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然有超乎常人的节操。人的情感中,有些事是难以忍受的——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应战,这不算是真正的勇气。天下真正有大勇的人,面对猝然而来的险境不会慌乱,无端遭受欺辱也不会动怒。这是因为他们胸中所持守的志向极为宏大,心中所谋划的事业极为深远。
张良在圯桥上受老人授书这件事,看起来颇为奇怪。然而,又怎知那并非秦朝时代某位隐逸的君子出来考验他呢?观察老人隐约流露出来的用意,无非都是圣贤之间相互警示告诫的道理;而世人不能察觉,以为那老人是什么鬼怪,未免也太偏颇了。何况老人的真实用意本就不在那本兵书上。当年韩国已经覆亡,秦国正当鼎盛之时,对天下有志之士动辄以刀锯鼎镬等酷刑相待。无辜惨遭灭族的人不计其数,即便有孟贲、夏育那般的猛将,也根本无从施展。对于执法过于严酷的对手,其锋芒不可正面抵触,而时机也尚未成熟到可以借力而起。张良忍不住心中的愤愤之气,仅凭匹夫之力,企图在一次行刺之间发泄恨意;彼时张良之所以没死,差距之小几乎连一根发丝都容不下,已是千钧一发之险了。富贵人家的公子,不会为了对付盗贼而轻易送命,为什么?因为自身性命珍贵,而盗贼根本不值得以死相搏。张良以盖世之才,不走伊尹、姜太公辅佐君主、徐图天下的路,却偏偏效法荆轲、聂政以刺杀了事的手段,侥幸保住了性命,这正是圯桥老人深感惋惜之处。所以老人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折挫他,让他学会忍耐,然后方能成就大事,所以说:“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羊出迎以示臣服,庄王说:“他的君主能够屈尊礼下,必定能够取信于民。”于是撤兵,放过了郑国。越王勾践困于会稽,向吴国称臣献妾,三年而不知倦怠。有复仇的志向,却不能低头忍耐的人,不过是匹夫之刚而已。那位老人认为张良才干有余,却担忧他的度量不足,因此才狠狠挫折他少年时刚锐逼人的气性,使他能够忍下小小的愤怒,从而谋成大业。何以见得?两人并非故旧,只是在荒野之间偶然相遇,老人却命他去做仆妾才该做的差役,而张良能处之泰然、毫不以为怪,这正是秦始皇无法使他震惊、项羽无法激怒他的根本原因。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最终胜利,而项羽之所以败亡,不过就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项羽唯因不能忍,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耗尽了自己的锋芒;高祖懂得忍耐,养精蓄锐、等待对手自我损耗,这正是张良教导他的结果。当韩信攻破齐国而想要自立为王时,高祖竟勃然大怒,流露于言辞神色之间。由此看来,高祖骨子里仍有刚强不忍之气,若非张良在侧从容辅全,几乎就要功亏一篑。太史公曾猜想,张良外貌必然魁梧奇伟,后来才知他的容貌竟如妇人女子般柔弱,与其志气大相径庭。唉!这正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原因啊!
《留侯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早年所写的一篇史论文章。“留侯”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封号,张良字子房,辅佐刘邦建立汉朝,被誉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
这篇文章写于苏轼二十五岁时,彼时他正赴任凤翔府判官途中,年轻气盛、才情勃发,借评论张良的经历,阐发了自己对“忍”与“勇”的独特见解。文章以圯桥授书的典故为核心,层层剥开表象,指出圯上老人折辱张良的深意所在,进而援引楚庄王、勾践等历史人物,论证真正的大勇在于能屈能忍,最后以楚汉之争收结,揭示张良影响刘邦命运的关键作用。
全文气脉贯通,论断精辟,字里行间透着年轻苏轼锐利的思辨锋芒。与一般史论只是泛评功过不同,苏轼着意于探究人物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这一论析角度在宋代史论文中颇具新意。
苏轼写此文时正值仁宗末年,政治上主张变革与稳健并存的议论氛围甚浓,年轻的苏轼借张良之事发论,其中关于“忍”与“大谋”的阐述,也折射出他对士人处世之道的深入思考,并非仅仅是就史论史。
“卒然临之而不惊”中的“卒”,通“猝”,意为突然、猝不及防。这是文言文中较为常见的通假现象,现代汉语“猝不及防”中的“猝”,正是从此义而来。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中的“见”,通“现”,意为显露、表现出来。文言中“见”与“现”相通的用法出现频率较高,如“图穷而匕首见”中的“见”,亦属同类。
