受贿,坐视吐蕃建成乌兰桥,致使朔方边防长期受困。以“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作结,最后用“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收尾,语气委婉却意味深长,将全文对廉耻丧失的深切忧患推向高点。
五段文字,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廉耻关乎个人节操,亦关乎国家兴亡。从士大夫到朝廷教化,从军队征战到边疆安危,廉耻之道渗透于国家治理的每一个层面。顾炎武以点带面,以古证今,构建了一套完整而有力的廉耻论。
顾炎武在文中并没有直接塑造某个人物,但通过大量的引证与史事,他以对比的方式,让几类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在文字间自然浮现。
文中着墨最多的正面形象,是《后汉书》里的张奂。张奂身为边疆都尉,面对羌族首领献上的战马与金器,不是悄悄收下、不动声色,而是特意召集主簿,当着众羌人的面以酒洒地起誓,随后将所有财物原数归还。这个细节写得很有意思——他先收下,再公开退还,而非一开始就推辞,这样的做法反而更具震慑力:他不是在装清廉,而是在用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向所有人宣告自己对廉洁的坚守。“威化大行”四字,是对一个清廉官员最好的注脚——廉洁带来的不只是个人名节,更是真实的治理效能。
与张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书》中的王佖。他贪财无谋,被吐蕃人的贿赂轻易收买,坐视乌兰桥建成,留下祸患绵延至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作者写王佖,用的是“贪而无谋”四个字,贪是根源,无谋是结果——贪腐蒙蔽了判断力,使一个本应守土有责的将帅沦为边疆溃败的推手。
颜之推在文中出现的篇幅不多,却是最耐人寻味的形象。他“俯而不答”,一句话都没说,却是全文最有力量的沉默之一。他自己在乱世中不得已出仕,算不上大节之士,却在教子问题上守住了底线。顾炎武引他,不是要树立一个完人,而是要说明:即便是在乱世委曲求全的人,也还存着那份不愿以媚附为荣的廉耻心。这与那些“阉然媚于世”、主动将子女培养成权贵附庸的人相比,高下立判。
顾炎武写作此文时,明王朝已经覆灭。他笔下的这些人物,表面上是在评述古人,实则是在映照他所亲历的时代:那些因贪腐而失守边疆的将帅,那些教子趋附权贵的士大夫,并非只活在史书里,而是他身边真实发生过的人与事。读懂了这一层,才能体会到这篇文章沉郁之下的愤慨。
《廉耻》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新鲜的理论,而在于它将一个古老的道德命题,用历史的血肉重新填实,让人读来不觉是在听说教,倒更像是在听一个亲历沧桑的人缓缓述说自己的见闻与感慨。
全文的论证方式颇具特色。作者并不单刀直入地发表议论,而是从《五代史》的评语入手,引管仲、孔子、孟子的话逐层铺垫,建立起廉耻的理论框架。随后转入历史故事,以颜之推的沉默与感叹作为具体的道德场景,以张奂起誓退财的故事作为廉洁的生动注脚,以王佖贪腐误国的史实作为沉痛的反面佐证。理论与史实交叉叙写,使文章既有说理的力度,又有叙事的质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最后的收尾方式。“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这句话借用了《韩非子》中“郢书燕说”的典故,原意是指误解原意、歪打正着的解读。用在这里,带有几分自嘲式的幽默——杜甫诗中的“廉颇”原本只是借用典故,并非刻意论廉耻之道,而顾炎武却硬从“廉颇”二字中读出了“廉耻”之意,随即引发一番关于王佖贪腐误国的深刻议论。这种迂回婉转的结尾方式,在看似轻松的语气之下,包含了极为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全文在感慨中收束,余味悠长。
文中有一处细节常被忽略,却最能见出作者的匠心:写张奂退财,他特意写“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这个细节并非多余。张奂不是悄悄归还,而是特意在众人面前以庄重的仪式完成这一举动——这说明廉洁不只是个人私德,更是一种需要公开示范才能产生感化力量的社会行为。羌人“贵吏清”,被这份公开的廉洁所折服,“威化大行”四字是顾炎武对廉耻能够转化为真实治理效能的最有力证明。
《廉耻》之所以能在历代政论文中占有一席之地,根本原因在于它把道德议论写出了历史的分量。顾炎武不写空洞的口号,每一个论点背后都有史实撑腰;他不作泛泛的感慨,每一处情绪都落实在具体的人与事之上。这种务实扎实的写法,本身就是他所推崇的廉耻精神在文章中的体现。
《廉耻》在行文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旁征博引而不显堆砌。全文引用了《五代史》《颜氏家训》《吴子》《尉缭子》《后汉书》《唐书》及孔孟儒家经典等多处文献,涵盖史书、兵书、家训、诗歌,跨度极大,却在作者笔下浑然一气,每一处引用都精准服务于中心论点,毫无卖弄博学之嫌。这种博引而不失焦的写法,是顾炎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治学态度的直接体现。
在论证结构上,文章采用了“立论——分证——归结”的整体框架。第一段以“耻尤为要”确立核心命题;中间三段分别从儒家传统、士人家教、治军边事等不同维度加以印证;最后一段以杜甫诗的发挥作收,由诗及史,以史喻今,首尾呼应,形散而神聚。这种结构使文章既有展开的纵深,又不失整体的紧凑。
在语言风格上,文章夹叙夹议,叙事简洁,议论透辟。叙张奂退财的故事,不过寥寥数语,却把羌人的惊讶与折服、张奂的坦荡与威严都写了出来;议“边事之败”,只用“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一句反问,情感与判断尽在其中,不作冗余的展开。在顾炎武看来,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种文章气节。
《廉耻》能做到有理有据而不显说教,关键在于顾炎武始终是在写自己真实思考过的问题、真实研究过的史实,而非凭空构建的道理。正因如此,这篇文章读起来不像在灌输大道理,倒更像一个阅历深厚的人,把他从故纸堆里读出来的忧患,一笔一笔写给后人看。
一、选择题
1. 下列对“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一句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 士大夫作为统治阶层,其个人品行与国家兴亡无关
B. 国耻专指国家遭受外族入侵,与士大夫的个人行为无关
C. 士大夫阶层失去廉耻之心,其道德沦丧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进而危害国家
D. 只要皇帝本人廉洁,士大夫是否有耻心便不重要
2. “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两句在文中的作用是
A. 描写自然景色,营造萧瑟悲凉的氛围,烘托作者的孤寂心情
B. 比喻在乱世道德沦丧之中,仍有人坚守廉耻而不随波逐流
C. 说明松柏与公鸡是古代君子精神的固定象征,与廉耻无关
D. 引用《诗经》中的自然意象,表达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3. 张奂“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这一细节说明的是
A. 张奂性格迂腐,凡事喜欢大张旗鼓,不懂得低调处世
B. 张奂想借此机会羞辱羌族首领,以树立自己的威严
C. 廉洁不只是个人私德,需要公开示范才能产生感化力量,进而影响治理效果
D.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礼仪程序,与廉耻无关
4. 文末“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一句的语气最接近
A. 严肃郑重,正面肯定了借用典故来治国的可行性
B. 带有自嘲意味,以迂回婉转的方式表达了对贪腐误国的深切忧患
C. 愤世嫉俗,直接批判历代君主的昏庸无能
D. 无奈放弃,表示作者已不再相信文章能够警示世人
二、阅读理解题
5. 文章引用颜之推“俯而不答”的故事,他的沉默体现了怎样的态度?顾炎武引用这段材料有何用意?
6. 顾炎武在文中如何论证“廉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请结合文中两处具体内容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