“豪杰”,原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古义专指才能出众、节操超卓之人,侧重于品节与志向的结合;今义则多泛指英雄人物或在某方面有突出表现者,语义范围有所扩大,两者语感不尽相同,阅读时须留意语境。
“人情”,原文“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古义指人的情感与天性,是对人之本能反应的描述;今义则多用于指人与人之间的情面关系,如“人情往来”,与原文意思相去甚远,不可混用。
“王”,原文“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本为名词,指君王、王位,此处活用为动词,意为“自立为王、称王”。判断此类用法,关键在于看该词是否在句中充当了谓语成分,并承担了名词本身不具备的动作意义。
“节”,“必有过人之节”中,“节”指节操、气节,意为超乎常人的品节与修养,是全文立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挟持”,“此其所挟持者甚大”中,“挟持”并非今日“以武力要挟”之意,而是指胸中持守的志向与信念,可理解为“心中所坚守的”。
“圯”,即桥,“圯上之老人”指的是在桥上的老人,张良受书的地点即在此处,是本文的核心典故所在。
“倨傲鲜腆”,“倨傲”指傲慢无礼,“鲜腆”指不厚道、不客气,合在一起形容老人对张良态度的无礼与刻意折辱。
“弊”,“养其全锋而待其弊”中,“弊”指疲惫、衰败,意谓等待对方自我耗损、陷入颓势。
文言实词的学习贵在积累语境,“节”“弊”“全”等词在不同文章中意思各异,切勿以一种解释套用到底。建议阅读时随时记录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形成比较意识,这比死记单一词义要有效得多。
全文四段,脉络清晰,逐层递进。第一段是全文的立论之基。苏轼开篇便提出,真正的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并以匹夫见辱拔剑而斗作反面对照,引出“天下大勇者”的正面界定——面临猝然之变不惊,无端受辱不怒,因为他胸中所持的志向极为宏远。这一段文字不多,却将全文的核心命题一锤定音。
第二段是全文篇幅最长、论证最为细密的部分。苏轼以张良圯桥受书的故事为主线,首先为圯上老人“正名”,认为他并非鬼怪,而是一位刻意考验张良的隐逸君子。随后,苏轼话锋一转,指出张良年轻时行刺秦始皇一事,虽出于亡国之恨,却是以匹夫之力行荆轲聂政之计,险些身死,大才小用而近于鲁莽。正因如此,老人才要刻意折挫他,使他明白忍耐的价值,方能成就大事。
第三段借楚庄王与勾践两个历史人物的事例,从正面为“忍”字作注脚。楚庄王宽宥了肉袒认错的郑伯,勾践忍辱三年终得复仇,都是以忍换来最终胜势的典型。苏轼借此指出,老人看中张良的才干,却深忧他度量不够,故意以屈辱相加,是为了磨砺他的度量,使他能于草野偶遇之间、仆妾差役之命中,处之泰然、毫不动色。
第四段以楚汉之争作为全文的收束论证。高祖因忍而胜,项羽因不忍而败,这正是张良调教之功。苏轼更举韩信欲自立为王、高祖几乎失控动怒一事,说明若非张良及时辅全,高祖的刚强之气也险些坏事。末段以太史公惊异于张良“如妇人女子”的外貌作结,以貌如弱女子却能成就大业的反差,深刻揭示了“忍”字在张良身上的极致体现。
四段文字,首段立论,次段主证,三段旁证,末段总结——这是中国古典议论文“起承转合”结构的经典范本,苏轼以极为紧凑的布局,将一个关于“忍”的命题分析得滴水不漏。
张良是本文的核心人物,苏轼对他的评价并非一味褒扬,而是有褒有贬、褒中带析。文章前半部分指出张良年轻时意气用事,以刺秦之举险些葬送自己,带有匹夫之勇的局限;老人折辱他、磨砺他,正是要将这块未经打磨的璞玉,锻造成真正堪当大事的栋梁。文章后半部分则充分肯定了张良在汉高祖身上所发挥的定海神针般的作用,是他一手教导高祖懂得“忍”字的深意,从而成就了大汉王朝的基业。
圯上老人是文中另一个重要人物,然而他几乎只以几个动作出场:傲慢地命张良拾鞋、还鞋,最终授以兵书。苏轼却在这寥寥数笔的人物行为之后,为他还原了一个完整的动机——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隐逸君子,他看出了张良才能的上限所在,也看出了他度量的缺口,于是以一套刻意设计的屈辱考验,逼出了张良身上那份难能可贵的忍耐力。这种对人才的识别与培育方式,在苏轼笔下,本身也是一种大智慧。
汉高祖刘邦在文中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形象。苏轼一方面肯定他因忍而胜,但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当韩信欲自立为王时,高祖“发怒,见于词色”,差点暴露了自己的刚强本性,若非张良在旁,这一怒之下很可能断送大局。这笔描写不重,却极传神,写出了刘邦身上那种时常需要被人扶一把的性格底色。
苏轼在本文中的一个核心立场,是将“忍”与“谋”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忍不是一种消极的妥协,而是一种主动的积累——忍是为了让自己的能量储备到足够充盈,再在最合适的时机全力发出。这与单纯忍气吞声的懦弱截然不同,苏轼对二者的区分,正是这篇文章最深刻的思想内核。
《留侯论》最令人折服的,不仅是苏轼对张良这一历史人物的精准把握,更在于他以一个年轻人的眼光,从一个常人忽视的角度切入,提炼出了一个足以统领全篇的思想命题——真正的勇,不是不怕,而是能忍。
文章开篇的对比极具冲击力。苏轼将匹夫见辱拔剑而斗的本能反应,与大勇者临难不惊、受辱不怒的气度并列,一俗一雅、一浅一深,高下立判,却又令人心服口服——因为他紧接着给出了理由:大勇者不是没有血性,而是他所持守的志向太大,大到不值得为一时之辱浪费锋芒。这种立论方式,让人感觉不是在说教,而是在替读者把一个原本隐约的感受说清楚了。
到了叙述圯上老人折辱张良那一段,苏轼行文的节奏一下子变得从容而绵密。他先为老人辩护、再指出张良年轻时的鲁莽、再分析老人折挫他的动机,三个层次环环相扣,读来毫不违和。尤其是“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这一比喻,以财富来类比才能与生命,说明有大才的人理应珍重自身,不该把宝贵的资本浪费在以一击换一死的冲动上,这个比喻生动而贴切,令人印象深刻。
末段以张良外貌“如妇人女子”收结,是全文最出人意料也最耐人寻味的一笔。苏轼借太史公的惊异,道出了一个反常识的结论:越是外表柔弱、不显山露水,越可能是真正能忍、真正有大志的人。这种以貌与志的极度反差来收束全文的手法,将“忍”的境界推到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
苏轼此文写于二十五岁,却已展现出他日后在史论写作上最鲜明的风格特征——不满足于历史的表层叙述,而是要追问“为什么”,并将答案归结为人性中某一个深刻而普遍的规律。这种穿透历史细节、直抵人心的论析能力,是他能在史论文学上卓然成家的根本原因。
《留侯论》在结构上采用了“立论—主证—旁证—总结”的四段式布局,这一框架本身并不新奇,但苏轼在每个环节中都有独到的处理方式,使得全文读来既严整又不呆板。
在论证手法上,苏轼善用对比。开篇以匹夫之怒对照大勇之忍,第三段以项羽之败对照高祖之胜,第四段以张良貌似柔弱对照其志气宏远,三组对比贯穿全文,层层强化了“忍”字的核心地位。这种以对比贯穿全篇的写法,让文章的论点在每一次对比中都得到一次新的诠释,读者几乎无法不被说服。
在语言上,苏轼刻意避免堆砌辞藻,行文简洁而有力度。“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短短十六字便将大勇者的气度写尽;“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以发丝之细来形容死里逃生的险峻,不假繁饰,却极为传神。这种化繁为简的表达方式,是苏轼古文的一贯品格。
在选材上,本文援引了圯上授书、楚庄王伐郑、勾践忍辱、韩信欲自王等多个典故,但苏轼并非罗列材料,而是每一个典故都为论点服务,且各有侧重,互不重复。圯上授书是主证,楚庄王与勾践是旁证,高祖韩信是终结性的实例,各就其位,共同构成论证体系的完整骨架。
《留侯论》之所以被视为宋代史论文的典范之一,根本在于苏轼做到了“以史论理,以理驭史”。他不是就张良说张良,而是借张良阐发了一套关于才能、志向与忍耐之间关系的深层论述,这种借具体人物打通普遍道理的写法,正是中国古典议论文最高明的境界。
一、选择题
1. “卒然临之而不惊”中“卒”的正确解释是
A. 士兵,指军队前来
B. 最终,指结局
C. 通“猝”,突然的意思
D. 完毕,指事情结束
2. 下列对“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 他手中握持的权力很大,因此志向也很远大
B. 他胸中持守的志向极为宏大,谋划的事业极为深远
C. 他所挟制的人很多,所以才能走得更远
D. 他所依仗的背景深厚,才能有如此远大的志向
3.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中“王”的词类活用类型是
A.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B. 名词活用为动词
C. 动词活用为名词
D. 副词活用为动词
4. 下列关于苏轼对圯上老人的分析,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 老人是一个神秘莫测的鬼怪,刻意以怪异行为吓唬张良
B. 老人只是偶然遇见张良,出于好奇把兵书送给了他
C. 老人是一位隐逸君子,看出张良才有余而度量不足,刻意折辱以磨砺其忍性
D. 老人认为张良度量很好,只是才能不够,所以用兵书来弥补他的缺陷
二、阅读理解题
5. 苏轼在文中借张良之事,阐发了他对“忍”的看法,请结合文意,说明苏轼所理解的“忍”与匹夫之刚有何不同。
6. 文末苏轼以张良“状貌如妇人女子”作结,这样的收尾有何用意?